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會 談 篇(2)
4月11日，雨停之後，周恩來一行即啟程，於12日回到瓦窯堡。在周恩來由川口啟程的當天，毛澤東、彭德懷在山西隰縣的義泉鎮複電林彪、聶榮臻，通報了周恩來同張學良的會談結果。電報說：“周副主席於9日下午8時入膚施城，10日晨4時出城，與張學良談一夜。結果：(一)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認為唯一出路，十大政綱張(學良)研究後，提出意見。(二)讚助紅軍集中河北，四方麵軍出甘肅，張(學良)之部隊可讓路。二、六軍團則須得中央軍同意，彼可任斡旋。(三)派赴蘇聯代表，他的由歐洲去，我們的張(學良)任保護，由新疆去。(四)完全同意停止內戰，並謂如紅軍與日軍接觸，則全國停(止內)戰運動更有力。(五)在他未公開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蔣(介石)令進占蘇區。”“(六)通商問題，普通辦貨由我們設店自購，軍用品由他代辦，子彈可供給。(七)互派代表常駐。(八)張(學良)雲，紅軍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難立足，彼主張紅軍經營綏遠，但如紅軍決定出河北，他可通知萬福麟部不打我們。”《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34頁。
4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了周恩來關於延安會談結果的報告。會議決定：派劉鼎到張學良處繼續談判；白堅駐張(學良)處任聯絡員；李克農與王以哲保持密切關係；派戴季英經張(學良)處去陝南巡視；鄧發為中央代表經西安、新疆赴蘇聯。在膚施、宜川、洛川、店子(應為店頭，在今黃陵縣境內)、西安建立中共與白區的交通機關。鑒於張學良不能不執行蔣介石的進犯蘇區的命令，會議決定在關中加強軍事力量，陝南紅軍逼潼關大道，陝甘地方部隊在甘泉、？縣(今富縣)、膚施(今延安)公路上積極活動，並加緊抗日宣傳，爭取東北軍不打紅軍。《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11頁。
根據會議決定，白堅隨後赴張學良處任聯絡員。白堅(1911―1968)，陝西靖邊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夏入北平輔仁大學學習。曾任共青團北平市委西郊區委委員、中共北平市西城區委書記。並和劉瀾波、孫誌遠在東北軍騎兵第二師組成工作委員會，任工委書記。1934年秋回到陝北，任陝甘蘇區遊擊北路縱隊指揮。1935年2月至9月，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1936年春起，任中共陝甘蘇區外交聯絡員，負責對東北軍的聯絡工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召開的當天，周恩來致電朱理治、蕭勁光和中共關中特委書記賈拓夫，並告毛澤東、彭德懷，電報指出：東北軍正以主力在關中“圍剿”，企圖配合第十七路軍北進延長、延川、清澗、綏德。電報命令陝甘、關中兩蘇區紅軍，破壞敵人的交通工事，開展遊擊戰爭，擴大抗日運動，以鉗製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北進。27日，周恩來又電告中共陝甘省委：如東北軍離開公路搶糧、收租，保護豪紳，則以武力勸阻，嚴懲東北軍政訓處人員。《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11―312頁。
4月13日，周恩來還致電毛澤東、彭德懷：“後方與張(學良)電台呼號由劉鼎帶去，前方仍保持與王以哲電台關係。”《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35頁注〔2〕。第二天，毛澤東、彭德懷複電周恩來：13日12時電悉，我們完全同意。“張(學良)、楊(虎城)兩部關係，由你統一接洽並指導之，以其處置隨時告我們，我們一般不與發生關係，對外示統一，對內專責成。”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35頁。
同一天，毛澤東和彭德懷還電告王以哲，從本日起，敝方與貴方一切具體接洽與商談關係，統由周恩來負責。②。
4月22日早晨，周恩來揮毫寫下致張學良的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漢卿先生：
座談竟夜，快慰平生。歸語諸同誌並電前方，鹹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惟別後事變益亟，所得情報，蔣氏出兵山西原為接受廣田三原則之具體步驟，而日帝更進一步要求中、日、“滿”實行軍事協定，同時複以分裂中國與倒蔣為要挾。蔣氏受此挾持，屈服難免，其兩次抗議蒙蘇協定尤見端倪。為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為抗日戰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準備之也。
敝軍在晉，日有進展，眷念河西，頗以與貴軍互消抗日實力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與蔣氏之目前壓迫所致，則又益增其敵愾，決心掃此兩軍間合作之障礙。先生聞之得毋具有同感？茲如約遣劉鼎同誌趨前就教，隨留左右，並委其麵白一切，商行前訂各事。寇深禍急，渾忘畛域，率直之外，諸維鑒察。並頌。
