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聯 合 篇(2)
2？民團將以消極的集中訓練統一指揮名義嚴密紀律等抑製其活動，積極的方式是改造其個別不聽從指揮者。(這對鞏固楊在民團中的指揮都有關係，故他願意如此做――原注)保甲組織以目前部隊無政訓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將來如有政訓處也不致成大問題，至少可以采用東北軍所用過的方法去抑製。
3？交通地點他們以在？州為好，我因離蘇區太遠，決在膚施及到甘泉的側翼，由他、我各派二人，以副官名義前後各駐一個，辦理貨物轉運。至於人員的來往，另外由人負責以更謹慎。
4？電台可立即設立，隻等你們把新約好的呼號密碼收到通知我們以便開始聯絡。《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97―98頁。
張文彬在和楊虎城會談前後，還拜訪了杜斌丞先生，當麵送交了毛澤東的信函。9月8日，張文彬在給毛澤東的另一份報告中寫道：“我已與杜(斌丞)見過一麵，他表現很好，除願向楊(虎城)方推動外，並可向孫(蔚如)等盡力推動。”《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03頁。
張文彬報告中提到的孫蔚如(1896―1979)是陝西長安人。1915年畢業於陝西陸軍測量學校。1916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17年加入陝西靖國軍，任連長。1922年加入楊虎城部隊，先後任副營長、營長、陝北國民軍第二支隊參謀長兼第二遊擊隊司令、第十軍參謀長、第二師代理師長、第十七路軍第十七師師長。1932年4月，任第三十八軍軍長。1936年1月，被授予陸軍中將。就在張文彬奔赴西安之際，受孫蔚如的委托，擔任中共臨時陝西省委委員的孫作賓前往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保安，匯報工作並傳送孫蔚如的口信。
孫作賓(1909―2002)，陝西西安灞橋人。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任楊虎城部第十七師中共軍委書記。1932年5月任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四支隊司令兼政治委員。同年12月任中共甘寧青特委軍委書記。1933年9月至1935年8月，曾三次參與組建中共臨時陝西省委，任省委委員、漢中特委軍委及漢中特委負責人。在孫作賓前往保安之前，專門與孫蔚如進行了麵談。孫蔚如表示了願意同紅軍互不侵犯，聯合抗日的願望。孫作賓建議孫蔚如給毛澤東寫一封信，孫蔚如婉言解釋說：“我過去在陝南駐軍時，曾給紅四方麵軍張國燾寫過互不侵犯的信，張(國燾)不守信用，公諸報端，蔣介石看到了，幾乎把我整死。這次還是口頭捎話好。”《中共陝西曆史人物傳》第4卷，第62頁。
孫作賓到達保安後，向毛澤東匯報了中共臨時陝西省委的工作，並轉述了孫蔚如的口信，毛澤東於9月3日致信孫蔚如，並要孫作賓“麵陳孫軍長”。毛澤東在信中寫道：“孫君作賓來，知先生抗日情殷，願賦同仇，甚感甚佩。敝軍去歲入陝，及今之二、四兩方麵軍繼續北上，其誌悉在抗日。貴我雙方雖彼此接壤咫尺，弟亦未嚐視貴軍為敵。良以同是中國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且先生與虎城先生所處環境，敝方甚為諒解，故十個月來貴方對弟等合作之要求，雖無明確的表示，弟方亦始終未變自己之方針。今則西北大局益急，舍聯合抗日無以自救救國。尤以貴部移住膚(施)洛(川)，雙方益加接近，團結一致，更所必需。孫(作賓)君轉達各節，弟等極表歡迎。自即日起，雙方即應取消敵對行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時允許經濟通商，保證雙方來往人員之安全。貴方民團與敝方遊擊部隊，彼此負責約束，不使再生誤會。為掩飾外間耳目計，一切可以隱蔽方式出之。至於交換情報，互派常駐代表，互約通信電本，均屬必要，統請裁奪。其餘由孫(作賓)君麵達。另附敝方致中國國民黨書，並祈省察。”②《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94―95頁。
毛澤東在信中還特別寫道：“虎城先生即此致意。”②。
孫作賓還向周恩來匯報了工作。他特別匯報了中共地下黨員閻揆要在十七路軍特務二團所進行的秘密工作。閻揆要(1904―1994)，陝西佳縣人。1924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次年要任綏遠國民革命軍第三軍騎兵團營長。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夏到陝北井嶽秀部騎兵團任教官、幹訓隊隊長。參加清澗起義後，任西北工農革命軍遊擊支隊參謀長兼第五隊隊長。1930年後到楊虎城部工作，先後任特務團副團長、團長等職。
9月23日，周恩來致信閻揆要。由於當時孫作賓已離開保安，周恩來給閻揆要的信由即將前往第十七路軍從事秘密工作的汪鋒轉交。周恩來在信中寫道：“黨的最近主張，除汪(鋒)兄帶去文件可以參照外，一切托汪(鋒)兄麵達。你的工作，關係極重。應善用現在地位，將(特二團)造成(十七路)軍中的抗日中心力量。為達到此任務應首先在部隊中進行政治思想上的統一戰線。但不要懸格過高，要以同情抗日為標準。一切過於脫離(十七路)軍環境的行動，應加以排除。你尤其不要采取過於受人注意的行動。在部隊也要嚴囑知道你的政治立場的人，堅守部屬的關係，以防外泄。”《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05頁。
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同誌的周密安排和部署下，經過張文彬等同誌的不懈努力和精心運作，中共中央與第十七路軍建立了比較牢固的關係，紅軍與第十七路軍的聯係也得到了鞏固和加強。張文彬作為中國共產黨駐第十七路軍的代表，長駐西安，其公開身份是第十七路軍總指揮部政治處主任秘書。王菊人在1964年10月所寫的回憶錄中記述說：“為保持雙方的來往，楊虎城密令設立了交通站，在西安的有三處：西安城的甜水井，以特務第二團(閻揆要團)留守處名義，派副官原潤泉負責，專為一般外來的或自紅區出去的共產黨人設置的。宋文梅的特務營營部和特務營營副謝晉生的家，是專為重要共產黨人設置的秘密住所。這兩個地方，保護極為周密，與楊(虎城)直接接觸的共產黨人，住在這裏。為保密起見，這裏住的人，不與其他一般共產黨人往來。如張文彬即住在謝晉生家中。在前線也有三處交通站：一為駐淳化之閻揆要團，由閻揆要負責；一為洛川、延安間的四十九旅(旅長王勁哉)和程鵬九團，由旅長王勁哉、團長程鵬九負責；一為宜川的四十二師武士敏旅(第一三四旅，武士敏並兼任潼關警備司令――引者注)，由旅長武士敏負責，武(士敏1936年秋)去南京陸(軍)大(學)受訓後，此一交通線取消。”《回憶楊虎城將軍》，第191―192頁。
紅軍與第十七路軍的關係雖然進展較快，但是一直備受毛澤東高度關注的雙方之間電台聯絡問題，卻由於種種原因，終未建立。
毛澤東說：“寇深禍亟，情切嚶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10日召開會議，作出實行“逼蔣抗日”的戰略決策後，一方麵加強了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一方麵又利用各種關係，在國民黨內部和各地方實力派人士之間廣泛聯絡，以促成“逼蔣抗日”決策的最終實現。
早在此之前的當年夏天，毛澤東就起草了以中國抗日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署名的致高桂滋的信。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陝西定邊人。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加入中國同盟會。1912年進入陝西陸軍講武堂學習。之後在陝軍張鳳？部和胡景翼部任連長、營長、團長、旅長等職。1927年春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當時任國民黨軍第八十四師師長，駐防於毗鄰西北蘇區的綏德地區。
