第17章 聯 合 篇(4)
10月17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並告彭德懷，通報了張子華14日帶回的國民黨談判條件。電報並指出，蔣介石16日到西安，我們正交涉由蔣(介石)派飛機接恩來到西安與蔣直接談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97頁。
就在中共中央積極準備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同蔣介石直接進行談判之際，蔣介石卻於10月20日指揮駐甘肅部隊近20個師沿蘭州、隴西、固原一線，向紅軍展開全線進攻，企圖以南攻北堵戰略殲滅紅軍在黃河右岸的甘肅、寧夏兩省的邊境地區。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進行督戰。
在形勢發生急劇變化之後，周恩來於10月21日致電張子華，要他轉告曾養甫、陳立夫，中共中央決定由潘漢年進行初步的談判。《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32頁。
此後，潘漢年即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與國民黨進行談判。
11月10日，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會見了陳立夫。潘漢年轉交了周恩來9月22日致陳果夫、陳立夫的信，並請陳立夫轉交周恩來9月22日致蔣介石的信。陳立夫問潘漢年是代表周恩來個人或是代表毛澤東。潘漢年回答說，他代表整個蘇維埃與紅軍，來與南京政府及中央軍談判，並非代表任何個人。此後，雙方即進行了談判。據潘漢年在11月12日給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的報告中所述，雙方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為存其真，茲照錄潘漢年報告原文如下：
陳(立夫)請我先將我方願意合作條件告訴他。我乃根據那修正草案(即毛澤東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引者注)講了一個大概，問陳南京對我們提議有何意，陳於是著重聲明代表蔣(介石)委員長作一答複：第一，既願開誠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條件；第二，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軍隊，師長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按材錄用，黨內與政府幹部可按材適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機部服務；第四，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陳講完後，笑問我道：“這條件恐不易接受吧？”我也笑著回複他：“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例，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請問陳先生，當初鄧文儀在俄活動，曾養甫派人去蘇區，所談均非收編，而是合作，蔣先生為甚目前有如此設想，大概誤會了紅軍已到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協定之提議，磋商合作條件尚非其時？這樣消耗國力的內戰，眼見一時尚無停止可能，日本乘機進攻之野心當亦繼續無已，南京日來標榜之決心抵抗，未知從何做起，曆史上未見對外對內兩重戰爭可以同時並進，先生以為如何？”他很安靜地把眼睛閉上，想了一想，聲音很輕地答道：“是的，條件很苛刻，談判恐一時難於成就，不過周恩來如能全權代表軍事出來與蔣麵談，或者保留的軍隊數目尚可斟酌，如由三千可擴大為一萬之數。無論如何，蔣先生中心意旨，必須先解決軍事，其他一切都好辦，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從旁談判，也無結果，可否請恩來出來一次。前有電給養甫說可以去廣州，所以已派張子華帶著護照回去了，你想他能不能出來呢？”我說：“如蔣先生無談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不會來。”他說：“蔣答應如周出來，他可以和周麵談，或者那時蔣先生條件不致太苛也難說。”我帶著一點滑稽笑聲問他：“那麽要不要把蔣先生所提收編各點同時打電報給裏麵呢？”他思索一回說：“這樣恐周不能來，我也這樣估計。暫時不提也好，看周到底願不願與蔣親自談。”我說：“如不把貴方意見提出，僅說蔣願見他，豈不是我騙他出來，何況正在交戰激烈之際，暫時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陳說：“能否停戰蔣先生意思要看你們對軍事問題能否接受來決定，而軍事問題，雙方談了必須負責，因此必須雙方軍事直接負責人麵談。”我乘機改變談話中心，要求先談停戰，無條件的，暫時的，為了雙方軍事負責人麵商起見，先討論如何迅速暫時各守原防休戰。他拒絕這提議。大家靜默了好久，張衝在旁建議，如周願出來，由他方負責保障安全，可以不必懷疑等話。陳說這不成問題，如周答應出來，倘認張子華帶進去的護照還不夠，可另想辦法。他又提議我先打一個隻提要周出來與蔣談軍隊問題的電報，至蔣所提各點，看裏麵有無複電再說。我把這事拋開，對陳提議：雙方當局對整個問題恐一時難於接近談判成熟，可否與陳先生直接所負各種政治的、群眾的運動，以至於反對政學係漢奸等部分問題進行局部統一運動的談判，這樣也是(引)成將來整個合作的基礎。他們聽了這提議，陳張相視，表示驚異，很久陳才答複：“這是不可以，必須整個來談，必須在唯一領袖意旨下來進行工作。還是請你先打一個請恩來出來的電報。”我覺得陷於僵局也不是辦法，最後接受了他的提議，用張子華帶去那密碼打了一個電報給你們，想已收到，同時昨天由毅處(即張學良處――引者注)轉上一個較簡單的電報，想已可明白。目前由張衝負責與我經常約好通信聯絡，如來往電報由他派人來滬收送。在張送我出滄州〔飯店〕時，特別表示陳對蔣所提辦法甚為失望，但他們將用盡一切力量促成此事。我亦表示正式談判，恐時間還未到，不過南京方麵什麽時候感覺真需要正式談，可以隨時找我。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17―219頁。
潘漢年在這份報告中還向黨中央匯報了在此次談判前後獲得的重要情報，並提出了對南京談判中的一些建議，以及對進一步暢通地下交通聯絡問題的意見等。
在接到潘漢年的報告後，毛澤東、張聞天於11月22日致電潘漢年，強調對國民黨談判的方針是，我隻能在保全紅軍全部組織力量、劃定抗日防線的基礎上與之談判。並指出，從各方麵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以此迫蔣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12、613―614頁。
在此之前，潘漢年與陳立夫於11月19日在南京舉行了談判。陳立夫轉達蔣介石的意見，堅持11月10日談判中提出的四項條件，並“仍主先談軍隊條件，其他方能解決”。《潘漢年在上海》，第229頁。
在國民黨方麵根本立場沒有任何改變的情況下，潘漢年於當天晚上乘火車返回上海，並於當天向毛澤東、朱德、張聞天、周恩來電告了此次談判的情況。
11月28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通報國際國內及紅軍情況。電報指出：“蔣介石還站在中間地位，對日仍力求妥協，但比過去強硬了許多，對我力求縮小蘇區打擊紅軍，但已覺得困難，許其部下二陳(指陳果夫、陳立夫――引者注)與我談判。潘漢年去南京兩次，距離甚遠，一時不易成就。我之政策，一方麵從人民、從反蔣軍閥、從國民黨內部造成運動；一方麵紅軍消滅蔣軍，雙管齊下，迫蔣妥協。蘇區與紅軍任務堅持打蔣，不稍放鬆。”③
12月8日，中共中央接到潘漢年的來電。潘漢年在電報中匯報了本月上旬再度同陳立夫談判的情況，告知：彼方繼續堅持蘇區和紅軍必須先行改製改名，統一行政和軍事組織於南京政府領導之下，限製紅軍改編後的總人數不超過三萬人，否認談判的平等地位。《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4頁。
