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聯 合 篇(3)
周恩來在致蔣介石的信函中指出：“共產黨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與真正發動抗日戰爭。”周恩來還提議“商定停戰地區，邀請國內救國團體各界代表監視停戰”。周恩來在信中指出，如蔣介石先生仍徘徊歧路於抗日、親日兩個矛盾政策之間，“則日寇益進，先生之聲望益損，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戰，必將影響全國。先生縱以重兵臨之，亦難止其不為抗戰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將何以自處耶？”②《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28―329、329頁。
在致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信函中，周恩來希望他們力促蔣介石“停止內戰，早開談判，俾得實現兩黨合作，共禦強敵。”“為促事速成，特委潘漢年同誌前來詳申弟方誠意，並商雙方負責代表談判之地點與時間。”②。
在中華民族麵臨著亡國慘禍的嚴重關頭，中國共產黨人不計前嫌，為推動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而進行著不懈的努力和鬥爭。
葉劍英前往西安
從1936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撤離瓦窯堡起，葉劍英作為紅軍東線工作委員會書記，一直在安塞指揮蘇區東線遊擊戰爭，並參加領導與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7月9日至10日，葉劍英和周恩來一起，會見了進訪蘇區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8月18日，葉劍英在安塞白家坪(今屬真武洞鎮)致信周恩來。葉劍英在信中匯報了與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統一戰線工作的進展情況，並提出建議：“十七路軍工作，依我所知，不能完全照東北軍工作指示原則，因楊(虎城)部與東北軍有許多差異，雖然我們工作目的則相同。”②《紅書簡》第3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093―1094頁。
葉劍英還希望周恩來命令軍委二局(情報局)局長曾希聖“送一份十七路軍官長名冊給我們”②，以便進一步加強對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和我黨在第十七路軍中的秘密工作。
9月24日，葉劍英離開保安。同行的還有奉命前去南京方麵聯絡的潘漢年，前去蘭州與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聯絡的彭雪楓和前去西安協助葉劍英工作的邊章五。邊章五(1900―1954)，原名邊榮博，曾用名邊章伍。河北省束鹿縣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科畢業。1923年後，先後參加西北軍、東北軍、直魯聯軍，任過排長、連長、營長、旅長。1931年任國民黨軍隊第二十六路軍第八十旅參謀長。同年12月參加寧都起義。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紅五軍團第十四軍第四十師師長，紅十三軍第三十九師師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作戰科科長、教育科科長。1933年5月任中革軍委總參謀部訓練局局長。1934年12月任中革軍委第五局局長。長征到達陝北後，任中革軍委第一科科長、中革軍委訓練局局長。193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並任軍委參謀部作戰局局長、黨支部書記。
葉劍英一行在離開安塞蘇區後，即進行了化裝。邊章五打扮成國民黨軍隊的“長官”，葉劍英作為長官的“馬夫”，潘漢年成了長官的“秘書”，而彭雪楓則是長官的“副官”。他們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同紅軍進行談判而歸來的“代表團”返回西安的名義，先後通過了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防地，並於10月2日抵達西安。
10月4日晚，葉劍英和潘漢年前往金家巷張學良公館，會見了張學良。葉劍英將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抄件和《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交給了張學良，並重申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希望與國民黨及國民黨軍隊停止內戰、建立國防政府，實行普選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方針。張學良在談話中表示，中共所提的要求蔣介石是難以接受的。他建議葉劍英轉告中共中央，由中共領袖寫信給他，以要求停止對紅軍的進攻為雙方進行和談的前提。這次會談氣氛融洽，雙方“談至深夜”。葉劍英和潘漢年隨即將張學良的建議轉報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10月5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共同署名，致函張學良。信函全文如下：
漢卿先生閣下：
中國共產黨建議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一年多了，雖已得到全國人民的讚助，但中國國民黨不但至今采取遊移不決態度，而且當日寇正在準備新的大舉進攻時，反令胡宗南軍深入陝甘配合先生所指揮的部隊擴大自相殘殺的內戰。我們正式宣言，為了迅速執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隻要國民黨軍隊不攔阻紅軍的抗日去路與侵犯紅軍的抗日後方，我們首先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攻擊，以此作為我們停戰抗日的堅決表示，靜待國民黨當局的覺悟，僅在國民黨軍隊向我們攻擊時我們才在自衛的方式上與以必要的還擊，這同樣是為著促進國民黨當局的覺悟。先生是西北各軍的領袖，且是內戰與抗戰歧途中的重要責任者，如能顧及中國民族曆史關頭的出路，即祈當機立斷，立即停止西北各軍向紅軍的進攻，並祈將敝方意見轉達蔣介石先生速即決策，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擬具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送呈卓覽。寇深禍急，願先生速起圖之。
毛澤東周恩來。
十月五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49―450頁。