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在信中提出了紅軍向高桂滋所部的八項建議，以作為雙方開始實際談判的基礎。八項建議的內容是：
(一)兩軍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討叛國賊大計，從長計議，務出盡善，並使貴軍處於安全地位，有任何叛國賊加貴軍以危害者，敝方願以實力共擊之。
(三)在貴軍尚未至能取公開行動之時機，敝方願將雙方關係及一切信使往還保守絕對秘密。
(四)貴軍未至公開行動之時機，當敝方攻擊叛國賊軍隊(如井嶽秀)時，務望采取消極態度，即對敝方之敵不作任何援助舉動。
(五)清澗貴部糧秣柴火，既屬友軍，自當盡力接濟。但請閣下對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藥、布匹等)亦量為接濟。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礎上訂立初步的抗日討叛國賊協定。
(七)互相建立最機密之通訊聯絡(交換密碼)。
(八)保證雙方代表及來往人員之安全。《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13―414頁。
此後，為了便利出外聯絡各方之人員，中共中央又於7月15日油印了由毛澤東簽名，並鈐蓋毛澤東印鑒的空白介紹信。介紹信的格式和內容如下：
先生勳鑒：
日寇進攻，國家危急，亟宜一致奮起，組成堅固的抗日陣線，為著堅決保衛平津，保衛冀、察、晉、綏、山東，與仇敵血戰到底之總方針而鬥爭。弟等對先生抗日決心甚為欽佩，茲派同誌前來晉謁，請予接洽，交換意見，並賜指示，以期驅除強敵，共救危亡，臨書不勝屏營係念之至。
敬致。
抗日民族戰爭之敬禮！
毛澤東(簽字)。
(並鈐蓋“毛澤東印”)。
七月十五日《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75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10日的會議結束的四天之後，也就是8月14日，毛澤東致信國民黨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信中指出：“十年分袂，國事全非，救亡圖存，惟有複歸於聯合戰線。前次董健吾兄來，托致鄙意，不知已達左右否？弟等頻年三呼籲，希望南京當局改變其對外對內方針，目前雖有若幹端倪，然大端仍舊不變，甚難於真正之聯合抗日。”毛澤東還誠摯地向宋子文提出：“先生邦國聞人，時有抗日緒論，甚佩甚佩！深望竿頭更進，起為首倡，排斥叛國賊漢奸，恢複貴黨一九二七年以前孫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實行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則非惟救國，亦以自救。寇深禍亟，情切嚶鳴，風雨同舟，願聞明教。”②③《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20、422、418―419頁。
就在這一天，毛澤東致信國民黨綏遠省主席、國民黨軍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信中寫道：“先生北方領袖，愛國寧肯後人？保衛綏遠，保衛西北，保衛華北，先生之責，亦紅軍及全國人民之責也。今之大計，退則亡，抗則存；自相煎艾則亡，舉國奮戰則存。弟等頻年呼籲，要求全國各界一致聯合，共同抗日，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幸人心未死，應者日多，抗日圖存，光明漸啟。近日紅軍漸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戰，第等決為後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計，為救亡圖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②。
也是在這一天，毛澤東致信國民黨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稱讚他“情殷抗日”。信中寫道：“甚望先生能於艱難困苦之中堅持初誌，弟等及全國人民必不讓先生獨當其難，誓竭全力以為後援。近者國內統一戰線大有進步，紅軍主力漸次集中，國際聯係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實際力量，足以資為抗日之用者也。”③毛澤東在信中還提出，決定派遣張金吾(張經武)“前來就教，請予接談。”並提出，“如荷同意，即以張(金吾)同誌為敝方長駐尊處之聯絡代表，一切通信聯絡均以秘密出之。”《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18―419頁。
毛澤東指派前往北平與宋哲元進行聯絡的張金吾，即張經武(1906―1971)，湖南酃縣人。畢業於建國軍軍官學校，曾任湖北警備軍副營長。1930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春加入紅軍、曆任中央蘇區紅軍學校第三隊隊長、政治營營長、教導團團長，軍委直轄第三師師長、中央警衛師政委、紅一軍團司令部作戰科科長、廣昌警備區司令員、軍委總參謀部動員局局長、軍委直轄教導師師長、紅五軍團參謀長。長征途中，任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參謀長、第一梯隊師長、陝甘支隊第三縱隊參謀長等職。長征到達陝北後，任紅一方麵軍司令部偵察科長、西方野戰軍司令部偵察科長。
還是在這一天，毛澤東分別致信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韓複榘、國民黨天津市市長張自忠、國民黨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劉汝明。毛澤東在信中向這些原西北軍將領呼籲組成抗日聯合戰線，並告以派同誌前去拜謁，“乞賜接談，如承不棄，予以具體進行辦法。”《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70頁。
在接連致信國民黨軍政要員的同時，毛澤東還在當天致信中共中央北方局聯絡部部長王世英並轉劉少奇，要求必須向宋哲元及二十九軍繼續做工作。並指出，“韓複榘、傅作義、閻錫山、張自忠、劉汝明、商震(當時任國民黨河南省政府主席)六處，一有機會，即須接洽。統一戰線以各派軍隊為第一位，千萬注意。”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71、577頁。
9月8日，毛澤東起草了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署名的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的電報，明確提出了“抗日反蔣不能並提”的方針。電報指出：“你們不要提出‘打倒中央軍’及任何中國軍隊的口號，相反地要提出‘聯合抗日’口號。”②。
就在當天，毛澤東一連發出四封信，分別致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西北“剿總”第一路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王均、西北“剿總”第一路總司令兼甘肅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和國民黨軍第三十七軍軍長毛炳文，向他們提出“聯合抗日”的建議，並同時隨信送上8月25日發出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曾和時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的邵力子有過密切的交往。毛澤東在信中說：“閱報知尚斤斤於‘剿匪’，無一言及於禦寇，何賢者所見不廣也！竊謂《覺悟》時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麵目全變。”《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54―55頁。
