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會 談 篇(4)
在這一背景之下，中國共產黨多次向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提出的“改造部隊，準備抗日”的建議，被提上了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議事日程。6月15日，由張學良任團長，楊虎城任副團長的軍官訓練團正式開學。由於訓練團團址位於長安縣王曲鎮，所以稱之為王曲軍官訓練團。訓練團教育長由王以哲擔任。從第三期開始，則由東北軍騎兵軍副軍長黃顯聲擔任。總隊長為繆徵流。學員為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連以上軍官，每期學員500餘人。每期兩個月。
王曲軍官訓練團的開辦，使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麵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此之前，楊虎城和張學良部隊也曾開辦過訓練班。如楊虎城從1933年至1935年，曾開辦了西安綏靖公署步兵訓練班。楊虎城自兼訓練班主任，姚國俊、鄒桂五、金閩生、韓成西先後任副主任。學員為該部的連、排長。每期訓練時間為6個月，共舉辦了5期。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前，也曾於1930年10月在東北講武堂內開設了東北步兵研究班，培訓部隊中的校級與尉級軍官。九一八事變後，步兵研究班即停辦。
王曲軍官訓練團開學後，張學良於6月22日對第一期學員和教職員作了題為《中國的出路惟有抗日》的講話。張學良指出：“中國目前是被日本帝國主義支配著，它絕不容我們統一。要想統一，惟有抗日；惟有抗日，才能求得統一。抗日是東北軍最大的使命。”《劉鼎》，第51頁。
張學良的講話，第一次在東北軍內部公開表明了自己抗日的堅定決心。兩廣事變的發生，更堅定了張學良與紅軍聯合抗日的信心。他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表達了自己決心聯共抗日的意願。
7月1日，毛澤東在安塞真武洞(今安塞縣城)致電彭德懷，提出了今後的戰略方針和任務問題。電報指出：我們與東北軍關係現有進一步發展可能。為準備在紅二、四方麵軍北上後不久，東北軍能作政治軍事上的發動(為策應西南〔事變〕甚宣早動)，七八兩月須注大力於該部軍、師、團三級的工作。派較得力的人分途去見軍、師、團長，根據他們的思想程度與接受可能，向他們解釋“抗日”、“反蔣”、“聯俄”、“聯共”等問題。“這個中層是個樞紐，目前最為重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55頁。
第二天，張聞天在安塞化子坪以南的楊家園子村致電已到達保安的秦邦憲，通報了紅軍西征的勝利和統戰工作方麵的新進展。電報指出：“劉鼎不日可來此。東北軍工作有新的進步。張(學良)對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並要求我們派給他高級幹部。”③《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37頁。
電報還告知秦邦憲：“我與(毛)澤東等諸同誌待與劉鼎見麵後即回，大約一星期左右”。③同一天，張聞天還簽署了中央書記處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陳雲的電報，通報了與東北軍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經過。電報指出：東北軍是一支被日本驅趕出來的“亡國亡家”的軍隊，他背後“沒有任何帝國主義”，並受到蔣介石的歧視，士兵質量好，因此，“有爭取其成為優良的抗日人民革命軍隊的完全可能”。②《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38頁。
電報還說及東北軍幹部狀況，指出：“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軍長中以王以哲最好。”“於學忠、董英斌、劉多荃均張(學良)之親信，能指揮之。”“中下級幹部一般都表示歡迎我們”，這就提供了我們“今後將開展一個更好工作的基礎”。②。
張聞天電報中提到的劉多荃是東北軍第一？五師的師長。劉多荃(1897―1985)，字芳渡，遼寧鳳城人。1923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炮兵科。此後，先後任東北軍炮兵排長、連長、營長，軍團衛隊隊副、團長。1929年1月，劉多荃奉張學良之命，處死楊宇庭和常蔭槐二人。1930年3月，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衛隊統帶。後任北平張學良行營衛隊統帶部少將統帶。1933年初，衛隊統帶部所轄部隊改編為獨立第一？五師，劉多荃任師長。一？五師相當於軍一級建製，下轄三個旅。一旅旅長譚海，後為董彥平；二旅旅長唐君堯；三旅旅長高鵬雲。該師駐地在甘肅平涼一帶，後調防陝西洛川。
7月5日上午，劉鼎乘坐張學良的專機從西安來到延安。當天下午，他即徒步趕往安塞縣的真武洞鎮。當天晚上，安塞會議就開始舉行。出席會議的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連夜聽取了劉鼎的匯報。劉鼎此行，還帶來了張學良親筆寫的致周恩來的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恩來同誌：
弟此間必須準備整理，在(再)須六個月功夫。如時機迫切，那就例外了。“貴我兩方屢生誤會，必須互諒互讓而調整之”。外間情況等等，囑劉(鼎)同誌麵達。特此敬祝
