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春無歌
4、夜訪山鄉
被高山環繞的條石溝的夜很長，從秋到春，每天午後四點左右天就黑下來了。我和姐姐想用晚飯後的時間做點事兒。白天幹活兒時，我們發現這裏不識字的人太多了，很多人對外麵的世界一無所知。不用說坐火車，連見過火車的人都寥寥無幾,絕大多數老人一輩子都沒有走出過這大山深處。隊裏的男社員穿的都是家織布做的褲褂，隻有黑白兩種顏色,每家吃的最好的飯是高粱米飯，大多數時間吃的是地瓜麵和高粱米麵，用鹽醃製的鹹白菜、鹹蘿卜是他們大半年的主菜。到條石溝以前，我沒有想到“翻身得解放”的貧下中農依然像他們的父輩祖輩一樣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更沒有想到他們依然“一窮二白”，一無所有，依然貧困、落後和愚昧,但是他們也淳樸、善良。
我和姐姐無休無止地討論著這個話題，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農民講習所”，想起了“山村女教師”。我們決定一點點的做起，教社員學文化,從識字開始，從一個人開始教起。我們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生產隊飼養員魏大叔的女兒“大琴頭”。她十六歲，長得比我還高，已經在隊裏幹了好幾年農活了,她一天學也沒有上過，一個字都不認識。1966年四清工作隊進村以後，她背會了幾條語錄，可還是不識字。一天晚飯後，我們去了她家，告訴她我們的想法，她一邊微笑著聽，一邊不停地幹著活兒:洗碗、剁飼料、背妹妹。等她終於坐下來時，我們拿出早準備好的紙筆，工工整整寫下她的名字，教她認字，一筆一劃地寫，可是她心不在焉，一會兒去找雞，一會兒去看豬，又找出了鞋底納，時不時地抬頭看著我們寫的字出神。
我們搞不懂她在想什麽，一遍遍手把手地教她寫，她卻怎麽也寫不好。我靈機一動說，幹脆教她寫“毛主席萬歲”吧，報上不是常說那些大字不識的貧下中農認識和會寫的第一句話，治好的聾啞人會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這五個字嗎？五個字在我們手把手的幫助下寫出來了,但“大琴頭”含著歉意對我們說，她不想學識字。她告訴我們，她的爸爸媽媽都不識字，不也過了一輩子嗎？她現在要做的就是多掙工分，多幹家務活，幫助父母撐起這個家，帶好弟弟妹妹。而且她已經訂了婚，一兩年內就要出嫁了,將來就是生孩子、帶孩子、打狗喂豬，認不認識字都是一樣的。我和姐姐無話可說。
我們曾經以為她希望能上學，能識字，能讀書。我們真的不了解農村，不了解農民，這樣怎麽能接受“再教育”呢？我倆做了新的決定:要做農村調查，逐家逐戶走訪，了解整個大隊的政治、經濟、文化、人際關係的現狀和曆史。每天晚飯後我們走訪一戶農家。在村民的石板炕上，我們聽世代居住在這裏的人們講民國年間鬧“胡子”的故事，講合作化、四清運動的件件往事，也講賣果種菜、打柴脫坯、養豬養雞，兒女成親。一邊聽他們談古論今，一邊跟大嬸大嫂們學會了操著吱吱呀呀的紡車紡線。最讓我得意的是我們跟"小佬頭"的媽媽學會了用老式織布機織出“家織布”，也學會了按照她們的獨特方法做鞋。
走遍了東隊,我們又去離住處三裏遠的下溝南、北兩個生產隊走訪。在風寒夜冷的晚上，我們握著手電筒，提著打狼棒，走在條石溝的山間小路上，走進一戶戶社員的家裏。在石板炕上和村民度過的每一個夜晚，我們都有新的發現和感受。在這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山村裏，我們看到了赤裸裸的物質貧窮、精神貧乏和困境中的無助,知道了終年累月折磨農民們的種種病痛。
特別讓我們震驚的是在王永福大叔家看到的“買賣婚姻”實地演出。大叔家的兒子隻有十五歲，媒人介紹的女孩也隻有十六歲。女孩因想繼續讀中學，就把自己“聘”出去，並親筆寫了一紙她自己稱為“賣身契”的協議，稱：“彩禮800元，中學畢業後完婚。”在媒人的帶領下，女孩到王永福家“相門戶”、“過彩禮”。我和姐姐對看到的一幕迷惑，可很多社員卻交口稱讚，說這個女孩有主意、懂事、有自己的主張，因為在這個山鄉，想讀書、能讀書的女孩子實在太少了。這個女孩確實引起了很多家長們的羨慕：對家庭有責任感，為父母分擔、並且“不貪財”，因她隻為父母要了錢，沒有為自己要嫁裝。
在後來的走訪中我和姐姐知道了在這裏要彩禮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管是普通社員，還是大隊幹部，沒有不要彩禮的家庭。我們看到的彩禮單中就有一份是大隊革委會委員、大隊團支部副書記何某開出的。她所要的有:350元現金、50尺布、8個家織布（每個21尺）、四套衣服、一台縫紉機。我們算了算，這些東西大約需用1000餘元人民幣，是一個男勞力三四年的全部收入。一般的彩禮是七、八百元，起碼500元以上。要最低彩禮錢的是地主富農家的女孩子，最低的隻有200元。階級路線貫徹在所有的生存空間。