毛澤東希望邵力子“去舊更新，重整《覺悟》旗幟”②《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54―55頁。
，並在信的最後寫道：“弟與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機會，先生其有意乎？”②。
毛澤東在致王均的信中寫道：“從井岡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兩黨合作之局既為時不遠，雙方前線宜盡可能減少衝突。如何之處，敬候卓裁。”④《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6、58頁。
毛澤東在致朱紹良的信中寫道：“十年酣戰，隨處與先生相遇，可謂大有緣矣！”“兩黨兩軍之間，無膠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濟之責”，並希望朱紹良“拋嫌釋怨，以對付共同之敵。”毛澤東在信中最後寫道：“尚祈致意蔣(介石)先生，立即決策，國事猶可為也。”④
毛澤東在致毛炳文的信中指出：“紅軍北上為抗日，此外悉無所求，先生斷乎不可以惡意抗拒。”並說：“已電告甘南甘北部隊，在貴軍不過為已甚條件下，不與先生以困難。如先生讚同一致抗日之議，可隨時派人與前線紅軍首長協商。”《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78頁。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保安召開，討論目前政治形勢和統一戰線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李維漢、林伯渠、董必武、王稼祥、徐特立、吳亮平、劉英、王觀瀾、郭洪濤、葉劍英、李克農、林彪、羅瑞卿、楊尚昆、馮文彬、陸定一、周興、胡耀邦、潘漢年、郭滴人、張雲逸、鄧穎超、鄧振詢、劉長勝、蔡樹藩和李德等。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要用各種辦法逼蔣抗日。加緊對南京以外各黨派的統一戰線工作，更能逼蔣走到抗日。我們改倒蔣為批蔣，改反蔣為聯蔣，而我們的警戒是不能放鬆的。②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80、580、580―581頁。
毛澤東還指出，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國是當前的任務。民主共和國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不是國民黨所說的西方現代國家，它是有資產階級參加的工人農民的國家。一旦民主共和國建立起來，我們應該參加，但要保持共產黨政治上的獨立性。民主共和國一定要在群眾運動、紅軍和蘇維埃不斷擴大的條件下，才能建立起來。②。
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決議指出：“中央認為，在目前形勢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必要”，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從廣大人民的民主要求產生出的最適當的統一戰線的口號。“擴大與鞏固共產黨，保障共產黨政治上組織上完全獨立和內部的團結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與民主共和國得到徹底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③。
9月18日，是九一八事變五周年紀念日。毛澤東致信宋慶齡。毛澤東首先表示：“武漢分別，忽近十年。每從報端及外來同誌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國的言論行動，引起我們無限的敬愛。”②《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41頁。
毛澤東在信中寫道：“目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之呼聲雖已普及全國，然而統率大兵之蔣氏及國民黨中央迄今尚無徹底悔過之心。這種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之行為，實為國民黨大多數黨員所不應容許而應立起糾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於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於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茲派潘漢年同誌前來麵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並與先生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到時敬求接洽，予以指導。付上我們致國民黨中央的信以作參考。”②。
毛澤東信中提到的潘漢年(1906―1977)，江蘇宜興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加入左翼文化團體創造社。1927年2月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辦的《革命軍日報》總編輯。1928年5月後，曆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文化工作黨團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1930年2月，任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執行委員、黨組書記。同年3月，任左聯黨團書記。1931年春起，先後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長、中共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委員。1933年春，奉命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紅一方麵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革軍委地方工作部部長。長征途中，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遵義會議後奉派前往上海，設法恢複白區工作並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係。後前往蘇聯，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1936年1月13日，根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決定，潘漢年在莫斯科與時任中國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進行了秘密談判。1月17日和22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和鄧文儀又進行了兩次正式談判。