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會 談 篇(1)
周恩來與張學良的延安會談。
正當東征紅軍以橫掃千軍如卷席之勢，突破閻錫山部隊二百裏封鎖線，消滅其三個旅，並占領石樓、中陽、孝義、隰縣、永和五縣廣大地區之時，毛澤東和彭德懷接到秦邦憲的電報――瓦窯堡2月27日來了兩名神秘的“客人”。這兩名“客人”分別是周繼吾和張子華。
周繼吾，即董健吾(1892―1970)，上海青浦人。早年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習。是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其公開身份是上海聖彼德教堂的牧師，並參加由中共黨組織領導下的互濟會的工作。董健吾與宋慶齡等進步人士來往密切。1936年1月，宋慶齡交給董健吾一封信件，要他送到陝北麵交毛澤東、周恩來。宋慶齡還交給董健吾一張由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簽署的委任他為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上海地下黨組織介紹時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的張子華與董健吾同行。
張子華(1914―1942)，原名王緒祥。寧夏中寧縣人。1930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秘書。1934年9月，張子華受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的委派，到陝北根據地視察工作。當時化名黃漢的張子華，曾在清澗河口聽取了中共陝北特委負責人郭洪濤的工作匯報，並以中共北方局巡視員的身份致信陝甘邊區紅軍領導人劉誌丹，希望中共陝甘特委和陝北特委召開聯席會議。1935年初，張子華調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同年11月至12月間，張子華受上海地下黨的委派，曾以中共長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國民黨南京政府鐵道部次長曾養甫會晤。張子華此行的目的是向中共中央匯報同曾養甫會商的情況。
董健吾和張子華於1936年1月離開上海，結伴前往陝北。兩人雖然同行，但互相卻不知道對方的真實身份和目的。兩人到達西安後，見到了張學良。據張學良在《雜憶隨感漫錄》中所記：“財政部曾派一專員(即董健吾)持公函來西北總部見我，並出示孔庸之(即孔祥熙)致我的私函，請我幫忙此人要到‘匪區’去調查經濟狀況。我十分詫異，再三詢問，該員不肯吐實。我說你如不肯明白說出真情，決難獲得通過。彼不得已說出真實任務，是要向‘共匪’有所接洽。”《張學良遺稿》，第108頁。
2月19日，張學良派飛機將董健吾和張子華送到延安。在駐延安的第六十七軍第一二九師騎兵的護送下，兩人進入蘇區邊境。2月27日，董健吾和張子華到達瓦窯堡。
2月28日，秦邦憲分別同董健吾、張子華進行了談話，了解了情況。隨後即致電毛澤東和彭德懷，匯報了有關情況。毛澤東和彭德懷收到電報後，即於當天向正在洛川與王以哲進行會談的李克農進行了通報。毛澤東、彭德懷在電報中指出：周繼吾(董健吾)、張子華昨日到瓦窯堡。據談，蔣介石係陳果夫主張聯紅反日，曾擴清主張聯日反紅。此外孫科、於右任、張群、馮玉祥等均主張聯俄聯共，並雲蔣介石亦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16頁。
3月2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致電秦邦憲：“請你隨同高(福源)、周(繼吾，即董健吾)、張(子華)三人並林伯渠同誌來石樓，除外交問題外，尚有對日作戰戰略策略問題，主力紅軍取道問題及其他問題亟須討論，已約(周)恩來來此。”《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5頁。
就在同一天，正在清澗折家坪紅二十八軍部與該軍軍長劉誌丹、政委宋任窮指揮攻打綏德義合鎮戰鬥的周恩來，在獲知南京政府代表來到瓦窯堡的情況後，即致電彭德懷、秦邦憲等：對蔣介石、張學良的外交工作應分別進行，對張(學良)工作仍經過王以哲。和蔣(介石)談判以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為條件。《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7頁。
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連續就有關與南京政府談判問題發出三封電報。在致秦邦憲並周恩來的電報中指出：“甲、向彼方(指南京政府)提出如下三個基本條件，作談判聯合抗日具體步驟的先決條件：(一)停止進攻紅軍，並容許主力紅軍向河北集中，首先抵禦日帝邁進；(二)政治自由；(三)釋放政治犯。乙、鄧發、(王)稼祥能來石樓均請回來。”③④《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6頁。
電報還指出：“彭(德懷)已電王以哲許高福源來前方一行，商向晉冀魯活動問題。”③在致秦邦憲的電報中說：“同意周繼吾先回南京，兄偕高(福源)、張(子華)二人來此開會。”④在致秦邦憲轉周繼吾的電報中，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提出了同南京當局談判的意見：“甲、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乙、我兄複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19頁。
第二天，毛澤東又將上述五項意見電告李克農，請李克農通報王以哲，並由王以哲轉達張學良。②。