努力！並迄代問候諸同誌為盼！
弟張學良啟。
而後用李毅②《張學良遺稿》，第152―153、3頁。
張學良信中最後所寫“而後用李毅”一句，當因為他本人號“毅庵”，而“李”為他的本姓。張學良在《雜憶隨感漫錄》中寫道：“我的祖宗，原為李姓，大概是在家的高曾祖時代，張、李兩家原本是親戚，又同為是由大城逃荒而來者，張家無子絕後，領養李姓之子以繼香煙，遂冒姓了張氏。”②
會議聽取了劉鼎的匯報。會議要劉鼎放手大膽地工作，爭取張學良；強調對東北軍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或把它變成紅軍，而是幫助、團結、改造，使之成為抗日的力量，成為紅軍可靠的友軍。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56頁。
劉鼎回憶說：“天亮了，周恩來讓我抓緊時間睡覺，然後馬上返回西安。我剛睡著，又被人叫醒，原來是毛澤東單獨找我談話。他對我說：‘要記住，當前我黨對東北軍的方針是爭取、團結、聯合抗日的方針，任何不符合這條方針的言行都是錯誤的。你的任務，不僅是像在上海那樣工作，收集點情報，而是要做張(學良)本人的思想工作，做團結東北軍的工作，使東北軍真正成為一支抗日的力量。你不要怕自己年輕，也不要怕沒經驗。我們都在做張(學良)的工作嘛！中央支持你。劉鼎，你這個代表要當好哇！’”《劉鼎》，第195頁。
當天，劉鼎即離開真武洞，經延安城，然後趕回西安。
劉鼎離開後，安塞會議繼續進行，至7月7日始告結束。會議進一步研究了爭取東北軍的工作和中央關於兩廣事變的策略等問題，7月6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劉鼎來，布置了那邊的工作，那邊的工作大有希望。”“中央機關及紅校在保安，軍委後方各部在吳起鎮，洛甫、恩來、我暫在安塞，若幹天後去保安。”③張聞天和周恩來也於當天致電4月間派赴上海工作的馮雪峰，對中央關於兩廣事變的策略進行了闡述。電報指示在當前開展群眾運動工作中，要特別注意“同一切關門主義的堅決鬥爭”，認為關門主義“在目前確是一種罪惡”。電報最後委托馮雪峰轉致黨中央對魯迅和茅盾的敬意，並說：“他們為抗日救國的努力，我們都很欽佩。”《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39頁。
安塞會議結束之後，張聞天於7月8日離開真武洞，9日到達保安。毛澤東則於7月10日離開真武洞，於11日到達保安。留在安塞的周恩來於7月8日在東線工作委員會所在地――真武洞以南3公裏的白家坪村，會見了進訪蘇區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與他同行進入蘇區的美國醫生喬治？海德姆。埃德加？斯諾(1905―1972)，美國密蘇裏州堪薩斯人。1924年進入堪薩斯大學學習。次年轉入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學習。1927年畢業。1928年5月，經日本到達中國上海，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1931年9月，斯諾經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女士的引薦，結識了宋慶齡。1933年他又結識了魯迅先生。宋慶齡和魯迅的影響，使斯諾獲益匪淺。同年3月起，斯諾定居於北平，成為美國《星期六晚郵報》的主要撰稿人。1934年3月，斯諾又受聘於燕京大學(今北京大學)新聞係，任講師。喬治？海德姆(1910―1988)，出生於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市，祖籍黎巴嫩。1926年進入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醫科預科班學習。1929年又來到貝魯特(當時屬敘利亞，現屬黎巴嫩)攻讀臨床診斷。1933年畢業於瑞士日內瓦大學，並獲醫學博士學位。同年11月，來到中國上海，先後在廣慈醫院、萊斯特醫院講學，並開始研究性病和皮膚病的治療。在上海期間，經過史沫特萊的引薦，他結識了宋慶齡和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並參加了馬克思主義讀書小組的學習。
斯諾在與宋慶齡的交談中，流露出了希望前往西北蘇區采訪的願望，而海德姆則從宋慶齡處得到了蘇區缺少醫生的信息，向宋慶齡表示出希望前往蘇區從事醫療工作的心願。在宋慶齡的斡旋下，兩人曾於1936年3月隨劉鼎一同來到西安，但因劉鼎很快前往洛川而無法取得聯係，他們兩人不得不離開西安，斯諾返回北平，海德姆則回到上海。同年6月，在宋慶齡的周密安排下，斯諾從北平出發，海德姆從上海出發，分頭奔赴西安。兩人在秘密接頭人“王牧師”(即董健吾)的安排下，並得到了張學良將軍的大力支持。經過當時正在西安，準備經過新疆前往蘇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鄧發的周密安排，斯諾和海德姆於7月5日乘坐東北軍運送軍需的卡車，離開西安，經洛川等地，於7月6日來到延安。7月8日，來到了安塞真武洞以南的白家坪。當天黃昏，他們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在7月9日至10日，用兩天的時間同斯諾進行了交談，回答了他所提出的問題，並為斯諾製定了一個需時92天的采訪日程安排。7月12日，斯諾和海德姆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也就是在這次安排斯諾和海德姆進入西北蘇區期間，董健吾向張學良將軍提出了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兩人前往蘇聯的請求。
