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別樣媽媽
10、良師益友
在我兩周歲的時候，媽媽把一本《小朋友》雜誌遞到了我的手上，這是我拿到手裏的第一本“書”。雖然我還不識字，但我喜歡上了它，喜歡它的墨香，它的美圖，每天不厭其煩的翻看它，它成了我人生中珍貴的朋友，從此我和它形影不離。或者，我真正的人生是從認識它開始的。
兒童時代，媽媽絡繹不絕的帶回家一冊冊《小朋友》、《連環畫報》、《少年文藝》、《兒童文學》雜誌，還有《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十萬個為什麽》……層出不窮，千變萬化。媽媽的書讓我睜開迷茫的眼睛，打量這個世界，看星空燦爛，看百花鮮豔，看風和日暖，看霧雨雷電。媽媽帶給了我書，也帶給了我一個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我留連忘返，一輩子都不想走出去。
我剛剛上學的時候，媽媽又訂了一本新雜誌《知識就是力量》，在這個對我而言神秘而高深的雜誌上，我第一次知道了牛頓、米丘林、高士其的名字，第一次看到了加加林駕駛宇宙飛船進入太空的照片。世界如此之大，宇宙充滿奧秘。我想有知識，想成為有力量的人,可是我卻不願意上學，不願意老老實實地坐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課，因為比教科書上還多的內容姐姐早已給我講過了，我聽不下去了。媽媽沒有批評我，卻開始帶我和姐姐做“速算”遊戲。我怎麽會是媽媽和姐姐的對手，我無話可說了。
媽媽告訴我們，人和知識的關係就像一個人站在圓圈裏，你看到的未知世界就是圓的邊界。圓越大,你的知識就越多，你看到的未知世界也越大。圓越小，你看到的未知世界越小。井底之蛙看到的隻有井上麵的一小塊天，就以為外麵的世界遠不如井底大，井底就是宇宙中心。我記住了媽媽的話，絕不能做井底之蛙，我要擴大我的圓圈。
三年級的暑假，媽媽買回了一本名叫《科學小實驗》的書。書中所列的實驗項目及其製作程序、成品展示圖，引起了我和姐姐動手做實驗的興趣。我倆最先選中的項目是製作萬花筒。我們用三片長條形的玻璃合成三角形，然後在長筒的一頭放兩片圓形玻璃片，再在它們之間放彩色紙屑，用軟紙殼將玻璃圍成圓柱形，周圍再用彩色畫報紙包住。為了切割玻璃，媽媽找出了她的玻璃刀教我們使用。拿著自己親手製作的第一個萬花筒轉動著，看裏麵色彩斑斕，千變萬化的圖案，和媽媽給我們買的萬花筒沒有什麽區別。原來在我們眼裏神奇的萬花筒自己也可以做出來！
我和姐姐興奮地尋找新的目標：潛望鏡和火藥大炮。我們隻用兩天時間就做出來了。潛望鏡可以隔著障礙觀看遠處的人和風景；火藥大炮是將媽媽專門給我們買的粗竹筒和家裏夾柵欄的細竹竿，用小鋸加工再用細鐵絲捆紮製成的，可以射出鞭炮並使之爆破，簡直像真的大炮射擊一樣，特別過癮。一連好多天，我和姐姐都沉醉在我們的“科學實驗”裏，每天擺弄我們的實驗成果，很是興奮。我們做的最受歡迎的實驗是製作汽水。我們滿心歡喜的將做好的汽水裝進一個個玻璃瓶裏，送給一起玩兒的小朋友喝。
一次姐姐和我做智力遊戲，讓我先想一個數字，不告訴她，然後她隨意地讓我在此數上做加減乘除的運算，最後，她竟能說出答案。從傍晚到上床睡覺，姐姐讓我計算了一道又一道題，我也沒搞明白怎麽回事。我向姐姐討“秘訣”，姐姐故弄玄虛地說，她“能掐會算”。我不信她是“神”，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廚房問正在做飯的媽媽，媽媽讓我說出了姐姐讓我加減乘除的順序，可我隻注意計算數字了，沒注意順序有什麽問題，跟媽媽講了一下大概過程，而且每一次都必須有一個要減去所想的那個數字的運算，媽媽邊炒菜邊想了一會兒，就破解了姐姐計算中的秘密：她讓我想一個數後，隻在它上麵又加又減，直到減掉我所想的數，又加減乘除的繞了一個大圈子，布了迷魂陣，其實她是和我一同計算的。我恍然大悟，走出廚房，對姐姐說：”現在你想一個數吧”，然後故意說了一串長長的算式，並說出答案，姐姐奇怪的說：“你做夢夢見答案了？”我神氣地說:“我也能掐會算了。”心想：哼，有王老師這棵大樹做後盾，你休想難倒我。
五年級的時候，我讀書的站二小學開始為爭創升學率而努力了。一本薄薄的教科書要反反複複地折騰，沒完沒了的課後作業，有限的幾個題型和習題要計算幾十、幾百次，雖然有景蓬代勞，但我還是煩透了。
一天晚上下班時，媽媽送給我一本新買的《趣味算術》。我剛打開書，就被裏麵的一個個小故事吸引住了。每個小故事都會引出一個計算題來，我不知不覺地計算起來。媽媽告訴我這就是典型的“雞兔同籠”“流水問題”“工程問題”“盈虧問題”“行程問題”,是算術中的典型問題，不僅有意思，還可以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當我讀完並演習了這本書中的題目後，對算術的興趣大增，跟媽媽去書店買了好幾本算術課外書。
1960年前後,一個冬天的傍晚，我們都吃過晚飯很久了，媽媽才裹著一身寒氣進了家門。媽媽一臉興奮的表情，一坐下來，就給我們講起了她剛剛看過的電影。電影的名字是《生的權利》，是一部美國電影，講的是黑人抗爭種族歧視和壓迫的故事。媽媽詳細地給我們講了劇情，告訴我們，每一個人來到世界上，都有生存的權利，生活的權利，享受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不管是白種人還是黑種人，也不管是乞丐還是國王，都是平等的人，都有自己的尊嚴，都不應受到歧視。