12月10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致電張學良將軍，通報了中共與蔣介石代表的談判情況：“陳立夫第三次找潘漢年談，紅軍留三萬，服從南京，要我方讓步。我們複稱根本不同意蔣氏對外妥協，對內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絕其侮辱紅軍之態度。紅軍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認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不能減少一兵一卒，並須擴充之。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以外，靜待談判結果。”電報還表示：“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之讓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19―620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致電潘漢年，指出：“合作為實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蔣介石似當無抗日救亡之決心。合作談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諸君如不能促成蔣氏此種決心，則談判顯無速成之望。”電報還指示潘漢年在談判中應掌握的原則：“紅軍在彼方忠實地與明確地承認其參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在這些上麵我們並不堅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須用兩個政府出麵談判，但是必須兩黨(不是兩政府)平等地簽訂抗日救亡之政治軍事。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而且須要擴充之。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任務，無任何商量餘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0頁。
至此，潘漢年作為中國共產黨正式談判代表與南京國民黨方麵的談判因難以取得重大進展而出現了暫時的僵局。但是，通過這些接觸，為西安事變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
1936年10月9日，朱德總司令、張國燾總政委率領紅四方麵軍指揮部抵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麵軍一部會師。10月21日，紅二方麵軍領導人賀龍、任弼時、關向應與紅一方麵軍第一軍團領導人左權、聶榮臻在甘肅靜寧以北的平鋒鎮會麵。10月22日和23日，紅二、紅六軍團分別在將台堡、興隆鎮同紅一方麵會師。至此，紅軍第二、第四方麵軍完成了長征，實現了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長征的勝利向全國和全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是具有無比頑強的生命力的，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在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締造了以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必勝的信念、艱苦奮鬥的精神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為主要標誌的偉大的長征精神，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繼續走向勝利的強大動力。
在10月21日，紅二方麵軍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等到達靜寧平鋒鎮的當天，中革軍委和總政治部即致電朱德、張國燾並告彭德懷、賀龍、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指出：三個方麵軍已完全會合，為著政治上動員全軍執行新的偉大任務，為著使全軍完全團結於共產國際、黨中央及軍委的路線之下，為著使全軍從政治上軍事上提高一步，中央及軍委決定，從11月1日起至7日止，以十月革命為中心，進行七天的教育計劃。全軍同時於11月7日舉行慶祝三個方麵軍會合、誓師抗日與慶祝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大會。《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99頁。
10月26日，毛澤東起草並發出了以毛澤東、朱德等46名紅軍將領聯名的《紅軍將領給蔣總司令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將領書》。毛澤東等在書中重申了10月15日蘇維埃中央政府與人民紅軍軍事委員會發布的命令：“(一)一切紅軍部隊停止對國民革命軍之任何攻擊行動；(二)僅在被攻擊時，允許采取必需之自衛手段；(三)凡屬國民革命軍因其向我進攻而被繳獲之人員武裝，在該軍抗日時，一律送還，其願當紅軍者聽(之)；(四)如國民革命軍向抗日陣地轉移時，製止任何妨礙行動，並須給以一切可能之幫助。”毛澤東等指出：“依此命令，紅軍前線各部迄未向諸先生的部隊作激烈的抗擊，且逐步退讓，以期諸先生的自覺。但是如果諸先生以為這是紅軍的示怯，那麽未免大錯。在十年對壘之中，為民族、為自由、為正義而戰的紅軍的士氣與戰鬥力，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訓者。現在集全國精銳於一處，用以抗擊諸先生的師出無名和內部充滿停戰抗日情緒的部隊，勝負之數，即諸先生亦當了然。”毛澤東等指出：“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諸先生懸崖勒馬，立即停止進攻紅軍，並與紅軍攜手共赴國防前線，努力殺賊，保衛國土，驅逐日寇，收複失地。”並且提出：“不論諸先生派代表進來，或要我們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線上談判，我們都願接受。隻要內戰一停，合作門徑一開，一切談判都將要在抗戰的最高原則之下求得解決。”《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58―459頁。
毛澤東等紅軍將領情真意摯的表示並沒有打動利令智昏的蔣介石。蔣介石命令胡宗南所部第一軍由南向北向紅軍主力部隊不斷逼近。
11月15日，中革軍委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電報指出：“敵既繼續向我進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敵人之進攻，然後才能開展局麵，才有利統一戰線，否則敵以為我可欺，不但局麵不能開展，與南京的統一戰線也是不可能的。”電報要求：“一切具體布置及作戰行動，各兵團首長絕對服從前敵總指揮彭德懷之命令，軍委及總部不直接指揮各兵團，以便適合情況不影響時機地戰勝敵人。”《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10頁。
從次日起，紅軍各部開始向甘肅環縣以北的山城堡地區集中。11月20日，胡宗南第一軍第七十八師侵占山城堡。11月21日，敵七十八師由山城堡繼續向東攻擊。彭德懷指揮紅軍各部發起猛烈進攻，經一晝夜的激戰，全殲敵七十八師第二三二旅全部又兩個團。山城堡戰役的勝利，使得胡宗南所部全線後撤。國民黨軍隊對西北根據地的進攻，自此役後實際上被停止。
在山城堡戰役取得勝利後，彭德懷於11月22日致電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指出：蔣介石不顧紅軍停戰抗日之呼籲，不顧國難嚴重，仍大舉向蘇區進攻，企圖消滅紅軍之後再製裁聯紅抗日之東北軍。所以，此時東北軍隻有與紅軍協力，互相援助，擊破蔣介石，共同爭取抗日，方是民族革命之出路。《彭德懷年譜》，第165頁。
