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奠 基 篇(4)
11月23日，困守寨子山的牛元峰待援無望，遂於當晚突圍，沿葫蘆河支流川子河向南逃竄。紅十五軍團乘勝追擊。牛元峰在逃跑途中被其副官擊斃。其餘殘敵均被殲滅。至此，直羅鎮戰役勝利結束。
直羅鎮戰役共殲滅東北軍第五十七軍第一？九師全部及第一？六師一個團，俘敵5300餘名，斃傷敵1000餘名，繳獲槍支3500多枝，繳獲輕機槍179挺和迫擊炮8門，並繳獲子彈22萬餘發和電台2部及大量軍用物資。
直羅鎮戰役的勝利，迫使東北軍第五十七軍退回隴東，而第六十七軍的一一七師則回防洛川。
直羅鎮戰役勝利結束後，毛澤東和彭德懷於11月26日致電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各部集中後，擬整理一星期，開軍委會、開幹部會、開祝捷會，以後按新部署行動。”《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1頁。
11月27日，毛澤東和彭德懷率紅一方麵軍司令部到達東村。第二天，由毛澤東起草，並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名義發布了《抗日救國宣言》。宣言提出：
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武裝隊伍，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隻要他們願意抗日反蔣者，我們不但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而且願意更進一步地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這個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我們認為應該有以下的十大綱領。
(一)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財產作抗日經費。
(二)沒收一切叛國賊及漢奸的財產救濟災民及難民。
(三)救災治水，安定民生。
(四)廢除一切苟捐雜稅，發展工商業。
(五)發薪發餉，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職員的生活。
(六)發展教育，救濟失學的學生。
(七)實現民主權利，釋放所有的政治犯。
(八)發展生產技術，救濟失業的知識分子。
(九)聯合朝鮮、台灣、日本國內的工農及一切反日力量，結成鞏固的聯盟。
(十)對中國抗日的民族運動表示同情、讚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國家，建立親密的友誼關係。《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61頁。
在11月30日召開的紅一方麵軍營以上幹部大會上，毛澤東作題為《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勞山、榆林橋兩次勝利後，敵主力由西邊進，企圖構成葫蘆河東西封鎖線，然後北援甘泉、延安，構成洛河南北封鎖線，如果沒有直羅勝利，則我們向南發展就被限製了，已有的蘇區也不能得到完全的鞏固。”毛澤東在報告中說：“這次勝利，最後地解決了第三次‘圍剿’，敵人非重新調兵重新部署，不能向我們進攻了。這就給了我們以準備打破新‘圍剿’的條件；時間與地區。時間與地區對於我們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要利用已經取得的每一點鍾時間與每一方裏地區來進行我們處在兩次‘圍剿’之間的一切基本工作。”毛澤東說：“中央領導我們，要在西北建立廣大的根據地――領導全國反日反蔣反一切叛國賊的革命戰爭的根據地，這次勝利算是舉行了奠基禮。”《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63―365頁。
12月6日，毛澤東離開富縣東村，經甘泉、安塞等地，於13日到達瓦窯堡。
中共中央進駐瓦窯堡。
11月4日，張聞天、秦邦憲、劉少奇、王稼祥、何克全等率中共中央機關離開下寺灣，經安塞等地，於11月7日進駐瓦窯堡。中共中央到達瓦窯堡後，即接管了原中共北方局派駐西北代表團成立的保衛局，任命王首道為保衛局局長。由董必武任主任，有李維漢、張雲逸、王首道、郭洪濤參加的中央黨務委員會即開始調查審理西北蘇區“肅反”問題。在蘇區南線指揮作戰的毛澤東十分關注這一關係到蘇區安危的原則性問題。11月18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彭德懷在富縣張村驛致電張聞天、秦邦憲，請他們詳細考察西北蘇區“肅反”中的問題，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係事實。”提出糾正“肅反”中的錯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88頁。
經過嚴肅認真和審慎地審查，11月30日，由張聞天親自主持，在瓦窯堡召開了為劉誌丹等平反舉行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張聞天在宣布開會時指出：中央召開這次會議，是為了解決西北錯誤“肅反”問題，過去對劉誌丹等同誌的處理是一個冤案，應該糾正。《張聞天年譜》上卷，第283―284頁。
會上，王首道報告冤案調查情況和處理意見。被平反的劉誌丹也代表其他蒙冤的同誌發表了講話。會議最後宣讀了中共中央《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西北蘇區錯誤“肅反”問題的解決，使西北蘇區從嚴重的內部危機的陰影中走了出來，從而出現了一個和諧統一的新局麵。
11月10日，由秦邦憲任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在瓦窯堡宣告成立。
11月13日，中共中央分別發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和對黨內的指示《關於開展抗日反蔣運動工作的決定》。