董健吾於3月5日離開瓦窯堡，踏上返程。在途經西安時，他再次見到了張學良。張學良回憶說：“當彼返來時，告訴我說，彼之接洽有相當的眉目。”《張學良遺稿》，第108頁。
應該說，南京當局的作為，更促使了張學良與中共領導人會談的決心。
3月中旬，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在大麥郊地區(時屬隰縣，今屬交口縣)匯合後，分別聽取了王世英關於北方局黨組織情況，以及同第十七路軍的聯係情況，和張子華關於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情況，以及他同曾養甫會晤的經過。《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8頁。
從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統一戰線問題及戰略方針問題。由於當時正處戰爭環境，會址不斷變動，會議先後在大麥郊附近的上益幹村(時屬隰縣，今屬交口縣)、隰縣石口、石樓城西南端四江村、石樓縣羅村等地召開。史稱此次會議為晉西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鄧發、王稼祥、張浩、林伯渠。
在3月20日的會議上，張聞天作了題為《共產國際“七大”與我黨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的報告。報告在談到當前形勢時說到：“南京政府內部和一些軍閥也在與我們接洽談判”，並指出地主買辦集團內部“分化很明顯”。②《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8、309頁。
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準備開展大規模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目前的關鍵，是建立統一戰線――抗日的人民統一戰線。”②。
就在晉西會議開始舉行的當天，毛澤東、彭德懷致電王以哲轉張學良及抗日東北軍全體官兵，指出：“敝軍迭次宣言，全國紅軍、白軍亟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乃閻錫山置若罔聞，不顧民族國家之存亡，甘心依附仇人，而與同胞為敵，誠不識是何居心？諸公深明大義，抗日救國早具同心，應請仗義執言，責閻錫山以叛國之罪，勸其即刻悔悟，撤其攔阻紅軍之兵，開赴張家口，與紅軍一同執行抗日。敝軍本民族大義，決不追究其既往。”“至於陝甘蘇區(包括陝甘邊區及關中區)為抗日戰爭之後方。堅決鞏固此後方，使我抗日將士安心殺敵，應不獨紅軍與全蘇區抗日人民之責，諸公近在接壤，自亦具有愛護維持之心。倘有搗亂此抗日後方者(例如毛炳文輩)，願諸公與敝軍聯合製止之”。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23―524、525頁。
毛澤東在23日的會議上發言時指出：中央提出的“國內革命戰爭與民族革命戰爭聯係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紅軍集中河北”，“爭取迅速直接對日作戰”這些口號，是布爾什維克的，不是冒險主義的。超過會冒險，不足會右。我們現在的口號是恰如其分的。②
周恩來在同一天的會議發言中指出，要正確運用上下層統一戰線，推動和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周恩來還提出中共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原則是：不放鬆準備建立，但又不麻痹群眾；在抗日討逆、停止內戰原則問題上決不退任，並要求國民黨有實際行動；我黨保持批評的自由；在同國民黨上層談判的同時，不放棄爭取下層群眾官兵的工作。《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9―310頁。
毛澤東在27日的會議上作關於外交(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國民黨破裂為民族反革命派與民族革命派。民族反革命派，以蔣介石為代表，堅持其自大革命失敗以來的反動路線，他們可能在民眾逼迫下假裝抗日，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陣線。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其中又分為左派和右派)，是民族改良主義，不相信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蘇維埃與土地革命，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讚成聯俄聯共。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包括宋慶齡等和中下層軍人、中小工商業者、中小資產階級，他們堅決聯俄聯共，有堅決進行民族戰爭的勇氣，讚成土地革命，在我們的領導下可以堅決走上抗日。這一派很有勢力，是我們同反革命派爭奪的中心。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中共中央的外交(統一戰線)方針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義與民族反革命派區別開來，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義的左派和右派區別開來，要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下，使民族改良主義中的右派同蔣介石進一步分離，使其中的左派同蔣(介石)決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堅固的同盟。