在紅一、二、四方麵軍勝利會師後，周恩來於11月15日離開保安，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河連灣迎接二、四方麵軍領導人。18日，周恩來來到河連灣，見到了朱德、張國燾。19日，周恩來到達洪德城，與賀龍、關向應會麵。隨後，周恩來和彭德懷一起，精心部署紅軍主力隱蔽集結，取得了山城堡戰役的勝利。周恩來在此前後，用大量的時間向紅四方麵軍廣大指戰員宣傳黨中央的政策。經過多方麵的工作，張國燾不得不同意於11月24日，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及紅一、二、四方麵軍團以上幹部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信中寫道：“在黨中央及軍委的堅決領導之下，在三個方麵軍全體指戰員勝利會師一致團結一致努力之下，我們一定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36―337頁。
11月30日，周恩來和朱德、張國燾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第二天，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告以朱(德)、張(國燾)、周(恩來)已到保安，情形甚好。《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17頁。
12月6日，保安城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朱德總司令和張國燾總政委聯歡大會。毛澤東主席發表了熱情的演講。
12月7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轉發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關於擴大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的命令。命令決定，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項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關向應、葉劍英、陳毅、蕭克、董振堂、徐海東、聶榮臻、郭洪濤、張雲逸、王維舟等23人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7人組成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以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為總政治委員。同時，中革軍委主席團發布命令，任命劉伯承為總參謀長，葉劍英為副總參謀長；任命王稼祥為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為副主任。
在中革軍委組織擴大後，即以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楊尚昆的名義發布《抗日人民紅軍總政治部布告》，全文如下：
照得人民紅軍，誌在救國救民。打倒叛國漢奸，驅逐倭寇日本。爭取民族獨立，還我河山完整。聯合全國同胞，工農商學軍政。成立國防政府，組織抗日聯軍。廢除苛捐雜稅，厲行安定民生。工人增加工錢，田租利息減輕。保護貿易自由，救濟失業學生。作惡土豪財產，分給抗日軍民。紅軍紀律嚴明，絕不騷擾百姓。凡我愛國同胞，安居樂業勿驚。倘有造謠破壞，懲辦決不容情。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174頁。
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的擴大，進一步鞏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內部的團結，為實現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曆史時期的任務，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毛澤東說：“蔣不一定是始終不變的”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同誌在周密部署、最終實現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的同時，還把工作的另一個側重點放在逼蔣抗日方麵，力圖使國內政治關係發生重大的變化。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和統一戰線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林伯渠、林彪、吳亮平。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並作結論。毛澤東在報告中認為，逼迫蔣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毛澤東說：“對蔣(介石)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把握。”“然而蔣(介石)不一定是始終不變的。根據情況的變遷，有可能逼他走到與我們聯合。”《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14頁。
周恩來在發言中指出：蔣介石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他一麵派人同我們談判、妥協，一麵向我們進攻，即使他參加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始終要動搖的。周恩來強調以實現逼蔣抗日來決定我們的戰略計劃。③《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35―336、335頁。
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現在全國形勢是有利於我們的，不能因蔣(介石)的某些搖擺而忽視總的形勢。”目前“南京方麵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其因素是：日本的進攻，英國態度變強，蔣介石的動搖，走到抗日方麵來的人增多。《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89頁。
會議決定，中共要利用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達到逼蔣抗日的目的；紅軍的軍事行動應以促成統一戰線的形成為方向；可以同意南京政府提出的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的條件，但要堅持黨的領導。③。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4日，在日本“德化”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的指揮下，漢奸李宗信和王英組織的所謂“蒙古軍”和“大漢義軍”向綏遠發起進攻。駐綏遠的傅作義軍隊奮起還擊，於11月18日取得紅格爾圖戰鬥的勝利。11月26日，傅作義軍隊又克複德王統率的蒙古軍盤踞的百靈廟。綏遠抗戰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的首度攻勢作戰。綏遠抗戰的勝利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忱，全國上下迅速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援綏運動。
11月21日，毛澤東同朱德致電傅作義將軍，電報說：“足下之英勇抗戰，為中華民族爭一口氣，為中國軍人爭一口氣。”電報表示：“紅軍抗日援綏，且具決心。”“吾人深信，吾人現所努力之停止內戰、抗日救國之行動，必能對於足下之抗日義舉，遙為聲援。”《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12頁。