毛岸英和毛岸青、毛岸龍弟兄三人在母親楊開慧烈士於1930年11月英勇就義後，在黨組織的安排下，於1931年春節後來到上海。隨後，即進入地下黨領導的由互濟會創辦的大同幼稚園。大同幼稚園創辦於1930年3日。毛岸英弟兄三人進入大同幼稚園後不久，幼弟毛岸龍就因患急性痢疾不幸早逝。1932年6月前後，由於上海地下黨機關遭到嚴重破壞，地下黨組織決定解散大同幼稚園，將園中的孩子分散安置。董健吾將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送到他的原配夫人黃慧光處寄養。
當董健吾向張學良提出將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及另外一個孩子送往蘇聯的請求後，張學良滿口答應。隨後，他即出資，由準備出洋考察的李杜將軍帶著這三個孩子，於1936年6月底乘坐輪船離開上海。李杜化名“王元華”，在一個多月的航程中，李杜和夫人對毛岸英、毛岸青兄弟關懷備至。他們於7月底到達法國巴黎。由於日本當局向蘇聯政府表示抗議，不讓簽發李杜去蘇聯的護照。經過多方交涉，蘇聯政府僅為毛岸英等三個小孩簽發了護照，此時已是1936年年底了。李杜不得不返回上海。而毛岸英、毛岸青等三名孩子於1937年初到達蘇聯首都莫斯科。
張學良並不知道由他出資送往蘇聯的三名小孩中，有兩個分別是毛澤東的長子和次子。1994年，張學良在美國夏威夷接受一位來訪者的采訪時，得知這一段具有傳奇色彩的曆史事件的原委後，欣然一笑，說道：“真沒想到當年我會為毛澤東做了一件好事。那時我隻聽信了董(健吾)牧師的話，他說有三個孤兒想到蘇聯去求學，缺少經費。我並不知道董牧師說父母早不在世上的那兩個孤兒，竟會是毛澤東的兒子！”《張學良遺稿》，第353―354頁。
在劉鼎返回西安時，張學良已離開西安，前往南京出席7月10日至14日舉行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張學良在參加了會議之後，又前往上海。劉鼎先後趕往南京、上海，都沒有找到張學良。在張學良返回西安後，劉鼎才趕回西安，向張學良匯報了安塞之行的情況。
就在張學良離陝期間，東北軍騎兵軍何柱國部奉蔣介石之命，“進剿”西征前線的主力紅軍。為了避免造成對東北軍統戰工作的影響，彭德懷於7月4日致電紅一軍團第四師師長李天佑和政治委員黃克誠，電報指出：對東北軍在原則上不與其決戰，多從政策上爭取。但敵向我前進時，消滅其一部，也有必要。《彭德懷年譜》，第151頁。
7月14日，毛澤東在保安就西征戰役的指揮問題，致電彭德懷，其中指出：“對何柱國指揮‘進剿’之全部東北軍，宜決定消滅其一部，這樣做不會妨礙大局，反有利於大局。”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57、560頁。
7月20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彭德懷：何柱國集中五個師向我攻擊，我軍如何部署？如與之決戰，則集中最大兵力方為有利。②當天，彭德懷致電毛澤東，電報說：何柱國趁張學良去南京未回，集中3個師共約13個團，執行蔣介石命令，分左右翼隊向黑城鎮、楊郎鎮、七營進犯，妄圖夾攻紅軍。對此敵，我意堅決打擊，否則不解決問題。故擬集中一、十五軍團全力消滅其一個或兩個師。④《彭德懷年譜》，第152頁。
第二天，彭德懷就消滅何柱國所部一兩個師，致電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領導人左權、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等：一軍團隱蔽集結於七營、豫旺堡之間的張家嘴、郭家嘴附近，小部留在七營迷惑敵人。十五軍團主力暫在豫旺縣附近集結待命。二十八軍開到定邊後，以一個團接替鹽池工作，八十一師待二十八軍接替後，尾七十八師進至甜水堡、萌城附近待命。④兩天之後，彭德懷率野戰軍司令部由洪德城移駐豫旺堡。由於部署得力，何柱國所部對紅軍的進攻被阻滯。到7月底，西征紅軍開辟了縱橫400餘裏的新根據地，並與陝甘老根據地連成一片。紅軍和地方武裝力量都得到了發展。
8月9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分別以“趙東”、“趙天”、“趙來”、“趙古”署名，致信李毅(即張學良)。信中說：“根據二、四方麵軍北上、西南事變發展，日本對綏蒙進攻等情況，我們認為兄部須立即準備配合紅軍選定九、十月間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麵，而以占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②④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66―567、567、568、569頁。
信中指出：蔣介石一解決西南問題，就有極大可能進攻西北。“無論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並要十分防備蔣(介石)的暗害陰謀。目前此點關係全局，衛隊的成分應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幹部手裏。”②信中還表示準備派潘漢年、葉劍英、朱理治三人到西安同劉鼎一起協助工作。《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5頁。
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保安召開。會議討論了國共兩黨關係與統一戰線問題。第二天，毛澤東致電劉鼎，請他與張學良商量：紅二、四方麵軍即出岷州、隴西之線打毛炳文，速乘此機調固原兩師入蘭州，我一方麵軍可不打固原。④8月13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提出：對東北軍何柱國、董英斌二部放棄打的企圖，全力進行統一戰線工作。⑤。