(三)向蔣介石提出的五個條件(即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致秦邦憲轉周繼吾電報中提出的與南京當局談判的五條意見――引者注)，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對李克農的外交訓令，今天仍然適用。對張學良的策略是：(1)蔣(介石)、張(學良)分開；(2)互不侵犯；(3)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對蔣(介石)召集的會議原則上反對；(4)不破裂，求得實際利益；(5)(如張學良)提出“取消蘇維埃”，則以“取消國民政府”相對；(6)(如張學良)提出“取消暴動”，則以“取消國民黨壓迫”相對；(7)不反對紅軍集中河北。(五)蘇維埃成為問題時，由人民投票。(六)不管任何派別，都與其進行外交談判。(七)在基本原則上不能讓步妥協。(八)對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個擊破，對民族革命派采取各個爭取。(九)外交談判隨時準備破裂，屆時宣布談判經過與內容，以擴大我們的影響。(十)發表普遍的或個別的請求書。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28頁。
報告最後指出，關於外交(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軍事外交集中於軍委，政黨外交集中於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揮。②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的報告。會議決定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去同張學良會談。會議根據有些同誌的提議，決定中央不再隨軍行動。《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9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晉西會議召開期間，蔣介石於3月24日委任陳誠為太原綏靖公署第一路總指揮，調集10個師，號稱20萬人，分兩路增援閻錫山。蔣介石還同時命令黃河以西的國民黨軍隊與之配合，企圖徹底消滅紅軍，摧毀陝甘根據地。26日，陳誠所部進至三交、留譽、石樓等城鎮。
3月28日，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鄧發、林伯渠和李克農等離開石樓，經義牒、延川、永坪等地，於4月初回到瓦窯堡。在張聞天和周恩來等離開石樓之後，陳誠指揮的國民黨中央軍即占領了黃河以東的各個渡口。
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瓦窯堡召開，討論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張浩、李維漢和吳亮平。周恩來在會上介紹了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情況。張聞天在發言中就東北軍方麵的工作指出，如若張學良的部隊向蘇區前進，我們也還是要抓緊對其“外交活動(統一戰線)”，同時加強自身的武裝力量，並利用宣傳口號，做爭取其下屬士兵的工作。《張聞天年譜》上卷，第210頁。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討論蔣介石出兵山西後的形勢和後方的動員問題。周恩來在會上作“戰爭動員”報告。鑒於蔣介石已命令張學良、楊虎城北上進攻蘇區，會議作出了相應的軍事部署。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軍事部署的當天，毛澤東、彭德懷在山西東征前線複電王以哲並轉張學良：“敝方代表周(恩來)同誌偕(李)克農依約於8日赴膚施(延安)與張學良先生會商救國大計。”“雙方會談之問題，敝方擬定為：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軍隊不分紅白一致抗日救國問題。二、全國紅軍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帝邁進問題。三、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具體步驟及政綱問題。四、聯合蘇聯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貴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32頁。
4月7日，周恩來和李克農帶著電台和警衛部隊，離開瓦窯堡，前往延安。隨行的戴鏡元回憶說：“我們從瓦窯堡出發時，天就陰著，8日到達川口附近，先是大雪，後下大雨。電台和東北軍聯係不上，中央的電台(在石樓)和東北軍聯係上了。9日，晴空萬裏。上午，張學良隨帶王以哲、劉鼎由洛川飛到延安。下午張學良派專人到川口來接。這時周恩來同誌和李克農同誌均換上便衣，周穿黑色中山裝。周、李隨來人進城會談，我們在川口等著。飛機場由我們警衛部隊控製著，在會談結束前，任何飛機不得起飛。”《中共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記》第一編，第185頁。
位於延安城東10公裏處的川口村，位於延河南岸，是當時紅軍圍城部隊司令部的所在地。周恩來於8日晚到達川口村後，即於4月9日晨電告張聞天。張聞天當天複電周恩來：“今早來電說今晚可同張(學良)、王(以哲)會麵，但今天此間下大雪，不知能如(期否)？”《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12頁。