勳祺！
周恩來拜。
四月二十二日晨。
以哲軍長處恕不另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黨的文獻》雜誌社編：《紅書簡》第1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51―152頁。
周恩來致張學良的信由劉鼎攜帶麵交。在劉鼎臨行前，周恩來囑咐他：你去當代表，對我黨我軍非常重要。你與張學良已有了好的關係，要繼續推進，要善意地幫助他，一定會越做越好。這是我們黨統一戰線第一次出馬，一定要做好！中央對你寄托很大期望，努力幹吧！③《劉鼎》，第190頁。
周恩來還對劉鼎指出：幫助張(學良)培養出抗日幹部，這是很重要，很現實的事，盡量從他部隊中選拔、培訓，還要招募些青年學兵，東北軍有很好的條件。他確實缺幹部，要幫助他做組織工作。東北軍一旦有一批好的抗日幹部，就能成為一支好的抗日同盟軍，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武裝力量。交通路線已經建立，你要檢查幫助。與家裏的通訊聯絡要及時、盡快，切勿耽延。密碼照約定的辦，小心保密。③由於當時紅軍在東征時繳獲了閻錫山的一批貨幣，但在西北蘇區卻無法用於流通的實際狀況，周恩來指示劉鼎說：我們有一批山西鈔票，你帶出去設法兌換，待我供給部門在山西支用。②《劉鼎》，第190、191―192頁。
劉鼎在返回西安後，將運回的一藤箱山西鈔票設法委托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到太原去兌換成法幣。路易？艾黎(1897―1989)，新西蘭人。1916年參加新西蘭遠征軍，前往歐洲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27年4月來到中國上海，隨後和宋慶齡、魯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34年在上海又參加了一個國際馬克思主義讀書小組。當時他的公開身份是上海工部局的工業督察。接受劉鼎的委托後，路易？艾黎在當年9月，由西安前往太原，找了三家錢莊，才將鈔票換完。艾黎將換好的法幣帶回上海，由宋慶齡將款數湊足一萬元，交上海商業銀行的章乃器電匯給劉鼎。
張學良對延安會談的成果是滿意的。據劉鼎在《西安工作劄記》中所寫，張學良曾對劉鼎這樣說：我想像中會談得好的！會談後我是太愉快、太滿意了，比我想像的好得太多了。我結識了最好的朋友，我們真是一見如故。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他是這樣的友好，說話是這樣的有理、有情，給我的印象很深、很深，解決了我很多的疑難問題。好極了！我要是早日見到他，該多好呀！②21年之後，張學良在台灣寫下了《雜憶隨感漫錄》。在其中題為《同周恩來會見於膚施》一節中，張學良這樣寫道：“周恩來為人捷給，伶俐機敏。我二人談至深夜，我曾告訴他：關於政府的一切措施，蔣委員長為國憂勞，宵衣旰食等等的事實。周(恩來)亦承認蔣委員長的為國效勞，並言彼曾先我而為蔣委員長之部下，惜其左右多有親日主張者。我遂告以我在某次參加會議，討論廣田所提之三原則問題時，當時的駐日大使曾表示，此為最後之條件，我方須考慮容納。關於承認偽‘滿’一事，蔣委員長嚴厲地說：‘待我蔣某死後，諸公再談考慮’！我引此一事為證，蔣委員長在喪權辱國之下，決不能向日本低頭。周(恩來)言：‘你們既然有抗日決心，為什麽必須要消滅願做前鋒、堅決抗日的中共武裝哪？”②《張學良遺稿》，第100、110―111頁。
張學良還寫道：“我二人隨後討論到具體的條件，大旨如下：(一)共產黨的各地武裝，集結、點編、受訓，以備抗日。(二)取消紅軍名稱，製度、待遇同國軍劃一。(三)共產黨不得再在軍中做政治工作。(四)保證不繳械，不欺騙。(五)共產黨停止一切鬥爭的宣傳和行動。(六)赦放被捕獲的共產黨人。(七)劃陝北區為其後方，準其非武裝的黨人居留。(八)抗日勝利後，共黨武裝與國軍同等複員遣散。(九)準共產黨人為合法政黨等等。我應允待機向蔣委員長轉陳，諒能可成為事實。二人相約，各不得失信，周(恩來)遂告別而去。”②。
周恩來與張學良的延安會談，使中國共產黨同東北軍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周恩來與張學良的。
第二次延安會談4月28日，正在東征前線的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在陝北瓦窯堡的張聞天，指出：“東麵情況已根本地發生變化，喪失了繼續作戰的可能，為穩固計決定西渡。”電報還指出：“提議開政治局會，討論新的行動方向及其他與此關聯的問題，地點擬在延長。”《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38―539頁。
5月2日，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麵軍主力西渡黃河，回師陝北。到5月5日全部渡完，在延長、延川和永坪一帶休整。
紅軍東征，曆時75天，共消滅國民黨軍隊7個團，俘敵4000餘人，繳獲各種槍支4000餘枝、炮20餘門，並擴大新兵8000餘人，籌款30餘萬元。東征期間，紅軍在山西10多個縣開展了群眾工作，宣傳了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建立了一些抗日遊擊隊和遊擊區，為後來在山西開辟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