毛澤東、周恩來的來信和葉劍英的抵達西安，曾使張學良感到東北軍和紅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願望即將實現，張學良回憶說：“共黨曾派葉劍英求見，並攜有雙方停戰計劃和毛澤東之約書。願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軍隊則聽受指揮。(學)良要求彼等須暫向北撤退，以期隔離，給予時間，容餘醞釀。彼等認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補給，(學)良曾以巨額私款贈之，令彼自籌。‘共匪’遂撤出瓦窯堡，向三邊北行。”《張學良遺稿》，第167頁。
張學良在這封寫於19年之後給蔣介石的信中所述，雖然將當年6月中共中央機關撤離瓦窯堡和近4個月之後的與葉劍英會麵時序前後顛倒，但卻反映了他在當時的真實心理活動。此後，張學良出資5萬元現金，並讓東北軍被服廠趕製了1萬套棉衣，還購置了一些食品，派軍車秘密送到紅軍駐地。張學良的這一舉動，對於紅軍無疑是雪中送炭。
就在張學良和葉劍英、潘漢年會談的前一天下午，他還會見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福斯特。
海倫？福斯特(1907―1997)，美國猶他州芝加哥人。1931年8月來到上海，任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秘書。1932年12月與埃德加？斯諾結為伴侶。次年3月，與斯諾定居北平(今北京)。1936年7月，斯諾進入西北蘇區進行采訪。留在北平的海倫在焦急地等待著丈夫消息的時候，意外地於9月初見到了來自西北蘇區的王林。王林(1915―2004)，河北唐山人。青年時期在京、津、唐等地參加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1933年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4年7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員、秘書長。1935年6月任中共北方局秘書長。1936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員。同年6月，王林作為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的代表，返回西北蘇區匯報工作。隨後，他即擔任中共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9月初，王林前往北平，他給海倫帶來了斯諾的來信。斯諾在來信中寫道：“我多麽希望你在這兒，共同分享我的經曆啊。你在這兒能得到多麽生動的談話和討論，氣氛迸發著熾熱的火花。”《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53頁。
海倫接到信後，立即前往西安，希望能有機會前往蘇區。她在西安滯留了近一個月時間，但卻一直沒有得到這樣的機遇。一個偶然的機會，張學良從劉鼎處得到了斯諾夫人海倫已來到西安的消息。張學良希望通過海倫向英國倫敦的《每日先驅報》宣傳西北的局勢。10月3日下午6時，海倫如約來到位於南院門的西北“剿總”駐地，同張學良會見。當時在場的還有中央社、天津《大公報》駐陝記者。但張學良卻要求他們不能發表有關這次談話的任何報道。
在這次會見中，海倫就當前時局和南京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向張學良進行了采訪。10月5日，海倫乘火車離開西安，返回北平。隨後，她就迅速將電訊稿用海底電報傳送到英國。10月8日，英國倫敦《每日先驅報》以《寧可要紅軍，不要日本人，中國將軍要團結》的大幅標題刊登了海倫所寫的報道。報道全文如下：
陝西西安府10月4日電在中國的“西京”西安府，緊張局勢正在全麵增長。最明顯的是，在那些思念家鄉、遭受虐待的東北軍之中，反對日本、反對內戰的情緒日益高漲。人們不再空談“和平與秩序”，一種嶄新的抗日氣氛出現了。張學良公開出麵，企圖充當領導，以求“收複失地”，左右中央政府開始抗戰。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東三省繼承權以來，張少帥似乎第一次準備采取積極的步驟，“打回老家去”。顯然，對紅軍的“圍剿”，僅由中央軍進行。
“九一八”後的一天，當少帥在1？2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1936年9月18日，“東救”籌委會組織的“九一八”五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時，城內貼滿了愛國標語(警察沒有去撕)，“九一八”是中華民族的國恥日！抗擊日本，光複國土是中國人民的神聖使命！隻有抗擊日本，中國才能複興！抗日是被壓迫人民的唯一出路！隻有抗日，才能確保世界和平！隻有抗日，中國的真正統一才能實現！(最流行的口號是：我們懇求政府領導全體同胞立即抗日！)
今天下午，西安率先成立了擁有200名創始會員的東北民眾救亡會。其中包括少帥的幾位秘書、官兵、文職官員、教師、學生以及來自各行各業的旅居西安的東北人。大會通過了電敦綏遠抗日將士的決議。會上還通過了其他的決議，如：向全國各地派出代表，同其他民眾救亡會合作；為軍、烈屬募捐資金，支持東北義勇軍和綏遠抗日部隊；組織婦女護理隊；慰問綏遠將士。
10月3日，在同埃德加？斯諾夫人的談話中，張少帥向報界發表了重要聲明，就當前防務問題，提出了新的政策。談話內容如下：
(一)問：現在中日關係已至一新的危機，司令對於國防問題有何新改革？答：(1)和平局麵之決定，非在中國而在日本，假若日本不允許中國走向和平之路，中國到了最後關頭，必從事最後犧牲。(2)外報前傳西北五省醞釀獨立及實行聯俄之說，乃純屬謠言。(3)餘個人及西北將領，絕對擁護中國統一行動，並服從領袖，執行任何一致對外之策略。餘敢代表全體東北武裝同誌，不論任何時間對外，均願效前驅，死於國防的第一線上。
(二)問：目前中國有一種愛國運動在開展中，如學生運動，彼等有極確切國防計劃，例如要求民權自由，抗日運動自由，全國各黨各派團結一致，停止內戰，立刻對日作戰。自從司令去冬援助釋放北平被捕東北學生，許多民眾特別是學生，均公認司令同情此種愛國運動。不知司令有何感想？答：隻要此種運動係合理合法的，政府一定允許，惟有時政府亦有苦衷在也。
(三)問：日本決定要貫徹廣田三原則，似已明顯，並已在華北進行中，司令以為如何？答：據餘所知，政府並未接受此三項原則。須知政府必須遵從民意，中國民眾是永久的不能接受此三項原則。所以即或政府欲依此項條件與日本進行交涉而人民也是永遠不會允許。政府如不順從民意，就無法生存。例如，民國四年北京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條”，但民眾永不承認。
(四)問：最近發生之成都、漢口、北海、上海等事件，已使中日關係更係危機，司令以為政府將采取何種態度――壓迫抗日運動或拒絕日方之要求乎？答：對不住，餘非政府當局，個人不能答複。(遂以個人身份聲明)餘深信中國真正統一，可期而待。因之對外抗戰，必操勝利。餘這樣相信的。就是日本自從侵占東北以來多次勢欲爆發之內戰，均因全國上下渴望統一，以便一致對外。所以唯有對外，才能實現真正統一。
(五)問：然於中央政府和赤匪之內戰，司令是否認為真正統一亦必須停止此項戰爭？據說東北軍隊不欲繼續此項戰爭，唯欲立即發動一合作之抗日戰爭以代之。答：餘及西北高級將領絕對擁護政府，服從領袖。信若共產黨真能在政府領導下，一致對抗侵略者，此問題或可能依西南問題而和平解決之。《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54―256頁。