1936年4月中旬，潘漢年根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安排，奉命回國向中共中央匯報與共產國際聯係的新編密碼，以及繼續進行從莫斯科談判開始的國共兩黨的秘密談判。同年5月初，潘漢年到達香港。隨後，潘漢年於7月中旬和下旬，分別在香港和上海，與國民黨代表張衝、曾養甫進行了接觸與談判，並取得了初步的成果。8月初，潘漢年經西安前往陝北蘇區，於8月8日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隨後，潘漢年被派往西安，從事對東北軍和張學良的統戰工作。9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潘漢年返回保安，出席了9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毛澤東在致宋慶齡的信中還提請她介紹與她“比較接近的中樞人員”，其中包括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吳稚暉、時任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的孔祥熙，時任國民黨中央監督委員、北平研究院院長的李石曾，時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時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院長的孫科和宋子文等，“與(潘)漢年同誌一談，不勝感幸”。《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41―442頁。
在9月18日，毛澤東還致信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人章乃囂、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指出：“要達到實際的停止國民黨軍隊對紅軍進攻，實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先生們與我們還必須在各方麵作更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③④《毛澤東書信選集》，第63―64頁。
信中寫道：“我相信我們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國口號，必為諸位先生所讚同，因為這是團結一切民主分子實行真正抗日救國的最好方策。”③信中還指出：“國民黨軍隊繼續對於紅軍的進攻與一切野蠻法令的尚未撤廢，到今天仍然把我們與先生們遠遠地隔離著，彼此不能經常共同討論與交換抗日救國的具體意見。這也就不得不使諸位先生對於我們今天所執行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與實際行動，尚有若幹的隔閡與誤會。因此，我委托潘漢年同誌與諸位先生經常交換意見和轉達我們對諸位先生的熱烈希望。”④。
蔡元培是以反抗清王朝封建統治為宗旨的光複會的發起人，也是較早加入孫中山先生所建立的同盟會的盟員。1917年後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九一八事變後又與宋慶齡、魯迅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擔任副主席。毛澤東於9月22日致信蔡元培，信中寫道：“共產黨創議抗日統一戰線，國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獨於當權在勢之袞袞諸公或則曰不可行，或則曰要緩行，盜入門而不拒，虎噬人而不鬥，率通國而入於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絕境，先生將何以處此耶？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與農工政策，行之於1925至1927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國共兩黨合作之時期，亦即國民黨最革命之時期。孫先生革命政策之毀棄，內戰因之而連綿不絕，外患乃潰圍決堤滔滔不可收拾矣！8月25日共產黨致國民黨書，雖舊策之重提，實救亡之至計，先生將何以處此耶？”《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43頁。
毛澤東希望蔡元培從抗日救國大義出發，“起而率先，以光複會、同盟會之民族偉人，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導，痛責南京當局立即停止內戰，放棄其對外退讓對內苛求之錯誤政策，撤廢其愛國有罪叛國有賞之亡國方針，發動全國海陸空軍，實行真正之抗日作戰，恢複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於水深火熱之境，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召集人民選舉之全國國會，建立統一對外之國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國，致國家於富強隆盛之域，置民族於自由解放之林。”②《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44、445頁。
毛澤東在信的最後還寫道：“寇深禍急，率爾進言。風雨同舟，願聞名教。”②。
當天，毛澤東還致信曾領導發動了福建事變的蔣光鼐、蔡廷鍇，指出：“為達推動全國(包括南京在內――原注)進行真正之抗日戰爭起見，特向先生及十九路軍全體同誌提議，訂立根據於新的綱領之抗日救國協定，擬具草案八條借供研討，並祈轉達陳真如(即陳銘樞)先生及十九路軍各同誌。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於適當地點正式簽訂。”《毛澤東書信選集》，第73―74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致信領導發動了兩廣事變的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在此之前，由於兩廣事變發生後，蔣介石采取了武力進逼和分化收買的策略，使兩廣事變逐步得到平息。7月9日，粵軍第一軍軍長餘漢謀通電擁護中央，隨後於13日被任命為廣東綏靖公署主任。7月18日，兩廣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西南聯合軍總司令陳濟棠宣布下野並前往香港。蔣介石遂控製了廣東全省，並調四五十萬大軍圍困廣西，企圖根本解決廣西問題。9月初，蔣介石派代表與李宗仁等達成初步協議。9月14日，李宗仁和白崇禧發表和平通電，表示：“今後一切救國工作自當在中央整個策略領導之下，相與為一致之努力。”《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17頁。
9月16日，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廣西南寧分別宣布就任廣西綏靖公署主任和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之職。兩廣事變遂告結束。
毛澤東在信中寫道：“現貴方與南京之間雖幸免戰禍，然西北方麵尚未停息。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向南京當局一致呼籲，請其將仇恨國人之心移以對外，蔣介石氏及中國國民黨一律參加抗日統一戰線，實為真正救國政策之重要一著。”③《毛澤東書信選集》，第70―71頁。
信中還寫道：“貴我雙方訂立抗日救國協定，實屬絕對必要”。“雙方根據協定一致努力，務達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後已。”③。