在那個年代，我幾乎沒有聽過有人講什麽“人的權利”之類的話。隻是在特別小的時候，居民區裏的孩子們打架時，會有人喊：“打人侵犯人權”。後來就再沒有聽過這種聲音了。聽媽媽這樣講，讓我很好奇。我問媽媽，老師說學習成績差的同學是“地瓜去皮大白薯”不就是歧視他們嗎？有的老師還對上課說話或搞小動作的同學連推帶搡，甚至用腳踢。我又想到有的同學因為家庭生活困難影響了學習，恰好姓蔡，便被稱為“菜包子”，還有的同學因為成績差一些，恰好姓白，被叫做“白菜疙瘩”。這不都是不平等待人嗎？得到了媽媽肯定的答複，我很高興。
我知道了怎麽對待同學，尤其是學習成績差,或者不被老師看好的同學。我日常交往的同學從幾個好朋友發展到了整個教室裏的女生，特別是因為學習成績差些而有自卑感的同學，我會主動跟她們打交道，去她們家裏玩兒，我最想讓她們知道的是，學習好不好，老師表揚不表揚，所有的同學都是平等的。
從那以後，我和姐姐特別愛跟媽媽去看電影，都是學校根本不會組織看的電影。跟媽媽看的第一個電影竟那麽長，是上、下兩部，名字很好聽一《靜靜的頓河》，然後，看了《白夜》、《基輔姑娘》、《陰謀與愛情》，都是外國電影。雖然看不懂，但牽著媽媽的手去電影院，坐在椅子上，看著姐姐麵帶驚喜的樣子，再扭頭看媽媽凝神關注的表情，覺得特別享受。每次看完電影回到家裏，我都會得意的告訴爸爸，我看蘇聯電影了，肖洛霍夫的，又看俄國電影了，作者是高爾基，好像自己懂得挺多，沾沾自喜。
一次，媽媽帶我們去錦新電影院看一部叫《懸崖》的國產片。媽媽好像特別喜歡這個電影，裏麵所有角色都是大學老師和大學生。我看得稀裏糊塗，隻知道演的是大學校園裏的故事。一個大學生畢業要留校，當教授的助手，另一個要去大西北工作，就批判前者是資產階級思想。我看到電影院裏的座位幾乎全是空的，那是我看電影時觀眾最少的一場了。
我們還跟媽媽看過一個叫《大風浪裏的小故事》的電影，演的是反右派鬥爭中的事。一共有三個故事，我隻記住了一個名叫《舊恨新仇》的。《舊恨新仇》的主演是馮喆，演過《羊城暗哨》，我一下就認出了他。他在故事裏扮演一個理發師，穿著白大褂到一個叫張東曦的政協委員家裏理發。他們邊理發邊談話。理發師講他父親在舊社會去給一個國民黨的大官理發，因為刮臉時不小心碰破皮膚出了血,就被大官殺死了。現在聽說這個殺人者的兒子又當上了政協委員,還向黨進攻,聽說他的名字叫“髒東西”。理發師說到這裏,停下來問理發者：“你認識這個‘髒東西’嗎？”坐在椅子上理發的張東曦嚇得連連搖頭：“不認識,不認識”。正在這時，郵遞員推開門喊到：“張東曦的信。”屋子裏的兩個人都愣住了。接著，手持理發刀的理發師就追著身上還圍著圍裙的張東曦滿屋跑，張東曦的頭上還有半邊頭發沒有剃完。
故事就在這追逐中結束了，接著響起的是解說員對右派分子義正言辭的聲討。後來我才知道，那正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運動在全中國興起的時候，所有的知識分子人人自危，包括我的父母。可我當時一點都不懂，隻是看著兩個人的醜態笑得前仰後合，完全不知道媽媽的心情會有多麽沉重。
最難忘的是五年級下學期時，媽媽要去看電影《紅樓夢》。本來不想帶我和姐姐去，因為我們還沒有看過曹雪芹的書。我倆堅持要和媽媽一起去，媽媽隻好帶上了我們。我們去的是錦州電影院，坐在樓上正麵的第一排。當電影演到黛玉葬花時，我和姐姐就放聲大哭。媽媽怎麽勸都止不住。直到電影結束，燈亮了，觀眾開始退場，我倆還站在那裏哇哇地哭。人們回頭看著我們，我倆卻不管不顧，盡情地哭。直到所有的觀眾都散去了，電影院的管理員才幫著媽媽把我倆拉走。回到家，媽媽生氣地說，以後再也不帶我們看電影了。我們不理會媽媽的話，仍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媽媽雖然那麽說了，卻還是照樣帶我們看電影，還加上了看話劇。六十年代初，一些大城市的話劇團到各地巡回演出，每次來錦州我們都不放過,主動幫媽媽買票，跟媽媽去中央大街的“錦州評劇院”看劇。看過的劇很多,我還記得的隻有《虎符》《蔡文姬》《雷雨》《家》等等。
那時我隻看過小說《家》和《雷雨》,對於《蔡文姬》《虎符》一無所知，媽媽就在去劇院的路上給我們講蔡文姬，蔡文姬的父親，講胡笳十八拍，講匈奴、虎符，講信陵君，戰國四公子，講王公貴族。盡管我聽得似懂非懂，還是一場不想拉下。媽媽還和我們討論劇中人物，雖然我知道魯大海是個工人運動的領導者，是革命者，但我最喜歡的卻是周衝，因為他單純、善良，有教養，雖然他是個資本家的少爺。我也不讚成高家大少爺覺新那種委曲求全的態度，欣賞高覺慧簡單直接的風格。這些都是我的直覺，和報紙上的評論並不一致。不管我們說什麽，媽媽都不會反駁，總是笑眯眯的聽著我們肆無忌憚的評說。
隨著我們一天天長大，媽媽和我們在一起最多的時間就是讀書了。我和姐姐讀的書全是報紙上廣播裏宣傳的最流行的紅書，發行一本看一本，當我們讀《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時，媽媽給我們借回了《茹爾賓一家》、《葉爾紹夫兄弟》、《州委書記》；我們看《衛士凱歌》、《十七年申冤大白記》時，媽媽向我們推薦《一顆銅紐扣》、《福爾摩斯探案》；我們看《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時，媽媽介紹給我們《三家巷》《苦鬥》《五更寒》；我們看《小城春秋》、《上海的早晨》時，媽媽告訴我們還有《東風化雨》、《香飄四季》這樣的書。