當時駐守延安城的是東北軍第六十七軍第一二九師周福成部。王以哲為周恩來與張學良的會談，做了周密的安排與部署，他指令第一二九師參謀處長烏慶霖、副官處長呂偉績率部隊維修了飛機場。飛機場位於延安東關，是東北軍第一二九師於1935年9月15日進駐延安城後，即著手建成的。王以哲還命令親信和衛隊人員，從4月8日下午起，即擔當了從川口村到延安城東門之間的警衛任務。
4月9日上午，張學良和王以哲帶領隨員劉雲卿、李永誌乘飛機來到延安機場。同行的還有當時在張學良處工作的劉鼎。劉鼎(1903―1986)，四川省南溪縣人。原名闞思俊，字尊民，曾用名閻澤民、甘作民等。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赴德國勤工儉學期間，經朱德、孫炳文介紹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前往蘇聯學習，1929年回國後，先後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長，閩浙贛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長、紅軍軍官學校第五分校政委等職，1935年6月，在江西弋陽南山從事遊擊戰爭期間被俘，後在九江俘虜營尋機逃出，前往上海。在美國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幫助下，在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居住。
就在3月5日淩晨，張學良與李克農在洛川會談中提出要中共方麵指派駐西安聯絡代表後不久，張學良收到了李杜將軍從上海發來的一封電報：“你要找的朋友，已經找到了。”李滔、易輝主編：《劉鼎》，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2頁。
張學良喜出望外。原來早在1935年11月底至12月間，張學良就托李杜在上海尋找共產黨的關係。
李杜(1880―1956)，原名蔭培，字植初。遼寧義縣人。1905年進入東北講武堂普通科學習。畢業後，即到奉軍中任職。1925年任吉林步兵第十五師第十旅少將旅長、依蘭鎮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長。九一八事變後發起成立吉林自衛軍總司令部，被公推為自衛軍總司令。1932年7月，李杜被張學良委任為東北軍駐吉林副司令長官。隨後，李杜即籌建抗日聯軍。1933年1月，李杜等將領率部進入蘇聯境內。同年7月，李杜轉道歐洲回到上海，被國民黨政府委任為軍事委員會參議。1934年7月，李杜同宋慶齡、何香凝等倡議成立中國民眾武裝自衛委員會，李杜任武裝部長。因此，李杜和宋慶齡等來往密切。李杜向宋慶齡表達了張學良希望尋找共產黨的關係的願望。而劉鼎在路易？艾黎家居住期間，為躲避國民黨當局的搜捕，曾由史沫特萊介紹，在宋慶齡家躲了三四天。這期間，宋慶齡與劉鼎有過幾次交談。宋慶齡感到劉鼎正是張學良所需要的人選，即指派由瓦窯堡歸來的董健吾約見了劉鼎，告訴他，李杜將軍約他去張學良處工作。劉鼎經過兩天的反複思考，答複董健吾：到西安去與張學良麵談，盡自己的能力去工作。《劉鼎》，第38―43頁。
張學良接到李杜的電報後，即派親信、高級參議趙毅去上海接劉鼎。劉鼎和趙毅於3月20日到達西安。隨後，張學良與劉鼎先後在西安與洛川進行了數次長談，話題廣泛，兩人談得十分投機。張學良遂決定將劉鼎留在身邊工作。張學良後來曾說：“而後同中共的聯絡，多由劉鼎任奔走。”《張學良遺稿》，第107―108頁。
王以哲在隨張學良到達延安後，於當天下午2時寫信給周恩來、李克農：“兄等平安到川口，弟聞之，慰甚，慰甚！為避人耳目計，可簡從進城，是禱！一切麵談。麵談時間亦可作竟夜，未嚐不可，於明午前4時離城即可也。一切安全不成問題，弟均負責，謹請放心！”《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2卷，第352頁。
4月9日晚8時許，周恩來和李克農過延河，由延安城大東門入城，來到位於鍾鼓樓東側的一座基督教堂內，與張學良、王以哲開始會談。參加會談的還有劉鼎，共五人。
需要說明的是，這座基督教堂建於民國初年。東北軍開進延安城後，曾將這裏辟為禮堂。而9個月之後，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後，這裏又被作為中央大禮堂。1937年5月6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即在此召開。1938年11月，日本飛機轟炸延安時，這座基督教堂被炸毀。有些研究者不明前因後果，在文章和著述中將這次會議地點誤指為今日尚存的延安橋兒溝天主堂，殊不知去之遠矣！
周恩來與張學良的會談至4月10日淩晨4時結束。隨後，周恩來和李克農離開延安城，返回川口村。劉鼎也隨周恩來同行。當天上午，因天雨所阻，周恩來等無法返程。遂電告張聞天：“昨8時入城，今早4時出城，以(與)張(學良)作竟夜談，各項問題有結果並定進一步關係，內容續告。”②《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13頁。
當天，周恩來又分別致電張聞天和毛澤東、彭德懷，匯報了延安會談的情況。電報中說：與張學良會談中，張(學良)完全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學良)已認識到抗日隻有以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為出路，他願為醞釀此事；對十大政綱，研究後提出意見；張認為蔣介石現在是在歧路上，但要他反蔣做不到，他在公開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蔣令進駐蘇區，再不進兵無以回答蔣；希望共產黨方麵派有政治頭腦及色彩不濃的人到他那裏做事活動，等等。②。