也就在這一天，周恩來分別致函蔣介石和陳果夫、陳立夫，希望停止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和真正發動抗日戰爭。
3？交通地點他們以在？州為好，我因離蘇區太遠，決在膚施及到甘泉的側翼，由他、我各派二人，以副官名義前後各駐一個，辦理貨物轉運。至於人員的來往，另外由人負責以更謹慎。
4？電台可立即設立，隻等你們把新約好的呼號密碼收到通知我們以便開始聯絡。《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97―98頁。
張文彬在和楊虎城會談前後，還拜訪了杜斌丞先生，當麵送交了毛澤東的信函。9月8日，張文彬在給毛澤東的另一份報告中寫道：“我已與杜(斌丞)見過一麵，他表現很好，除願向楊(虎城)方推動外，並可向孫(蔚如)等盡力推動。”《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03頁。
張文彬報告中提到的孫蔚如(1896―1979)是陝西長安人。1915年畢業於陝西陸軍測量學校。1916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17年加入陝西靖國軍，任連長。1922年加入楊虎城部隊，先後任副營長、營長、陝北國民軍第二支隊參謀長兼第二遊擊隊司令、第十軍參謀長、第二師代理師長、第十七路軍第十七師師長。1932年4月，任第三十八軍軍長。1936年1月，被授予陸軍中將。就在張文彬奔赴西安之際，受孫蔚如的委托，擔任中共臨時陝西省委委員的孫作賓前往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保安，匯報工作並傳送孫蔚如的口信。
孫作賓(1909―2002)，陝西西安灞橋人。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任楊虎城部第十七師中共軍委書記。1932年5月任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四支隊司令兼政治委員。同年12月任中共甘寧青特委軍委書記。1933年9月至1935年8月，曾三次參與組建中共臨時陝西省委，任省委委員、漢中特委軍委及漢中特委負責人。在孫作賓前往保安之前，專門與孫蔚如進行了麵談。孫蔚如表示了願意同紅軍互不侵犯，聯合抗日的願望。孫作賓建議孫蔚如給毛澤東寫一封信，孫蔚如婉言解釋說：“我過去在陝南駐軍時，曾給紅四方麵軍張國燾寫過互不侵犯的信，張(國燾)不守信用，公諸報端，蔣介石看到了，幾乎把我整死。這次還是口頭捎話好。”《中共陝西曆史人物傳》第4卷，第62頁。
孫作賓到達保安後，向毛澤東匯報了中共臨時陝西省委的工作，並轉述了孫蔚如的口信，毛澤東於9月3日致信孫蔚如，並要孫作賓“麵陳孫軍長”。毛澤東在信中寫道：“孫君作賓來，知先生抗日情殷，願賦同仇，甚感甚佩。敝軍去歲入陝，及今之二、四兩方麵軍繼續北上，其誌悉在抗日。貴我雙方雖彼此接壤咫尺，弟亦未嚐視貴軍為敵。良以同是中國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且先生與虎城先生所處環境，敝方甚為諒解，故十個月來貴方對弟等合作之要求，雖無明確的表示，弟方亦始終未變自己之方針。今則西北大局益急，舍聯合抗日無以自救救國。尤以貴部移住膚(施)洛(川)，雙方益加接近，團結一致，更所必需。孫(作賓)君轉達各節，弟等極表歡迎。自即日起，雙方即應取消敵對行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時允許經濟通商，保證雙方來往人員之安全。貴方民團與敝方遊擊部隊，彼此負責約束，不使再生誤會。為掩飾外間耳目計，一切可以隱蔽方式出之。至於交換情報，互派常駐代表，互約通信電本，均屬必要，統請裁奪。其餘由孫(作賓)君麵達。另附敝方致中國國民黨書，並祈省察。”②《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94―95頁。
毛澤東在信中還特別寫道：“虎城先生即此致意。”②。
孫作賓還向周恩來匯報了工作。他特別匯報了中共地下黨員閻揆要在十七路軍特務二團所進行的秘密工作。閻揆要(1904―1994)，陝西佳縣人。1924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次年要任綏遠國民革命軍第三軍騎兵團營長。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夏到陝北井嶽秀部騎兵團任教官、幹訓隊隊長。參加清澗起義後，任西北工農革命軍遊擊支隊參謀長兼第五隊隊長。1930年後到楊虎城部工作，先後任特務團副團長、團長等職。
9月23日，周恩來致信閻揆要。由於當時孫作賓已離開保安，周恩來給閻揆要的信由即將前往第十七路軍從事秘密工作的汪鋒轉交。周恩來在信中寫道：“黨的最近主張，除汪(鋒)兄帶去文件可以參照外，一切托汪(鋒)兄麵達。你的工作，關係極重。應善用現在地位，將(特二團)造成(十七路)軍中的抗日中心力量。為達到此任務應首先在部隊中進行政治思想上的統一戰線。但不要懸格過高，要以同情抗日為標準。一切過於脫離(十七路)軍環境的行動，應加以排除。你尤其不要采取過於受人注意的行動。在部隊也要嚴囑知道你的政治立場的人，堅守部屬的關係，以防外泄。”《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05頁。
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同誌的周密安排和部署下，經過張文彬等同誌的不懈努力和精心運作，中共中央與第十七路軍建立了比較牢固的關係，紅軍與第十七路軍的聯係也得到了鞏固和加強。張文彬作為中國共產黨駐第十七路軍的代表，長駐西安，其公開身份是第十七路軍總指揮部政治處主任秘書。王菊人在1964年10月所寫的回憶錄中記述說：“為保持雙方的來往，楊虎城密令設立了交通站，在西安的有三處：西安城的甜水井，以特務第二團(閻揆要團)留守處名義，派副官原潤泉負責，專為一般外來的或自紅區出去的共產黨人設置的。宋文梅的特務營營部和特務營營副謝晉生的家，是專為重要共產黨人設置的秘密住所。這兩個地方，保護極為周密，與楊(虎城)直接接觸的共產黨人，住在這裏。為保密起見，這裏住的人，不與其他一般共產黨人往來。如張文彬即住在謝晉生家中。在前線也有三處交通站：一為駐淳化之閻揆要團，由閻揆要負責；一為洛川、延安間的四十九旅(旅長王勁哉)和程鵬九團，由旅長王勁哉、團長程鵬九負責；一為宜川的四十二師武士敏旅(第一三四旅，武士敏並兼任潼關警備司令――引者注)，由旅長武士敏負責，武(士敏1936年秋)去南京陸(軍)大(學)受訓後，此一交通線取消。”《回憶楊虎城將軍》，第191―192頁。
紅軍與第十七路軍的關係雖然進展較快，但是一直備受毛澤東高度關注的雙方之間電台聯絡問題，卻由於種種原因，終未建立。
毛澤東說：“寇深禍亟，情切嚶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10日召開會議，作出實行“逼蔣抗日”的戰略決策後，一方麵加強了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一方麵又利用各種關係，在國民黨內部和各地方實力派人士之間廣泛聯絡，以促成“逼蔣抗日”決策的最終實現。
早在此之前的當年夏天，毛澤東就起草了以中國抗日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署名的致高桂滋的信。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陝西定邊人。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加入中國同盟會。1912年進入陝西陸軍講武堂學習。之後在陝軍張鳳？部和胡景翼部任連長、營長、團長、旅長等職。1927年春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當時任國民黨軍第八十四師師長，駐防於毗鄰西北蘇區的綏德地區。