在此之後的11月18日或19日，受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回國向中央傳達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精神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張浩取道蒙古，經過風餐露宿、徒步跋涉，抵達瓦窯堡。張浩傳達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的精神，以及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張浩還告知了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集體討論，由王明執筆起草的《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的基本內容。《八一宣言》在當年10月1日，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正式發表。
張浩回到瓦窯堡，使中共中央及時了解了共產國際戰略策略的轉變，以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明確態度，從而推動了中共中央製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的進程。
就在此後不久的12月9日，北平發生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這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北平學聯組織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抗日愛國運動。在北平學生英勇鬥爭的影響下，全國各地民眾紛紛行動起來，從12月11日開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濟南、杭州、上海、武漢、宜昌、成都、重慶、廣州、南寧等大中城市，先後爆發了學生的抗日集會和示威遊行。各地工人也紛紛舉行罷工，抗議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和鎮壓抗日運動，支援學生鬥爭。一二？九運動公開揭露了日本吞並華北進而侵略全中國的陰謀，打擊了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退讓政策，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也標誌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隨著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會議，這就是著名的瓦窯堡會議。會議著重討論了在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新形勢下，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問題。會議在瓦窯堡城內下河灘田家院召開。這裏是張聞天的住所。院內共有一排五孔磚窯，坐西麵東。左起第二孔窯洞為張聞天的臥室，中間一孔窯洞為會議室。會議室後側為一滿間火炕，炕上有小炕桌一張。地下放著並列的兩張八仙桌及六條木條凳。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政治局委員王稼祥，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鄧發、何克全，以及中央有關部門和陝北省委負責人李維漢、吳亮平、郭洪濤、張浩、鄧穎超等。擔任會議記錄的是歐陽欽。
瓦窯堡會議從12月17日開始舉行，至12月25日結束。從12月17日至19日，會議就新形勢下的策略路線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張聞天作關於政治形勢和策略問題的報告。張浩作關於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傳達報告。而後，與會者進行了充分的討論。關於會議前三天的情況，毛澤東在12月19日給彭德懷的電報中說：“政治局會議開了三天，關於總的政治問題(形勢及任務――原注)討論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討論，可惜你沒有來參加。明後天討論軍事問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7頁注②。
12月23日，毛澤東向會議作軍事問題的報告。報告共分為三個部分：一、關於戰略方針；二、關於作戰指揮上的基本原則；三、關於行動方針。會議於當天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
會議於25日討論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共分為六個部分：(一)目前形勢的特點；(二)黨的策略路線；(三)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四)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五)黨內主要危險是關門主義；(六)為擴大與鞏固共產黨而鬥爭。
在會議結束後的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
瓦窯堡會議決議及毛澤東的報告，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
瓦窯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會議解決了遵義會議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黨的政治路線問題。會議提出的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既說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與民族資產階級以至地主買辦階級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統一戰線，也著重說明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能夠和必須掌握領導權；既著重批判“左”傾教條主義在政治策略上的錯誤，也提醒全黨警惕1927年無產階級放棄領導權而導致革命遭受失敗的教訓。會議的召開使黨在新的曆史時期將要到來之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為實現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折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直羅鎮戰役共殲滅東北軍第五十七軍第一？九師全部及第一？六師一個團，俘敵5300餘名，斃傷敵1000餘名，繳獲槍支3500多枝，繳獲輕機槍179挺和迫擊炮8門，並繳獲子彈22萬餘發和電台2部及大量軍用物資。