我隱隱約約感到了媽媽向我們推薦的書和我們自己找的書不一樣。讀媽媽推薦的書，讓我知道了生活中不是隻有英雄才令人崇拜，還有普通、平凡、默默無聞的人，也同樣讓我心生敬意。讓我見識了驚心動魄、聳人聽聞的偵探故事，和醜惡人性的展現，接受了人道主義懲惡揚善的啟蒙。讓我了解了這個國家不隻有“趙光腚”、梁生寶那樣的先進人物，出身於富裕家庭的青年並不都是紈絝子弟，他們有文化,有知識,也有道德操守，是熱愛這個國家的人。也讓我懂得了一個國家的發展要靠工業建設、科技發展，我還看到了在我們國家的領土香港，年輕的工人是穿西裝、尖皮鞋和花襯衫的，和我所了解的滿身油汙、滿手老繭的工人形象反差巨大。
1964年10月，我升入中學後第一次下鄉，去錦縣曉光公社參加秋收勞動。回來的當天晚上，就聽到了萬民狂歡慶祝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新聞。幾天之後，媽媽拿給了我一本書，是蘇聯作家寫的《廣島姑娘》。我第一次知道了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不僅讓中國的大好河山被踐踏，億萬同胞遭到屠殺和蹂躪，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恐怖和災難。書中的女孩澄子在原子彈爆炸的瞬間失去了父母、弟弟,那一刻廣島死掉了二十幾萬人。十七年後，由於爆炸輻射的長期作用,澄子患了白血病。任何戰爭中被傷害的大多數都是無辜人民，軍國主義是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共同的敵人。
1966年夏天，我正一心投入文革的時候，媽媽異常鄭重、嚴肅地讓我讀一讀她特意找到的兩本書一紫紅色封麵的《首都高等院校反右派運動紀實》和白色封麵的《胡風反黨集團材料匯編》。媽媽給我講“引蛇出洞”的1957年，講“章羅聯盟”的子虛烏有和令她扼腕歎息的才子儲安平，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前車之鑒。
我和姐姐下鄉以後沒有小說可讀了。回家探親時，媽媽還是找了叫《牛田洋》的書給我們看。我在膽戰心驚的震撼中知道了南方一個叫汕頭的地方1966年發生的一次18級強台風，使參加圍墾造田的近百名大學生和幾百名士兵失去了生命，其中有的人竟是為了搶救一幅被海水淹沒的領袖畫像而奮不顧身撲入水中被活活淹死。
1970年代，我在媽媽的口中知道了有一批叫“解凍文學”的蘇聯作品，然後想盡辦法找到它們，於是我看到了《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麽》等多本內部讀物。
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我在媽媽的雨露滋潤下成長、生活，不知何為幸福，不知何為感恩，渾渾噩噩地活在世上。是媽媽的生命喚醒了我，讓我探索來路，讓我思考生活，讓我找到歸途。也讓我清醒的感知是爸爸媽媽的愛鑄成了我的血肉之軀，是爸爸媽媽的愛灑滿了我的一路征途，它澆灌了我的靈魂，它永駐我的心間。
當我遭遇人生最大坎坷的時候，有很多的人開導我,幫助我，給我講了許許多多的道理，方方麵麵的經驗，媽媽隻說了六個字：“堅強，隻有堅強。”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沒有一天忘記媽媽的話。
別樣媽媽 (10): 良師益友
旭子 (2026-03-30 07:53:18) 評論 (2)
第一章 別樣媽媽
10、良師益友
在我兩周歲的時候，媽媽把一本《小朋友》雜誌遞到了我的手上，這是我拿到手裏的第一本“書”。雖然我還不識字，但我喜歡上了它，喜歡它的墨香，它的美圖，每天不厭其煩的翻看它，它成了我人生中珍貴的朋友，從此我和它形影不離。或者，我真正的人生是從認識它開始的。
兒童時代，媽媽絡繹不絕的帶回家一冊冊《小朋友》、《連環畫報》、《少年文藝》、《兒童文學》雜誌，還有《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十萬個為什麽》……層出不窮，千變萬化。媽媽的書讓我睜開迷茫的眼睛，打量這個世界，看星空燦爛，看百花鮮豔，看風和日暖，看霧雨雷電。媽媽帶給了我書，也帶給了我一個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我留連忘返，一輩子都不想走出去。
我剛剛上學的時候，媽媽又訂了一本新雜誌《知識就是力量》，在這個對我而言神秘而高深的雜誌上，我第一次知道了牛頓、米丘林、高士其的名字，第一次看到了加加林駕駛宇宙飛船進入太空的照片。世界如此之大，宇宙充滿奧秘。我想有知識，想成為有力量的人,可是我卻不願意上學，不願意老老實實地坐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課，因為比教科書上還多的內容姐姐早已給我講過了，我聽不下去了。媽媽沒有批評我，卻開始帶我和姐姐做“速算”遊戲。我怎麽會是媽媽和姐姐的對手，我無話可說了。