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在信中提出了紅軍向高桂滋所部的八項建議，以作為雙方開始實際談判的基礎。八項建議的內容是：
(一)兩軍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討叛國賊大計，從長計議，務出盡善，並使貴軍處於安全地位，有任何叛國賊加貴軍以危害者，敝方願以實力共擊之。
(三)在貴軍尚未至能取公開行動之時機，敝方願將雙方關係及一切信使往還保守絕對秘密。
(四)貴軍未至公開行動之時機，當敝方攻擊叛國賊軍隊(如井嶽秀)時，務望采取消極態度，即對敝方之敵不作任何援助舉動。
(五)清澗貴部糧秣柴火，既屬友軍，自當盡力接濟。但請閣下對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藥、布匹等)亦量為接濟。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礎上訂立初步的抗日討叛國賊協定。
(七)互相建立最機密之通訊聯絡(交換密碼)。
(八)保證雙方代表及來往人員之安全。《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13―414頁。
此後，為了便利出外聯絡各方之人員，中共中央又於7月15日油印了由毛澤東簽名，並鈐蓋毛澤東印鑒的空白介紹信。介紹信的格式和內容如下：
先生勳鑒：
日寇進攻，國家危急，亟宜一致奮起，組成堅固的抗日陣線，為著堅決保衛平津，保衛冀、察、晉、綏、山東，與仇敵血戰到底之總方針而鬥爭。弟等對先生抗日決心甚為欽佩，茲派同誌前來晉謁，請予接洽，交換意見，並賜指示，以期驅除強敵，共救危亡，臨書不勝屏營係念之至。
敬致。
抗日民族戰爭之敬禮！
毛澤東(簽字)。
(並鈐蓋“毛澤東印”)。
七月十五日《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75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10日的會議結束的四天之後，也就是8月14日，毛澤東致信國民黨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信中指出：“十年分袂，國事全非，救亡圖存，惟有複歸於聯合戰線。前次董健吾兄來，托致鄙意，不知已達左右否？弟等頻年三呼籲，希望南京當局改變其對外對內方針，目前雖有若幹端倪，然大端仍舊不變，甚難於真正之聯合抗日。”毛澤東還誠摯地向宋子文提出：“先生邦國聞人，時有抗日緒論，甚佩甚佩！深望竿頭更進，起為首倡，排斥叛國賊漢奸，恢複貴黨一九二七年以前孫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實行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則非惟救國，亦以自救。寇深禍亟，情切嚶鳴，風雨同舟，願聞明教。”②③《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20、422、418―419頁。
就在這一天，毛澤東致信國民黨綏遠省主席、國民黨軍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信中寫道：“先生北方領袖，愛國寧肯後人？保衛綏遠，保衛西北，保衛華北，先生之責，亦紅軍及全國人民之責也。今之大計，退則亡，抗則存；自相煎艾則亡，舉國奮戰則存。弟等頻年呼籲，要求全國各界一致聯合，共同抗日，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幸人心未死，應者日多，抗日圖存，光明漸啟。近日紅軍漸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戰，第等決為後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計，為救亡圖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②。
也是在這一天，毛澤東致信國民黨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稱讚他“情殷抗日”。信中寫道：“甚望先生能於艱難困苦之中堅持初誌，弟等及全國人民必不讓先生獨當其難，誓竭全力以為後援。近者國內統一戰線大有進步，紅軍主力漸次集中，國際聯係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實際力量，足以資為抗日之用者也。”③毛澤東在信中還提出，決定派遣張金吾(張經武)“前來就教，請予接談。”並提出，“如荷同意，即以張(金吾)同誌為敝方長駐尊處之聯絡代表，一切通信聯絡均以秘密出之。”《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18―419頁。
毛澤東指派前往北平與宋哲元進行聯絡的張金吾，即張經武(1906―1971)，湖南酃縣人。畢業於建國軍軍官學校，曾任湖北警備軍副營長。1930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春加入紅軍、曆任中央蘇區紅軍學校第三隊隊長、政治營營長、教導團團長，軍委直轄第三師師長、中央警衛師政委、紅一軍團司令部作戰科科長、廣昌警備區司令員、軍委總參謀部動員局局長、軍委直轄教導師師長、紅五軍團參謀長。長征途中，任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參謀長、第一梯隊師長、陝甘支隊第三縱隊參謀長等職。長征到達陝北後，任紅一方麵軍司令部偵察科長、西方野戰軍司令部偵察科長。
還是在這一天，毛澤東分別致信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韓複榘、國民黨天津市市長張自忠、國民黨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劉汝明。毛澤東在信中向這些原西北軍將領呼籲組成抗日聯合戰線，並告以派同誌前去拜謁，“乞賜接談，如承不棄，予以具體進行辦法。”《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70頁。
在接連致信國民黨軍政要員的同時，毛澤東還在當天致信中共中央北方局聯絡部部長王世英並轉劉少奇，要求必須向宋哲元及二十九軍繼續做工作。並指出，“韓複榘、傅作義、閻錫山、張自忠、劉汝明、商震(當時任國民黨河南省政府主席)六處，一有機會，即須接洽。統一戰線以各派軍隊為第一位，千萬注意。”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71、577頁。
9月8日，毛澤東起草了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署名的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的電報，明確提出了“抗日反蔣不能並提”的方針。電報指出：“你們不要提出‘打倒中央軍’及任何中國軍隊的口號，相反地要提出‘聯合抗日’口號。”②。
就在當天，毛澤東一連發出四封信，分別致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西北“剿總”第一路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王均、西北“剿總”第一路總司令兼甘肅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和國民黨軍第三十七軍軍長毛炳文，向他們提出“聯合抗日”的建議，並同時隨信送上8月25日發出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曾和時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的邵力子有過密切的交往。毛澤東在信中說：“閱報知尚斤斤於‘剿匪’，無一言及於禦寇，何賢者所見不廣也！竊謂《覺悟》時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麵目全變。”《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54―55頁。