8月底，毛澤東致信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信的全文如下：
鼎方軍長勳鑒：
日寇侵略益厲，兄我雙方救亡之準備大宜加緊，庶於救亡陣線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遠矚，對此諒有同心。目前國際與中國形勢日益緊張，一方麵侵略主義者動員其侵略陣線，一方麵反侵略主義者大規模動員廣大民眾，組成和平與救國的陣線。中國之漢奸勢力雖日益囂張(如所謂以日製蔣、以政製黨、以團製軍之一派)，然反日反漢奸勢力亦大見增進。蔣氏政策之開始若幹的轉變，南京國民黨左派之開始形成，實為近可喜之現象。蔣氏及國民黨果能毅然拋棄過去之政策，恢複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停止進攻紅軍，開放各派黨禁，弟等極願與之聯合一致，共同擔負抗日救亡之事業。雙方談判現將進至比較具體的階段，雖何時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實已存在。倘能達到成功之域，對貴我雙方之合作事業自有極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間謠傳蔣氏將於西南問題解決之後進攻東北軍，謂將用分化政策不利於張副司令。此訊如確，是蔣氏尚未放棄其挑撥離間、排除異己之陰賊險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見之實行，弟等可斷言蔣氏必歸於最後的失敗，因為張副司令及我兄聯俄聯共抗日救亡之主張，並非少數人的主張，實全國愛國同胞的主張；非陳濟棠等之不真實不純潔的主張，乃真心實意為國家為民族的主張。誰要反對張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領的紅軍必以全力出而聲討蔣氏及東北軍中叛逆分子之罪惡行為，即全國愛國人民及國際革命勢力亦決不容蔣氏等胡幹。至於東北軍最大多數官兵抗日複土之決心及其堅固的團體，亦必不容東北軍中極少數無誌節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國叛鄉叛團體之萬惡的勾當。目前蔣氏及其一派亦正在開始進行聯俄聯共政策，我兄與張副司令實此政策之首先提倡與首先實行者，安得以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觀，弟則深望此說之止於謠言，或為蔣氏左右一部分漢奸分子謀劃，而非現正開始若幹轉變之蔣氏及國民黨多數有良心分子的意見。但兄等仍宜嚴密警戒，十分團結自己的團體，預先防止東北團體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機搗亂，則以全國與西北的有利形勢，以東北軍與紅軍的聯合力量，決不怕外間若何之風波也。秋風多厲，為國珍攝。匆此布臆。
敬頌。
公祺。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35―436頁。
當時，王以哲率領的東北軍第六十七軍已奉命西調甘肅平涼一帶。王以哲部隊的調防，為紅二、四方麵軍北出甘肅與紅一方麵軍會師，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幾乎與此同時，紅一方麵軍在寧夏固原一帶與何柱國所部騎兵軍的統一戰線工作也有了新的進展。在九一八事變五周年之際，紅一方麵軍第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於9月18日與東北軍騎兵軍第六師師長白鳳翔的代表簽訂了《停戰協定》。協定指出：抗日為雙方聯合條件與無上責任。並規定，騎兵第六師(一)不受命進攻紅軍；(二)萬一須敷衍，則不打槍或不作殺傷射擊不前進；(三)事先向紅軍通報行動及騎兵師位置，以免誤會；(四)在可能與需要時，經過互相協商可作友誼退讓，但應以實現抗日利益為原則。“為了互相砥礪，互相監督，互相幫助，以達實現抗日的親密的兄弟聯係，建議互派代表互相研究，互相通商，經常會商並解決一切可能發生的問題與糾紛。”《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20頁。
9月22日，毛澤東致信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長的於學忠。毛澤東在信中指出：“兩軍相處密邇，未能通候，甚以為歉。夙稔先生熱誠愛國，對日抗戰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戰議和，首先貴我兩軍停止自相殘殺，實為刻不容緩。茲派彭雨峰君晉謁崇階，申訴敝方聯合救國之旨，敬祈不佞賜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兩軍之利，抑亦民族國家之福也。”《毛澤東書信選集》，第76頁。
毛澤東派往於學忠處進行聯絡工作的彭雨峰，即彭雪楓(1907―1944)，河南鎮平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參加工農紅軍，曆任大隊長、大隊政治委員、第三軍團師政治委員、紅軍大學政治委員、江西軍區政治委員等職。長征途中，任紅三軍團師長，陝甘支隊第三縱隊司令員。長征到達陝北後，任紅一軍團第四師政治委員，當時他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派往山西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代表。