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關於綏遠抗戰通電》。通電要求國民黨政府“調集大軍增援晉綏前線”，“停止進攻紅軍”，“開放人民救亡運動”，“召集各黨、各派、各界的抗日救國大會或國防會議”。通電表示：“全中國主力紅軍一、二、四方麵軍現已集中完畢，隻要給我們以抗日去路，我們準備立即開赴晉綏前線，擔任一定的抗日戰線，並願受全體抗日軍最高統率機關之指揮。”《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0―1941頁。
通電還忠告南京政府：“若再因循延誤，坐視傅作義將軍等局部抗戰而不救，而仍舊專心致力於壓迫人民抗日救亡運動與進攻抗日紅軍，則其結果不但將給民族國家以不能補救的損失，而南京當局亦將自絕於國人。”《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2―393頁。
就在綏遠抗戰前線鏖戰正急，全國人民的援綏運動如火如荼進行之時，國民黨當局卻以所謂“危害民國罪”，在上海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裏、史良、王造時七人逮捕關押，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的發生，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極大關注，全國各界人士紛紛抗議，開展了各種形式的營救運動。
身處萬山叢中的保安山城，毛澤東時時洞察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11月28日，毛澤東在致彭德懷的電報中指出：“蔣介石還站在中間地位，對日力求妥協，但比過去強硬了許多，對我力求縮小蘇區打擊紅軍，但已覺得困難，許其部下二陳(指陳立夫和陳果夫)與我談判。”電報還說：“我之政策，一方麵從人民，從反蔣軍閥、從國民黨內部造成運動，一方麵紅軍消滅蔣軍，雙管齊下，迫蔣妥協。蘇區與紅軍任務堅持打蔣，不稍放鬆。”《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13―614頁。
在中共中央與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關於綏遠抗戰通電》的當天，即12月1日，毛澤東和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賀龍、任弼時、林彪、劉伯承、葉劍英、張雲逸、徐向前、陳昌浩、徐海東、董振堂、羅炳輝、邵式平、郭洪濤19位紅軍將領，率中國人民紅軍發表致蔣介石的公開信，希望他當機立斷，化敵為友，共同抗日。信中寫道：
天下洶洶，為公一人。當前大計隻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陣線，綏遠之國防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複，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淩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感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願見天下後世人之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願天下後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傑。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從，願先生熟察之。寇深禍亟，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候明教。《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64頁。
在此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等為了促成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不懈地進行著努力。
12月5日，毛澤東致信馮玉祥。馮玉祥(1882―1948)，字煥章。原籍安徽巢縣(今巢湖市)，出生於河北青縣。1896年入營為兵。後升任第一混成協二十鎮第八十標第三營管帶。武昌起義後，舉兵參加灤州起義，並出任起義軍參謀總長。後任團長、旅長等職。此後，參加了驅逐“辮帥”張勳運動，發動了北京政變，推翻了直係軍閥政府。1925年調任西北邊防督辦。1926年9月，與於右任等舉行五原誓師，響應國民政府北伐，出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1928年2月起，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同年8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後因軍隊編遣等問題與蔣介石發生衝突，遂發動討蔣戰爭，即中原大戰。兵敗後，馮玉祥被迫通電下野。九一八事變後，馮玉祥主張抗日，並提出抗日救亡的十三項主張。1933年5月，與吉鴻昌等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被推舉為總司令。此後，因蔣介石、何應欽以武力相威逼，馮玉祥被迫隱居泰山。1935年4月，馮玉祥被授予陸軍一級上將軍銜。1936年1月，被委任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毛澤東在致馮玉祥的信中寫道：“從報紙從廣播從滬寧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義憤，雖沒有和先生見麵，等於見了一樣。”信中指出：“目前急務似無急於停止內戰。誠得先生登高一呼，眾山齊應，今日停戰，明日紅軍與西北‘剿共’各軍立可開進於綏遠戰場。否則，長城淞滬諸役前車可鑒，日蹙國百裏，雖噬臍而無及矣！”毛澤東還十分坦誠地表示：“澤東與先生處雖異地，心實無間，徜者不吝教誨，錫山圭針，敢不拜賜！敝方抗日救國綱領，具見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國國民黨書，前曾遣人付上，諒承鑒察，有何評判，願接高明。”《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66頁。
當天，毛澤東還致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信中說：“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屬望國民抗日，然國民黨中如不戰勝其降日派與妥協派則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屬望於國民黨中之抗日派能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向著降日妥協之輩進行堅決之鬥爭。進行此種鬥爭，非有有組織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領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屬望於哲生(孫科，字哲生)先生。”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18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致信楊虎城將軍，就以下事情同他協商：其一，聯合救國之大計，以長安為中心的五大省區宜有一種具體合作計劃。其二，敝方以三個方麵軍會合之後，部隊甚大，給養困難，彈藥亦待補充，擬向兄處暫借30萬元。其三，敝軍行動方向目前雖尚難確定，然不論東西南北，均與貴軍唇齒相關患難與共。其四，空間通信再不可緩。②從毛澤東的這封信中我們以得可知，中共中央對楊虎城將軍是十分信賴的，因此才向他提出“暫借30萬元”以資軍用的要求。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由於楊虎城的謹慎小心，直至此時，中共中央與楊虎城部第十七路軍的無線電通信尚未建立。
