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的發明家湯仲明

2.一份入黨申請書

湯仲明在擔任市人民代表、市政協委員期間，多次出席有關會議，從事一係列的社會活動，使他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華，他認識到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是解放全人類，改造社會的偉大事業，中國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湯仲明決心加入中國共產黨，希望自己也能成為先進分子隊伍中的一員。一九五六年五月六日，湯仲明向重慶水輪機廠機關黨支部遞交了一份“入黨申請書”，向黨忠誠地坦露了心聲：

入黨申請書

“我請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決心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一方麵是因為最近我參加了一一係列的社會活動，如本市知識分子代表會、省市勞動模範表彰會、高級知識分子入黨宣誓議式，以及本廠的一些黨的活動，如上黨課等，從這些會議上許許多多的先進思想和優秀事跡啟發教育了我，使我感覺到非力求上進就不能將工作做好。另一方麵也是主要的一方麵是我國國內起了巨大的變化，以史無前例地步伐向前邁進。全國絕大多數農民走向合作化道路，還有開展先進生產者運動，向科學文化大進軍的號召，就成了當前迫切而適時的必要了。這一係列驚人進步，不要說以前未見未聞過，甚至連想也不敢想。一個人處在這樣一個驚天動地的環境中，除非木石哪能無動於衷，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還能患得患失，停滯不前，等待觀望，將來坐享其成麽？不能，絕對不能！想要積極參加進去，在這龐大無邊，複雜萬分的機器上起到一個小小螺絲釘的作用，堅持到底，永不放鬆，永不落後。隻有這樣我才覺得不辜負這個偉大的時代，才對得起偉大的人民、偉大的黨，也才對得起周總理對知識分子的號召，才對得起後世子孫。這就是我下決心上進想成為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的動機和目的。今後我要為共產主義的實現，為全人類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終身。現在我將我過去的錯誤思想以及今後如何想法分述如下，目的是要求黨組織能針對我存在的錯誤進行幫助。”

一、解放初期，我曾背上自以為進步的思想包袱，事情經過是這樣的：由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六年我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有人幾次勸我參加共產黨，我以“科學救國”為己任，不願參予政治活動而謝絕了，自以為我早夠共產黨員資格，我家庭出身也很貧苦。一九四六舊政協時，從延安來的共產黨要人又邀我去解放區搞工業，我因舍不得丟棄自己的研究場所而未去，不然早到解放區了。解放前因受國民黨政府中政客和地痞流氓的壓迫，對舊國民黨不滿，而同情共產黨，並掩護和資助過一些共產黨員，因此，就以為自己比他人進步。故解放後不去積極參加革命工作，想共產黨來請我出山，同時又認為那些在解放前罵過共產黨的人或頌揚國民黨的人，解放後積極靠攏共產黨是投機，不肖與之為伍，這是驕傲自滿思想造成的，這種錯誤思想妨礙了我的進步，使我參加革命工作很晚。

二、苟且偷安思想曾一度很嚴重，我曾認為既然三十多年前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人家勸我沒有入黨，現在再跟著人家跑請求入黨大可不必。同時還想著自己年紀已老，工作不了幾年，黨員會議多，要求高，請求入黨也未必能批準，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卻許多麻煩為佳。這純是安於現狀，停滯不前，對新社會認識不足，視進步為畏途的落後思想。

三、過去我對黨的政策是擁護的。但對下邊執行政策的人是有懷疑的地方的。比如在個人自由方麵，工作隻能服從組織分配，不能自由選擇，政治警惕方麵做得有些過火，弄得人人自危，保密方麵強調過甚，使許多社會新聞報紙上也不透露，這是不是就是敵人所宣傳的“鐵幕”？經過各方麵的學習體會，體驗到黨的各項政策是靈活運用的，是根據社會發展情況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適當措施，這是完全必要的。如解放初期男女服裝提倡樸素大方，現在提倡華麗美觀（五十年代中期，曾一度提倡男女穿花布衣裳，據傳是為了推銷蘇聯花市。）就是很明顯的一個例子。解放初期，國內外敵人很多，進行各種破壞活動，嚴重影響恢複和發展生產，不得不采取某些專政措施，這是對敵人的策略，以後隨著和平發展情況，這些策略就會慢慢放緩。最近學習《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對我有很大幫助。

“我在寫申請之前，讀了《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書，對黨員八項標準我會貫徹執行的，今後我要用共產黨員的標準作為檢查自己的標尺，克服掉資產階級的苟且偷安思想和畏難情緒，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來鍛煉自己，決不考慮年齡問題。將自己的一點技術，完全傳授給年輕的同誌們，讓他們大膽工作，自己隻作細致檢查，將設計質量提高，隊伍擴大，同時我自己要在技術管理方法上多下功夫，以求上進，在業務上力求鑽研，提高自己水平。”

湯仲明

1956年5月6日

湯仲明的這份入黨申請書寫的非常坦誠，所述事實，令人信服，他不隱瞞自己的缺點錯誤，更沒有把自己誇成一朵花，他本有很多業跡可以擺，有很多暗中幫助共產黨的事可以說，但他一沒擺，二沒說，隻向黨呈述自己的心跡，目的是求得組織上對他的幫助。這是多麽好的一個同誌，是一塊多麽好的特殊材料。他沒有知識分子的高傲和得意時的狂熱。失意時的沮喪，總是一往直前，努力奮鬥，就他的表現來看，他是積極向黨組織靠攏的。但在那個時代，中下層特別是基層領導幹部，多數是工農出身，大多數文化不高，自己很少能通讀文件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多數是靠聽上級口頭傳達行事，所以就出現了老百姓說的“經是好的，都叫和尚念歪了。”意思是黨的政策是好的，但執行起來就出偏差。總是以“左”的麵貌出現，把符合客觀規律的正確意見說成是右。像湯仲明這樣出身貧苦的知識分子當時是很少很少有的，他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三十多年，而且成了知名人士，並與中央一些機關有聯係，與中央某些要人有接觸，但他始終沒有被拉入國民黨也是很少有的。因此，一些有識之士認為應當吸收他到黨內來，但也有不少人反對，認為他雖然出身貧苦，但他發明木炭汽車之後發了財，自己成為工廠，公司的股東，他成了資本家（湯仲明是為了科技救國，不是為了賺錢，巳為他的曆史所證明），他怎麽能入黨？兩種意見，相峙不下，誰也說服不了誰，在那“左”的思潮占上峰的年代，其結果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湯仲明的入黨問題就一直拖下來了。湯仲明先生是最相信科學的，他對政治科學雖然不太通，但解放後本著政治科學和黨的集體領導，能使中國的落後麵貌迅速改變的事實，就使他信服政治科學確可以挽救中國，從一個疏遠政治的人到同情政治革命，一直到要求入黨，完全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但卻被當時的一些誤解所阻攔。但是他並沒有泄氣，懷著希望和憧憬忘我地工作著。這是湯仲明人生旅途中最輝煌的時期，卻也是他人生的頂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