經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領導同誌的多方努力，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同東北軍的統一戰線關係已較為牢固，從而為西北大聯合局麵的初步形成和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王曲軍官訓練團的開辦，使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麵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此之前，楊虎城和張學良部隊也曾開辦過訓練班。如楊虎城從1933年至1935年，曾開辦了西安綏靖公署步兵訓練班。楊虎城自兼訓練班主任，姚國俊、鄒桂五、金閩生、韓成西先後任副主任。學員為該部的連、排長。每期訓練時間為6個月，共舉辦了5期。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前，也曾於1930年10月在東北講武堂內開設了東北步兵研究班，培訓部隊中的校級與尉級軍官。九一八事變後，步兵研究班即停辦。
王曲軍官訓練團開學後，張學良於6月22日對第一期學員和教職員作了題為《中國的出路惟有抗日》的講話。張學良指出：“中國目前是被日本帝國主義支配著，它絕不容我們統一。要想統一，惟有抗日；惟有抗日，才能求得統一。抗日是東北軍最大的使命。”《劉鼎》，第51頁。
張學良的講話，第一次在東北軍內部公開表明了自己抗日的堅定決心。兩廣事變的發生，更堅定了張學良與紅軍聯合抗日的信心。他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表達了自己決心聯共抗日的意願。
7月1日，毛澤東在安塞真武洞(今安塞縣城)致電彭德懷，提出了今後的戰略方針和任務問題。電報指出：我們與東北軍關係現有進一步發展可能。為準備在紅二、四方麵軍北上後不久，東北軍能作政治軍事上的發動(為策應西南〔事變〕甚宣早動)，七八兩月須注大力於該部軍、師、團三級的工作。派較得力的人分途去見軍、師、團長，根據他們的思想程度與接受可能，向他們解釋“抗日”、“反蔣”、“聯俄”、“聯共”等問題。“這個中層是個樞紐，目前最為重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55頁。
第二天，張聞天在安塞化子坪以南的楊家園子村致電已到達保安的秦邦憲，通報了紅軍西征的勝利和統戰工作方麵的新進展。電報指出：“劉鼎不日可來此。東北軍工作有新的進步。張(學良)對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並要求我們派給他高級幹部。”③《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37頁。
電報還告知秦邦憲：“我與(毛)澤東等諸同誌待與劉鼎見麵後即回，大約一星期左右”。③同一天，張聞天還簽署了中央書記處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陳雲的電報，通報了與東北軍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經過。電報指出：東北軍是一支被日本驅趕出來的“亡國亡家”的軍隊，他背後“沒有任何帝國主義”，並受到蔣介石的歧視，士兵質量好，因此，“有爭取其成為優良的抗日人民革命軍隊的完全可能”。②《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38頁。
電報還說及東北軍幹部狀況，指出：“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軍長中以王以哲最好。”“於學忠、董英斌、劉多荃均張(學良)之親信，能指揮之。”“中下級幹部一般都表示歡迎我們”，這就提供了我們“今後將開展一個更好工作的基礎”。②。
張聞天電報中提到的劉多荃是東北軍第一？五師的師長。劉多荃(1897―1985)，字芳渡，遼寧鳳城人。1923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炮兵科。此後，先後任東北軍炮兵排長、連長、營長，軍團衛隊隊副、團長。1929年1月，劉多荃奉張學良之命，處死楊宇庭和常蔭槐二人。1930年3月，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衛隊統帶。後任北平張學良行營衛隊統帶部少將統帶。1933年初，衛隊統帶部所轄部隊改編為獨立第一？五師，劉多荃任師長。一？五師相當於軍一級建製，下轄三個旅。一旅旅長譚海，後為董彥平；二旅旅長唐君堯；三旅旅長高鵬雲。該師駐地在甘肅平涼一帶，後調防陝西洛川。
7月5日上午，劉鼎乘坐張學良的專機從西安來到延安。當天下午，他即徒步趕往安塞縣的真武洞鎮。當天晚上，安塞會議就開始舉行。出席會議的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連夜聽取了劉鼎的匯報。劉鼎此行，還帶來了張學良親筆寫的致周恩來的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恩來同誌：
弟此間必須準備整理，在(再)須六個月功夫。如時機迫切，那就例外了。“貴我兩方屢生誤會，必須互諒互讓而調整之”。外間情況等等，囑劉(鼎)同誌麵達。特此敬祝
努力！並迄代問候諸同誌為盼！
弟張學良啟。
而後用李毅②《張學良遺稿》，第152―153、3頁。
張學良信中最後所寫“而後用李毅”一句，當因為他本人號“毅庵”，而“李”為他的本姓。張學良在《雜憶隨感漫錄》中寫道：“我的祖宗，原為李姓，大概是在家的高曾祖時代，張、李兩家原本是親戚，又同為是由大城逃荒而來者，張家無子絕後，領養李姓之子以繼香煙，遂冒姓了張氏。”②
