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教授在校園炸彈中幸存，卻可能栽在愛潑斯坦郵件上

在耶魯大學任教40多年的著名計算機科學教授葛倫特，近日因一封與愛潑斯坦有關的推薦郵件而陷入輿論風波。由於在郵件中措辭不當，他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有人甚至擔心，這可能會成為他自1982年在耶魯執教以來的最後一堂課。我們仍希望事情不要走向極端，畢竟那次失言並非不可挽回的嚴重過錯。

照片取自聖路易斯耶魯社區歡迎耶魯校長沙利文前來演講的照片，當時好多包括參議員在內的重量級人物出場。

回顧葛倫特教授的職業生涯，他在計算機科學領域貢獻卓著，思想活躍、著述豐富。耶魯這學校是個神奇的地方，葛倫特作為計算機教授，他還在藝術、宗教和政治等領域擁有廣泛的興趣。他是極小數支持川普首次競選美國總統的耶魯教授，川普獲勝後曾經考慮任命他為白宮科學顧問。

美國媒體這樣評價葛倫特教授：“一個頑固而獨立的思想者。在大多為自由派的常春藤教授群體中，他是個保守派；在常常不信宗教的計算機科學家行列中，他卻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人……”

葛倫特曾經在《華爾街時報》上發表文章稱希拉裏·克林頓“假得就像三美元鈔票一樣”，並表示巴拉克·奧巴馬“執政方式就像一個三流的暴君”。

幸好他有耶魯終身教職，不然工作不保，這次也引發《耶魯每日新聞》討論耶魯終身製，因為他們停了終身教授的授課權。

然而，在葛倫特教授的人生中，更為人所知的一段經曆，卻帶有幾分傳奇的色彩，他曾在震驚全美的“校園炸彈客”事件中死裏逃生。

上世紀後半葉，美國發生了一係列連環郵包爆炸案，因為目標是針對美國大學校園，被稱為“Unabomber”事件。凶手後來被確認為數學家出身的極端主義者Ted Kaczynski。這位波蘭裔天才少年在16歲進入Harvard University就讀，本科畢業後在University of Michigan獲得博士學位，並曾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擔任助理教授。

然而，Kaczynski後來辭去教職，隱居於蒙大拿州荒野之中，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鄰居隻有在他洗澡時看到水從他的木屋流出，他有時也去附近的圖書室讀古書，騎著他的破自行車。他時爾靠親戚接洽些錢生活，一個大男人沒有家，幾十年都是如此。

1978年至1995年間，他開始對社會發表聲明，但是以一種極端殘酷的方式。他通過郵寄自製炸彈，襲擊西北或耶魯等大學教授、航空業人員及科技從業者，試圖以暴力方式對抗他所痛恨的現代科技文明。案件持續17年，造成3人死亡、23人受傷，成為美國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內恐怖主義案件之一。

1995年，Kaczynski向媒體寄送他的宣言《工業社會及其未來》。他確實是一個擁有理想與人文關懷的人，雖然手段不值得提倡，他的有些言論適合於人類現在對AI的擔擾。

他的弟弟 David Kaczynski 讀到報紙上刊登的宣言後，覺得文風與哥哥非常相似。經過反複猶豫，他與妻子將這一懷疑報告給律師，律師再聯係了FBI。

FBI通過語言分析與搜查證據，最終在1996年4月於美國蒙大拿州林中小屋將他逮捕。

Ted Kaczynski沒有被判死刑，而是在認罪協議下被判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他於2023年6月10日死於美國聯邦監獄醫療中心，那中心位於北卡羅來納州，從寒冷的蒙大拿到達溫暖的美國南方。官方通報稱其死因為自殺，當時他己經81歲。

1993年6月，其中一枚郵包被寄往耶魯大學，收件人正是葛倫特教授。Kaczynski之所以鎖定計算機科學學者，與他對信息技術改變社會結構的強烈敵意密切相關。從現在AI處於支配人類的趨勢，以及諾貝爾獎得主擔心人工智能可能威脅人類文明看，Kaczynski絕對是一個預言家，他在幾十年前就通過殘酷的方式向人類傳遞了警告信息。

當葛倫特在辦公室拆開包裹時，炸彈瞬間爆炸。他的右手嚴重受損，腹部和胸部遭受重創，視力也受到影響。後來披露，炸彈內置金屬碎片和高爆材料，顯然具有致命意圖。能夠幸存，既有爆炸規模與姿態的偶然因素，也得益於及時有效的醫療救治。

我就非常奇怪了，Kaczynski在蒙大拿的小木屋，怎麽搞到那些金屬碎片和高爆材料的？

爆炸使他失去了部分手指，神經係統與身體功能留下長期後遺症。此後多年，他右手終身受損，常戴手套遮掩傷痕，並接受多次外科修複手術。但他頑強地活了下來，重返課堂，繼續寫作與思考。

葛倫特教授多年來很多次公開談及1993年炸彈襲擊對他個人、思想與寫作的深遠影響。他的反思大致可以歸納為幾個方麵：

他回憶說，爆炸發生的一瞬間，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可能會死”。那種突如其來的瀕死體驗，讓他第一次以極其具體的方式麵對死亡，而不是抽象的哲學問題。

他後來寫道，死亡不再隻是概念，而是“貼在皮膚上的現實”。這種體驗改變了他對時間、生命意義與日常生活的感受。

身體殘疾帶來的長期影響。爆炸導致他右手嚴重受損，據說四根手指被炸斷，長期神經疼痛伴隨終身。他曾坦言書寫變得困難，精細操作能力受限，持續疼痛影響睡眠與專注。

但他強調，真正改變他的並非“失去幾根手指”，而是對脆弱性的認識，身體的完整並非理所當然。

襲擊之後，他的宗教信仰變得更加明確。他後來出版了回憶錄：在書中，他詳細描述爆炸經過與康複過程，並探討苦難與信仰之間的關係。他認為苦難並不自動帶來意義，但人可以選擇如何回應苦難。他曾表示，爆炸事件讓他更認真地思考上帝、靈魂與來世的問題。

政治上他也變得更加保守，多次在電視上公開批評耶魯學生大多擺脫了信仰上帝的傳統，他自己也從改革派猶太人變成了Orthodox Jew。

他出生在一個改革派猶太教的知識分子家庭，這是美國較為自由化和對傳統律法遵守較為寬鬆的猶太教派。後來在成年後，他逐漸轉向更傳統的宗教實踐，最終成為一名Orthodox Jew（正統派猶太人）。

他在多次訪談和文章中提到，這種轉變與他對猶太傳統、美國文明以及宗教信仰本身的重新思考有關。尤其是在經曆1993年炸彈襲擊之後，他的宗教表達變得更加明確和公開。

有趣的是，盡管襲擊者是因憎恨現代科技而行凶，葛倫特教授並未因此放棄對科技的熱愛。但他承認：科技並非價值中立；現代社會的節奏與方向值得反思；技術進步不能替代道德與精神追求；這使他的思想後來逐漸從純計算機科學擴展到文化與文明評論。

他曾說，真正需要對抗的不是炸彈，而是恐懼。如果恐懼讓人沉默、退縮或改變立場，那麽襲擊者就贏了。

因此他選擇繼續公開寫作、講課、發聲，而不是隱退。他並未把自己塑造成“英雄”，而是強調“幸存者的責任”：既然活了下來，就必須繼續思考、表達和參與公共討論。

一個曾在致命爆炸中幸存的學者，如今卻可能因為一封措辭不當的郵件而告別講壇。這是命運的諷刺，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