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我在參予編寫河南公路交通史誌時,接觸到三十年代初期湯仲明研製木炭汽車的一些資料,從而萌發一個願望,想為他寫一部傳記,宣揚他的愛國主義思想。被他那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搞科研,實現“科學救國”之宏願精神所感動。立傳談何容易,資料是關鍵,人已去世幾年,生前多半沒有與子女住在一起,尋求資料就增加了難度,理想的火花,一經點燃,就很難熄滅,甚至越燒越旺,照亮了我時時刻刻、點點滴滴尋找資料的道路。當我陸續寫成幾篇幾千字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後,我信心更足了。
一九八三年春,我向湯曉明提出為他父親寫傳的意向後,立即得到他的響應和支持,他轉告親友向我提供資料。幾年時間,我就收集到幾十萬字的資料,還不包括我以通信方式向曉明索取的十來萬字的資料。
我原想利用業餘時間寫,但史誌任務重,五六部書穿插齊頭並進,業餘時間全部用上也不夠,由於過分緊張,一九九O年,突發陣發性腦痙攣,引起偏癱半身不遂,年底我辦了離休手續回家療養,但史誌任務一直拉扯到九五年底才脫手。九六年元旦我才動筆,每天寫,從不間斷,堅持了兩年,才完成初稿,又修改一遍。
能夠寫成這部書,首先要感謝湯仲明先生的親屬及其生前好友為我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有一位使人驚歎不已的人是湯仲明的弟弟湯漢三老先生,一九八三年他已八十高齡了,耄耋之年仍然清楚地回憶起童年的往事,曆數家庭的種種活動,實屬不易。
還有跟隨湯仲明先生工作幾十年,成為他的得意門生,後在重慶客車總廠擔任技術職務的已故馬鳳儀同誌,他先後兩次寫了一萬八千多字的回憶錄。他對湯仲明研製木炭汽車、仲明動力機的情況最熟悉而且是直接參預者,他跟湯仲明從上海到江西,一直到重慶,他的回憶長達幾十年,一九八五年一月去重慶采訪時,他除向我敘述許多往事外,還陪同我沿著湯仲明的足跡到化龍橋、大揚公橋、九龍坡、李家沱、沙坪壩、大坪等地方,幾乎把重慶轉個遍,使我對湯仲明曾工作、居住的環境有了親臨其境的感受,寫起來就比較得心應手,少費猜測。
湯仲明留法同學生前好友已故的郭天樞的兒子郭大經工程師的記述:郭天樞與湯仲明是同乘法國郵輪“盎特萊運”號去法國的,兩人是同年,上船就成為朋友,在法國有不少時間在一起,回國後又在湯仲明辦的工廠裏避過難,郭工有文化記性也好,對父親在法國的情況了解很多,本書湯仲明在去法國途中和在法國的學習工作情況主要是他提供的。
另一位跟隨湯仲明在上海工作多年的孟縣老鄉李振國,也在百忙中抽空寫了四千多字的回憶,他還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南京木炭汽車比賽的賽車司機。他使我弄清了湯仲明在上海的許多問題。我還到孟縣專門探訪過他。
湯仲明的兩個女兒瑞秋、三生、孫女湯虹、外孫女蔣美岩、蔣新渝等,提供了湯仲明生前的許多生活細節,使作品變得有骨也有肉,更加豐滿。特別是新渝寫有一萬多字的回憶,文筆生動,感情真摯,真實感人,我幾乎原文照抄,單獨立節名為《新渝眼裏的外公外婆》,她寫出了湯仲明、郭秀英兩位老人相依為命,不畏艱難,忠厚又善良的高大形象。
重慶退休工程師協會的錢辟蒙工程師,除在北碚同興鄉試驗基地接受我的采訪外,還先後兩次以向曉明寫信的方式將轉子泵試製的曲折、艱難過程和最後取得成功,並獲得國家專利的情況,敘述說得很清楚,我就是照直而寫的。
還有曉明中學時的同學,北京二七機車廠的薛斌成高級工程師,他聽說我要為湯仲明寫傳時,主動寫了一篇與湯仲明會見的回憶,又從另一個側麵反映了湯仲明虛懷若穀、不恥下問的高尚品質。
原抗日戰爭時期桂林《大公報》經理,現重慶市政協委員王文彬老先生應約寫的回憶,證實了湯仲明為《大公報》山洞裏送去光明和動力,以前隻聽口傳,不見文字。
湯仲明的堂侄湯克倫先生,河南省博物館退休職工,他也是跟隨湯仲明多年的知情人之一,他雖沒有寫成文字,但從他口述回憶中,我也得到不少資料,如在桂林湯仲明開辦兩條公共汽車路線,為廣西大學、為湖南洪江榮軍醫院改造柴油發電機,為女兒獻肺作研究,屍體火化等事件,他都是親自目睹並親身參加的。
孟縣農機廠的喬建華工程師和醫師羅利賢夫婦,一是工作上協助湯仲明;二是作為湯仲明的臨時保健醫生與湯仲明相處一兩年之久,他們的回憶為我寫孟縣那一段提供了不少素材。
湯仲明的內弟郭居謙老人寫的回憶姐姐郭秀英,曉明寫的回憶母親,新渝寫的回憶外婆等文章,讀來很感人,使人看到偉人背後的賢助。隻可惜,我的筆太笨拙,不能生動地反映出來。
還有一個人也應該提到,那就是我的老伴王秀珍,要沒有她的理解、支持和關照,此書難以完成,我病好後,家人親友眾口同聲:“不要再寫了!”隻有老伴知我心,支持我繼續寫下去。她除生活上多方照顧外,最怕我重蹈覆轍、舊病複發,所以她最操心不讓我勞累過度,每次寫作不超過兩小時,她就叫我起身活動活動,從而保證了我連續兩年一天不間斷,一口氣完成。她是我生活和事業上的好伴侶。還要感謝出版社的同誌,由於他們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促成此書的早日麵世。
我寫這樣的長篇文學傳記,還是第一次,水平有限又缺乏經驗,加之年老體衰,記憶力減退,又多年從事史書和誌書的寫作,對文學語言都有些生疏了,因而書稿很粗糙,若能再版,加以修訂,錯誤之處在所難免,還望廣大讀者批評指示。
何敏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