海倫的報道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10月9日，在天津出版的英文《華北星報》轉發了這一報道。10月20日，在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評論報》也予以刊登。10月9日出版的上海《申報》刊登了題為《讀張學良將軍談話》的署名文章。文章對張學良“開始認識了民眾的力量”，“明白表示了他真誠的意見”，讚揚備至，並且“祝望張將軍能以決心的抗爭把過去一身的垢辱完全洗刷淨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56頁。
就在海倫的報道發表之後不久，進訪西北蘇區的埃德加？斯諾於10月12日離開保安，10月20日抵達西安。五天之後，斯諾回到了北平。11月12日，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發表了斯諾的文章《毛澤東訪問記》。這篇來自紅星照耀下的西北蘇區的報道，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在不到一年之後，1937年10月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了斯諾的驚世之作《紅星照耀中國》英文本。又過了四個月，上海複社出版了以《西行漫記》為書名的中文版《紅星照耀中國》。
在張學良的談話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的時候，毛澤東卻把著重點放在如何遲延蔣介石的嫡係部隊胡宗南所部的進攻上，以保證紅一、二、四方麵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10月14日，毛澤東致電在西安的葉劍英：要遲延胡宗南的進攻，使我在11月15日以前保持西(安)蘭(州)大道於手中，以便使紅二、四方麵軍休息整理，順利執行新任務。《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95―597頁。
10月15日，毛澤東以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名義向蘇維埃新聞社發表談話，指出：“蘇維埃中央政府與人民紅軍軍事委員會現已發布命令：(一)一切紅軍部隊停止對國民革命軍之任何攻擊行動；(二)僅在被攻擊時，允許采取必需之自衛手段；(三)凡屬國民革命軍，因其向我進攻而被我繳獲之人員、武器，在該軍抗日時一律送還，其願當紅軍者歡迎；(四)如國民革命軍向抗日陣地轉移時，製止任何妨礙舉動，並須給以一切可能之援助。”談話還說：“吾人已決定再行懇切申請一切國民革命軍部隊與南京政府，與吾人停戰攜手抗日，該項申請書，已在草擬中”；“如南京政府誠能顧念國難停止內戰出兵抗日，蘇維埃願以全力援助，並願以全國之紅軍主力為先鋒，與日寇決一死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95―597頁。
10月18日，毛澤東同張聞天、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並致彭德懷、賀龍、任弼時、徐向前、陳昌浩，指出：“我黨致國民黨書已在全國各地及國民黨軍隊中發生極大影響，得到國民黨中及各階層中廣大同情。日本侵略日亟，亦不能不影響國民黨軍隊之幹部。我三個方麵軍集中，彼等又有所畏懼。正與國民黨談判，彼方當有不欲使談判弄僵之意。”“總觀各方情況，目前時局正處在轉變交點，我應不失時機，善於運用，爭取國內和平轉向對日抗戰。請照昨電意旨由朱總司令致書王均、毛炳文，向前同誌致書胡宗南及其他黃埔生，賀龍同誌致書何柱國各部及胡部，發展我們影響。書中一本誠懇相勸之意，不作任何自誇語，自能發生效力。一麵嚴整壁壘，提高士氣，立於不敗之地。”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98頁。
當天，毛澤東起草徐向前致胡宗南書。第二天，毛澤東、周恩來將此信電達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請專函繕送胡宗南，並即印刷多份向各軍發送”。②。
毛澤東起草的徐向前致胡宗南書全文如下：
宗南學兄軍長勳鑒：
黃埔一別，忽已十年，回念舊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舉進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動，兄我雙方亟宜棄嫌修好，走上抗日戰線，為挽救國家民族於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蘇維埃政府與紅軍軍事委員會命令，對於貴軍及其他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僅在貴軍攻擊時取自衛手段，一切問題均可商洽，總以和平方法達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貴軍也，國難當前，實不欲自相殘殺，傷國力長寇焰也；如不見諒，必欲一戰而後快，則敝方部隊已有相當之準備，迫不得已當立於自衛地位給予必要之還擊。敝方各軍僅為抗日之目的而鬥爭，深願與貴軍締結同盟，攜手前進。蔣校長現已大有覺悟，甚為佩服。吾輩師生同學之間倘能盡棄前嫌，恢複國共兩黨之統一戰線，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決一死戰，衛國衛民複仇雪恥，當在今日。吾兄高瞻遠矚，素為弟所欽敬，雖多年敵對，不難一旦言歡。茲特遣使攜函征求吾兄高見，倘蒙惠予采納，即乞停止貴方軍事行動，靜候敝黨中央與蔣校長及貴黨中央之談判。如承派員駕臨，敝部自當竭誠歡迎。時危禍急，率爾進言，叨在同門，知不認為唐突也。專此。順叩。
戎綏！
學弟徐向前手上。
十月十八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51―452頁。
這封書信很快就引起了蔣介石的重視。據當時擔任陝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在《西安事變追憶》中所述，蔣介石在10月22日由南京到達西安，“蔣(介石)一到西安，即對我說，有一封寫給徐向前的信，已寫好稿子，想交我潤色一下。但未把稿子交我，也未說明寫信的原因和稿子的內容。我猜想或是蔣(介石)對中共倡議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答複。但直到蔣(介石)去洛陽，也沒有把稿子交我。”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88頁。
邵力子還寫道，在蔣介石12月4日再次來到西安後，“蔣(介石)見了我，說寫給徐向前的信要過一個時期再發。事變猝起，這封信便永遠成了一個不解之謎。”③對這樣一封沒有發出的信函的內容，的確是一個“不解之謎”。但是，在徐向前致胡宗南書於10月19日“專函繕送胡宗南，並即印刷多份向各軍發送”僅三天之後，蔣介石即將“一封寫給徐向前的信，已寫好稿子”，而要邵力子予以“潤色”，其內容必然是對徐向前致胡宗南書的回應――這應該是符合情理的推測。
10月22日，毛澤東致信在西安的葉劍英和劉鼎，信中說：“經濟甚緊，外麵用費須節省又節省，千萬不可過費。無論何時不要喪失我們的立場，不要接受別人的饋贈。隻有到了萬不得已時，才允許向別人借一點錢用，日後如數歸還。一切費用均須報賬。因近日接連發生幾件浪費事，故向二兄指出此點。並請向(彭)雪楓、(朱)理治及其他做統一戰線工作的同誌隨時提出對此問題的警覺。苦久了的人難免見風華而把握不住，故應作為一個問題，對同誌做教育與警戒的工作。”《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53頁。