毛澤東於5月2日晚西渡黃河後，當天住延川縣劉家山村(今屬延川縣土崗鎮)。5月3日晚，毛澤東來到古裏村(今屬延川縣楊家圪台鄉)。5月4日晚，毛澤東來到楊家圪台村(今屬延川縣楊家圪台鄉)。就在毛澤東到達楊家圪台村的當天，收到了受中國共產黨派遣，在紅軍和東北軍之間進行聯絡工作的劉鼎的來電。來電稱，此間悉紅軍西渡，張學良要求早日與周恩來見麵商談。《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40頁注〔1〕。
5月5日，毛澤東在楊家圪台村起草了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名義，向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國海陸空軍，全國各黨派、各團體、各報館，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的同胞，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電全文如下：
自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渡河東征以來，所向皆捷，全國響應。但正當抗日先鋒軍占領同蒲鐵路，積極準備東出河北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之時，蔣介石氏竟以十師以上兵力開入山西，協同閻錫山氏攔阻紅軍抗日去路，並命令張學良楊虎城兩氏及陝北軍隊向陝甘蘇區挺進，擾亂我抗日後方。
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本意集中全力消滅蔣氏攔阻抗日去路的部隊，以達到對日直接作戰之目的。但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且在蔣介石閻錫山兩氏的部隊中，不少願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愛國軍人，目前接受兩氏的命令攔阻紅軍抗日去路，實係違反自己良心的舉動。
因此，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執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屢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當局諸公進言，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叛國賊，則諸公的統治必將最後瓦解，必將為全中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雲“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諸公深思熟慮之。
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更號召全國凡屬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團體、人民、黨派，讚助我們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組織停止內戰的促進會，派遣代表隔斷雙方火線，督促並監視這一主張的完全實現。《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85―386頁。
《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不再稱蔣介石為叛國賊，而稱其為蔣介石氏，實際上公開宣布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反蔣政策已開始向逼蔣抗日政策的轉變。
在毛澤東和彭德懷指揮東征紅軍回師西渡時，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等也由瓦窯堡前往黃河西岸的延川縣楊家圪台村。
5月7日，毛澤東和張聞天收到了朱理治從甘泉縣城以西的王家坪發來的一封重要電報。朱理治(1907―1978)，江蘇南通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書記、中共北平市西郊區委書記。1928年8月被捕。1930年出獄後，任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兼黨團書記。後任共青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書記，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長、代理書記，中共北方局派駐西北代表團書記、中共陝甘晉省委書記、中共陝甘省委書記等。1936年1月任紅二十九軍政治委員。朱理治在電報中轉述了途經東北軍駐地前往陝北的周建屏帶來的張學良的口信。周建屏是一位1927年春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過南昌起義的老同誌。1929年被派遣到方誌敏領導的贛東北根據地工作，先後擔任紅軍團長、師長，並在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後，周建屏率紅七軍團第二十四師掩護主力紅軍離開蘇區後，留在根據地堅持遊擊戰爭。1936年4月，受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派遣，前往陝北。途經東北軍前線指揮部駐地洛川時，周建屏曾與張學良晤談多次。5月5日，周建屏離開洛川，欲經甘泉王家坪前往瓦窯堡中共中央駐地。行前，張學良托周建屏向周恩來“麵談數事”。周建屏在途經中共陝甘省委駐地甘泉王家坪時，即讓朱理治將張學良要他麵談之事電告黨中央。朱理治的電報要點如下：
