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批評聲浪湧向穀愛淩，忠誠度與雙重國籍之爭

美國的批評聲浪正在湧向穀愛淩，我們不知道穀愛淩是否能夠承受得住這麽大的輿論壓力。我不指責任何人代表任何國家競賽的熱情，我認為你想代表哪國是各人的自由選擇，穀愛淩的斯坦福隊友就是美國出生但是代表英國出征。

我遺憾的是兩點：首先中國變成了美國的敵國；另外就是中國在國籍問題上給了穀愛淩開後門的特殊待遇。我們是否可以借此話題呼籲中國政府承認雙重國籍？

美國國會議員在議長約翰遜出席下說出這番話：“看看那些運動員，我都不想點名，他們在美國訓練，住在美國，生在美國，享受著美國給他們的自由，卻連一點尊重都不肯給這個給了他們一切的國家，不肯代表這個國家出戰。我真搞不懂，但是我就能想到兩千萬個理由（這裏暗指穀愛淩每年掙2300萬美元）。但我最後注意到，那位並沒有坐飛機回那個共產國家，而是回到了自由之地—美利堅，這個世界上最棒、給他們機會的國家（這裏顯然是指穀愛淩）。再對比一下男子冰球隊，他們為自己是美國人而驕傲，他們拚盡一切，把熱血留在冰麵上。所以，我們要向所有在美國訓練、為祖國自豪的美國運動員致敬”。

耶魯校友們似乎對斯坦福學生不友好啊，雖然斯坦福現在是耶魯前校長的兒子掌舵。繼美國副總統和耶魯校友萬斯批評之後，美國財長和耶魯校友貝森特也加入到對穀愛淩的批評中：“就像那位年輕的奧運選手一樣，副總統在前一檔節目裏提到的那位。美國對她很好，但她卻被出賣到了中國。美國對索羅斯先生也很好”。穀愛淩讓貝森特想起了自己的前老板索羅斯，既然他認為穀愛淩被出賣給了中國，那麽索羅斯被出賣給了哪國？難道是俄羅斯？

穀愛淩認識到自己成為沙袋被人擊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成為了美國的頭號敵國，她在斯坦福主修的國際政治沒有白學。她調侃量子力學的話也被斯坦福人擢穿，因為她根本沒有學過，到是在斯坦福東亞係選過課。

她也應該明白自己在美國的路會很難了，公司讚助是依靠品牌形象的，美國除總統之外的兩位高官如此批評她，國會議員的批評聲也上來了，使她的忠實度和誠信嚴重受損。她不可能兩頭通吃，應該盡快拿到斯坦福學位後回國。我們也希望中國政府，應該能像允許這位特殊人才雙重國籍那般，最好不要要求她每天讀初心論或紅寶書。

讀了《Stanford Review》關於穀愛淩的文章後，我感到這份由彼得·蒂爾（Peter Thiel）創辦的斯坦福保守派雜誌，確實帶著鮮明的斯坦福烙印。他們對穀愛淩的批評幾乎都是從“金錢”談起，斯坦福人真是絕了，他們討論穀愛淩也是圍繞男女運動員收入差距展開。在他們的敘事裏，核心始終是錢，而事實上，她如今已是全球收入排名第四的運動員。

斯坦福的文章當然指責穀愛淩選擇利益而非國家，把她貼上所謂“具有中國特征的女權主義者”的標簽。

文章還源引了美國東海岸名校的曆史性人物，這是斯坦福所欠缺的，例如哈佛的肯尼迪和校園郵件殺手Ted Kaczynski，以及耶魯的民族英雄內森·黑爾（Nathan Hale）。Nathan雙腳困綁的塑像在耶魯老校園，這是他的名言：“我唯一的遺憾，是我隻有一次生命可以獻給祖國”。他們借此類比，稱穀愛淩似乎“隻有一次生命可以獻給自己”。

這種說法聽起來尖銳，但邏輯也很清楚的，她在美國長大，卻選擇代表共產中國參賽。在美國保守派看來，這是一種難以理解的“情懷”。她是否真的要把一生奉獻給共產黨中國？還是隻是在兩個國家之間尋找自己的位置？這本身就是一個現實而複雜的問題。

斯坦福最傑出的運動雖然批評穀愛淩，但是遇見愛爾蘭的二千萬美元也有妥協：“美國獲得奧運獎牌最多的女子運動員、斯坦福校友凱蒂·萊德基（Katie Ledecky）終於就此事打破沉默。她說：“我對穀愛淩把金錢置於國家之上的決定感到極度厭惡。我作為一名沒有報酬的運動員，為這個偉大的國家贏得了14枚獎牌。”萊德基在聲明的最後說：“Tiocfaidh ár lá”（意為“我們的日子將會到來”），並宣布她將接受一份價值2000萬美元的合同，代表愛爾蘭參賽，以慶祝她的母係血統。””

在我看來，美國保守派的批評背後，讓我們更深層的遺憾在於：原本可以合作的兩個國家，如今卻處於高度對立之中。中國是如何發展成為一個被美國民眾和政治家視為頭號競爭對手甚至敵手的國家？美國行政高官和國會議員已經在演講中公開指責穀愛淩的忠誠度，這讓像穀愛淩這樣擁有雙重文化背景的年輕人無所適從。身處兩個國家之間，她在任何一邊都可能被要求“表態”與“站隊”。

我勸她趕快拿到斯坦福學位後回國，在灣區己經很危險了，她在斯坦福的宿舍號碼被人好奇拍後，盜賊入她宿舍將所有抽屜都翻遍，這是很恐怖的事件。她甚至會有生命危險，因為在校園附近己經有人跟蹤他，需要警察的緊急解救，她應該從那幾千萬美金中拿錢雇幾個私人保鏢。

從法律上講，美國很難取消她的國籍，因為她出生在美國；而從現實操作看，中國方麵事實上給予她某種特殊安排，使她在實踐中呈現出雙重國籍。問題在於，中國法律並不承認雙重國籍，卻在個案中進行靈活處理。這種現實與法律之間的張力，是否可能成為推動製度調整的契機？

讀者問我，既然雙重國籍對中國隻有好處，那麽為什麽中國不修改法律？我隻有說曆史原因不可忽視。在20世紀50年代，許多華人同時擁有中國與印尼國籍，中國向印尼輸出共產主義，印尼社會由此產生緊張情緒，甚至出現排華浪潮。主要是認為華裔不忠，導致大量華人被殺。周恩來當年因此強調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以避免海外華人陷入政治困境。

這一政策在當時有其曆史背景，但是時代已經改變。今天，許多國家，包括與中國有密切合作關係的國家，都承認雙重國籍。在全球化和人口流動高度頻繁的當下，是否有必要重新審視這一政策。這些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當時雙重國籍恐怕也為美國政客找到更多排華的理由。

穀愛淩的案例，或許會成為一個現實樣本。事實上，當法律條文與實際操作出現明顯落差時，製度遲早需要麵對調整的壓力。當然，任何製度變革都不容易，往往需要社會與政治層麵的深刻推動。我們知道讓中國貓兒改革政策是何其難的事情，隻有白紙運動可能危及他的政權時才有可能鬆動。我們也隻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