毛澤東在信中並要他們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幹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還請他們買一部《孫子兵法》和一些關於戰役指揮與戰略方麵的軍事書籍。《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00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致信由蘭州聯絡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之後返回西安的彭雪楓，指出：急需將與綏晉關係弄好，得信後即赴津迅速轉至綏遠辦理此事。我有附南漢宸一信，要求他介紹你見傅作義。“交涉要誠懇，要機警，要有耐性。專作上層交際，不與黨的組織相關涉，不要引人見疑。”“如傅(作義)同意，待綏遠辦好後，請傅介紹見閻(錫山)，不同意則罷，你的工作以傅為主。”“用費從帶去之四百元中開支，十分節省用，不要愛奢華，不要失掉我們的立場，不要接受人家的饋贈，隻有在萬不得已時，才許可從人家借一點錢，日後如數歸還，用數要報賬。有閑功夫注意看書報，加緊學習。”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00、601頁。
第二天，毛澤東致電葉劍英、劉鼎，要他們通過張學良或另設他法向閻錫山表示下列各點：“一、完全同情晉綏當局及其軍隊對日抗戰捍衛疆土的決心與行動，他們的這種決心與行動將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蘇維埃與紅軍將竭以全力以為之助。二、我們十分盼望與晉綏當局成立諒解以至訂立抗日協定。三、隻要晉綏當局真正抗日，而不與日本妥協，紅軍在未得晉綏當局同意之前，決不貿然向晉綏開進。四、在雙方諒解之後，紅軍依約進入劃定之地區與防線，擔任一定戰鬥任務，並服從統一之指揮，紅軍不幹涉晉綏當局之行政事宜。五、某方(指蘇聯――引者注)援助我們可擔任介紹。”②
10月25日，毛澤東致信綏遠省主席、國民黨軍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毛澤東在信中寫道：“紅軍遠涉萬裏，急驅而前，所求者救中國，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東進，原以冀察為目的地，以日寇為正麵敵，不幸不見諒於閻(錫山)、蔣(介石)兩先生，是以引軍西還，從事各方抗日統一戰線之促進。目前情勢，日寇侵綏如箭在弦上，華北長江同時告急。但國內統一戰線粗有成就，南京當局亦有轉向抗日趨勢，紅軍主力之三個方麵軍已集中於陝甘寧地區，一俟取得各方諒解，劃定抗日防線，即行配合友軍出動抗戰。紅軍雖誌切抗戰，但在未得友軍諒解，尤其在未得抗戰地區之友軍及地方行政長官之諒解以前，決不貿然向抗戰陣地開進。在已得正式諒解而向抗戰陣地開進與實行抗戰時，自當以其全力為友軍之助，而絕不絲毫妨礙共同抗戰之友軍及其後方之安全與秩序。茲派彭雨峰(即彭雪楓――引者注)同誌來綏，與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見見教，並希建立直接通訊關係。”《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55頁。
經過葉劍英和彭雪楓的多方努力，中國共產黨和東北軍的關係有了顯著的發展，和傅作義率領的綏遠軍隊的關係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潘漢年出任中共談判代表。
10月2日，潘漢年隨葉劍英到達西安。隨後，他們即於10月4日與張學良進行了會談。
在葉劍英和潘漢年等尚未離開保安之前，中共中央派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局副局長的張子華前往廣州，與國民黨代表進行接觸。9月20日，張子華來到廣州。隨後即與時任南京政府鐵道部次長的曾養甫進行了會談。張子華還帶來了周恩來8月31日致曾養甫的信函。周恩來在信中表示：“亟願與貴方代表進行具體談判”，但是“弟等外出不易”，請曾養甫、陳立夫到蘇區或陝西省華陰縣會晤。②③《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25、325、331頁。
張子華還向曾養甫轉交了周恩來於9月1日所寫致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信函。周恩來在信中重申了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誠意，希望他們敦勸蔣介石“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同時希望他們參加國共兩黨的談判。②9月28日，張子華從廣州來電：曾養甫再次邀請周恩來飛香港或廣州談判。③。
10月8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劉伯承並彭德懷，通報了同南京方麵談判的情況，電報指出：“估計南京在日本新進攻麵前，有與我們成立妥協可能，但一麵仍以重兵壓境，企圖迫我就範。我們應爭取迅速開始主要代表之談判，求得在實行抗日與保存蘇區、紅軍等基本條件下，成立雙方之統一戰線。”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93、594頁。
第二天，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子華，要他轉告陳立夫、曾養甫：“隻要國民黨方麵不攔阻抗日去路，不侵犯紅軍抗日後方，紅軍願首先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攻擊。”電報並提議“國民黨方麵，立即下令暫時停止西北各軍向紅軍進攻，雙方各守原防”，“以便互派代表進行談判”。電報表示，至於周恩來赴廣州會談，在確保安全條件下是可行的。在雙方主要代表未會談前，我方擬派在外的潘漢年先與陳立夫、曾養甫會談。《周恩來年譜(1893―1949)》修訂本，第331頁。
〔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將此電報發出日期定為11月9日，似不妥，應為10月9日――引者〕。
10月10日，毛澤東致電在西安的葉劍英和潘漢年：張子華來電稱，陳立夫赴寧數日可回，見了曾養甫，曾(養甫)約(周)恩來飛赴香港或廣州會談。我們答複：先停戰，後談判。看其複電如何再說。③第二天，毛澤東和張聞天又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劉伯承，彭德懷，征求他們對《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的意見，指出：草案全文電達，請你們提出意見。“此草案是我方起草，準備恩來帶往談判，彼方可能容納之最後限製，尚不詳知。”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94、595―596頁。
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潘漢年於10月14日離開西安。就在潘漢年離開西安的當天，毛澤東致電葉劍英，電報指出：我方已向南京提出四項意見：第一，希望寧方堅持民族立場，不作任何喪權讓步。第二，我方首先執行停止對國民黨軍隊攻擊，僅取防禦方針，等候和議談判集力抗日。第三，請蔣暫時以任何適當名義停止軍隊進攻，以便開始談判。第四，在進攻未停止、周恩來未出去以前，準備派在滬的潘漢年進行初步談判。②。