會議聽取了劉鼎的匯報。會議要劉鼎放手大膽地工作，爭取張學良；強調對東北軍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或把它變成紅軍，而是幫助、團結、改造，使之成為抗日的力量，成為紅軍可靠的友軍。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56頁。
劉鼎回憶說：“天亮了，周恩來讓我抓緊時間睡覺，然後馬上返回西安。我剛睡著，又被人叫醒，原來是毛澤東單獨找我談話。他對我說：‘要記住，當前我黨對東北軍的方針是爭取、團結、聯合抗日的方針，任何不符合這條方針的言行都是錯誤的。你的任務，不僅是像在上海那樣工作，收集點情報，而是要做張(學良)本人的思想工作，做團結東北軍的工作，使東北軍真正成為一支抗日的力量。你不要怕自己年輕，也不要怕沒經驗。我們都在做張(學良)的工作嘛！中央支持你。劉鼎，你這個代表要當好哇！’”《劉鼎》，第195頁。
當天，劉鼎即離開真武洞，經延安城，然後趕回西安。
劉鼎離開後，安塞會議繼續進行，至7月7日始告結束。會議進一步研究了爭取東北軍的工作和中央關於兩廣事變的策略等問題，7月6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劉鼎來，布置了那邊的工作，那邊的工作大有希望。”“中央機關及紅校在保安，軍委後方各部在吳起鎮，洛甫、恩來、我暫在安塞，若幹天後去保安。”③張聞天和周恩來也於當天致電4月間派赴上海工作的馮雪峰，對中央關於兩廣事變的策略進行了闡述。電報指示在當前開展群眾運動工作中，要特別注意“同一切關門主義的堅決鬥爭”，認為關門主義“在目前確是一種罪惡”。電報最後委托馮雪峰轉致黨中央對魯迅和茅盾的敬意，並說：“他們為抗日救國的努力，我們都很欽佩。”《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39頁。
安塞會議結束之後，張聞天於7月8日離開真武洞，9日到達保安。毛澤東則於7月10日離開真武洞，於11日到達保安。留在安塞的周恩來於7月8日在東線工作委員會所在地――真武洞以南3公裏的白家坪村，會見了進訪蘇區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與他同行進入蘇區的美國醫生喬治？海德姆。埃德加？斯諾(1905―1972)，美國密蘇裏州堪薩斯人。1924年進入堪薩斯大學學習。次年轉入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學習。1927年畢業。1928年5月，經日本到達中國上海，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1931年9月，斯諾經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女士的引薦，結識了宋慶齡。1933年他又結識了魯迅先生。宋慶齡和魯迅的影響，使斯諾獲益匪淺。同年3月起，斯諾定居於北平，成為美國《星期六晚郵報》的主要撰稿人。1934年3月，斯諾又受聘於燕京大學(今北京大學)新聞係，任講師。喬治？海德姆(1910―1988)，出生於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市，祖籍黎巴嫩。1926年進入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醫科預科班學習。1929年又來到貝魯特(當時屬敘利亞，現屬黎巴嫩)攻讀臨床診斷。1933年畢業於瑞士日內瓦大學，並獲醫學博士學位。同年11月，來到中國上海，先後在廣慈醫院、萊斯特醫院講學，並開始研究性病和皮膚病的治療。在上海期間，經過史沫特萊的引薦，他結識了宋慶齡和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並參加了馬克思主義讀書小組的學習。
斯諾在與宋慶齡的交談中，流露出了希望前往西北蘇區采訪的願望，而海德姆則從宋慶齡處得到了蘇區缺少醫生的信息，向宋慶齡表示出希望前往蘇區從事醫療工作的心願。在宋慶齡的斡旋下，兩人曾於1936年3月隨劉鼎一同來到西安，但因劉鼎很快前往洛川而無法取得聯係，他們兩人不得不離開西安，斯諾返回北平，海德姆則回到上海。同年6月，在宋慶齡的周密安排下，斯諾從北平出發，海德姆從上海出發，分頭奔赴西安。兩人在秘密接頭人“王牧師”(即董健吾)的安排下，並得到了張學良將軍的大力支持。經過當時正在西安，準備經過新疆前往蘇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鄧發的周密安排，斯諾和海德姆於7月5日乘坐東北軍運送軍需的卡車，離開西安，經洛川等地，於7月6日來到延安。7月8日，來到了安塞真武洞以南的白家坪。當天黃昏，他們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在7月9日至10日，用兩天的時間同斯諾進行了交談，回答了他所提出的問題，並為斯諾製定了一個需時92天的采訪日程安排。7月12日，斯諾和海德姆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也就是在這次安排斯諾和海德姆進入西北蘇區期間，董健吾向張學良將軍提出了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兩人前往蘇聯的請求。
毛岸英和毛岸青、毛岸龍弟兄三人在母親楊開慧烈士於1930年11月英勇就義後，在黨組織的安排下，於1931年春節後來到上海。隨後，即進入地下黨領導的由互濟會創辦的大同幼稚園。大同幼稚園創辦於1930年3日。毛岸英弟兄三人進入大同幼稚園後不久，幼弟毛岸龍就因患急性痢疾不幸早逝。1932年6月前後，由於上海地下黨機關遭到嚴重破壞，地下黨組織決定解散大同幼稚園，將園中的孩子分散安置。董健吾將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送到他的原配夫人黃慧光處寄養。