正當東征紅軍以橫掃千軍如卷席之勢，突破閻錫山部隊二百裏封鎖線，消滅其三個旅，並占領石樓、中陽、孝義、隰縣、永和五縣廣大地區之時，毛澤東和彭德懷接到秦邦憲的電報――瓦窯堡2月27日來了兩名神秘的“客人”。這兩名“客人”分別是周繼吾和張子華。
周繼吾，即董健吾(1892―1970)，上海青浦人。早年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習。是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其公開身份是上海聖彼德教堂的牧師，並參加由中共黨組織領導下的互濟會的工作。董健吾與宋慶齡等進步人士來往密切。1936年1月，宋慶齡交給董健吾一封信件，要他送到陝北麵交毛澤東、周恩來。宋慶齡還交給董健吾一張由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簽署的委任他為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上海地下黨組織介紹時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的張子華與董健吾同行。
張子華(1914―1942)，原名王緒祥。寧夏中寧縣人。1930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秘書。1934年9月，張子華受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的委派，到陝北根據地視察工作。當時化名黃漢的張子華，曾在清澗河口聽取了中共陝北特委負責人郭洪濤的工作匯報，並以中共北方局巡視員的身份致信陝甘邊區紅軍領導人劉誌丹，希望中共陝甘特委和陝北特委召開聯席會議。1935年初，張子華調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同年11月至12月間，張子華受上海地下黨的委派，曾以中共長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國民黨南京政府鐵道部次長曾養甫會晤。張子華此行的目的是向中共中央匯報同曾養甫會商的情況。
董健吾和張子華於1936年1月離開上海，結伴前往陝北。兩人雖然同行，但互相卻不知道對方的真實身份和目的。兩人到達西安後，見到了張學良。據張學良在《雜憶隨感漫錄》中所記：“財政部曾派一專員(即董健吾)持公函來西北總部見我，並出示孔庸之(即孔祥熙)致我的私函，請我幫忙此人要到‘匪區’去調查經濟狀況。我十分詫異，再三詢問，該員不肯吐實。我說你如不肯明白說出真情，決難獲得通過。彼不得已說出真實任務，是要向‘共匪’有所接洽。”《張學良遺稿》，第108頁。
2月19日，張學良派飛機將董健吾和張子華送到延安。在駐延安的第六十七軍第一二九師騎兵的護送下，兩人進入蘇區邊境。2月27日，董健吾和張子華到達瓦窯堡。
2月28日，秦邦憲分別同董健吾、張子華進行了談話，了解了情況。隨後即致電毛澤東和彭德懷，匯報了有關情況。毛澤東和彭德懷收到電報後，即於當天向正在洛川與王以哲進行會談的李克農進行了通報。毛澤東、彭德懷在電報中指出：周繼吾(董健吾)、張子華昨日到瓦窯堡。據談，蔣介石係陳果夫主張聯紅反日，曾擴清主張聯日反紅。此外孫科、於右任、張群、馮玉祥等均主張聯俄聯共，並雲蔣介石亦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16頁。
3月2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致電秦邦憲：“請你隨同高(福源)、周(繼吾，即董健吾)、張(子華)三人並林伯渠同誌來石樓，除外交問題外，尚有對日作戰戰略策略問題，主力紅軍取道問題及其他問題亟須討論，已約(周)恩來來此。”《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5頁。
就在同一天，正在清澗折家坪紅二十八軍部與該軍軍長劉誌丹、政委宋任窮指揮攻打綏德義合鎮戰鬥的周恩來，在獲知南京政府代表來到瓦窯堡的情況後，即致電彭德懷、秦邦憲等：對蔣介石、張學良的外交工作應分別進行，對張(學良)工作仍經過王以哲。和蔣(介石)談判以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為條件。《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7頁。
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連續就有關與南京政府談判問題發出三封電報。在致秦邦憲並周恩來的電報中指出：“甲、向彼方(指南京政府)提出如下三個基本條件，作談判聯合抗日具體步驟的先決條件：(一)停止進攻紅軍，並容許主力紅軍向河北集中，首先抵禦日帝邁進；(二)政治自由；(三)釋放政治犯。乙、鄧發、(王)稼祥能來石樓均請回來。”③④《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6頁。
電報還指出：“彭(德懷)已電王以哲許高福源來前方一行，商向晉冀魯活動問題。”③在致秦邦憲的電報中說：“同意周繼吾先回南京，兄偕高(福源)、張(子華)二人來此開會。”④在致秦邦憲轉周繼吾的電報中，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提出了同南京當局談判的意見：“甲、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乙、我兄複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19頁。
第二天，毛澤東又將上述五項意見電告李克農，請李克農通報王以哲，並由王以哲轉達張學良。②。
董健吾於3月5日離開瓦窯堡，踏上返程。在途經西安時，他再次見到了張學良。張學良回憶說：“當彼返來時，告訴我說，彼之接洽有相當的眉目。”《張學良遺稿》，第108頁。