1？蔣介石“有令直屬四師軍隊”，西渡黃河，匯合楊虎城部隊，向北推進。張(學良)為使周建屏相信，還把蔣介石的密令拿給周建屏看。張(學良)擔心蔣與楊(虎城)聯合起來對付東北軍，即要求紅軍在山西牽製著在晉之中央軍，防止其西渡入陝。
2？張(學良)希望紅軍留在山西，“不要回陝北”，並在山西給“中央軍以打擊”。紅軍如回陝北，恐有六師部隊尾隨入陝，這對紅軍、東北軍皆不利。
3？蔣(介石)命令張(學良)調東北軍一部由延安進至延川，另一部由延安進至瓦窯堡，構築碉堡線。為應付蔣(介石)，張(學良)要求紅軍讓路，允許東北軍在延安、延川、延長之線築堡。
4？張(學良)答應供給紅軍子彈，一種辦法是令東北軍在甘泉通往延安的大道上運送子彈，由紅軍去奪取，但“恐雙方有損失”；另一種辦法是由東北軍一個師進攻瓦窯堡，紅軍預先避開，留下一些廢槍，紅軍再假裝打回來，倉促之中，東北軍帶走廢槍，留下子彈。這種打假仗的辦法，比較“安全”。
張學良還表示，周恩來如果願與他談話，地點及化裝辦法均由周建屏麵告。③畢萬聞著：《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曆史解密》，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208―209、210頁。
在先後接到劉鼎與朱理治的電報後，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於5月7日複電劉鼎即轉張學良、王以哲，認為再度會談極為必要，即請張學良決定時間，愈快愈好。電報提出會談問題為：(一)張學良的政治、軍事、經濟問題；(二)同楊虎城、閻錫山、馬鴻逵、鄧寶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建立聯合戰線問題；(三)東北軍和紅軍今後行動方針問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40頁。
張學良在收到毛澤東5月7日的密電後，即於當天讓王以哲複電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電文提出：“與劉君電已敬悉。茲定於灰(十)日晚仍在膚施與見麵，請二兄早到川口，等待派員往接入城。”③
5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延川縣楊家圪台村召開。楊家圪台村屬延川縣所轄，隔交口河與延長縣的交口鎮相鄰。由於交口鎮較大而楊家圪台村較小，所以會議的記錄中出現了“政治局會議(五月八日於交口)”的記載。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全體同誌和紅一方麵軍各軍團首長。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我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被許多人所接受。我們的任務，總的是建立全國人民的統一戰線，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具體的政治任務，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口號是爭取直接對日作戰，以紅軍作先鋒，可以轉到同東北軍一起去幹。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85頁。
會議還討論了紅軍今後的行動方向和創辦紅軍大學問題。
紅軍西渡黃河，回師陝北時，西北根據地麵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蔣介石拒不接受毛澤東、朱德於5月5日發出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著手成立以陳誠為總指揮的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部。蔣介石嫡係湯恩伯部兩個師從吳堡、清澗一線渡河入陝，閻錫山晉綏軍的一個師又一個旅從延川、延長一線渡河入陝。駐守橫山、綏德、榆林一帶的陝北軍閥井嶽秀、高桂滋兩個師，由北向南向根據地腹部進逼。在西北根據地西部，蔣介石命令寧夏馬鴻逵、馬鴻賓一部部署於根據地邊界地區。而在宜川、黃龍一線，則為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在甘泉、延安一線，為張學良的東北軍。在這種嚴峻的形勢麵前，紅軍若采取單純防禦，則勢必形成被動挨打的局麵。毛澤東在5月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是要在陝南、甘肅、陝北、寧夏“四中擇一”，因為“方向在一個時期中隻能一個”。②《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85頁。
毛澤東在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對陝北、寧夏、陝南等行動方向進行了分析之後指出：“甘肅是上述幾條路的必由之路。地方雖不好，但有極重要的意義。再在三邊(今屬陝西省定邊縣、靖邊縣)及甘北弄他一塊。地廣人稀，敵人以後進攻困難。這是這一時期的任務。”②。
張聞天在會議總結發言時指出：現在形勢是抗日與叛國的兩極分化，“聯日反共”或“聯共抗日”尖銳地提到群眾的麵前。現在群眾事實上並不怕共產的帽子，就是張學良也被逼得快要表態了。④《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20頁。