當董健吾向張學良提出將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及另外一個孩子送往蘇聯的請求後，張學良滿口答應。隨後，他即出資，由準備出洋考察的李杜將軍帶著這三個孩子，於1936年6月底乘坐輪船離開上海。李杜化名“王元華”，在一個多月的航程中，李杜和夫人對毛岸英、毛岸青兄弟關懷備至。他們於7月底到達法國巴黎。由於日本當局向蘇聯政府表示抗議，不讓簽發李杜去蘇聯的護照。經過多方交涉，蘇聯政府僅為毛岸英等三個小孩簽發了護照，此時已是1936年年底了。李杜不得不返回上海。而毛岸英、毛岸青等三名孩子於1937年初到達蘇聯首都莫斯科。
張學良並不知道由他出資送往蘇聯的三名小孩中，有兩個分別是毛澤東的長子和次子。1994年，張學良在美國夏威夷接受一位來訪者的采訪時，得知這一段具有傳奇色彩的曆史事件的原委後，欣然一笑，說道：“真沒想到當年我會為毛澤東做了一件好事。那時我隻聽信了董(健吾)牧師的話，他說有三個孤兒想到蘇聯去求學，缺少經費。我並不知道董牧師說父母早不在世上的那兩個孤兒，竟會是毛澤東的兒子！”《張學良遺稿》，第353―354頁。
在劉鼎返回西安時，張學良已離開西安，前往南京出席7月10日至14日舉行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張學良在參加了會議之後，又前往上海。劉鼎先後趕往南京、上海，都沒有找到張學良。在張學良返回西安後，劉鼎才趕回西安，向張學良匯報了安塞之行的情況。
就在張學良離陝期間，東北軍騎兵軍何柱國部奉蔣介石之命，“進剿”西征前線的主力紅軍。為了避免造成對東北軍統戰工作的影響，彭德懷於7月4日致電紅一軍團第四師師長李天佑和政治委員黃克誠，電報指出：對東北軍在原則上不與其決戰，多從政策上爭取。但敵向我前進時，消滅其一部，也有必要。《彭德懷年譜》，第151頁。
7月14日，毛澤東在保安就西征戰役的指揮問題，致電彭德懷，其中指出：“對何柱國指揮‘進剿’之全部東北軍，宜決定消滅其一部，這樣做不會妨礙大局，反有利於大局。”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57、560頁。
7月20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彭德懷：何柱國集中五個師向我攻擊，我軍如何部署？如與之決戰，則集中最大兵力方為有利。②當天，彭德懷致電毛澤東，電報說：何柱國趁張學良去南京未回，集中3個師共約13個團，執行蔣介石命令，分左右翼隊向黑城鎮、楊郎鎮、七營進犯，妄圖夾攻紅軍。對此敵，我意堅決打擊，否則不解決問題。故擬集中一、十五軍團全力消滅其一個或兩個師。④《彭德懷年譜》，第152頁。
第二天，彭德懷就消滅何柱國所部一兩個師，致電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領導人左權、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等：一軍團隱蔽集結於七營、豫旺堡之間的張家嘴、郭家嘴附近，小部留在七營迷惑敵人。十五軍團主力暫在豫旺縣附近集結待命。二十八軍開到定邊後，以一個團接替鹽池工作，八十一師待二十八軍接替後，尾七十八師進至甜水堡、萌城附近待命。④兩天之後，彭德懷率野戰軍司令部由洪德城移駐豫旺堡。由於部署得力，何柱國所部對紅軍的進攻被阻滯。到7月底，西征紅軍開辟了縱橫400餘裏的新根據地，並與陝甘老根據地連成一片。紅軍和地方武裝力量都得到了發展。
8月9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分別以“趙東”、“趙天”、“趙來”、“趙古”署名，致信李毅(即張學良)。信中說：“根據二、四方麵軍北上、西南事變發展，日本對綏蒙進攻等情況，我們認為兄部須立即準備配合紅軍選定九、十月間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麵，而以占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②④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66―567、567、568、569頁。
信中指出：蔣介石一解決西南問題，就有極大可能進攻西北。“無論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並要十分防備蔣(介石)的暗害陰謀。目前此點關係全局，衛隊的成分應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幹部手裏。”②信中還表示準備派潘漢年、葉劍英、朱理治三人到西安同劉鼎一起協助工作。《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5頁。
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保安召開。會議討論了國共兩黨關係與統一戰線問題。第二天，毛澤東致電劉鼎，請他與張學良商量：紅二、四方麵軍即出岷州、隴西之線打毛炳文，速乘此機調固原兩師入蘭州，我一方麵軍可不打固原。④8月13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提出：對東北軍何柱國、董英斌二部放棄打的企圖，全力進行統一戰線工作。⑤。
8月底，毛澤東致信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信的全文如下：
鼎方軍長勳鑒：