電台發報機“嘀嘀”的鍵盤聲回響在山城保安的上空。毛澤東和周恩來等無法預料，在古城西安，正醞釀著一場驚天動地的突發事變。
就在中共中央積極準備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同蔣介石直接進行談判之際，蔣介石卻於10月20日指揮駐甘肅部隊近20個師沿蘭州、隴西、固原一線，向紅軍展開全線進攻，企圖以南攻北堵戰略殲滅紅軍在黃河右岸的甘肅、寧夏兩省的邊境地區。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進行督戰。
在形勢發生急劇變化之後，周恩來於10月21日致電張子華，要他轉告曾養甫、陳立夫，中共中央決定由潘漢年進行初步的談判。《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32頁。
此後，潘漢年即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與國民黨進行談判。
11月10日，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會見了陳立夫。潘漢年轉交了周恩來9月22日致陳果夫、陳立夫的信，並請陳立夫轉交周恩來9月22日致蔣介石的信。陳立夫問潘漢年是代表周恩來個人或是代表毛澤東。潘漢年回答說，他代表整個蘇維埃與紅軍，來與南京政府及中央軍談判，並非代表任何個人。此後，雙方即進行了談判。據潘漢年在11月12日給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的報告中所述，雙方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為存其真，茲照錄潘漢年報告原文如下：
陳(立夫)請我先將我方願意合作條件告訴他。我乃根據那修正草案(即毛澤東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引者注)講了一個大概，問陳南京對我們提議有何意，陳於是著重聲明代表蔣(介石)委員長作一答複：第一，既願開誠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條件；第二，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軍隊，師長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按材錄用，黨內與政府幹部可按材適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機部服務；第四，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陳講完後，笑問我道：“這條件恐不易接受吧？”我也笑著回複他：“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例，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請問陳先生，當初鄧文儀在俄活動，曾養甫派人去蘇區，所談均非收編，而是合作，蔣先生為甚目前有如此設想，大概誤會了紅軍已到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協定之提議，磋商合作條件尚非其時？這樣消耗國力的內戰，眼見一時尚無停止可能，日本乘機進攻之野心當亦繼續無已，南京日來標榜之決心抵抗，未知從何做起，曆史上未見對外對內兩重戰爭可以同時並進，先生以為如何？”他很安靜地把眼睛閉上，想了一想，聲音很輕地答道：“是的，條件很苛刻，談判恐一時難於成就，不過周恩來如能全權代表軍事出來與蔣麵談，或者保留的軍隊數目尚可斟酌，如由三千可擴大為一萬之數。無論如何，蔣先生中心意旨，必須先解決軍事，其他一切都好辦，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從旁談判，也無結果，可否請恩來出來一次。前有電給養甫說可以去廣州，所以已派張子華帶著護照回去了，你想他能不能出來呢？”我說：“如蔣先生無談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不會來。”他說：“蔣答應如周出來，他可以和周麵談，或者那時蔣先生條件不致太苛也難說。”我帶著一點滑稽笑聲問他：“那麽要不要把蔣先生所提收編各點同時打電報給裏麵呢？”他思索一回說：“這樣恐周不能來，我也這樣估計。暫時不提也好，看周到底願不願與蔣親自談。”我說：“如不把貴方意見提出，僅說蔣願見他，豈不是我騙他出來，何況正在交戰激烈之際，暫時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陳說：“能否停戰蔣先生意思要看你們對軍事問題能否接受來決定，而軍事問題，雙方談了必須負責，因此必須雙方軍事直接負責人麵談。”我乘機改變談話中心，要求先談停戰，無條件的，暫時的，為了雙方軍事負責人麵商起見，先討論如何迅速暫時各守原防休戰。他拒絕這提議。大家靜默了好久，張衝在旁建議，如周願出來，由他方負責保障安全，可以不必懷疑等話。陳說這不成問題，如周答應出來，倘認張子華帶進去的護照還不夠，可另想辦法。他又提議我先打一個隻提要周出來與蔣談軍隊問題的電報，至蔣所提各點，看裏麵有無複電再說。我把這事拋開，對陳提議：雙方當局對整個問題恐一時難於接近談判成熟，可否與陳先生直接所負各種政治的、群眾的運動，以至於反對政學係漢奸等部分問題進行局部統一運動的談判，這樣也是(引)成將來整個合作的基礎。他們聽了這提議，陳張相視，表示驚異，很久陳才答複：“這是不可以，必須整個來談，必須在唯一領袖意旨下來進行工作。還是請你先打一個請恩來出來的電報。”我覺得陷於僵局也不是辦法，最後接受了他的提議，用張子華帶去那密碼打了一個電報給你們，想已收到，同時昨天由毅處(即張學良處――引者注)轉上一個較簡單的電報，想已可明白。目前由張衝負責與我經常約好通信聯絡，如來往電報由他派人來滬收送。在張送我出滄州〔飯店〕時，特別表示陳對蔣所提辦法甚為失望，但他們將用盡一切力量促成此事。我亦表示正式談判，恐時間還未到，不過南京方麵什麽時候感覺真需要正式談，可以隨時找我。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17―219頁。
潘漢年在這份報告中還向黨中央匯報了在此次談判前後獲得的重要情報，並提出了對南京談判中的一些建議，以及對進一步暢通地下交通聯絡問題的意見等。
在接到潘漢年的報告後，毛澤東、張聞天於11月22日致電潘漢年，強調對國民黨談判的方針是，我隻能在保全紅軍全部組織力量、劃定抗日防線的基礎上與之談判。並指出，從各方麵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以此迫蔣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12、613―614頁。
在此之前，潘漢年與陳立夫於11月19日在南京舉行了談判。陳立夫轉達蔣介石的意見，堅持11月10日談判中提出的四項條件，並“仍主先談軍隊條件，其他方能解決”。《潘漢年在上海》，第229頁。
在國民黨方麵根本立場沒有任何改變的情況下，潘漢年於當天晚上乘火車返回上海，並於當天向毛澤東、朱德、張聞天、周恩來電告了此次談判的情況。
11月28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通報國際國內及紅軍情況。電報指出：“蔣介石還站在中間地位，對日仍力求妥協，但比過去強硬了許多，對我力求縮小蘇區打擊紅軍，但已覺得困難，許其部下二陳(指陳果夫、陳立夫――引者注)與我談判。潘漢年去南京兩次，距離甚遠，一時不易成就。我之政策，一方麵從人民、從反蔣軍閥、從國民黨內部造成運動；一方麵紅軍消滅蔣軍，雙管齊下，迫蔣妥協。蘇區與紅軍任務堅持打蔣，不稍放鬆。”③
12月8日，中共中央接到潘漢年的來電。潘漢年在電報中匯報了本月上旬再度同陳立夫談判的情況，告知：彼方繼續堅持蘇區和紅軍必須先行改製改名，統一行政和軍事組織於南京政府領導之下，限製紅軍改編後的總人數不超過三萬人，否認談判的平等地位。《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4頁。