張聞天指出：東征特別在政治方麵得到大的勝利，現在則要以國防政府為主要一環。黨的基本口號仍是“爭取迅速對日作戰”。“蘇維埃紅軍要做抗日的火車頭”。紅軍行動方向“要移向甘肅”，“將來還是要向東”。④。
在會議召開期間，周恩來於5月9日複電王以哲轉張學良，電文說：“現在延川與紅軍同誌開會。延川去膚施二百五十裏，定明(10)日動(身)，12日下午趕到川口，當晚入城，與兄等晤麵。”《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曆史解密》，第211頁。
4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了周恩來關於延安會談結果的報告。會議決定：派劉鼎到張學良處繼續談判；白堅駐張(學良)處任聯絡員；李克農與王以哲保持密切關係；派戴季英經張(學良)處去陝南巡視；鄧發為中央代表經西安、新疆赴蘇聯。在膚施、宜川、洛川、店子(應為店頭，在今黃陵縣境內)、西安建立中共與白區的交通機關。鑒於張學良不能不執行蔣介石的進犯蘇區的命令，會議決定在關中加強軍事力量，陝南紅軍逼潼關大道，陝甘地方部隊在甘泉、？縣(今富縣)、膚施(今延安)公路上積極活動，並加緊抗日宣傳，爭取東北軍不打紅軍。《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11頁。
根據會議決定，白堅隨後赴張學良處任聯絡員。白堅(1911―1968)，陝西靖邊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夏入北平輔仁大學學習。曾任共青團北平市委西郊區委委員、中共北平市西城區委書記。並和劉瀾波、孫誌遠在東北軍騎兵第二師組成工作委員會，任工委書記。1934年秋回到陝北，任陝甘蘇區遊擊北路縱隊指揮。1935年2月至9月，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1936年春起，任中共陝甘蘇區外交聯絡員，負責對東北軍的聯絡工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召開的當天，周恩來致電朱理治、蕭勁光和中共關中特委書記賈拓夫，並告毛澤東、彭德懷，電報指出：東北軍正以主力在關中“圍剿”，企圖配合第十七路軍北進延長、延川、清澗、綏德。電報命令陝甘、關中兩蘇區紅軍，破壞敵人的交通工事，開展遊擊戰爭，擴大抗日運動，以鉗製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北進。27日，周恩來又電告中共陝甘省委：如東北軍離開公路搶糧、收租，保護豪紳，則以武力勸阻，嚴懲東北軍政訓處人員。《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11―312頁。
4月13日，周恩來還致電毛澤東、彭德懷：“後方與張(學良)電台呼號由劉鼎帶去，前方仍保持與王以哲電台關係。”《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35頁注〔2〕。第二天，毛澤東、彭德懷複電周恩來：13日12時電悉，我們完全同意。“張(學良)、楊(虎城)兩部關係，由你統一接洽並指導之，以其處置隨時告我們，我們一般不與發生關係，對外示統一，對內專責成。”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35頁。
同一天，毛澤東和彭德懷還電告王以哲，從本日起，敝方與貴方一切具體接洽與商談關係，統由周恩來負責。②。
4月22日早晨，周恩來揮毫寫下致張學良的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漢卿先生：
座談竟夜，快慰平生。歸語諸同誌並電前方，鹹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惟別後事變益亟，所得情報，蔣氏出兵山西原為接受廣田三原則之具體步驟，而日帝更進一步要求中、日、“滿”實行軍事協定，同時複以分裂中國與倒蔣為要挾。蔣氏受此挾持，屈服難免，其兩次抗議蒙蘇協定尤見端倪。為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為抗日戰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準備之也。
敝軍在晉，日有進展，眷念河西，頗以與貴軍互消抗日實力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與蔣氏之目前壓迫所致，則又益增其敵愾，決心掃此兩軍間合作之障礙。先生聞之得毋具有同感？茲如約遣劉鼎同誌趨前就教，隨留左右，並委其麵白一切，商行前訂各事。寇深禍急，渾忘畛域，率直之外，諸維鑒察。並頌。
勳祺！
周恩來拜。
四月二十二日晨。
以哲軍長處恕不另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黨的文獻》雜誌社編：《紅書簡》第1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51―152頁。
周恩來致張學良的信由劉鼎攜帶麵交。在劉鼎臨行前，周恩來囑咐他：你去當代表，對我黨我軍非常重要。你與張學良已有了好的關係，要繼續推進，要善意地幫助他，一定會越做越好。這是我們黨統一戰線第一次出馬，一定要做好！中央對你寄托很大期望，努力幹吧！③《劉鼎》，第190頁。