媽媽告訴我們，人和知識的關係就像一個人站在圓圈裏，你看到的未知世界就是圓的邊界。圓越大,你的知識就越多，你看到的未知世界也越大。圓越小，你看到的未知世界越小。井底之蛙看到的隻有井上麵的一小塊天，就以為外麵的世界遠不如井底大，井底就是宇宙中心。我記住了媽媽的話，絕不能做井底之蛙，我要擴大我的圓圈。
三年級的暑假，媽媽買回了一本名叫《科學小實驗》的書。書中所列的實驗項目及其製作程序、成品展示圖，引起了我和姐姐動手做實驗的興趣。我倆最先選中的項目是製作萬花筒。我們用三片長條形的玻璃合成三角形，然後在長筒的一頭放兩片圓形玻璃片，再在它們之間放彩色紙屑，用軟紙殼將玻璃圍成圓柱形，周圍再用彩色畫報紙包住。為了切割玻璃，媽媽找出了她的玻璃刀教我們使用。拿著自己親手製作的第一個萬花筒轉動著，看裏麵色彩斑斕，千變萬化的圖案，和媽媽給我們買的萬花筒沒有什麽區別。原來在我們眼裏神奇的萬花筒自己也可以做出來！
我和姐姐興奮地尋找新的目標：潛望鏡和火藥大炮。我們隻用兩天時間就做出來了。潛望鏡可以隔著障礙觀看遠處的人和風景；火藥大炮是將媽媽專門給我們買的粗竹筒和家裏夾柵欄的細竹竿，用小鋸加工再用細鐵絲捆紮製成的，可以射出鞭炮並使之爆破，簡直像真的大炮射擊一樣，特別過癮。一連好多天，我和姐姐都沉醉在我們的“科學實驗”裏，每天擺弄我們的實驗成果，很是興奮。我們做的最受歡迎的實驗是製作汽水。我們滿心歡喜的將做好的汽水裝進一個個玻璃瓶裏，送給一起玩兒的小朋友喝。
一次姐姐和我做智力遊戲，讓我先想一個數字，不告訴她，然後她隨意地讓我在此數上做加減乘除的運算，最後，她竟能說出答案。從傍晚到上床睡覺，姐姐讓我計算了一道又一道題，我也沒搞明白怎麽回事。我向姐姐討“秘訣”，姐姐故弄玄虛地說，她“能掐會算”。我不信她是“神”，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廚房問正在做飯的媽媽，媽媽讓我說出了姐姐讓我加減乘除的順序，可我隻注意計算數字了，沒注意順序有什麽問題，跟媽媽講了一下大概過程，而且每一次都必須有一個要減去所想的那個數字的運算，媽媽邊炒菜邊想了一會兒，就破解了姐姐計算中的秘密：她讓我想一個數後，隻在它上麵又加又減，直到減掉我所想的數，又加減乘除的繞了一個大圈子，布了迷魂陣，其實她是和我一同計算的。我恍然大悟，走出廚房，對姐姐說：”現在你想一個數吧”，然後故意說了一串長長的算式，並說出答案，姐姐奇怪的說：“你做夢夢見答案了？”我神氣地說:“我也能掐會算了。”心想：哼，有王老師這棵大樹做後盾，你休想難倒我。
五年級的時候，我讀書的站二小學開始為爭創升學率而努力了。一本薄薄的教科書要反反複複地折騰，沒完沒了的課後作業，有限的幾個題型和習題要計算幾十、幾百次，雖然有景蓬代勞，但我還是煩透了。
一天晚上下班時，媽媽送給我一本新買的《趣味算術》。我剛打開書，就被裏麵的一個個小故事吸引住了。每個小故事都會引出一個計算題來，我不知不覺地計算起來。媽媽告訴我這就是典型的“雞兔同籠”“流水問題”“工程問題”“盈虧問題”“行程問題”,是算術中的典型問題，不僅有意思，還可以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當我讀完並演習了這本書中的題目後，對算術的興趣大增，跟媽媽去書店買了好幾本算術課外書。
1960年前後,一個冬天的傍晚，我們都吃過晚飯很久了，媽媽才裹著一身寒氣進了家門。媽媽一臉興奮的表情，一坐下來，就給我們講起了她剛剛看過的電影。電影的名字是《生的權利》，是一部美國電影，講的是黑人抗爭種族歧視和壓迫的故事。媽媽詳細地給我們講了劇情，告訴我們，每一個人來到世界上，都有生存的權利，生活的權利，享受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不管是白種人還是黑種人，也不管是乞丐還是國王，都是平等的人，都有自己的尊嚴，都不應受到歧視。
在那個年代，我幾乎沒有聽過有人講什麽“人的權利”之類的話。隻是在特別小的時候，居民區裏的孩子們打架時，會有人喊：“打人侵犯人權”。後來就再沒有聽過這種聲音了。聽媽媽這樣講，讓我很好奇。我問媽媽，老師說學習成績差的同學是“地瓜去皮大白薯”不就是歧視他們嗎？有的老師還對上課說話或搞小動作的同學連推帶搡，甚至用腳踢。我又想到有的同學因為家庭生活困難影響了學習，恰好姓蔡，便被稱為“菜包子”，還有的同學因為成績差一些，恰好姓白，被叫做“白菜疙瘩”。這不都是不平等待人嗎？得到了媽媽肯定的答複，我很高興。
我知道了怎麽對待同學，尤其是學習成績差,或者不被老師看好的同學。我日常交往的同學從幾個好朋友發展到了整個教室裏的女生，特別是因為學習成績差些而有自卑感的同學，我會主動跟她們打交道，去她們家裏玩兒，我最想讓她們知道的是，學習好不好，老師表揚不表揚，所有的同學都是平等的。
從那以後，我和姐姐特別愛跟媽媽去看電影，都是學校根本不會組織看的電影。跟媽媽看的第一個電影竟那麽長，是上、下兩部，名字很好聽一《靜靜的頓河》，然後，看了《白夜》、《基輔姑娘》、《陰謀與愛情》，都是外國電影。雖然看不懂，但牽著媽媽的手去電影院，坐在椅子上，看著姐姐麵帶驚喜的樣子，再扭頭看媽媽凝神關注的表情，覺得特別享受。每次看完電影回到家裏，我都會得意的告訴爸爸，我看蘇聯電影了，肖洛霍夫的，又看俄國電影了，作者是高爾基，好像自己懂得挺多，沾沾自喜。
一次，媽媽帶我們去錦新電影院看一部叫《懸崖》的國產片。媽媽好像特別喜歡這個電影，裏麵所有角色都是大學老師和大學生。我看得稀裏糊塗，隻知道演的是大學校園裏的故事。一個大學生畢業要留校，當教授的助手，另一個要去大西北工作，就批判前者是資產階級思想。我看到電影院裏的座位幾乎全是空的，那是我看電影時觀眾最少的一場了。