應該說，南京當局的作為，更促使了張學良與中共領導人會談的決心。
3月中旬，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在大麥郊地區(時屬隰縣，今屬交口縣)匯合後，分別聽取了王世英關於北方局黨組織情況，以及同第十七路軍的聯係情況，和張子華關於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情況，以及他同曾養甫會晤的經過。《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8頁。
從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統一戰線問題及戰略方針問題。由於當時正處戰爭環境，會址不斷變動，會議先後在大麥郊附近的上益幹村(時屬隰縣，今屬交口縣)、隰縣石口、石樓城西南端四江村、石樓縣羅村等地召開。史稱此次會議為晉西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鄧發、王稼祥、張浩、林伯渠。
在3月20日的會議上，張聞天作了題為《共產國際“七大”與我黨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的報告。報告在談到當前形勢時說到：“南京政府內部和一些軍閥也在與我們接洽談判”，並指出地主買辦集團內部“分化很明顯”。②《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8、309頁。
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準備開展大規模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目前的關鍵，是建立統一戰線――抗日的人民統一戰線。”②。
就在晉西會議開始舉行的當天，毛澤東、彭德懷致電王以哲轉張學良及抗日東北軍全體官兵，指出：“敝軍迭次宣言，全國紅軍、白軍亟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乃閻錫山置若罔聞，不顧民族國家之存亡，甘心依附仇人，而與同胞為敵，誠不識是何居心？諸公深明大義，抗日救國早具同心，應請仗義執言，責閻錫山以叛國之罪，勸其即刻悔悟，撤其攔阻紅軍之兵，開赴張家口，與紅軍一同執行抗日。敝軍本民族大義，決不追究其既往。”“至於陝甘蘇區(包括陝甘邊區及關中區)為抗日戰爭之後方。堅決鞏固此後方，使我抗日將士安心殺敵，應不獨紅軍與全蘇區抗日人民之責，諸公近在接壤，自亦具有愛護維持之心。倘有搗亂此抗日後方者(例如毛炳文輩)，願諸公與敝軍聯合製止之”。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23―524、525頁。
毛澤東在23日的會議上發言時指出：中央提出的“國內革命戰爭與民族革命戰爭聯係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紅軍集中河北”，“爭取迅速直接對日作戰”這些口號，是布爾什維克的，不是冒險主義的。超過會冒險，不足會右。我們現在的口號是恰如其分的。②
周恩來在同一天的會議發言中指出，要正確運用上下層統一戰線，推動和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周恩來還提出中共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原則是：不放鬆準備建立，但又不麻痹群眾；在抗日討逆、停止內戰原則問題上決不退任，並要求國民黨有實際行動；我黨保持批評的自由；在同國民黨上層談判的同時，不放棄爭取下層群眾官兵的工作。《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9―310頁。
毛澤東在27日的會議上作關於外交(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國民黨破裂為民族反革命派與民族革命派。民族反革命派，以蔣介石為代表，堅持其自大革命失敗以來的反動路線，他們可能在民眾逼迫下假裝抗日，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陣線。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其中又分為左派和右派)，是民族改良主義，不相信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蘇維埃與土地革命，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讚成聯俄聯共。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包括宋慶齡等和中下層軍人、中小工商業者、中小資產階級，他們堅決聯俄聯共，有堅決進行民族戰爭的勇氣，讚成土地革命，在我們的領導下可以堅決走上抗日。這一派很有勢力，是我們同反革命派爭奪的中心。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中共中央的外交(統一戰線)方針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義與民族反革命派區別開來，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義的左派和右派區別開來，要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下，使民族改良主義中的右派同蔣介石進一步分離，使其中的左派同蔣(介石)決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堅固的同盟。