周恩來還對劉鼎指出：幫助張(學良)培養出抗日幹部，這是很重要，很現實的事，盡量從他部隊中選拔、培訓，還要招募些青年學兵，東北軍有很好的條件。他確實缺幹部，要幫助他做組織工作。東北軍一旦有一批好的抗日幹部，就能成為一支好的抗日同盟軍，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武裝力量。交通路線已經建立，你要檢查幫助。與家裏的通訊聯絡要及時、盡快，切勿耽延。密碼照約定的辦，小心保密。③由於當時紅軍在東征時繳獲了閻錫山的一批貨幣，但在西北蘇區卻無法用於流通的實際狀況，周恩來指示劉鼎說：我們有一批山西鈔票，你帶出去設法兌換，待我供給部門在山西支用。②《劉鼎》，第190、191―192頁。
劉鼎在返回西安後，將運回的一藤箱山西鈔票設法委托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到太原去兌換成法幣。路易？艾黎(1897―1989)，新西蘭人。1916年參加新西蘭遠征軍，前往歐洲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27年4月來到中國上海，隨後和宋慶齡、魯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34年在上海又參加了一個國際馬克思主義讀書小組。當時他的公開身份是上海工部局的工業督察。接受劉鼎的委托後，路易？艾黎在當年9月，由西安前往太原，找了三家錢莊，才將鈔票換完。艾黎將換好的法幣帶回上海，由宋慶齡將款數湊足一萬元，交上海商業銀行的章乃器電匯給劉鼎。
張學良對延安會談的成果是滿意的。據劉鼎在《西安工作劄記》中所寫，張學良曾對劉鼎這樣說：我想像中會談得好的！會談後我是太愉快、太滿意了，比我想像的好得太多了。我結識了最好的朋友，我們真是一見如故。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他是這樣的友好，說話是這樣的有理、有情，給我的印象很深、很深，解決了我很多的疑難問題。好極了！我要是早日見到他，該多好呀！②21年之後，張學良在台灣寫下了《雜憶隨感漫錄》。在其中題為《同周恩來會見於膚施》一節中，張學良這樣寫道：“周恩來為人捷給，伶俐機敏。我二人談至深夜，我曾告訴他：關於政府的一切措施，蔣委員長為國憂勞，宵衣旰食等等的事實。周(恩來)亦承認蔣委員長的為國效勞，並言彼曾先我而為蔣委員長之部下，惜其左右多有親日主張者。我遂告以我在某次參加會議，討論廣田所提之三原則問題時，當時的駐日大使曾表示，此為最後之條件，我方須考慮容納。關於承認偽‘滿’一事，蔣委員長嚴厲地說：‘待我蔣某死後，諸公再談考慮’！我引此一事為證，蔣委員長在喪權辱國之下，決不能向日本低頭。周(恩來)言：‘你們既然有抗日決心，為什麽必須要消滅願做前鋒、堅決抗日的中共武裝哪？”②《張學良遺稿》，第100、110―111頁。
張學良還寫道：“我二人隨後討論到具體的條件，大旨如下：(一)共產黨的各地武裝，集結、點編、受訓，以備抗日。(二)取消紅軍名稱，製度、待遇同國軍劃一。(三)共產黨不得再在軍中做政治工作。(四)保證不繳械，不欺騙。(五)共產黨停止一切鬥爭的宣傳和行動。(六)赦放被捕獲的共產黨人。(七)劃陝北區為其後方，準其非武裝的黨人居留。(八)抗日勝利後，共黨武裝與國軍同等複員遣散。(九)準共產黨人為合法政黨等等。我應允待機向蔣委員長轉陳，諒能可成為事實。二人相約，各不得失信，周(恩來)遂告別而去。”②。
周恩來與張學良的延安會談，使中國共產黨同東北軍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周恩來與張學良的。
第二次延安會談4月28日，正在東征前線的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在陝北瓦窯堡的張聞天，指出：“東麵情況已根本地發生變化，喪失了繼續作戰的可能，為穩固計決定西渡。”電報還指出：“提議開政治局會，討論新的行動方向及其他與此關聯的問題，地點擬在延長。”《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38―539頁。
5月2日，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麵軍主力西渡黃河，回師陝北。到5月5日全部渡完，在延長、延川和永坪一帶休整。
紅軍東征，曆時75天，共消滅國民黨軍隊7個團，俘敵4000餘人，繳獲各種槍支4000餘枝、炮20餘門，並擴大新兵8000餘人，籌款30餘萬元。東征期間，紅軍在山西10多個縣開展了群眾工作，宣傳了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建立了一些抗日遊擊隊和遊擊區，為後來在山西開辟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
毛澤東於5月2日晚西渡黃河後，當天住延川縣劉家山村(今屬延川縣土崗鎮)。5月3日晚，毛澤東來到古裏村(今屬延川縣楊家圪台鄉)。5月4日晚，毛澤東來到楊家圪台村(今屬延川縣楊家圪台鄉)。就在毛澤東到達楊家圪台村的當天，收到了受中國共產黨派遣，在紅軍和東北軍之間進行聯絡工作的劉鼎的來電。來電稱，此間悉紅軍西渡，張學良要求早日與周恩來見麵商談。《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40頁注〔1〕。
5月5日，毛澤東在楊家圪台村起草了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名義，向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國海陸空軍，全國各黨派、各團體、各報館，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的同胞，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電全文如下：
