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哈達的灰色歲月

大哈達是座落在烏盟後山的一個小山村，小得全村隻有80多口人，旗縣一級的地圖上也休想找得到它。1966年7月到1971年11月，也就是我19歲到24歲這五年多，在這裏留下了我灰色的歲月。

（一）

1965年7月，我提前一年中師畢業，在烏盟後山一個叫大灘公社的中心小學幹了一年以後，因為得罪了學區主任，加之家父有曆史問題，便把我下放到距公社40裏以外的大哈達小學。這原是隻有一個老師的民辦小學，我來了以後就成了“二人台”，因為我是公辦老師，便美其名曰“民辦公住”，還冠冕堂皇地稱之為“新生事物”。

那天，是學區一位姓馮的老師用自行車把我馱去的，在他那輛加重“永久”牌的“二等車”上，顛簸了三個多鍾頭，才來到大哈達。這時，村裏唯一的民辦老師老李早就帶著一幫娃娃守候在村口，他們提著暖水瓶端著熱茶，就像電影裏“迎接親人解放軍”似的。這使我在渾身溫暖之餘，多少覺得李老師這人有些做作。

我的行李和辦公桌隨後給捎來了。學區主任分配給我的辦公桌，就是他家那隻快散了架的舊櫃櫥，那也是公家的財產，已讓他使得油漆脫落，到處沾滿油泥，一摸一手汙漬。學區並不是沒有像樣的辦公桌，分明是在欺辱我。晚上放學以後，李老師和孩子們一回家，小學校就隻剩下我一個人了。麵對著昏暗的煤油燈，聽著外麵遠近相間的陣陣犬吠，一股莫名的孤獨和淒涼攫上心頭，禁不住潸然淚下。

我的流放生活就這樣開始了。令我感激的是，這裏的鄉親們並沒有把我當“階級敵人”看。這個村是清一色的貧下中農，幾位大媽大嫂經常帶著三兩未嫁的女娃，來幫我生火做飯。“遠天遠地的，你大（當地人管父親叫“大”）你媽也放心得下！”說著，笑著，就用開水攪拌起蓧麵來。是她們，教我曉得了蓧麵有“三熟”——蓧麥是炒熟以後才磨成麵的，生蓧麵是用開水燙了和成麵捏成窩窩兒（蓧麵卷兒）或魚魚（蓧麵條兒），再上籠蒸成熟蓧麵的——這不是“三熟”又是什麽？也是她們，教會我拉著“二股子”（風箱），用蒿草點著煤麵兒，“呼噠”、“呼噠”地，慢慢燒開了水，做熟了飯……這幾個心軟的大娘大嫂，見我缺油少醋，還時常讓她們的娃娃上學時端來自家釀的老醋和自醃的酸菜。那老醋啊，就是今天北京城裏最好的香醋，怕也比不上她們自釀的甘醇呢！

中秋節一過，在大哈達就別想再吃上一棵鮮菜，除了土豆就是土豆。為了肚子裏能有些油水，隊裏賣給我一隻綿羊，又找人幫我宰了，剝去羊皮，取淨五髒。那時100多斤重的一隻活羊才賣18元，剝下的羊皮又賣了近10元，8塊多錢的一隻帶骨全羊讓我吃了大半個冬天。我把它吊在教室外麵的房簷下，不能讓狗或者狼夠得著，每天用柴刀砍下一塊，也沒什麽調料，撒一把鹽，和著土豆一起煮熟，就是美味佳肴了。

1967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燒到我們公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陣兒，公社幾個要好的同事把我召回學區，“造”起了學區主任“黑官兒”的反。鬥“黑官兒”，給他戴黑牌子，做“噴氣式”，20歲的我好不快活。想起他兩年來對我的刁難和虐待，氣就不打一處來，趁著人亂，也從背後踢他一兩腳。

然而，事態像走馬燈似的急轉而下。革委會一成立，“黑官兒”又被結合進去了，還是主任。我們這一派的人，可就倒黴了。我因父親有曆史問題，“根不正，苗又歪了”，自然第一個被抓了起來。在“群眾專政委員會”的老虎凳麵前，我一絲反抗精神也沒有了，承認自己反了黨，反了革命……是這場革命教會了我做“人”，學會了忍辱和屈從。1968年3月，我從“群專”出來，又灰溜溜地滾回了大哈達……