(三)向蔣介石提出的五個條件(即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致秦邦憲轉周繼吾電報中提出的與南京當局談判的五條意見――引者注)，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對李克農的外交訓令，今天仍然適用。對張學良的策略是：(1)蔣(介石)、張(學良)分開；(2)互不侵犯；(3)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對蔣(介石)召集的會議原則上反對；(4)不破裂，求得實際利益；(5)(如張學良)提出“取消蘇維埃”，則以“取消國民政府”相對；(6)(如張學良)提出“取消暴動”，則以“取消國民黨壓迫”相對；(7)不反對紅軍集中河北。(五)蘇維埃成為問題時，由人民投票。(六)不管任何派別，都與其進行外交談判。(七)在基本原則上不能讓步妥協。(八)對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個擊破，對民族革命派采取各個爭取。(九)外交談判隨時準備破裂，屆時宣布談判經過與內容，以擴大我們的影響。(十)發表普遍的或個別的請求書。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28頁。
報告最後指出，關於外交(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軍事外交集中於軍委，政黨外交集中於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揮。②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的報告。會議決定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去同張學良會談。會議根據有些同誌的提議，決定中央不再隨軍行動。《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9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晉西會議召開期間，蔣介石於3月24日委任陳誠為太原綏靖公署第一路總指揮，調集10個師，號稱20萬人，分兩路增援閻錫山。蔣介石還同時命令黃河以西的國民黨軍隊與之配合，企圖徹底消滅紅軍，摧毀陝甘根據地。26日，陳誠所部進至三交、留譽、石樓等城鎮。
3月28日，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鄧發、林伯渠和李克農等離開石樓，經義牒、延川、永坪等地，於4月初回到瓦窯堡。在張聞天和周恩來等離開石樓之後，陳誠指揮的國民黨中央軍即占領了黃河以東的各個渡口。
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瓦窯堡召開，討論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張浩、李維漢和吳亮平。周恩來在會上介紹了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情況。張聞天在發言中就東北軍方麵的工作指出，如若張學良的部隊向蘇區前進，我們也還是要抓緊對其“外交活動(統一戰線)”，同時加強自身的武裝力量，並利用宣傳口號，做爭取其下屬士兵的工作。《張聞天年譜》上卷，第210頁。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討論蔣介石出兵山西後的形勢和後方的動員問題。周恩來在會上作“戰爭動員”報告。鑒於蔣介石已命令張學良、楊虎城北上進攻蘇區，會議作出了相應的軍事部署。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軍事部署的當天，毛澤東、彭德懷在山西東征前線複電王以哲並轉張學良：“敝方代表周(恩來)同誌偕(李)克農依約於8日赴膚施(延安)與張學良先生會商救國大計。”“雙方會談之問題，敝方擬定為：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軍隊不分紅白一致抗日救國問題。二、全國紅軍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帝邁進問題。三、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具體步驟及政綱問題。四、聯合蘇聯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貴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32頁。
4月7日，周恩來和李克農帶著電台和警衛部隊，離開瓦窯堡，前往延安。隨行的戴鏡元回憶說：“我們從瓦窯堡出發時，天就陰著，8日到達川口附近，先是大雪，後下大雨。電台和東北軍聯係不上，中央的電台(在石樓)和東北軍聯係上了。9日，晴空萬裏。上午，張學良隨帶王以哲、劉鼎由洛川飛到延安。下午張學良派專人到川口來接。這時周恩來同誌和李克農同誌均換上便衣，周穿黑色中山裝。周、李隨來人進城會談，我們在川口等著。飛機場由我們警衛部隊控製著，在會談結束前，任何飛機不得起飛。”《中共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記》第一編，第185頁。
位於延安城東10公裏處的川口村，位於延河南岸，是當時紅軍圍城部隊司令部的所在地。周恩來於8日晚到達川口村後，即於4月9日晨電告張聞天。張聞天當天複電周恩來：“今早來電說今晚可同張(學良)、王(以哲)會麵，但今天此間下大雪，不知能如(期否)？”《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12頁。