同一天，張子華回到西安，並致電周恩來，電報說，國民黨方麵的談判條件是：(一)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二)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同國軍；(三)中共代表參加國民大會；(四)即派人具體談判。《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32頁。
在致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信函中，周恩來希望他們力促蔣介石“停止內戰，早開談判，俾得實現兩黨合作，共禦強敵。”“為促事速成，特委潘漢年同誌前來詳申弟方誠意，並商雙方負責代表談判之地點與時間。”②。
在中華民族麵臨著亡國慘禍的嚴重關頭，中國共產黨人不計前嫌，為推動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而進行著不懈的努力和鬥爭。
葉劍英前往西安
從1936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撤離瓦窯堡起，葉劍英作為紅軍東線工作委員會書記，一直在安塞指揮蘇區東線遊擊戰爭，並參加領導與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7月9日至10日，葉劍英和周恩來一起，會見了進訪蘇區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8月18日，葉劍英在安塞白家坪(今屬真武洞鎮)致信周恩來。葉劍英在信中匯報了與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統一戰線工作的進展情況，並提出建議：“十七路軍工作，依我所知，不能完全照東北軍工作指示原則，因楊(虎城)部與東北軍有許多差異，雖然我們工作目的則相同。”②《紅書簡》第3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093―1094頁。
葉劍英還希望周恩來命令軍委二局(情報局)局長曾希聖“送一份十七路軍官長名冊給我們”②，以便進一步加強對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和我黨在第十七路軍中的秘密工作。
9月24日，葉劍英離開保安。同行的還有奉命前去南京方麵聯絡的潘漢年，前去蘭州與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聯絡的彭雪楓和前去西安協助葉劍英工作的邊章五。邊章五(1900―1954)，原名邊榮博，曾用名邊章伍。河北省束鹿縣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科畢業。1923年後，先後參加西北軍、東北軍、直魯聯軍，任過排長、連長、營長、旅長。1931年任國民黨軍隊第二十六路軍第八十旅參謀長。同年12月參加寧都起義。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紅五軍團第十四軍第四十師師長，紅十三軍第三十九師師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作戰科科長、教育科科長。1933年5月任中革軍委總參謀部訓練局局長。1934年12月任中革軍委第五局局長。長征到達陝北後，任中革軍委第一科科長、中革軍委訓練局局長。193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並任軍委參謀部作戰局局長、黨支部書記。
葉劍英一行在離開安塞蘇區後，即進行了化裝。邊章五打扮成國民黨軍隊的“長官”，葉劍英作為長官的“馬夫”，潘漢年成了長官的“秘書”，而彭雪楓則是長官的“副官”。他們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同紅軍進行談判而歸來的“代表團”返回西安的名義，先後通過了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防地，並於10月2日抵達西安。
10月4日晚，葉劍英和潘漢年前往金家巷張學良公館，會見了張學良。葉劍英將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抄件和《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交給了張學良，並重申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希望與國民黨及國民黨軍隊停止內戰、建立國防政府，實行普選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方針。張學良在談話中表示，中共所提的要求蔣介石是難以接受的。他建議葉劍英轉告中共中央，由中共領袖寫信給他，以要求停止對紅軍的進攻為雙方進行和談的前提。這次會談氣氛融洽，雙方“談至深夜”。葉劍英和潘漢年隨即將張學良的建議轉報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10月5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共同署名，致函張學良。信函全文如下：
漢卿先生閣下：
中國共產黨建議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一年多了，雖已得到全國人民的讚助，但中國國民黨不但至今采取遊移不決態度，而且當日寇正在準備新的大舉進攻時，反令胡宗南軍深入陝甘配合先生所指揮的部隊擴大自相殘殺的內戰。我們正式宣言，為了迅速執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隻要國民黨軍隊不攔阻紅軍的抗日去路與侵犯紅軍的抗日後方，我們首先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攻擊，以此作為我們停戰抗日的堅決表示，靜待國民黨當局的覺悟，僅在國民黨軍隊向我們攻擊時我們才在自衛的方式上與以必要的還擊，這同樣是為著促進國民黨當局的覺悟。先生是西北各軍的領袖，且是內戰與抗戰歧途中的重要責任者，如能顧及中國民族曆史關頭的出路，即祈當機立斷，立即停止西北各軍向紅軍的進攻，並祈將敝方意見轉達蔣介石先生速即決策，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擬具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送呈卓覽。寇深禍急，願先生速起圖之。
毛澤東周恩來。
十月五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49―450頁。
毛澤東、周恩來的來信和葉劍英的抵達西安，曾使張學良感到東北軍和紅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願望即將實現，張學良回憶說：“共黨曾派葉劍英求見，並攜有雙方停戰計劃和毛澤東之約書。願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軍隊則聽受指揮。(學)良要求彼等須暫向北撤退，以期隔離，給予時間，容餘醞釀。彼等認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補給，(學)良曾以巨額私款贈之，令彼自籌。‘共匪’遂撤出瓦窯堡，向三邊北行。”《張學良遺稿》，第167頁。