直羅鎮戰役的勝利，迫使東北軍第五十七軍退回隴東，而第六十七軍的一一七師則回防洛川。
直羅鎮戰役勝利結束後，毛澤東和彭德懷於11月26日致電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各部集中後，擬整理一星期，開軍委會、開幹部會、開祝捷會，以後按新部署行動。”《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1頁。
11月27日，毛澤東和彭德懷率紅一方麵軍司令部到達東村。第二天，由毛澤東起草，並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名義發布了《抗日救國宣言》。宣言提出：
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武裝隊伍，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隻要他們願意抗日反蔣者，我們不但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而且願意更進一步地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這個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我們認為應該有以下的十大綱領。
(一)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財產作抗日經費。
(二)沒收一切叛國賊及漢奸的財產救濟災民及難民。
(三)救災治水，安定民生。
(四)廢除一切苟捐雜稅，發展工商業。
(五)發薪發餉，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職員的生活。
(六)發展教育，救濟失學的學生。
(七)實現民主權利，釋放所有的政治犯。
(八)發展生產技術，救濟失業的知識分子。
(九)聯合朝鮮、台灣、日本國內的工農及一切反日力量，結成鞏固的聯盟。
(十)對中國抗日的民族運動表示同情、讚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國家，建立親密的友誼關係。《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61頁。
在11月30日召開的紅一方麵軍營以上幹部大會上，毛澤東作題為《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勞山、榆林橋兩次勝利後，敵主力由西邊進，企圖構成葫蘆河東西封鎖線，然後北援甘泉、延安，構成洛河南北封鎖線，如果沒有直羅勝利，則我們向南發展就被限製了，已有的蘇區也不能得到完全的鞏固。”毛澤東在報告中說：“這次勝利，最後地解決了第三次‘圍剿’，敵人非重新調兵重新部署，不能向我們進攻了。這就給了我們以準備打破新‘圍剿’的條件；時間與地區。時間與地區對於我們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要利用已經取得的每一點鍾時間與每一方裏地區來進行我們處在兩次‘圍剿’之間的一切基本工作。”毛澤東說：“中央領導我們，要在西北建立廣大的根據地――領導全國反日反蔣反一切叛國賊的革命戰爭的根據地，這次勝利算是舉行了奠基禮。”《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63―365頁。
12月6日，毛澤東離開富縣東村，經甘泉、安塞等地，於13日到達瓦窯堡。
中共中央進駐瓦窯堡。
11月4日，張聞天、秦邦憲、劉少奇、王稼祥、何克全等率中共中央機關離開下寺灣，經安塞等地，於11月7日進駐瓦窯堡。中共中央到達瓦窯堡後，即接管了原中共北方局派駐西北代表團成立的保衛局，任命王首道為保衛局局長。由董必武任主任，有李維漢、張雲逸、王首道、郭洪濤參加的中央黨務委員會即開始調查審理西北蘇區“肅反”問題。在蘇區南線指揮作戰的毛澤東十分關注這一關係到蘇區安危的原則性問題。11月18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彭德懷在富縣張村驛致電張聞天、秦邦憲，請他們詳細考察西北蘇區“肅反”中的問題，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係事實。”提出糾正“肅反”中的錯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88頁。
經過嚴肅認真和審慎地審查，11月30日，由張聞天親自主持，在瓦窯堡召開了為劉誌丹等平反舉行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張聞天在宣布開會時指出：中央召開這次會議，是為了解決西北錯誤“肅反”問題，過去對劉誌丹等同誌的處理是一個冤案，應該糾正。《張聞天年譜》上卷，第283―284頁。
會上，王首道報告冤案調查情況和處理意見。被平反的劉誌丹也代表其他蒙冤的同誌發表了講話。會議最後宣讀了中共中央《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西北蘇區錯誤“肅反”問題的解決，使西北蘇區從嚴重的內部危機的陰影中走了出來，從而出現了一個和諧統一的新局麵。
11月10日，由秦邦憲任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在瓦窯堡宣告成立。
11月13日，中共中央分別發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和對黨內的指示《關於開展抗日反蔣運動工作的決定》。
在此之後的11月18日或19日，受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回國向中央傳達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精神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張浩取道蒙古，經過風餐露宿、徒步跋涉，抵達瓦窯堡。張浩傳達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的精神，以及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張浩還告知了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集體討論，由王明執筆起草的《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的基本內容。《八一宣言》在當年10月1日，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正式發表。