當時駐守延安城的是東北軍第六十七軍第一二九師周福成部。王以哲為周恩來與張學良的會談，做了周密的安排與部署，他指令第一二九師參謀處長烏慶霖、副官處長呂偉績率部隊維修了飛機場。飛機場位於延安東關，是東北軍第一二九師於1935年9月15日進駐延安城後，即著手建成的。王以哲還命令親信和衛隊人員，從4月8日下午起，即擔當了從川口村到延安城東門之間的警衛任務。
4月9日上午，張學良和王以哲帶領隨員劉雲卿、李永誌乘飛機來到延安機場。同行的還有當時在張學良處工作的劉鼎。劉鼎(1903―1986)，四川省南溪縣人。原名闞思俊，字尊民，曾用名閻澤民、甘作民等。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赴德國勤工儉學期間，經朱德、孫炳文介紹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前往蘇聯學習，1929年回國後，先後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長，閩浙贛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長、紅軍軍官學校第五分校政委等職，1935年6月，在江西弋陽南山從事遊擊戰爭期間被俘，後在九江俘虜營尋機逃出，前往上海。在美國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幫助下，在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居住。
就在3月5日淩晨，張學良與李克農在洛川會談中提出要中共方麵指派駐西安聯絡代表後不久，張學良收到了李杜將軍從上海發來的一封電報：“你要找的朋友，已經找到了。”李滔、易輝主編：《劉鼎》，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2頁。
張學良喜出望外。原來早在1935年11月底至12月間，張學良就托李杜在上海尋找共產黨的關係。
李杜(1880―1956)，原名蔭培，字植初。遼寧義縣人。1905年進入東北講武堂普通科學習。畢業後，即到奉軍中任職。1925年任吉林步兵第十五師第十旅少將旅長、依蘭鎮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長。九一八事變後發起成立吉林自衛軍總司令部，被公推為自衛軍總司令。1932年7月，李杜被張學良委任為東北軍駐吉林副司令長官。隨後，李杜即籌建抗日聯軍。1933年1月，李杜等將領率部進入蘇聯境內。同年7月，李杜轉道歐洲回到上海，被國民黨政府委任為軍事委員會參議。1934年7月，李杜同宋慶齡、何香凝等倡議成立中國民眾武裝自衛委員會，李杜任武裝部長。因此，李杜和宋慶齡等來往密切。李杜向宋慶齡表達了張學良希望尋找共產黨的關係的願望。而劉鼎在路易？艾黎家居住期間，為躲避國民黨當局的搜捕，曾由史沫特萊介紹，在宋慶齡家躲了三四天。這期間，宋慶齡與劉鼎有過幾次交談。宋慶齡感到劉鼎正是張學良所需要的人選，即指派由瓦窯堡歸來的董健吾約見了劉鼎，告訴他，李杜將軍約他去張學良處工作。劉鼎經過兩天的反複思考，答複董健吾：到西安去與張學良麵談，盡自己的能力去工作。《劉鼎》，第38―43頁。
張學良接到李杜的電報後，即派親信、高級參議趙毅去上海接劉鼎。劉鼎和趙毅於3月20日到達西安。隨後，張學良與劉鼎先後在西安與洛川進行了數次長談，話題廣泛，兩人談得十分投機。張學良遂決定將劉鼎留在身邊工作。張學良後來曾說：“而後同中共的聯絡，多由劉鼎任奔走。”《張學良遺稿》，第107―108頁。
王以哲在隨張學良到達延安後，於當天下午2時寫信給周恩來、李克農：“兄等平安到川口，弟聞之，慰甚，慰甚！為避人耳目計，可簡從進城，是禱！一切麵談。麵談時間亦可作竟夜，未嚐不可，於明午前4時離城即可也。一切安全不成問題，弟均負責，謹請放心！”《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2卷，第352頁。
4月9日晚8時許，周恩來和李克農過延河，由延安城大東門入城，來到位於鍾鼓樓東側的一座基督教堂內，與張學良、王以哲開始會談。參加會談的還有劉鼎，共五人。
需要說明的是，這座基督教堂建於民國初年。東北軍開進延安城後，曾將這裏辟為禮堂。而9個月之後，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後，這裏又被作為中央大禮堂。1937年5月6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即在此召開。1938年11月，日本飛機轟炸延安時，這座基督教堂被炸毀。有些研究者不明前因後果，在文章和著述中將這次會議地點誤指為今日尚存的延安橋兒溝天主堂，殊不知去之遠矣！
周恩來與張學良的會談至4月10日淩晨4時結束。隨後，周恩來和李克農離開延安城，返回川口村。劉鼎也隨周恩來同行。當天上午，因天雨所阻，周恩來等無法返程。遂電告張聞天：“昨8時入城，今早4時出城，以(與)張(學良)作竟夜談，各項問題有結果並定進一步關係，內容續告。”②《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13頁。
當天，周恩來又分別致電張聞天和毛澤東、彭德懷，匯報了延安會談的情況。電報中說：與張學良會談中，張(學良)完全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學良)已認識到抗日隻有以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為出路，他願為醞釀此事；對十大政綱，研究後提出意見；張認為蔣介石現在是在歧路上，但要他反蔣做不到，他在公開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蔣令進駐蘇區，再不進兵無以回答蔣；希望共產黨方麵派有政治頭腦及色彩不濃的人到他那裏做事活動，等等。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