日寇侵略益厲，兄我雙方救亡之準備大宜加緊，庶於救亡陣線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遠矚，對此諒有同心。目前國際與中國形勢日益緊張，一方麵侵略主義者動員其侵略陣線，一方麵反侵略主義者大規模動員廣大民眾，組成和平與救國的陣線。中國之漢奸勢力雖日益囂張(如所謂以日製蔣、以政製黨、以團製軍之一派)，然反日反漢奸勢力亦大見增進。蔣氏政策之開始若幹的轉變，南京國民黨左派之開始形成，實為近可喜之現象。蔣氏及國民黨果能毅然拋棄過去之政策，恢複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停止進攻紅軍，開放各派黨禁，弟等極願與之聯合一致，共同擔負抗日救亡之事業。雙方談判現將進至比較具體的階段，雖何時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實已存在。倘能達到成功之域，對貴我雙方之合作事業自有極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間謠傳蔣氏將於西南問題解決之後進攻東北軍，謂將用分化政策不利於張副司令。此訊如確，是蔣氏尚未放棄其挑撥離間、排除異己之陰賊險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見之實行，弟等可斷言蔣氏必歸於最後的失敗，因為張副司令及我兄聯俄聯共抗日救亡之主張，並非少數人的主張，實全國愛國同胞的主張；非陳濟棠等之不真實不純潔的主張，乃真心實意為國家為民族的主張。誰要反對張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領的紅軍必以全力出而聲討蔣氏及東北軍中叛逆分子之罪惡行為，即全國愛國人民及國際革命勢力亦決不容蔣氏等胡幹。至於東北軍最大多數官兵抗日複土之決心及其堅固的團體，亦必不容東北軍中極少數無誌節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國叛鄉叛團體之萬惡的勾當。目前蔣氏及其一派亦正在開始進行聯俄聯共政策，我兄與張副司令實此政策之首先提倡與首先實行者，安得以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觀，弟則深望此說之止於謠言，或為蔣氏左右一部分漢奸分子謀劃，而非現正開始若幹轉變之蔣氏及國民黨多數有良心分子的意見。但兄等仍宜嚴密警戒，十分團結自己的團體，預先防止東北團體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機搗亂，則以全國與西北的有利形勢，以東北軍與紅軍的聯合力量，決不怕外間若何之風波也。秋風多厲，為國珍攝。匆此布臆。
敬頌。
公祺。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35―436頁。
當時，王以哲率領的東北軍第六十七軍已奉命西調甘肅平涼一帶。王以哲部隊的調防，為紅二、四方麵軍北出甘肅與紅一方麵軍會師，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幾乎與此同時，紅一方麵軍在寧夏固原一帶與何柱國所部騎兵軍的統一戰線工作也有了新的進展。在九一八事變五周年之際，紅一方麵軍第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於9月18日與東北軍騎兵軍第六師師長白鳳翔的代表簽訂了《停戰協定》。協定指出：抗日為雙方聯合條件與無上責任。並規定，騎兵第六師(一)不受命進攻紅軍；(二)萬一須敷衍，則不打槍或不作殺傷射擊不前進；(三)事先向紅軍通報行動及騎兵師位置，以免誤會；(四)在可能與需要時，經過互相協商可作友誼退讓，但應以實現抗日利益為原則。“為了互相砥礪，互相監督，互相幫助，以達實現抗日的親密的兄弟聯係，建議互派代表互相研究，互相通商，經常會商並解決一切可能發生的問題與糾紛。”《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20頁。
9月22日，毛澤東致信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長的於學忠。毛澤東在信中指出：“兩軍相處密邇，未能通候，甚以為歉。夙稔先生熱誠愛國，對日抗戰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戰議和，首先貴我兩軍停止自相殘殺，實為刻不容緩。茲派彭雨峰君晉謁崇階，申訴敝方聯合救國之旨，敬祈不佞賜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兩軍之利，抑亦民族國家之福也。”《毛澤東書信選集》，第76頁。
毛澤東派往於學忠處進行聯絡工作的彭雨峰，即彭雪楓(1907―1944)，河南鎮平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參加工農紅軍，曆任大隊長、大隊政治委員、第三軍團師政治委員、紅軍大學政治委員、江西軍區政治委員等職。長征途中，任紅三軍團師長，陝甘支隊第三縱隊司令員。長征到達陝北後，任紅一軍團第四師政治委員，當時他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派往山西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代表。
經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領導同誌的多方努力，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同東北軍的統一戰線關係已較為牢固，從而為西北大聯合局麵的初步形成和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