我們還跟媽媽看過一個叫《大風浪裏的小故事》的電影，演的是反右派鬥爭中的事。一共有三個故事，我隻記住了一個名叫《舊恨新仇》的。《舊恨新仇》的主演是馮喆，演過《羊城暗哨》，我一下就認出了他。他在故事裏扮演一個理發師，穿著白大褂到一個叫張東曦的政協委員家裏理發。他們邊理發邊談話。理發師講他父親在舊社會去給一個國民黨的大官理發，因為刮臉時不小心碰破皮膚出了血,就被大官殺死了。現在聽說這個殺人者的兒子又當上了政協委員,還向黨進攻,聽說他的名字叫“髒東西”。理發師說到這裏,停下來問理發者：“你認識這個‘髒東西’嗎？”坐在椅子上理發的張東曦嚇得連連搖頭：“不認識,不認識”。正在這時，郵遞員推開門喊到：“張東曦的信。”屋子裏的兩個人都愣住了。接著，手持理發刀的理發師就追著身上還圍著圍裙的張東曦滿屋跑，張東曦的頭上還有半邊頭發沒有剃完。
故事就在這追逐中結束了，接著響起的是解說員對右派分子義正言辭的聲討。後來我才知道，那正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運動在全中國興起的時候，所有的知識分子人人自危，包括我的父母。可我當時一點都不懂，隻是看著兩個人的醜態笑得前仰後合，完全不知道媽媽的心情會有多麽沉重。
最難忘的是五年級下學期時，媽媽要去看電影《紅樓夢》。本來不想帶我和姐姐去，因為我們還沒有看過曹雪芹的書。我倆堅持要和媽媽一起去，媽媽隻好帶上了我們。我們去的是錦州電影院，坐在樓上正麵的第一排。當電影演到黛玉葬花時，我和姐姐就放聲大哭。媽媽怎麽勸都止不住。直到電影結束，燈亮了，觀眾開始退場，我倆還站在那裏哇哇地哭。人們回頭看著我們，我倆卻不管不顧，盡情地哭。直到所有的觀眾都散去了，電影院的管理員才幫著媽媽把我倆拉走。回到家，媽媽生氣地說，以後再也不帶我們看電影了。我們不理會媽媽的話，仍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媽媽雖然那麽說了，卻還是照樣帶我們看電影，還加上了看話劇。六十年代初，一些大城市的話劇團到各地巡回演出，每次來錦州我們都不放過,主動幫媽媽買票，跟媽媽去中央大街的“錦州評劇院”看劇。看過的劇很多,我還記得的隻有《虎符》《蔡文姬》《雷雨》《家》等等。
那時我隻看過小說《家》和《雷雨》,對於《蔡文姬》《虎符》一無所知，媽媽就在去劇院的路上給我們講蔡文姬，蔡文姬的父親，講胡笳十八拍，講匈奴、虎符，講信陵君，戰國四公子，講王公貴族。盡管我聽得似懂非懂，還是一場不想拉下。媽媽還和我們討論劇中人物，雖然我知道魯大海是個工人運動的領導者，是革命者，但我最喜歡的卻是周衝，因為他單純、善良，有教養，雖然他是個資本家的少爺。我也不讚成高家大少爺覺新那種委曲求全的態度，欣賞高覺慧簡單直接的風格。這些都是我的直覺，和報紙上的評論並不一致。不管我們說什麽，媽媽都不會反駁，總是笑眯眯的聽著我們肆無忌憚的評說。
隨著我們一天天長大，媽媽和我們在一起最多的時間就是讀書了。我和姐姐讀的書全是報紙上廣播裏宣傳的最流行的紅書，發行一本看一本，當我們讀《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時，媽媽給我們借回了《茹爾賓一家》、《葉爾紹夫兄弟》、《州委書記》；我們看《衛士凱歌》、《十七年申冤大白記》時，媽媽向我們推薦《一顆銅紐扣》、《福爾摩斯探案》；我們看《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時，媽媽介紹給我們《三家巷》《苦鬥》《五更寒》；我們看《小城春秋》、《上海的早晨》時，媽媽告訴我們還有《東風化雨》、《香飄四季》這樣的書。
我隱隱約約感到了媽媽向我們推薦的書和我們自己找的書不一樣。讀媽媽推薦的書，讓我知道了生活中不是隻有英雄才令人崇拜，還有普通、平凡、默默無聞的人，也同樣讓我心生敬意。讓我見識了驚心動魄、聳人聽聞的偵探故事，和醜惡人性的展現，接受了人道主義懲惡揚善的啟蒙。讓我了解了這個國家不隻有“趙光腚”、梁生寶那樣的先進人物，出身於富裕家庭的青年並不都是紈絝子弟，他們有文化,有知識,也有道德操守，是熱愛這個國家的人。也讓我懂得了一個國家的發展要靠工業建設、科技發展，我還看到了在我們國家的領土香港，年輕的工人是穿西裝、尖皮鞋和花襯衫的，和我所了解的滿身油汙、滿手老繭的工人形象反差巨大。
1964年10月，我升入中學後第一次下鄉，去錦縣曉光公社參加秋收勞動。回來的當天晚上，就聽到了萬民狂歡慶祝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新聞。幾天之後，媽媽拿給了我一本書，是蘇聯作家寫的《廣島姑娘》。我第一次知道了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不僅讓中國的大好河山被踐踏，億萬同胞遭到屠殺和蹂躪，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恐怖和災難。書中的女孩澄子在原子彈爆炸的瞬間失去了父母、弟弟,那一刻廣島死掉了二十幾萬人。十七年後，由於爆炸輻射的長期作用,澄子患了白血病。任何戰爭中被傷害的大多數都是無辜人民，軍國主義是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共同的敵人。
