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怎樣?老東西臭了沒?”曹長久很期待一個完美的結局。
“當然臭了,可老東西臭而不倒,越發的無恥了,最後在學術界冷處理,不了了之。我可就黴了,這件事一捅出去,所有的教授人人自危,視我為異端,在論文答辯的時候一起難我。”
“那你不是很危險,這種東西想找漏子還不容易?十有**通不過了,後來呢?”曹長久覺得可惜。
“那是自然,我得罪了他們能有好果子吃嘛?後來就落到現在這個下場,不過還好,老子是正式編製,沒錯誤他們擠不走我。現在獎金福利沒我的份,想讓我走哪有那麽容易,老子偏跟他們耗,看誰先死。”雖然嘴上說得狠,可是高雄臉上落寞的神色卻是無所遁形。
“我說句實在話,高材生,你真的想研究紅樓夢一輩子?”曹長久覺得有必要開導開導,省得日後又出一個問題人物,“你們這個領域都是論資排輩的,不到個七老八十沒法出頭。雖說紅學也算是一門藝術,養活了一大批老東西。但是你不覺得無聊嗎?手捧一本紅樓終老一生,挖空心思尋找一些不知所謂的猜想,你不覺得做點別的事情更有意義嗎?”
“我也想啊,可是我就是咽不下這口氣,我要證明我在這個領域可以比他們做的更好。”高雄辯解的有點虛弱,他也在問自己這值得嗎?
“我承認你肯定能做出成績來,我是做工程的,對你們那套學術研究不太懂,但是科學的精神是通用的,大膽假設,小心論證,這是領袖的名言。我們現假設你有成果了,還不小,世界第一,無人能超過你,古往今來第一人。”
“但那有能怎樣,紅學之領袖?逃不過書蟲二字,於國於民有何好處,於己又有什麽好處?研究這些經典是那些老頭子吃飯的專利,你搶他們的飯碗,他們能不和你急嘛?你就放他們一馬,不要和他們爭了,更不用說紅樓這種偽經典了,不過一部小說而已,飯前便後的休閑讀物,硬是人為的抬高到了曠古論今的地步就有點瘋狂了,更不用說還太監了?”
“什麽太監了?”高雄對長久的新詞有點聽不懂。
長久隻好解釋:“太監下邊是什麽?”
“太監下邊沒有了!”這個高雄一聽就懂,充分暴露其**的本質。
“就是,我曹家怎麽出了這麽個東西,寫書也不寫完,貌似正常,卻少了一截,不是太監是什麽。”
“就是就是,哈哈。”高雄一說這個,明顯情緒高漲。
曹長久趁熱打鐵:“你說這麽個不值錢的東西有什麽好研究的,乘著年輕大好時光,還是做點有前途的工作吧。”
高雄遲疑了:“可是我一個學中文的,不做這個還能幹什麽。”
“笨那,寫小說劇本,搞文學評論,做編輯,哪樣做好了不能賺錢養家兼名垂青史?你要是抱負大一點,也可以對華夏社會的發展前途做個研究也可以啊,名利雙收,豈不快哉。”曹長久鼓動如簧之舌,狠狠撞擊著高雄那如死水一般的心靈。
“小說劇本之類的還湊合,你讓我一中文係的搞國事研究也太海了點吧。”高雄對曹長久思路之廣大有點吃不住。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你紅學怎麽學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誰說學中文的就不能參與國策製訂了?天下亂久必治,現在正是新領導班子上台,動亂過後的安定年代,國力必然飛速壯大。研究國家的走勢,卻是最有前途的工作,一來對國家健康快速的發展有好處,貢獻自己的力量。二來自己可以認清形勢,順應天下大勢,個人可以活的更有質量,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再說,你能忍心華夏在一幫洋專家洋理論的指引下前進嗎?若日後人人學英語,中文沒落,國家政策為買辦把持,華夏大地淪為列強的殖民地,我輩九泉之下如何有臉麵見領袖?”曹長久酒也喝得不少,慷慨激昂之下有點說漏嘴了,連忙觀察高雄的反應。
還好,酒精上腦的高雄正熱血激憤的咬牙切齒,似乎沒把長久話語的破綻聽出來,“決不能這樣,打倒帝國主義!”
“嗯,好了,國家和人民都會記住你的,好好想想你的路該怎麽走吧。現在國家和人民需要你回去,洗洗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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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久第二天醒來之後覺得頭疼欲裂,懶懶的不想動,在床上躺了一天,才稍微好點。等他到計算所已經是第三天了。
兩天不見,757樣機已然檢查完畢,開始做各種測試了。
王所看起來紅光滿麵,興致很高,高速曹長久,新編譯器經過樣機試驗,編譯出來的程序充分發揮了向量機的特點,實測結果比老的快了好幾倍,一下子將機器的性能指標提升了幾個檔次。
至於為什麽長久的編譯器兩次試驗結果相差那麽大,這還要從計算機的技術流派說起。
早期計算機由於計算能力弱,功能很少,基本上沒脫離計算器的範疇。先驅們千方百計的改進硬件,增加各種各樣的指令加強功能,這樣一來,計算機功能日益強大,指令數目也是激增。
本來這也沒什麽,指令的增加確實提高了機器的性能,而且也降低了軟件編寫的難度。直到IBM360計算的誕生,兼容性這個概念才打破了均衡。
在兼容的壓力之下,各大公司設計新一代計算機的時候,不得不保留前代計算機的指令,在此基礎上又要增加新指令。
如此一代代的傳下來,計算機的指令集臃腫不堪,複雜無比,形成了一個流派叫做複雜指令集計算機(cisc)。
CISC的指令很多,最高可達800多條,源自於人們早期想將硬件軟件化的想法。
當時硬件製造便宜,軟件的費用越來越高,最終導致了軟件危機。人們就夢想能製造一種機器,可以無障礙的識別、運行高級語言。
因此人們就不斷的給計算機增加指令,好處是明顯的,軟件編譯變的簡單,整個六、七十年代是CISC的天下。
物極必反,CISC解決了軟件危機,卻沒有想到便成了另一個怪物。
大量指令的存在極大的增加了係統的硬件複雜性,要知道多一個指令就得多上一對控製邏輯。
硬件開銷太大,最終超過了當時科技的極限,硬件成本高不可攀。
窮則思變,有識之士開始反思這條路是不是錯了。
正如兼容概念的提出一樣,依然是IBM走在了前麵,提出了著名的80/20法則,即20%的指令使用頻度超過了80%,而其它80%的指令隻有20%的使用率。
基於這個原理,各家宗師就提出了精簡指令集電腦(RISC)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