（二）

重新回到大哈達以後，鄉親們仍舊沒有把我當成外人。那時，我和李老師兩個人手把手地教著5個年級30來個學生。語文課本就是一本《毛主席語錄》，數學是32開本隻有一個印張的小薄本兒。老鄉們本來也不打算讓自己的子女來學校學成什麽，隻是不到下地幹活兒的年齡，讓我們幫他們“哄娃娃”而已。那學習的目的，不外乎是能認得自己的姓名，知道記工員是否登對了自家那工分本上的阿拉伯數字。從事著這樣的“教學”，自然沒有鐵定的指標，更沒有今天老師們那種如泰山壓頂一般升學率的壓力。不想上課了，就扔出一顆籃球：“玩去吧！”要不就帶著一幫孩子到村外的大山上去捉“特務”。“特務”是捉不著，雙腿也累了，就衝著大山狂呼亂唱語錄歌：“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公社書記來我們小村視察，隊幹部用過節才能吃上的炒雞蛋烙油餅招待他。酒足飯飽之後，書記忽然來了興致，要我帶他到後山去打生（打獵）。我知道，這是書記有意提高我的地位給村人看的，便大聲地對學生們宣布：“今天老師有公事，放假一天！”屁顛屁顛地陪書記上了後山。

這樣的“教學活動”，倒也圖個快活，我是連教案都不用寫的。但也有不快活的時候，那就是和一些社員的摩擦。推廣“樣板戲”那陣子，我的小學校就成了排練場。時逢冬閑，每天晚上隊長都派十五六個小夥子大姑娘，來學校要我教“戲”。那戲譜是不用教的，就套用後山二人台《掛紅燈》、《五哥放羊》之類的調兒就行，虧得這地方天高皇帝遠。輪到戲詞了，可是一個字也不敢改。例如教那幾個女孩學《紅燈記》的台詞，無異於《說文解字》——她們大多隻念過一二年級，長到十八九了都從來沒出過山，沒見過鐵道是怎樣鋪在地麵上的，不曉得火車是幾匹馬拉著的。《紅燈記》裏李玉和那隻信號燈是個重要的物件，你需要給她們講明白信號燈是什麽東西，紅、黃、綠三種顏色的信號在交通線路上的作用是什麽。把這一堆講完了，你就得嘴幹舌燥，滿頭大汗。輪到台詞，她們十個字有七八個不認識，你得一句話一句話地讓她們生背，就像城裏幼兒園小班背兒歌那樣，隻能是半生不熟。這種“學習”，不論是對她們，還是於我，都是一種殘酷的折磨。

可氣的是，這些男女的心思全不在學習“樣板戲”上，湊在一起就是嘻嘻哈哈地胡說八道。有一個姓王的姑娘其貌不揚，說了門對象因此吹了。媒人臨走那天，她大（父親）就站在村口大罵：“日他祖宗的，臉蛋兒喜人（漂亮）有個毬用? 吹滅燈還不是一毬樣！”這話也不知怎麽傳出去了，就成了村裏取笑這父女倆的笑料。輪到那姑娘背台詞，有個青皮故意吹滅了燈：“看看到底一樣不一樣？”接著就是你推我搡，眾人一陣哈哈大笑。麵對著這群“學生”，氣得我咬牙切齒，連連大聲嚷著：“散會！”“散會！”便把他們給打發走了。隊長也明戲，這樣的“樣板戲”實在沒勁，公社又不會來檢查，也就不再指派他們來學習什麽“樣板戲”了。

戲是不排了，可社員們照樣來。當地人管聊天叫“灰拍”（“拍”字讀成pie），他們不是來“灰拍”，就是來打撲克，男人們卷著“大炮”，弄得滿屋子烏煙瘴氣，臨走時一地煙灰煙屁。有時候你正要吃飯，人就進來了，“看看鄧老師吃些什麽？”說著就把籠蓋給揭開了。那種討厭勁兒，讓你罵不得、打不得。有一次我實在是昏了頭，就在門外掛了一塊牌子，上書“閑人免進”四個字，想以此把他們拒之門外。

誰知，這回可惹了大禍，遭到大夥兒的群起而攻之。他們罵我“人不大，架子倒不小！”“喝了兩滴墨水，連貧下中農也不放在眼裏了！”為了殺一殺我這個“臭知識分子”的傲氣，隊裏專門開會批了我。有的說，學校是隊裏花錢蓋起來的，你憑什麽掛“免進”牌？有的說，看你青皮抖擻的，怕是沒有吃夠苦頭，忘了你在“群專”挨鬥的時候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雖然言詞激烈，但誰也沒動我一指頭，也沒給我上綱上線，但我心裏卻最是別扭。是啊，自己能比這些鄉親們高貴到哪裏去呢，竟把自己擺在與他們對立的一麵？第二天，我就偷偷地把那塊牌子摘掉了。