張學良在這封寫於19年之後給蔣介石的信中所述，雖然將當年6月中共中央機關撤離瓦窯堡和近4個月之後的與葉劍英會麵時序前後顛倒，但卻反映了他在當時的真實心理活動。此後，張學良出資5萬元現金，並讓東北軍被服廠趕製了1萬套棉衣，還購置了一些食品，派軍車秘密送到紅軍駐地。張學良的這一舉動，對於紅軍無疑是雪中送炭。
就在張學良和葉劍英、潘漢年會談的前一天下午，他還會見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福斯特。
海倫？福斯特(1907―1997)，美國猶他州芝加哥人。1931年8月來到上海，任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秘書。1932年12月與埃德加？斯諾結為伴侶。次年3月，與斯諾定居北平(今北京)。1936年7月，斯諾進入西北蘇區進行采訪。留在北平的海倫在焦急地等待著丈夫消息的時候，意外地於9月初見到了來自西北蘇區的王林。王林(1915―2004)，河北唐山人。青年時期在京、津、唐等地參加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1933年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4年7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員、秘書長。1935年6月任中共北方局秘書長。1936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員。同年6月，王林作為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的代表，返回西北蘇區匯報工作。隨後，他即擔任中共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9月初，王林前往北平，他給海倫帶來了斯諾的來信。斯諾在來信中寫道：“我多麽希望你在這兒，共同分享我的經曆啊。你在這兒能得到多麽生動的談話和討論，氣氛迸發著熾熱的火花。”《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53頁。
海倫接到信後，立即前往西安，希望能有機會前往蘇區。她在西安滯留了近一個月時間，但卻一直沒有得到這樣的機遇。一個偶然的機會，張學良從劉鼎處得到了斯諾夫人海倫已來到西安的消息。張學良希望通過海倫向英國倫敦的《每日先驅報》宣傳西北的局勢。10月3日下午6時，海倫如約來到位於南院門的西北“剿總”駐地，同張學良會見。當時在場的還有中央社、天津《大公報》駐陝記者。但張學良卻要求他們不能發表有關這次談話的任何報道。
在這次會見中，海倫就當前時局和南京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向張學良進行了采訪。10月5日，海倫乘火車離開西安，返回北平。隨後，她就迅速將電訊稿用海底電報傳送到英國。10月8日，英國倫敦《每日先驅報》以《寧可要紅軍，不要日本人，中國將軍要團結》的大幅標題刊登了海倫所寫的報道。報道全文如下：
陝西西安府10月4日電在中國的“西京”西安府，緊張局勢正在全麵增長。最明顯的是，在那些思念家鄉、遭受虐待的東北軍之中，反對日本、反對內戰的情緒日益高漲。人們不再空談“和平與秩序”，一種嶄新的抗日氣氛出現了。張學良公開出麵，企圖充當領導，以求“收複失地”，左右中央政府開始抗戰。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東三省繼承權以來，張少帥似乎第一次準備采取積極的步驟，“打回老家去”。顯然，對紅軍的“圍剿”，僅由中央軍進行。
“九一八”後的一天，當少帥在1？2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1936年9月18日，“東救”籌委會組織的“九一八”五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時，城內貼滿了愛國標語(警察沒有去撕)，“九一八”是中華民族的國恥日！抗擊日本，光複國土是中國人民的神聖使命！隻有抗擊日本，中國才能複興！抗日是被壓迫人民的唯一出路！隻有抗日，才能確保世界和平！隻有抗日，中國的真正統一才能實現！(最流行的口號是：我們懇求政府領導全體同胞立即抗日！)
今天下午，西安率先成立了擁有200名創始會員的東北民眾救亡會。其中包括少帥的幾位秘書、官兵、文職官員、教師、學生以及來自各行各業的旅居西安的東北人。大會通過了電敦綏遠抗日將士的決議。會上還通過了其他的決議，如：向全國各地派出代表，同其他民眾救亡會合作；為軍、烈屬募捐資金，支持東北義勇軍和綏遠抗日部隊；組織婦女護理隊；慰問綏遠將士。
10月3日，在同埃德加？斯諾夫人的談話中，張少帥向報界發表了重要聲明，就當前防務問題，提出了新的政策。談話內容如下：
(一)問：現在中日關係已至一新的危機，司令對於國防問題有何新改革？答：(1)和平局麵之決定，非在中國而在日本，假若日本不允許中國走向和平之路，中國到了最後關頭，必從事最後犧牲。(2)外報前傳西北五省醞釀獨立及實行聯俄之說，乃純屬謠言。(3)餘個人及西北將領，絕對擁護中國統一行動，並服從領袖，執行任何一致對外之策略。餘敢代表全體東北武裝同誌，不論任何時間對外，均願效前驅，死於國防的第一線上。
(二)問：目前中國有一種愛國運動在開展中，如學生運動，彼等有極確切國防計劃，例如要求民權自由，抗日運動自由，全國各黨各派團結一致，停止內戰，立刻對日作戰。自從司令去冬援助釋放北平被捕東北學生，許多民眾特別是學生，均公認司令同情此種愛國運動。不知司令有何感想？答：隻要此種運動係合理合法的，政府一定允許，惟有時政府亦有苦衷在也。
(三)問：日本決定要貫徹廣田三原則，似已明顯，並已在華北進行中，司令以為如何？答：據餘所知，政府並未接受此三項原則。須知政府必須遵從民意，中國民眾是永久的不能接受此三項原則。所以即或政府欲依此項條件與日本進行交涉而人民也是永遠不會允許。政府如不順從民意，就無法生存。例如，民國四年北京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條”，但民眾永不承認。
(四)問：最近發生之成都、漢口、北海、上海等事件，已使中日關係更係危機，司令以為政府將采取何種態度――壓迫抗日運動或拒絕日方之要求乎？答：對不住，餘非政府當局，個人不能答複。(遂以個人身份聲明)餘深信中國真正統一，可期而待。因之對外抗戰，必操勝利。餘這樣相信的。就是日本自從侵占東北以來多次勢欲爆發之內戰，均因全國上下渴望統一，以便一致對外。所以唯有對外，才能實現真正統一。
(五)問：然於中央政府和赤匪之內戰，司令是否認為真正統一亦必須停止此項戰爭？據說東北軍隊不欲繼續此項戰爭，唯欲立即發動一合作之抗日戰爭以代之。答：餘及西北高級將領絕對擁護政府，服從領袖。信若共產黨真能在政府領導下，一致對抗侵略者，此問題或可能依西南問題而和平解決之。《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54―256頁。
海倫的報道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10月9日，在天津出版的英文《華北星報》轉發了這一報道。10月20日，在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評論報》也予以刊登。10月9日出版的上海《申報》刊登了題為《讀張學良將軍談話》的署名文章。文章對張學良“開始認識了民眾的力量”，“明白表示了他真誠的意見”，讚揚備至，並且“祝望張將軍能以決心的抗爭把過去一身的垢辱完全洗刷淨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56頁。