1966年夏天，我正一心投入文革的時候，媽媽異常鄭重、嚴肅地讓我讀一讀她特意找到的兩本書一紫紅色封麵的《首都高等院校反右派運動紀實》和白色封麵的《胡風反黨集團材料匯編》。媽媽給我講“引蛇出洞”的1957年，講“章羅聯盟”的子虛烏有和令她扼腕歎息的才子儲安平，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前車之鑒。
我和姐姐下鄉以後沒有小說可讀了。回家探親時，媽媽還是找了叫《牛田洋》的書給我們看。我在膽戰心驚的震撼中知道了南方一個叫汕頭的地方1966年發生的一次18級強台風，使參加圍墾造田的近百名大學生和幾百名士兵失去了生命，其中有的人竟是為了搶救一幅被海水淹沒的領袖畫像而奮不顧身撲入水中被活活淹死。
1970年代，我在媽媽的口中知道了有一批叫“解凍文學”的蘇聯作品，然後想盡辦法找到它們，於是我看到了《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麽》等多本內部讀物。
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我在媽媽的雨露滋潤下成長、生活，不知何為幸福，不知何為感恩，渾渾噩噩地活在世上。是媽媽的生命喚醒了我，讓我探索來路，讓我思考生活，讓我找到歸途。也讓我清醒的感知是爸爸媽媽的愛鑄成了我的血肉之軀，是爸爸媽媽的愛灑滿了我的一路征途，它澆灌了我的靈魂，它永駐我的心間。
當我遭遇人生最大坎坷的時候，有很多的人開導我,幫助我，給我講了許許多多的道理，方方麵麵的經驗，媽媽隻說了六個字：“堅強，隻有堅強。”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沒有一天忘記媽媽的話。
10、良師益友
在我兩周歲的時候，媽媽把一本《小朋友》雜誌遞到了我的手上，這是我拿到手裏的第一本“書”。雖然我還不識字，但我喜歡上了它，喜歡它的墨香，它的美圖，每天不厭其煩的翻看它，它成了我人生中珍貴的朋友，從此我和它形影不離。或者，我真正的人生是從認識它開始的。
兒童時代，媽媽絡繹不絕的帶回家一冊冊《小朋友》、《連環畫報》、《少年文藝》、《兒童文學》雜誌，還有《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十萬個為什麽》……層出不窮，千變萬化。媽媽的書讓我睜開迷茫的眼睛，打量這個世界，看星空燦爛，看百花鮮豔，看風和日暖，看霧雨雷電。媽媽帶給了我書，也帶給了我一個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我留連忘返，一輩子都不想走出去。
我剛剛上學的時候，媽媽又訂了一本新雜誌《知識就是力量》，在這個對我而言神秘而高深的雜誌上，我第一次知道了牛頓、米丘林、高士其的名字，第一次看到了加加林駕駛宇宙飛船進入太空的照片。世界如此之大，宇宙充滿奧秘。我想有知識，想成為有力量的人,可是我卻不願意上學，不願意老老實實地坐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課，因為比教科書上還多的內容姐姐早已給我講過了，我聽不下去了。媽媽沒有批評我，卻開始帶我和姐姐做“速算”遊戲。我怎麽會是媽媽和姐姐的對手，我無話可說了。
媽媽告訴我們，人和知識的關係就像一個人站在圓圈裏，你看到的未知世界就是圓的邊界。圓越大,你的知識就越多，你看到的未知世界也越大。圓越小，你看到的未知世界越小。井底之蛙看到的隻有井上麵的一小塊天，就以為外麵的世界遠不如井底大，井底就是宇宙中心。我記住了媽媽的話，絕不能做井底之蛙，我要擴大我的圓圈。
三年級的暑假，媽媽買回了一本名叫《科學小實驗》的書。書中所列的實驗項目及其製作程序、成品展示圖，引起了我和姐姐動手做實驗的興趣。我倆最先選中的項目是製作萬花筒。我們用三片長條形的玻璃合成三角形，然後在長筒的一頭放兩片圓形玻璃片，再在它們之間放彩色紙屑，用軟紙殼將玻璃圍成圓柱形，周圍再用彩色畫報紙包住。為了切割玻璃，媽媽找出了她的玻璃刀教我們使用。拿著自己親手製作的第一個萬花筒轉動著，看裏麵色彩斑斕，千變萬化的圖案，和媽媽給我們買的萬花筒沒有什麽區別。原來在我們眼裏神奇的萬花筒自己也可以做出來！
我和姐姐興奮地尋找新的目標：潛望鏡和火藥大炮。我們隻用兩天時間就做出來了。潛望鏡可以隔著障礙觀看遠處的人和風景；火藥大炮是將媽媽專門給我們買的粗竹筒和家裏夾柵欄的細竹竿，用小鋸加工再用細鐵絲捆紮製成的，可以射出鞭炮並使之爆破，簡直像真的大炮射擊一樣，特別過癮。一連好多天，我和姐姐都沉醉在我們的“科學實驗”裏，每天擺弄我們的實驗成果，很是興奮。我們做的最受歡迎的實驗是製作汽水。我們滿心歡喜的將做好的汽水裝進一個個玻璃瓶裏，送給一起玩兒的小朋友喝。
一次姐姐和我做智力遊戲，讓我先想一個數字，不告訴她，然後她隨意地讓我在此數上做加減乘除的運算，最後，她竟能說出答案。從傍晚到上床睡覺，姐姐讓我計算了一道又一道題，我也沒搞明白怎麽回事。我向姐姐討“秘訣”，姐姐故弄玄虛地說，她“能掐會算”。我不信她是“神”，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廚房問正在做飯的媽媽，媽媽讓我說出了姐姐讓我加減乘除的順序，可我隻注意計算數字了，沒注意順序有什麽問題，跟媽媽講了一下大概過程，而且每一次都必須有一個要減去所想的那個數字的運算，媽媽邊炒菜邊想了一會兒，就破解了姐姐計算中的秘密：她讓我想一個數後，隻在它上麵又加又減，直到減掉我所想的數，又加減乘除的繞了一個大圈子，布了迷魂陣，其實她是和我一同計算的。我恍然大悟，走出廚房，對姐姐說：”現在你想一個數吧”，然後故意說了一串長長的算式，並說出答案，姐姐奇怪的說：“你做夢夢見答案了？”我神氣地說:“我也能掐會算了。”心想：哼，有王老師這棵大樹做後盾，你休想難倒我。