毛澤東希望邵力子“去舊更新，重整《覺悟》旗幟”②《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54―55頁。
，並在信的最後寫道：“弟與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機會，先生其有意乎？”②。
毛澤東在致王均的信中寫道：“從井岡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兩黨合作之局既為時不遠，雙方前線宜盡可能減少衝突。如何之處，敬候卓裁。”④《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6、58頁。
毛澤東在致朱紹良的信中寫道：“十年酣戰，隨處與先生相遇，可謂大有緣矣！”“兩黨兩軍之間，無膠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濟之責”，並希望朱紹良“拋嫌釋怨，以對付共同之敵。”毛澤東在信中最後寫道：“尚祈致意蔣(介石)先生，立即決策，國事猶可為也。”④
毛澤東在致毛炳文的信中指出：“紅軍北上為抗日，此外悉無所求，先生斷乎不可以惡意抗拒。”並說：“已電告甘南甘北部隊，在貴軍不過為已甚條件下，不與先生以困難。如先生讚同一致抗日之議，可隨時派人與前線紅軍首長協商。”《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78頁。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保安召開，討論目前政治形勢和統一戰線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李維漢、林伯渠、董必武、王稼祥、徐特立、吳亮平、劉英、王觀瀾、郭洪濤、葉劍英、李克農、林彪、羅瑞卿、楊尚昆、馮文彬、陸定一、周興、胡耀邦、潘漢年、郭滴人、張雲逸、鄧穎超、鄧振詢、劉長勝、蔡樹藩和李德等。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要用各種辦法逼蔣抗日。加緊對南京以外各黨派的統一戰線工作，更能逼蔣走到抗日。我們改倒蔣為批蔣，改反蔣為聯蔣，而我們的警戒是不能放鬆的。②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80、580、580―581頁。
毛澤東還指出，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國是當前的任務。民主共和國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不是國民黨所說的西方現代國家，它是有資產階級參加的工人農民的國家。一旦民主共和國建立起來，我們應該參加，但要保持共產黨政治上的獨立性。民主共和國一定要在群眾運動、紅軍和蘇維埃不斷擴大的條件下，才能建立起來。②。
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決議指出：“中央認為，在目前形勢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必要”，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從廣大人民的民主要求產生出的最適當的統一戰線的口號。“擴大與鞏固共產黨，保障共產黨政治上組織上完全獨立和內部的團結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與民主共和國得到徹底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③。
9月18日，是九一八事變五周年紀念日。毛澤東致信宋慶齡。毛澤東首先表示：“武漢分別，忽近十年。每從報端及外來同誌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國的言論行動，引起我們無限的敬愛。”②《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41頁。
毛澤東在信中寫道：“目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之呼聲雖已普及全國，然而統率大兵之蔣氏及國民黨中央迄今尚無徹底悔過之心。這種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之行為，實為國民黨大多數黨員所不應容許而應立起糾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於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於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茲派潘漢年同誌前來麵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並與先生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到時敬求接洽，予以指導。付上我們致國民黨中央的信以作參考。”②。
毛澤東信中提到的潘漢年(1906―1977)，江蘇宜興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加入左翼文化團體創造社。1927年2月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辦的《革命軍日報》總編輯。1928年5月後，曆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文化工作黨團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1930年2月，任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執行委員、黨組書記。同年3月，任左聯黨團書記。1931年春起，先後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長、中共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委員。1933年春，奉命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紅一方麵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革軍委地方工作部部長。長征途中，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遵義會議後奉派前往上海，設法恢複白區工作並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係。後前往蘇聯，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1936年1月13日，根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決定，潘漢年在莫斯科與時任中國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進行了秘密談判。1月17日和22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和鄧文儀又進行了兩次正式談判。1936年4月中旬，潘漢年根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安排，奉命回國向中共中央匯報與共產國際聯係的新編密碼，以及繼續進行從莫斯科談判開始的國共兩黨的秘密談判。同年5月初，潘漢年到達香港。