為了使我能更好地得到“改造”，隊長要求我參加隊裏的學習和會議。那一陣子，隊裏三天兩頭地就組織社員學習。每次開社員會，隊長都讓我先給讀一段報紙，念兩篇大批判文章。等到九、十點鍾社員們商議起隊裏的生產時，我早就歪在一旁呼呼大睡起來。

從此，隊裏有什麽活動都叫著我，不由自主地我成了大哈達生產隊的一員。隊裏有什麽“福利”，隊長們也不會少了我那一份。那地方生長期一年隻有5個月，夏末秋初才能吃到一點兒白菜和葫蘿卜。到這一季節，隊裏園頭兒每路過學校，就在我門口扔下一大堆菜，足足夠我吃上一個星期。中秋節到了，隊裏一定會宰羊，隊長則不會忘記給鄧老師提來2斤羊肉。中秋節一過，這裏就結冰了，社員們要在場麵上幹到陰曆十一月份，每晚挑燈夜戰隊裏都要發放“夜宵”，也忘不了給我送來一份發麵餅。後來，隊裏還給了我5畝沙土地，我讓學生幫我種上山藥（土豆），賴年景也能收成幾千斤。我用一部分磨成澱粉留著做粉條用，其餘的都下進窖裏，下一年的菜蔬和口糧也就不發愁了。我在大哈達，雖然算是一個公辦教師，但完全成了生產隊的一員。在這與世隔絕的小山村，我向鄉親們學會了隱忍，學會了聽天由命，學會了順其自然……

（三）

唱“樣板戲”那會兒，村裏幾個女娃見麵不稱我“鄧老師”，開玩笑時就管我叫“灰人”。什麽是“灰人”？後山人管歹人、惡人總之是不端、不良的人才叫“灰人”，可是在家裏，老婆也就這麽稱呼自己的男人。有時候，要好的男女們碰在一起，打情罵俏起來，女的開口對男的就是：“灰人！”也許那時我年齡尚小，腦袋榆木，最終也沒能成為她們之中誰的“灰人”。

隨著年齡的增長，畢竟到了“男大當娶”的時候。沒有和什麽人正式地談過什麽“戀愛”，在我們後山，管“戀愛”叫“亂愛”，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22歲那年的春天，一位熱心的大嫂給我介紹過相鄰公社一個叫二板子的小寡婦。那天，那大嫂和我一人騎了一頭小毛驢，翻了三四十裏山路，才來到這個小村（村名已經忘記了）。那二板兒早就出來迎候我們，她人很漂亮，還不到20歲，就死了丈夫，帶著一個吃奶的嬰兒和公婆一起過。回到家裏，她和她婆婆就忙著給我們做飯。剛吃完飯，她就在她公婆的嚴厲目光下，給我列數了一大堆“彩禮”：包括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所謂三大件，包括裏外三新的幾套毛畢基衣裳、3雙皮鞋、兩床緞被褥……還有“孝敬”公婆的500元現金，因為她進這家門時，娘家爹收了這家如數的錢財。她一口氣列數著，我一字不漏地用筆記著，直讓我汗顏，讓我惶然。我沒有答應她們什麽時候把這些“彩禮”送來，就我當時的收入，就是把自己賣了也換不來這些東西。送我們走出村口的那一刻，二板兒哭了。霎時，我的眼睛也濕潤了。我知道她此時此刻的心情，但是，我又能說什麽呢？後來，二板子“原房”給了她的小叔子（就是死者的弟弟），我和她那半日的情緣，也就隻能永遠地收藏在記憶中了。

我的姐姐當時在鄰縣的一個公社教書，當知道我在這裏“相親”受挫以後，給我介紹了一個姓鄭的女孩。她長得並不漂亮，個頭也沒有二板子高，大約還不到一米五。但是她是第一個愛上我的女孩，剛剛認識了一兩天，她就帶我步行了20多裏路去認識她的爺爺、奶奶，還在老人家裏住了一宿。然而，正當她要嫁給我的時候，公社書記出麵幹涉了，理由是我的父親有嚴重曆史問題，而她的父親偏偏又是黨員幹部。事情結束時，她淚人兒似的送走了我，給我們兩個人心中都留下了無限的惆悵。這次“相親”，使我進一步體味到什麽叫“政治歧視”。漫漫人生路，會遇到許許多多不如意或者不幸，然而最可怕的、最讓人不堪忍受的，便是歧視了。