五年級的時候，我讀書的站二小學開始為爭創升學率而努力了。一本薄薄的教科書要反反複複地折騰，沒完沒了的課後作業，有限的幾個題型和習題要計算幾十、幾百次，雖然有景蓬代勞，但我還是煩透了。
一天晚上下班時，媽媽送給我一本新買的《趣味算術》。我剛打開書，就被裏麵的一個個小故事吸引住了。每個小故事都會引出一個計算題來，我不知不覺地計算起來。媽媽告訴我這就是典型的“雞兔同籠”“流水問題”“工程問題”“盈虧問題”“行程問題”,是算術中的典型問題，不僅有意思，還可以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當我讀完並演習了這本書中的題目後，對算術的興趣大增，跟媽媽去書店買了好幾本算術課外書。
1960年前後,一個冬天的傍晚，我們都吃過晚飯很久了，媽媽才裹著一身寒氣進了家門。媽媽一臉興奮的表情，一坐下來，就給我們講起了她剛剛看過的電影。電影的名字是《生的權利》，是一部美國電影，講的是黑人抗爭種族歧視和壓迫的故事。媽媽詳細地給我們講了劇情，告訴我們，每一個人來到世界上，都有生存的權利，生活的權利，享受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不管是白種人還是黑種人，也不管是乞丐還是國王，都是平等的人，都有自己的尊嚴，都不應受到歧視。
在那個年代，我幾乎沒有聽過有人講什麽“人的權利”之類的話。隻是在特別小的時候，居民區裏的孩子們打架時，會有人喊：“打人侵犯人權”。後來就再沒有聽過這種聲音了。聽媽媽這樣講，讓我很好奇。我問媽媽，老師說學習成績差的同學是“地瓜去皮大白薯”不就是歧視他們嗎？有的老師還對上課說話或搞小動作的同學連推帶搡，甚至用腳踢。我又想到有的同學因為家庭生活困難影響了學習，恰好姓蔡，便被稱為“菜包子”，還有的同學因為成績差一些，恰好姓白，被叫做“白菜疙瘩”。這不都是不平等待人嗎？得到了媽媽肯定的答複，我很高興。
我知道了怎麽對待同學，尤其是學習成績差,或者不被老師看好的同學。我日常交往的同學從幾個好朋友發展到了整個教室裏的女生，特別是因為學習成績差些而有自卑感的同學，我會主動跟她們打交道，去她們家裏玩兒，我最想讓她們知道的是，學習好不好，老師表揚不表揚，所有的同學都是平等的。
從那以後，我和姐姐特別愛跟媽媽去看電影，都是學校根本不會組織看的電影。跟媽媽看的第一個電影竟那麽長，是上、下兩部，名字很好聽一《靜靜的頓河》，然後，看了《白夜》、《基輔姑娘》、《陰謀與愛情》，都是外國電影。雖然看不懂，但牽著媽媽的手去電影院，坐在椅子上，看著姐姐麵帶驚喜的樣子，再扭頭看媽媽凝神關注的表情，覺得特別享受。每次看完電影回到家裏，我都會得意的告訴爸爸，我看蘇聯電影了，肖洛霍夫的，又看俄國電影了，作者是高爾基，好像自己懂得挺多，沾沾自喜。
一次，媽媽帶我們去錦新電影院看一部叫《懸崖》的國產片。媽媽好像特別喜歡這個電影，裏麵所有角色都是大學老師和大學生。我看得稀裏糊塗，隻知道演的是大學校園裏的故事。一個大學生畢業要留校，當教授的助手，另一個要去大西北工作，就批判前者是資產階級思想。我看到電影院裏的座位幾乎全是空的，那是我看電影時觀眾最少的一場了。
我們還跟媽媽看過一個叫《大風浪裏的小故事》的電影，演的是反右派鬥爭中的事。一共有三個故事，我隻記住了一個名叫《舊恨新仇》的。《舊恨新仇》的主演是馮喆，演過《羊城暗哨》，我一下就認出了他。他在故事裏扮演一個理發師，穿著白大褂到一個叫張東曦的政協委員家裏理發。他們邊理發邊談話。理發師講他父親在舊社會去給一個國民黨的大官理發，因為刮臉時不小心碰破皮膚出了血,就被大官殺死了。現在聽說這個殺人者的兒子又當上了政協委員,還向黨進攻,聽說他的名字叫“髒東西”。理發師說到這裏,停下來問理發者：“你認識這個‘髒東西’嗎？”坐在椅子上理發的張東曦嚇得連連搖頭：“不認識,不認識”。正在這時，郵遞員推開門喊到：“張東曦的信。”屋子裏的兩個人都愣住了。接著，手持理發刀的理發師就追著身上還圍著圍裙的張東曦滿屋跑，張東曦的頭上還有半邊頭發沒有剃完。
故事就在這追逐中結束了，接著響起的是解說員對右派分子義正言辭的聲討。後來我才知道，那正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運動在全中國興起的時候，所有的知識分子人人自危，包括我的父母。可我當時一點都不懂，隻是看著兩個人的醜態笑得前仰後合，完全不知道媽媽的心情會有多麽沉重。
最難忘的是五年級下學期時，媽媽要去看電影《紅樓夢》。本來不想帶我和姐姐去，因為我們還沒有看過曹雪芹的書。我倆堅持要和媽媽一起去，媽媽隻好帶上了我們。我們去的是錦州電影院，坐在樓上正麵的第一排。當電影演到黛玉葬花時，我和姐姐就放聲大哭。媽媽怎麽勸都止不住。直到電影結束，燈亮了，觀眾開始退場，我倆還站在那裏哇哇地哭。人們回頭看著我們，我倆卻不管不顧，盡情地哭。直到所有的觀眾都散去了，電影院的管理員才幫著媽媽把我倆拉走。回到家，媽媽生氣地說，以後再也不帶我們看電影了。我們不理會媽媽的話，仍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媽媽雖然那麽說了，卻還是照樣帶我們看電影，還加上了看話劇。六十年代初，一些大城市的話劇團到各地巡回演出，每次來錦州我們都不放過,主動幫媽媽買票，跟媽媽去中央大街的“錦州評劇院”看劇。看過的劇很多,我還記得的隻有《虎符》《蔡文姬》《雷雨》《家》等等。