隨後，潘漢年於7月中旬和下旬，分別在香港和上海，與國民黨代表張衝、曾養甫進行了接觸與談判，並取得了初步的成果。8月初，潘漢年經西安前往陝北蘇區，於8月8日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隨後，潘漢年被派往西安，從事對東北軍和張學良的統戰工作。9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潘漢年返回保安，出席了9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毛澤東在致宋慶齡的信中還提請她介紹與她“比較接近的中樞人員”，其中包括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吳稚暉、時任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的孔祥熙，時任國民黨中央監督委員、北平研究院院長的李石曾，時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時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院長的孫科和宋子文等，“與(潘)漢年同誌一談，不勝感幸”。《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41―442頁。
在9月18日，毛澤東還致信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人章乃囂、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指出：“要達到實際的停止國民黨軍隊對紅軍進攻，實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先生們與我們還必須在各方麵作更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③④《毛澤東書信選集》，第63―64頁。
信中寫道：“我相信我們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國口號，必為諸位先生所讚同，因為這是團結一切民主分子實行真正抗日救國的最好方策。”③信中還指出：“國民黨軍隊繼續對於紅軍的進攻與一切野蠻法令的尚未撤廢，到今天仍然把我們與先生們遠遠地隔離著，彼此不能經常共同討論與交換抗日救國的具體意見。這也就不得不使諸位先生對於我們今天所執行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與實際行動，尚有若幹的隔閡與誤會。因此，我委托潘漢年同誌與諸位先生經常交換意見和轉達我們對諸位先生的熱烈希望。”④。
蔡元培是以反抗清王朝封建統治為宗旨的光複會的發起人，也是較早加入孫中山先生所建立的同盟會的盟員。1917年後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九一八事變後又與宋慶齡、魯迅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擔任副主席。毛澤東於9月22日致信蔡元培，信中寫道：“共產黨創議抗日統一戰線，國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獨於當權在勢之袞袞諸公或則曰不可行，或則曰要緩行，盜入門而不拒，虎噬人而不鬥，率通國而入於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絕境，先生將何以處此耶？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與農工政策，行之於1925至1927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國共兩黨合作之時期，亦即國民黨最革命之時期。孫先生革命政策之毀棄，內戰因之而連綿不絕，外患乃潰圍決堤滔滔不可收拾矣！8月25日共產黨致國民黨書，雖舊策之重提，實救亡之至計，先生將何以處此耶？”《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43頁。
毛澤東希望蔡元培從抗日救國大義出發，“起而率先，以光複會、同盟會之民族偉人，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導，痛責南京當局立即停止內戰，放棄其對外退讓對內苛求之錯誤政策，撤廢其愛國有罪叛國有賞之亡國方針，發動全國海陸空軍，實行真正之抗日作戰，恢複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於水深火熱之境，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召集人民選舉之全國國會，建立統一對外之國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國，致國家於富強隆盛之域，置民族於自由解放之林。”②《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44、445頁。
毛澤東在信的最後還寫道：“寇深禍急，率爾進言。風雨同舟，願聞名教。”②。
當天，毛澤東還致信曾領導發動了福建事變的蔣光鼐、蔡廷鍇，指出：“為達推動全國(包括南京在內――原注)進行真正之抗日戰爭起見，特向先生及十九路軍全體同誌提議，訂立根據於新的綱領之抗日救國協定，擬具草案八條借供研討，並祈轉達陳真如(即陳銘樞)先生及十九路軍各同誌。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於適當地點正式簽訂。”《毛澤東書信選集》，第73―74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致信領導發動了兩廣事變的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在此之前，由於兩廣事變發生後，蔣介石采取了武力進逼和分化收買的策略，使兩廣事變逐步得到平息。7月9日，粵軍第一軍軍長餘漢謀通電擁護中央，隨後於13日被任命為廣東綏靖公署主任。7月18日，兩廣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西南聯合軍總司令陳濟棠宣布下野並前往香港。蔣介石遂控製了廣東全省，並調四五十萬大軍圍困廣西，企圖根本解決廣西問題。9月初，蔣介石派代表與李宗仁等達成初步協議。9月14日，李宗仁和白崇禧發表和平通電，表示：“今後一切救國工作自當在中央整個策略領導之下，相與為一致之努力。”《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17頁。
9月16日，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廣西南寧分別宣布就任廣西綏靖公署主任和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之職。兩廣事變遂告結束。
毛澤東在信中寫道：“現貴方與南京之間雖幸免戰禍，然西北方麵尚未停息。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向南京當局一致呼籲，請其將仇恨國人之心移以對外，蔣介石氏及中國國民黨一律參加抗日統一戰線，實為真正救國政策之重要一著。”③《毛澤東書信選集》，第70―71頁。
信中還寫道：“貴我雙方訂立抗日救國協定，實屬絕對必要”。“雙方根據協定一致努力，務達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後已。”③。
也就在這一天，周恩來分別致函蔣介石和陳果夫、陳立夫，希望停止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和真正發動抗日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