就在海倫的報道發表之後不久，進訪西北蘇區的埃德加？斯諾於10月12日離開保安，10月20日抵達西安。五天之後，斯諾回到了北平。11月12日，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發表了斯諾的文章《毛澤東訪問記》。這篇來自紅星照耀下的西北蘇區的報道，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在不到一年之後，1937年10月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了斯諾的驚世之作《紅星照耀中國》英文本。又過了四個月，上海複社出版了以《西行漫記》為書名的中文版《紅星照耀中國》。
在張學良的談話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的時候，毛澤東卻把著重點放在如何遲延蔣介石的嫡係部隊胡宗南所部的進攻上，以保證紅一、二、四方麵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10月14日，毛澤東致電在西安的葉劍英：要遲延胡宗南的進攻，使我在11月15日以前保持西(安)蘭(州)大道於手中，以便使紅二、四方麵軍休息整理，順利執行新任務。《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95―597頁。
10月15日，毛澤東以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名義向蘇維埃新聞社發表談話，指出：“蘇維埃中央政府與人民紅軍軍事委員會現已發布命令：(一)一切紅軍部隊停止對國民革命軍之任何攻擊行動；(二)僅在被攻擊時，允許采取必需之自衛手段；(三)凡屬國民革命軍，因其向我進攻而被我繳獲之人員、武器，在該軍抗日時一律送還，其願當紅軍者歡迎；(四)如國民革命軍向抗日陣地轉移時，製止任何妨礙舉動，並須給以一切可能之援助。”談話還說：“吾人已決定再行懇切申請一切國民革命軍部隊與南京政府，與吾人停戰攜手抗日，該項申請書，已在草擬中”；“如南京政府誠能顧念國難停止內戰出兵抗日，蘇維埃願以全力援助，並願以全國之紅軍主力為先鋒，與日寇決一死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95―597頁。
10月18日，毛澤東同張聞天、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並致彭德懷、賀龍、任弼時、徐向前、陳昌浩，指出：“我黨致國民黨書已在全國各地及國民黨軍隊中發生極大影響，得到國民黨中及各階層中廣大同情。日本侵略日亟，亦不能不影響國民黨軍隊之幹部。我三個方麵軍集中，彼等又有所畏懼。正與國民黨談判，彼方當有不欲使談判弄僵之意。”“總觀各方情況，目前時局正處在轉變交點，我應不失時機，善於運用，爭取國內和平轉向對日抗戰。請照昨電意旨由朱總司令致書王均、毛炳文，向前同誌致書胡宗南及其他黃埔生，賀龍同誌致書何柱國各部及胡部，發展我們影響。書中一本誠懇相勸之意，不作任何自誇語，自能發生效力。一麵嚴整壁壘，提高士氣，立於不敗之地。”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98頁。
當天，毛澤東起草徐向前致胡宗南書。第二天，毛澤東、周恩來將此信電達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請專函繕送胡宗南，並即印刷多份向各軍發送”。②。
毛澤東起草的徐向前致胡宗南書全文如下：
宗南學兄軍長勳鑒：
黃埔一別，忽已十年，回念舊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舉進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動，兄我雙方亟宜棄嫌修好，走上抗日戰線，為挽救國家民族於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蘇維埃政府與紅軍軍事委員會命令，對於貴軍及其他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僅在貴軍攻擊時取自衛手段，一切問題均可商洽，總以和平方法達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貴軍也，國難當前，實不欲自相殘殺，傷國力長寇焰也；如不見諒，必欲一戰而後快，則敝方部隊已有相當之準備，迫不得已當立於自衛地位給予必要之還擊。敝方各軍僅為抗日之目的而鬥爭，深願與貴軍締結同盟，攜手前進。蔣校長現已大有覺悟，甚為佩服。吾輩師生同學之間倘能盡棄前嫌，恢複國共兩黨之統一戰線，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決一死戰，衛國衛民複仇雪恥，當在今日。吾兄高瞻遠矚，素為弟所欽敬，雖多年敵對，不難一旦言歡。茲特遣使攜函征求吾兄高見，倘蒙惠予采納，即乞停止貴方軍事行動，靜候敝黨中央與蔣校長及貴黨中央之談判。如承派員駕臨，敝部自當竭誠歡迎。時危禍急，率爾進言，叨在同門，知不認為唐突也。專此。順叩。
戎綏！
學弟徐向前手上。
十月十八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51―452頁。
這封書信很快就引起了蔣介石的重視。據當時擔任陝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在《西安事變追憶》中所述，蔣介石在10月22日由南京到達西安，“蔣(介石)一到西安，即對我說，有一封寫給徐向前的信，已寫好稿子，想交我潤色一下。但未把稿子交我，也未說明寫信的原因和稿子的內容。我猜想或是蔣(介石)對中共倡議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答複。但直到蔣(介石)去洛陽，也沒有把稿子交我。”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88頁。
邵力子還寫道，在蔣介石12月4日再次來到西安後，“蔣(介石)見了我，說寫給徐向前的信要過一個時期再發。事變猝起，這封信便永遠成了一個不解之謎。”③對這樣一封沒有發出的信函的內容，的確是一個“不解之謎”。但是，在徐向前致胡宗南書於10月19日“專函繕送胡宗南，並即印刷多份向各軍發送”僅三天之後，蔣介石即將“一封寫給徐向前的信，已寫好稿子”，而要邵力子予以“潤色”，其內容必然是對徐向前致胡宗南書的回應――這應該是符合情理的推測。
10月22日，毛澤東致信在西安的葉劍英和劉鼎，信中說：“經濟甚緊，外麵用費須節省又節省，千萬不可過費。無論何時不要喪失我們的立場，不要接受別人的饋贈。隻有到了萬不得已時，才允許向別人借一點錢用，日後如數歸還。一切費用均須報賬。因近日接連發生幾件浪費事，故向二兄指出此點。並請向(彭)雪楓、(朱)理治及其他做統一戰線工作的同誌隨時提出對此問題的警覺。苦久了的人難免見風華而把握不住，故應作為一個問題，對同誌做教育與警戒的工作。”《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53頁。