12月10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致電張學良將軍，通報了中共與蔣介石代表的談判情況：“陳立夫第三次找潘漢年談，紅軍留三萬，服從南京，要我方讓步。我們複稱根本不同意蔣氏對外妥協，對內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絕其侮辱紅軍之態度。紅軍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認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不能減少一兵一卒，並須擴充之。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以外，靜待談判結果。”電報還表示：“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之讓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19―620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致電潘漢年，指出：“合作為實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蔣介石似當無抗日救亡之決心。合作談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諸君如不能促成蔣氏此種決心，則談判顯無速成之望。”電報還指示潘漢年在談判中應掌握的原則：“紅軍在彼方忠實地與明確地承認其參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在這些上麵我們並不堅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須用兩個政府出麵談判，但是必須兩黨(不是兩政府)平等地簽訂抗日救亡之政治軍事。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而且須要擴充之。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任務，無任何商量餘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0頁。
至此，潘漢年作為中國共產黨正式談判代表與南京國民黨方麵的談判因難以取得重大進展而出現了暫時的僵局。但是，通過這些接觸，為西安事變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
1936年10月9日，朱德總司令、張國燾總政委率領紅四方麵軍指揮部抵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麵軍一部會師。10月21日，紅二方麵軍領導人賀龍、任弼時、關向應與紅一方麵軍第一軍團領導人左權、聶榮臻在甘肅靜寧以北的平鋒鎮會麵。10月22日和23日，紅二、紅六軍團分別在將台堡、興隆鎮同紅一方麵會師。至此，紅軍第二、第四方麵軍完成了長征，實現了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長征的勝利向全國和全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是具有無比頑強的生命力的，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在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締造了以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必勝的信念、艱苦奮鬥的精神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為主要標誌的偉大的長征精神，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繼續走向勝利的強大動力。
在10月21日，紅二方麵軍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等到達靜寧平鋒鎮的當天，中革軍委和總政治部即致電朱德、張國燾並告彭德懷、賀龍、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指出：三個方麵軍已完全會合，為著政治上動員全軍執行新的偉大任務，為著使全軍完全團結於共產國際、黨中央及軍委的路線之下，為著使全軍從政治上軍事上提高一步，中央及軍委決定，從11月1日起至7日止，以十月革命為中心，進行七天的教育計劃。全軍同時於11月7日舉行慶祝三個方麵軍會合、誓師抗日與慶祝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大會。《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99頁。
10月26日，毛澤東起草並發出了以毛澤東、朱德等46名紅軍將領聯名的《紅軍將領給蔣總司令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將領書》。毛澤東等在書中重申了10月15日蘇維埃中央政府與人民紅軍軍事委員會發布的命令：“(一)一切紅軍部隊停止對國民革命軍之任何攻擊行動；(二)僅在被攻擊時，允許采取必需之自衛手段；(三)凡屬國民革命軍因其向我進攻而被繳獲之人員武裝，在該軍抗日時，一律送還，其願當紅軍者聽(之)；(四)如國民革命軍向抗日陣地轉移時，製止任何妨礙行動，並須給以一切可能之幫助。”毛澤東等指出：“依此命令，紅軍前線各部迄未向諸先生的部隊作激烈的抗擊，且逐步退讓，以期諸先生的自覺。但是如果諸先生以為這是紅軍的示怯，那麽未免大錯。在十年對壘之中，為民族、為自由、為正義而戰的紅軍的士氣與戰鬥力，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訓者。現在集全國精銳於一處，用以抗擊諸先生的師出無名和內部充滿停戰抗日情緒的部隊，勝負之數，即諸先生亦當了然。”毛澤東等指出：“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諸先生懸崖勒馬，立即停止進攻紅軍，並與紅軍攜手共赴國防前線，努力殺賊，保衛國土，驅逐日寇，收複失地。”並且提出：“不論諸先生派代表進來，或要我們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線上談判，我們都願接受。隻要內戰一停，合作門徑一開，一切談判都將要在抗戰的最高原則之下求得解決。”《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58―459頁。
毛澤東等紅軍將領情真意摯的表示並沒有打動利令智昏的蔣介石。蔣介石命令胡宗南所部第一軍由南向北向紅軍主力部隊不斷逼近。
11月15日，中革軍委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電報指出：“敵既繼續向我進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敵人之進攻，然後才能開展局麵，才有利統一戰線，否則敵以為我可欺，不但局麵不能開展，與南京的統一戰線也是不可能的。”電報要求：“一切具體布置及作戰行動，各兵團首長絕對服從前敵總指揮彭德懷之命令，軍委及總部不直接指揮各兵團，以便適合情況不影響時機地戰勝敵人。”《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10頁。
從次日起，紅軍各部開始向甘肅環縣以北的山城堡地區集中。11月20日，胡宗南第一軍第七十八師侵占山城堡。11月21日，敵七十八師由山城堡繼續向東攻擊。彭德懷指揮紅軍各部發起猛烈進攻，經一晝夜的激戰，全殲敵七十八師第二三二旅全部又兩個團。山城堡戰役的勝利，使得胡宗南所部全線後撤。國民黨軍隊對西北根據地的進攻，自此役後實際上被停止。
在山城堡戰役取得勝利後，彭德懷於11月22日致電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指出：蔣介石不顧紅軍停戰抗日之呼籲，不顧國難嚴重，仍大舉向蘇區進攻，企圖消滅紅軍之後再製裁聯紅抗日之東北軍。所以，此時東北軍隻有與紅軍協力，互相援助，擊破蔣介石，共同爭取抗日，方是民族革命之出路。《彭德懷年譜》，第165頁。