張浩回到瓦窯堡，使中共中央及時了解了共產國際戰略策略的轉變，以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明確態度，從而推動了中共中央製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的進程。
就在此後不久的12月9日，北平發生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這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北平學聯組織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抗日愛國運動。在北平學生英勇鬥爭的影響下，全國各地民眾紛紛行動起來，從12月11日開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濟南、杭州、上海、武漢、宜昌、成都、重慶、廣州、南寧等大中城市，先後爆發了學生的抗日集會和示威遊行。各地工人也紛紛舉行罷工，抗議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和鎮壓抗日運動，支援學生鬥爭。一二？九運動公開揭露了日本吞並華北進而侵略全中國的陰謀，打擊了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退讓政策，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也標誌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隨著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會議，這就是著名的瓦窯堡會議。會議著重討論了在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新形勢下，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問題。會議在瓦窯堡城內下河灘田家院召開。這裏是張聞天的住所。院內共有一排五孔磚窯，坐西麵東。左起第二孔窯洞為張聞天的臥室，中間一孔窯洞為會議室。會議室後側為一滿間火炕，炕上有小炕桌一張。地下放著並列的兩張八仙桌及六條木條凳。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政治局委員王稼祥，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鄧發、何克全，以及中央有關部門和陝北省委負責人李維漢、吳亮平、郭洪濤、張浩、鄧穎超等。擔任會議記錄的是歐陽欽。
瓦窯堡會議從12月17日開始舉行，至12月25日結束。從12月17日至19日，會議就新形勢下的策略路線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張聞天作關於政治形勢和策略問題的報告。張浩作關於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傳達報告。而後，與會者進行了充分的討論。關於會議前三天的情況，毛澤東在12月19日給彭德懷的電報中說：“政治局會議開了三天，關於總的政治問題(形勢及任務――原注)討論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討論，可惜你沒有來參加。明後天討論軍事問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7頁注②。
12月23日，毛澤東向會議作軍事問題的報告。報告共分為三個部分：一、關於戰略方針；二、關於作戰指揮上的基本原則；三、關於行動方針。會議於當天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
會議於25日討論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共分為六個部分：(一)目前形勢的特點；(二)黨的策略路線；(三)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四)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五)黨內主要危險是關門主義；(六)為擴大與鞏固共產黨而鬥爭。
在會議結束後的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
瓦窯堡會議決議及毛澤東的報告，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
瓦窯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會議解決了遵義會議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黨的政治路線問題。會議提出的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既說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與民族資產階級以至地主買辦階級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統一戰線，也著重說明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能夠和必須掌握領導權；既著重批判“左”傾教條主義在政治策略上的錯誤，也提醒全黨警惕1927年無產階級放棄領導權而導致革命遭受失敗的教訓。會議的召開使黨在新的曆史時期將要到來之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為實現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折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