自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渡河東征以來，所向皆捷，全國響應。但正當抗日先鋒軍占領同蒲鐵路，積極準備東出河北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之時，蔣介石氏竟以十師以上兵力開入山西，協同閻錫山氏攔阻紅軍抗日去路，並命令張學良楊虎城兩氏及陝北軍隊向陝甘蘇區挺進，擾亂我抗日後方。
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本意集中全力消滅蔣氏攔阻抗日去路的部隊，以達到對日直接作戰之目的。但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且在蔣介石閻錫山兩氏的部隊中，不少願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愛國軍人，目前接受兩氏的命令攔阻紅軍抗日去路，實係違反自己良心的舉動。
因此，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執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屢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當局諸公進言，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叛國賊，則諸公的統治必將最後瓦解，必將為全中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雲“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諸公深思熟慮之。
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更號召全國凡屬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團體、人民、黨派，讚助我們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組織停止內戰的促進會，派遣代表隔斷雙方火線，督促並監視這一主張的完全實現。《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85―386頁。
《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不再稱蔣介石為叛國賊，而稱其為蔣介石氏，實際上公開宣布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反蔣政策已開始向逼蔣抗日政策的轉變。
在毛澤東和彭德懷指揮東征紅軍回師西渡時，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等也由瓦窯堡前往黃河西岸的延川縣楊家圪台村。
5月7日，毛澤東和張聞天收到了朱理治從甘泉縣城以西的王家坪發來的一封重要電報。朱理治(1907―1978)，江蘇南通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書記、中共北平市西郊區委書記。1928年8月被捕。1930年出獄後，任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兼黨團書記。後任共青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書記，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長、代理書記，中共北方局派駐西北代表團書記、中共陝甘晉省委書記、中共陝甘省委書記等。1936年1月任紅二十九軍政治委員。朱理治在電報中轉述了途經東北軍駐地前往陝北的周建屏帶來的張學良的口信。周建屏是一位1927年春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過南昌起義的老同誌。1929年被派遣到方誌敏領導的贛東北根據地工作，先後擔任紅軍團長、師長，並在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後，周建屏率紅七軍團第二十四師掩護主力紅軍離開蘇區後，留在根據地堅持遊擊戰爭。1936年4月，受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派遣，前往陝北。途經東北軍前線指揮部駐地洛川時，周建屏曾與張學良晤談多次。5月5日，周建屏離開洛川，欲經甘泉王家坪前往瓦窯堡中共中央駐地。行前，張學良托周建屏向周恩來“麵談數事”。周建屏在途經中共陝甘省委駐地甘泉王家坪時，即讓朱理治將張學良要他麵談之事電告黨中央。朱理治的電報要點如下：
1？蔣介石“有令直屬四師軍隊”，西渡黃河，匯合楊虎城部隊，向北推進。張(學良)為使周建屏相信，還把蔣介石的密令拿給周建屏看。張(學良)擔心蔣與楊(虎城)聯合起來對付東北軍，即要求紅軍在山西牽製著在晉之中央軍，防止其西渡入陝。
2？張(學良)希望紅軍留在山西，“不要回陝北”，並在山西給“中央軍以打擊”。紅軍如回陝北，恐有六師部隊尾隨入陝，這對紅軍、東北軍皆不利。
3？蔣(介石)命令張(學良)調東北軍一部由延安進至延川，另一部由延安進至瓦窯堡，構築碉堡線。為應付蔣(介石)，張(學良)要求紅軍讓路，允許東北軍在延安、延川、延長之線築堡。