離別鄭姑娘以後，姐姐又托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地主的女兒。她姓吳，可能叫蓮蓮。在我的記憶中，她是我們這一帶窮鄉僻壤少見的美人兒，窈窕的身材足有一米六七，那白玉般的雙頰永遠露著淺淺的笑靨。當然也是一見鍾情，隻剩下我們兩個時，我說：“我可沒有那麽多的錢給你父母、供你穿戴。”她卻笑著說：“你每月三十多塊錢的工資，夠吃夠花了。反正，餓不著你，就有我的！”就這樣，我倆算是訂了終身。

晚上，我和他爹吳老漢就下榻在她家的東房。吳大爺是個直熱心腸的老人。他說他們老兩口最疼小女，本想供她上大學，但高中沒畢業就文化大革命了，一個地主家的子弟，是沒有資格被推薦上大學的。他又說鄉裏許多有點權勢的都用眼睛盯著小女，可她是一個都看不上。說到這裏，老人長歎了一口氣，使勁磕了一下煙袋：“一看你就是個知書達理的後生，帶著蓮蓮遠走高飛吧……”黑暗裏，我感覺到老人在淌淚。但是，我最終也沒能帶走蓮蓮。我那剛剛失去丈夫、在北京郊區當工人的母親說什麽也不同意這樁親事——咱家的曆史問題已經背上黑鍋了，你還要娶個地主，咱子孫後代何時才能翻身啊？這一次是我辜負了吳姑娘。當我從貼心的襯衣兜裏，把帶著自己體溫的那張蓮蓮的照片裝進信封扔進郵筒的那一刻，止不住淚水如注。多少年過去了，後來我和現在的妻子結了婚，但始終沒有能忘記吳姑娘和鄭姑娘。“人強不如命強”，我曾默默地懺悔和自責，但終究還是不得不聽從命運的擺布。

灰人，永遠的灰人——五年多來，我終未能成為後山姑娘們的“灰人”，卻永遠是一個政治上的“灰人”！

1971年夏天，隊裏為學校把兩間教室翻蓋一新，我在外麵的牆上用紅漆粉刷了“祝毛主席萬壽無疆”8個大字。隊裏還為我新打了辦公桌，我在桌子的前麵精心繪製了紫羅蘭圖案畫。正當我準備在大哈達永遠紮下去的時候，情況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這年秋天，旗教育局長曾來我們這個草台小學視察工作，他在我這裏住了一宿。這是一個善良的河北老頭，當他了解了我的種種處境以後，好像嘟噥了些什麽。李局長走了以後不久，還沒到這個學期的期中，旗裏突然來了調令，要我到另一個叫作米糧局的公社任教，並且限我半個月之內就去報到。消息傳來，孩子們都哭了，我也流淚了。那是一個11月末的冷天，村裏的大多數人都趕來了。鄉親們把我送到村口，一個叫楊招弟的大娘揣給我幾個一直沒舍得吃掉的中秋月餅，說是讓我路上當幹糧。隊裏的車倌兒拴牢子趕著大車送的我，這一天我們趕了80多裏山路，夜幕降臨時，才來到米糧局公社。拴牢子的兩個兒子都是我教過的，每學期我都給他們免除學費。臨別時，這位倔強的漢子也有些哽噎。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至今猶在耳邊：“鄧老師，你要是在這兒呆得不好，我就再來把你接回去！”

就這樣，我結束了五年多在大哈達的灰色歲月。由於我在新的單位給學區寫了不少經驗總結和典型材料，很受旗教育局一些領導的賞識，1973年夏天就把我調到旗鎮當了中學老師。1977年底，我有幸參加了高考，1978年初我來到北京上大學，畢業後就沒再回內蒙，離大哈達越來越遠了。1990年和1996年夏季，我曾兩次回到旗鎮，但都因為下雨公路翻漿不準車行而未能回到大哈達。近30年了，越是隨著時間的久遠，越是在我心中積壓了沉甸甸的思念。

五年多的時間不算短，令人難以忘懷的事情實在是太多太多，區區一篇小文又怎能容納？然而，那遠去的灰色歲月，那魂牽夢繞的小山村，時時教我自省，催我自新，要我牢牢守護住自己心靈上這最後一方淨土……

（寫於 2001年3月6日，發表於2001年6月號《傳記文學》雜誌，收錄於漓江出版社《2001 中國年度最佳傳記文學》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