在紅一、二、四方麵軍勝利會師後，周恩來於11月15日離開保安，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河連灣迎接二、四方麵軍領導人。18日，周恩來來到河連灣，見到了朱德、張國燾。19日，周恩來到達洪德城，與賀龍、關向應會麵。隨後，周恩來和彭德懷一起，精心部署紅軍主力隱蔽集結，取得了山城堡戰役的勝利。周恩來在此前後，用大量的時間向紅四方麵軍廣大指戰員宣傳黨中央的政策。經過多方麵的工作，張國燾不得不同意於11月24日，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及紅一、二、四方麵軍團以上幹部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信中寫道：“在黨中央及軍委的堅決領導之下，在三個方麵軍全體指戰員勝利會師一致團結一致努力之下，我們一定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36―337頁。
11月30日，周恩來和朱德、張國燾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第二天，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告以朱(德)、張(國燾)、周(恩來)已到保安，情形甚好。《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17頁。
12月6日，保安城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朱德總司令和張國燾總政委聯歡大會。毛澤東主席發表了熱情的演講。
12月7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轉發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關於擴大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的命令。命令決定，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項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關向應、葉劍英、陳毅、蕭克、董振堂、徐海東、聶榮臻、郭洪濤、張雲逸、王維舟等23人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7人組成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以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為總政治委員。同時，中革軍委主席團發布命令，任命劉伯承為總參謀長，葉劍英為副總參謀長；任命王稼祥為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為副主任。
在中革軍委組織擴大後，即以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楊尚昆的名義發布《抗日人民紅軍總政治部布告》，全文如下：
照得人民紅軍，誌在救國救民。打倒叛國漢奸，驅逐倭寇日本。爭取民族獨立，還我河山完整。聯合全國同胞，工農商學軍政。成立國防政府，組織抗日聯軍。廢除苛捐雜稅，厲行安定民生。工人增加工錢，田租利息減輕。保護貿易自由，救濟失業學生。作惡土豪財產，分給抗日軍民。紅軍紀律嚴明，絕不騷擾百姓。凡我愛國同胞，安居樂業勿驚。倘有造謠破壞，懲辦決不容情。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174頁。
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的擴大，進一步鞏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內部的團結，為實現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曆史時期的任務，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毛澤東說：“蔣不一定是始終不變的”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同誌在周密部署、最終實現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的同時，還把工作的另一個側重點放在逼蔣抗日方麵，力圖使國內政治關係發生重大的變化。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和統一戰線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林伯渠、林彪、吳亮平。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並作結論。毛澤東在報告中認為，逼迫蔣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毛澤東說：“對蔣(介石)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把握。”“然而蔣(介石)不一定是始終不變的。根據情況的變遷，有可能逼他走到與我們聯合。”《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14頁。
周恩來在發言中指出：蔣介石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他一麵派人同我們談判、妥協，一麵向我們進攻，即使他參加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始終要動搖的。周恩來強調以實現逼蔣抗日來決定我們的戰略計劃。③《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35―336、335頁。
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現在全國形勢是有利於我們的，不能因蔣(介石)的某些搖擺而忽視總的形勢。”目前“南京方麵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其因素是：日本的進攻，英國態度變強，蔣介石的動搖，走到抗日方麵來的人增多。《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89頁。
會議決定，中共要利用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達到逼蔣抗日的目的；紅軍的軍事行動應以促成統一戰線的形成為方向；可以同意南京政府提出的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的條件，但要堅持黨的領導。③。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4日，在日本“德化”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的指揮下，漢奸李宗信和王英組織的所謂“蒙古軍”和“大漢義軍”向綏遠發起進攻。駐綏遠的傅作義軍隊奮起還擊，於11月18日取得紅格爾圖戰鬥的勝利。11月26日，傅作義軍隊又克複德王統率的蒙古軍盤踞的百靈廟。綏遠抗戰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的首度攻勢作戰。綏遠抗戰的勝利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忱，全國上下迅速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援綏運動。
11月21日，毛澤東同朱德致電傅作義將軍，電報說：“足下之英勇抗戰，為中華民族爭一口氣，為中國軍人爭一口氣。”電報表示：“紅軍抗日援綏，且具決心。”“吾人深信，吾人現所努力之停止內戰、抗日救國之行動，必能對於足下之抗日義舉，遙為聲援。”《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12頁。