毛澤東在信中並要他們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幹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還請他們買一部《孫子兵法》和一些關於戰役指揮與戰略方麵的軍事書籍。《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00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致信由蘭州聯絡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之後返回西安的彭雪楓，指出：急需將與綏晉關係弄好，得信後即赴津迅速轉至綏遠辦理此事。我有附南漢宸一信，要求他介紹你見傅作義。“交涉要誠懇，要機警，要有耐性。專作上層交際，不與黨的組織相關涉，不要引人見疑。”“如傅(作義)同意，待綏遠辦好後，請傅介紹見閻(錫山)，不同意則罷，你的工作以傅為主。”“用費從帶去之四百元中開支，十分節省用，不要愛奢華，不要失掉我們的立場，不要接受人家的饋贈，隻有在萬不得已時，才許可從人家借一點錢，日後如數歸還，用數要報賬。有閑功夫注意看書報，加緊學習。”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00、601頁。
第二天，毛澤東致電葉劍英、劉鼎，要他們通過張學良或另設他法向閻錫山表示下列各點：“一、完全同情晉綏當局及其軍隊對日抗戰捍衛疆土的決心與行動，他們的這種決心與行動將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蘇維埃與紅軍將竭以全力以為之助。二、我們十分盼望與晉綏當局成立諒解以至訂立抗日協定。三、隻要晉綏當局真正抗日，而不與日本妥協，紅軍在未得晉綏當局同意之前，決不貿然向晉綏開進。四、在雙方諒解之後，紅軍依約進入劃定之地區與防線，擔任一定戰鬥任務，並服從統一之指揮，紅軍不幹涉晉綏當局之行政事宜。五、某方(指蘇聯――引者注)援助我們可擔任介紹。”②
10月25日，毛澤東致信綏遠省主席、國民黨軍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毛澤東在信中寫道：“紅軍遠涉萬裏，急驅而前，所求者救中國，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東進，原以冀察為目的地，以日寇為正麵敵，不幸不見諒於閻(錫山)、蔣(介石)兩先生，是以引軍西還，從事各方抗日統一戰線之促進。目前情勢，日寇侵綏如箭在弦上，華北長江同時告急。但國內統一戰線粗有成就，南京當局亦有轉向抗日趨勢，紅軍主力之三個方麵軍已集中於陝甘寧地區，一俟取得各方諒解，劃定抗日防線，即行配合友軍出動抗戰。紅軍雖誌切抗戰，但在未得友軍諒解，尤其在未得抗戰地區之友軍及地方行政長官之諒解以前，決不貿然向抗戰陣地開進。在已得正式諒解而向抗戰陣地開進與實行抗戰時，自當以其全力為友軍之助，而絕不絲毫妨礙共同抗戰之友軍及其後方之安全與秩序。茲派彭雨峰(即彭雪楓――引者注)同誌來綏，與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見見教，並希建立直接通訊關係。”《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55頁。
經過葉劍英和彭雪楓的多方努力，中國共產黨和東北軍的關係有了顯著的發展，和傅作義率領的綏遠軍隊的關係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潘漢年出任中共談判代表。
10月2日，潘漢年隨葉劍英到達西安。隨後，他們即於10月4日與張學良進行了會談。
在葉劍英和潘漢年等尚未離開保安之前，中共中央派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局副局長的張子華前往廣州，與國民黨代表進行接觸。9月20日，張子華來到廣州。隨後即與時任南京政府鐵道部次長的曾養甫進行了會談。張子華還帶來了周恩來8月31日致曾養甫的信函。周恩來在信中表示：“亟願與貴方代表進行具體談判”，但是“弟等外出不易”，請曾養甫、陳立夫到蘇區或陝西省華陰縣會晤。②③《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25、325、331頁。
張子華還向曾養甫轉交了周恩來於9月1日所寫致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信函。周恩來在信中重申了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誠意，希望他們敦勸蔣介石“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同時希望他們參加國共兩黨的談判。②9月28日，張子華從廣州來電：曾養甫再次邀請周恩來飛香港或廣州談判。③。
10月8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劉伯承並彭德懷，通報了同南京方麵談判的情況，電報指出：“估計南京在日本新進攻麵前，有與我們成立妥協可能，但一麵仍以重兵壓境，企圖迫我就範。我們應爭取迅速開始主要代表之談判，求得在實行抗日與保存蘇區、紅軍等基本條件下，成立雙方之統一戰線。”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93、594頁。
第二天，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子華，要他轉告陳立夫、曾養甫：“隻要國民黨方麵不攔阻抗日去路，不侵犯紅軍抗日後方，紅軍願首先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攻擊。”電報並提議“國民黨方麵，立即下令暫時停止西北各軍向紅軍進攻，雙方各守原防”，“以便互派代表進行談判”。電報表示，至於周恩來赴廣州會談，在確保安全條件下是可行的。在雙方主要代表未會談前，我方擬派在外的潘漢年先與陳立夫、曾養甫會談。《周恩來年譜(1893―1949)》修訂本，第331頁。
〔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將此電報發出日期定為11月9日，似不妥，應為10月9日――引者〕。
10月10日，毛澤東致電在西安的葉劍英和潘漢年：張子華來電稱，陳立夫赴寧數日可回，見了曾養甫，曾(養甫)約(周)恩來飛赴香港或廣州會談。我們答複：先停戰，後談判。看其複電如何再說。③第二天，毛澤東和張聞天又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劉伯承，彭德懷，征求他們對《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的意見，指出：草案全文電達，請你們提出意見。“此草案是我方起草，準備恩來帶往談判，彼方可能容納之最後限製，尚不詳知。”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94、595―596頁。
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潘漢年於10月14日離開西安。就在潘漢年離開西安的當天，毛澤東致電葉劍英，電報指出：我方已向南京提出四項意見：第一，希望寧方堅持民族立場，不作任何喪權讓步。第二，我方首先執行停止對國民黨軍隊攻擊，僅取防禦方針，等候和議談判集力抗日。第三，請蔣暫時以任何適當名義停止軍隊進攻，以便開始談判。第四，在進攻未停止、周恩來未出去以前，準備派在滬的潘漢年進行初步談判。②。
同一天，張子華回到西安，並致電周恩來，電報說，國民黨方麵的談判條件是：(一)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二)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同國軍；(三)中共代表參加國民大會；(四)即派人具體談判。《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3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