4？張(學良)答應供給紅軍子彈，一種辦法是令東北軍在甘泉通往延安的大道上運送子彈，由紅軍去奪取，但“恐雙方有損失”；另一種辦法是由東北軍一個師進攻瓦窯堡，紅軍預先避開，留下一些廢槍，紅軍再假裝打回來，倉促之中，東北軍帶走廢槍，留下子彈。這種打假仗的辦法，比較“安全”。
張學良還表示，周恩來如果願與他談話，地點及化裝辦法均由周建屏麵告。③畢萬聞著：《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曆史解密》，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208―209、210頁。
在先後接到劉鼎與朱理治的電報後，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於5月7日複電劉鼎即轉張學良、王以哲，認為再度會談極為必要，即請張學良決定時間，愈快愈好。電報提出會談問題為：(一)張學良的政治、軍事、經濟問題；(二)同楊虎城、閻錫山、馬鴻逵、鄧寶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建立聯合戰線問題；(三)東北軍和紅軍今後行動方針問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40頁。
張學良在收到毛澤東5月7日的密電後，即於當天讓王以哲複電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電文提出：“與劉君電已敬悉。茲定於灰(十)日晚仍在膚施與見麵，請二兄早到川口，等待派員往接入城。”③
5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延川縣楊家圪台村召開。楊家圪台村屬延川縣所轄，隔交口河與延長縣的交口鎮相鄰。由於交口鎮較大而楊家圪台村較小，所以會議的記錄中出現了“政治局會議(五月八日於交口)”的記載。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全體同誌和紅一方麵軍各軍團首長。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我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被許多人所接受。我們的任務，總的是建立全國人民的統一戰線，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具體的政治任務，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口號是爭取直接對日作戰，以紅軍作先鋒，可以轉到同東北軍一起去幹。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85頁。
會議還討論了紅軍今後的行動方向和創辦紅軍大學問題。
紅軍西渡黃河，回師陝北時，西北根據地麵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蔣介石拒不接受毛澤東、朱德於5月5日發出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著手成立以陳誠為總指揮的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部。蔣介石嫡係湯恩伯部兩個師從吳堡、清澗一線渡河入陝，閻錫山晉綏軍的一個師又一個旅從延川、延長一線渡河入陝。駐守橫山、綏德、榆林一帶的陝北軍閥井嶽秀、高桂滋兩個師，由北向南向根據地腹部進逼。在西北根據地西部，蔣介石命令寧夏馬鴻逵、馬鴻賓一部部署於根據地邊界地區。而在宜川、黃龍一線，則為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在甘泉、延安一線，為張學良的東北軍。在這種嚴峻的形勢麵前，紅軍若采取單純防禦，則勢必形成被動挨打的局麵。毛澤東在5月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是要在陝南、甘肅、陝北、寧夏“四中擇一”，因為“方向在一個時期中隻能一個”。②《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85頁。
毛澤東在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對陝北、寧夏、陝南等行動方向進行了分析之後指出：“甘肅是上述幾條路的必由之路。地方雖不好，但有極重要的意義。再在三邊(今屬陝西省定邊縣、靖邊縣)及甘北弄他一塊。地廣人稀，敵人以後進攻困難。這是這一時期的任務。”②。
張聞天在會議總結發言時指出：現在形勢是抗日與叛國的兩極分化，“聯日反共”或“聯共抗日”尖銳地提到群眾的麵前。現在群眾事實上並不怕共產的帽子，就是張學良也被逼得快要表態了。④《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20頁。
張聞天指出：東征特別在政治方麵得到大的勝利，現在則要以國防政府為主要一環。黨的基本口號仍是“爭取迅速對日作戰”。“蘇維埃紅軍要做抗日的火車頭”。紅軍行動方向“要移向甘肅”，“將來還是要向東”。④。
在會議召開期間，周恩來於5月9日複電王以哲轉張學良，電文說：“現在延川與紅軍同誌開會。延川去膚施二百五十裏，定明(10)日動(身)，12日下午趕到川口，當晚入城，與兄等晤麵。”《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曆史解密》，第21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