那時我隻看過小說《家》和《雷雨》,對於《蔡文姬》《虎符》一無所知，媽媽就在去劇院的路上給我們講蔡文姬，蔡文姬的父親，講胡笳十八拍，講匈奴、虎符，講信陵君，戰國四公子，講王公貴族。盡管我聽得似懂非懂，還是一場不想拉下。媽媽還和我們討論劇中人物，雖然我知道魯大海是個工人運動的領導者，是革命者，但我最喜歡的卻是周衝，因為他單純、善良，有教養，雖然他是個資本家的少爺。我也不讚成高家大少爺覺新那種委曲求全的態度，欣賞高覺慧簡單直接的風格。這些都是我的直覺，和報紙上的評論並不一致。不管我們說什麽，媽媽都不會反駁，總是笑眯眯的聽著我們肆無忌憚的評說。
隨著我們一天天長大，媽媽和我們在一起最多的時間就是讀書了。我和姐姐讀的書全是報紙上廣播裏宣傳的最流行的紅書，發行一本看一本，當我們讀《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時，媽媽給我們借回了《茹爾賓一家》、《葉爾紹夫兄弟》、《州委書記》；我們看《衛士凱歌》、《十七年申冤大白記》時，媽媽向我們推薦《一顆銅紐扣》、《福爾摩斯探案》；我們看《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時，媽媽介紹給我們《三家巷》《苦鬥》《五更寒》；我們看《小城春秋》、《上海的早晨》時，媽媽告訴我們還有《東風化雨》、《香飄四季》這樣的書。
我隱隱約約感到了媽媽向我們推薦的書和我們自己找的書不一樣。讀媽媽推薦的書，讓我知道了生活中不是隻有英雄才令人崇拜，還有普通、平凡、默默無聞的人，也同樣讓我心生敬意。讓我見識了驚心動魄、聳人聽聞的偵探故事，和醜惡人性的展現，接受了人道主義懲惡揚善的啟蒙。讓我了解了這個國家不隻有“趙光腚”、梁生寶那樣的先進人物，出身於富裕家庭的青年並不都是紈絝子弟，他們有文化,有知識,也有道德操守，是熱愛這個國家的人。也讓我懂得了一個國家的發展要靠工業建設、科技發展，我還看到了在我們國家的領土香港，年輕的工人是穿西裝、尖皮鞋和花襯衫的，和我所了解的滿身油汙、滿手老繭的工人形象反差巨大。
1964年10月，我升入中學後第一次下鄉，去錦縣曉光公社參加秋收勞動。回來的當天晚上，就聽到了萬民狂歡慶祝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新聞。幾天之後，媽媽拿給了我一本書，是蘇聯作家寫的《廣島姑娘》。我第一次知道了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不僅讓中國的大好河山被踐踏，億萬同胞遭到屠殺和蹂躪，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恐怖和災難。書中的女孩澄子在原子彈爆炸的瞬間失去了父母、弟弟,那一刻廣島死掉了二十幾萬人。十七年後，由於爆炸輻射的長期作用,澄子患了白血病。任何戰爭中被傷害的大多數都是無辜人民，軍國主義是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共同的敵人。
1966年夏天，我正一心投入文革的時候，媽媽異常鄭重、嚴肅地讓我讀一讀她特意找到的兩本書一紫紅色封麵的《首都高等院校反右派運動紀實》和白色封麵的《胡風反黨集團材料匯編》。媽媽給我講“引蛇出洞”的1957年，講“章羅聯盟”的子虛烏有和令她扼腕歎息的才子儲安平，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前車之鑒。
我和姐姐下鄉以後沒有小說可讀了。回家探親時，媽媽還是找了叫《牛田洋》的書給我們看。我在膽戰心驚的震撼中知道了南方一個叫汕頭的地方1966年發生的一次18級強台風，使參加圍墾造田的近百名大學生和幾百名士兵失去了生命，其中有的人竟是為了搶救一幅被海水淹沒的領袖畫像而奮不顧身撲入水中被活活淹死。
1970年代，我在媽媽的口中知道了有一批叫“解凍文學”的蘇聯作品，然後想盡辦法找到它們，於是我看到了《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麽》等多本內部讀物。
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我在媽媽的雨露滋潤下成長、生活，不知何為幸福，不知何為感恩，渾渾噩噩地活在世上。是媽媽的生命喚醒了我，讓我探索來路，讓我思考生活，讓我找到歸途。也讓我清醒的感知是爸爸媽媽的愛鑄成了我的血肉之軀，是爸爸媽媽的愛灑滿了我的一路征途，它澆灌了我的靈魂，它永駐我的心間。
當我遭遇人生最大坎坷的時候，有很多的人開導我,幫助我，給我講了許許多多的道理，方方麵麵的經驗，媽媽隻說了六個字：“堅強，隻有堅強。”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沒有一天忘記媽媽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