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關於綏遠抗戰通電》。通電要求國民黨政府“調集大軍增援晉綏前線”，“停止進攻紅軍”，“開放人民救亡運動”，“召集各黨、各派、各界的抗日救國大會或國防會議”。通電表示：“全中國主力紅軍一、二、四方麵軍現已集中完畢，隻要給我們以抗日去路，我們準備立即開赴晉綏前線，擔任一定的抗日戰線，並願受全體抗日軍最高統率機關之指揮。”《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0―1941頁。
通電還忠告南京政府：“若再因循延誤，坐視傅作義將軍等局部抗戰而不救，而仍舊專心致力於壓迫人民抗日救亡運動與進攻抗日紅軍，則其結果不但將給民族國家以不能補救的損失，而南京當局亦將自絕於國人。”《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2―393頁。
就在綏遠抗戰前線鏖戰正急，全國人民的援綏運動如火如荼進行之時，國民黨當局卻以所謂“危害民國罪”，在上海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裏、史良、王造時七人逮捕關押，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的發生，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極大關注，全國各界人士紛紛抗議，開展了各種形式的營救運動。
身處萬山叢中的保安山城，毛澤東時時洞察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11月28日，毛澤東在致彭德懷的電報中指出：“蔣介石還站在中間地位，對日力求妥協，但比過去強硬了許多，對我力求縮小蘇區打擊紅軍，但已覺得困難，許其部下二陳(指陳立夫和陳果夫)與我談判。”電報還說：“我之政策，一方麵從人民，從反蔣軍閥、從國民黨內部造成運動，一方麵紅軍消滅蔣軍，雙管齊下，迫蔣妥協。蘇區與紅軍任務堅持打蔣，不稍放鬆。”《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13―614頁。
在中共中央與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關於綏遠抗戰通電》的當天，即12月1日，毛澤東和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賀龍、任弼時、林彪、劉伯承、葉劍英、張雲逸、徐向前、陳昌浩、徐海東、董振堂、羅炳輝、邵式平、郭洪濤19位紅軍將領，率中國人民紅軍發表致蔣介石的公開信，希望他當機立斷，化敵為友，共同抗日。信中寫道：
天下洶洶，為公一人。當前大計隻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陣線，綏遠之國防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複，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淩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感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願見天下後世人之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願天下後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傑。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從，願先生熟察之。寇深禍亟，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候明教。《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64頁。
在此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等為了促成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不懈地進行著努力。
12月5日，毛澤東致信馮玉祥。馮玉祥(1882―1948)，字煥章。原籍安徽巢縣(今巢湖市)，出生於河北青縣。1896年入營為兵。後升任第一混成協二十鎮第八十標第三營管帶。武昌起義後，舉兵參加灤州起義，並出任起義軍參謀總長。後任團長、旅長等職。此後，參加了驅逐“辮帥”張勳運動，發動了北京政變，推翻了直係軍閥政府。1925年調任西北邊防督辦。1926年9月，與於右任等舉行五原誓師，響應國民政府北伐，出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1928年2月起，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同年8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後因軍隊編遣等問題與蔣介石發生衝突，遂發動討蔣戰爭，即中原大戰。兵敗後，馮玉祥被迫通電下野。九一八事變後，馮玉祥主張抗日，並提出抗日救亡的十三項主張。1933年5月，與吉鴻昌等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被推舉為總司令。此後，因蔣介石、何應欽以武力相威逼，馮玉祥被迫隱居泰山。1935年4月，馮玉祥被授予陸軍一級上將軍銜。1936年1月，被委任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毛澤東在致馮玉祥的信中寫道：“從報紙從廣播從滬寧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義憤，雖沒有和先生見麵，等於見了一樣。”信中指出：“目前急務似無急於停止內戰。誠得先生登高一呼，眾山齊應，今日停戰，明日紅軍與西北‘剿共’各軍立可開進於綏遠戰場。否則，長城淞滬諸役前車可鑒，日蹙國百裏，雖噬臍而無及矣！”毛澤東還十分坦誠地表示：“澤東與先生處雖異地，心實無間，徜者不吝教誨，錫山圭針，敢不拜賜！敝方抗日救國綱領，具見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國國民黨書，前曾遣人付上，諒承鑒察，有何評判，願接高明。”《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66頁。
當天，毛澤東還致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信中說：“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屬望國民抗日，然國民黨中如不戰勝其降日派與妥協派則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屬望於國民黨中之抗日派能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向著降日妥協之輩進行堅決之鬥爭。進行此種鬥爭，非有有組織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領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屬望於哲生(孫科，字哲生)先生。”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18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致信楊虎城將軍，就以下事情同他協商：其一，聯合救國之大計，以長安為中心的五大省區宜有一種具體合作計劃。其二，敝方以三個方麵軍會合之後，部隊甚大，給養困難，彈藥亦待補充，擬向兄處暫借30萬元。其三，敝軍行動方向目前雖尚難確定，然不論東西南北，均與貴軍唇齒相關患難與共。其四，空間通信再不可緩。②從毛澤東的這封信中我們以得可知，中共中央對楊虎城將軍是十分信賴的，因此才向他提出“暫借30萬元”以資軍用的要求。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由於楊虎城的謹慎小心，直至此時，中共中央與楊虎城部第十七路軍的無線電通信尚未建立。
電台發報機“嘀嘀”的鍵盤聲回響在山城保安的上空。毛澤東和周恩來等無法預料，在古城西安，正醞釀著一場驚天動地的突發事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