彩禮商定,家長就帶女孩到男孩家見麵，名曰“相門戶”。相門戶的內容是“過錢”，交彩禮。過了彩禮金，就要開始張羅辦喜事。商討“過彩禮”的過程像是一場交易。女方說:“先過400吧,”男方說:“太多了，拿不出來呀，緩一緩吧。”“那先過200吧，不能再少了。”“好說，好說，親戚都做成了,還在乎這個？”這是“相門戶”時，吃過了“八大碗”之後不可缺少的一幕。這樣的情景在條石溝，在範家公社，在綏中，在遼西，甚至全國的農村都是大同小異吧。
我們是在"男女平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宣傳鼓噪下成長起來的，從沒有懷疑這個宣傳的真實性，可是，條石溝這個小山村的現實擊碎了我們的想象。五十年後，“要彩禮”，也許改頭換麵，也許花樣百出，仍遍布城鄉，被絕大多數人所認可。當婚姻的雙方協商“房子、汽車、金錢”這個彩禮的“升級版”的時候，再不會有人像我們當初那樣的“大驚小怪”了。
當年的走訪戶中，我記憶最深的是下溝趙雲霞大娘家。趙大娘家是全大隊“苦大仇深”的典型，大隊書記在會上這樣講，可是當他和我們偶遇，知道我倆要去趙家，竟神情不悅，板著臉說：“這麽晚了，還跑那麽遠幹什麽？” 真搞不懂他的兩副麵孔！
在趙家，受到了大娘和她老伴兒的熱情接待。我們多次重訪趙雲霞大娘家，還在她家熱乎乎的炕頭上度過了難忘的一夜。我們在趙大娘家裏聽到的不是她對“舊社會”的血淚控訴，而是“挨餓”的六十年代裏村民吃橡子麵、觀音土被“撐死”的往事和大小隊幹部貪汙、腐敗的一件件有真憑實據的往事。趙大娘的家距離大隊部幾十步之遙，他們老倆口隻有一個女兒，早已結婚，在公社供銷社上班，她的坎坷身世就帶著這個大隊的部分秘密，但我們從未見過她。
趙大爺純樸、寡言、溫和的模樣，趙大娘善良、耿直的秉性和慈祥麵容，深深刻印在我的腦海中，終生都不會忘記。他們對我和姐姐一見如故，無話不談，沒有任何防備之心。我和姐姐也沒有辜負他們的信任，對他們所講的“嚴重問題”守口如瓶，直到今天。
青春無歌 (4): 夜訪山鄉
旭子 (2026-01-21 08:45:13) 評論 (1)第三章 青春無歌
4、夜訪山鄉
被高山環繞的條石溝的夜很長，從秋到春，每天午後四點左右天就黑下來了。我和姐姐想用晚飯後的時間做點事兒。白天幹活兒時，我們發現這裏不識字的人太多了，很多人對外麵的世界一無所知。不用說坐火車，連見過火車的人都寥寥無幾,絕大多數老人一輩子都沒有走出過這大山深處。隊裏的男社員穿的都是家織布做的褲褂，隻有黑白兩種顏色,每家吃的最好的飯是高粱米飯，大多數時間吃的是地瓜麵和高粱米麵，用鹽醃製的鹹白菜、鹹蘿卜是他們大半年的主菜。到條石溝以前，我沒有想到“翻身得解放”的貧下中農依然像他們的父輩祖輩一樣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更沒有想到他們依然“一窮二白”，一無所有，依然貧困、落後和愚昧,但是他們也淳樸、善良。
我和姐姐無休無止地討論著這個話題，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農民講習所”，想起了“山村女教師”。我們決定一點點的做起，教社員學文化,從識字開始，從一個人開始教起。我們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生產隊飼養員魏大叔的女兒“大琴頭”。她十六歲，長得比我還高，已經在隊裏幹了好幾年農活了,她一天學也沒有上過，一個字都不認識。1966年四清工作隊進村以後，她背會了幾條語錄，可還是不識字。一天晚飯後，我們去了她家，告訴她我們的想法，她一邊微笑著聽，一邊不停地幹著活兒:洗碗、剁飼料、背妹妹。等她終於坐下來時，我們拿出早準備好的紙筆，工工整整寫下她的名字，教她認字，一筆一劃地寫，可是她心不在焉，一會兒去找雞，一會兒去看豬，又找出了鞋底納，時不時地抬頭看著我們寫的字出神。
我們搞不懂她在想什麽，一遍遍手把手地教她寫，她卻怎麽也寫不好。我靈機一動說，幹脆教她寫“毛主席萬歲”吧，報上不是常說那些大字不識的貧下中農認識和會寫的第一句話，治好的聾啞人會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這五個字嗎？五個字在我們手把手的幫助下寫出來了,但“大琴頭”含著歉意對我們說，她不想學識字。她告訴我們，她的爸爸媽媽都不識字，不也過了一輩子嗎？她現在要做的就是多掙工分，多幹家務活，幫助父母撐起這個家，帶好弟弟妹妹。而且她已經訂了婚，一兩年內就要出嫁了,將來就是生孩子、帶孩子、打狗喂豬，認不認識字都是一樣的。我和姐姐無話可說。
我們曾經以為她希望能上學，能識字，能讀書。我們真的不了解農村，不了解農民，這樣怎麽能接受“再教育”呢？我倆做了新的決定:要做農村調查，逐家逐戶走訪，了解整個大隊的政治、經濟、文化、人際關係的現狀和曆史。每天晚飯後我們走訪一戶農家。在村民的石板炕上，我們聽世代居住在這裏的人們講民國年間鬧“胡子”的故事，講合作化、四清運動的件件往事，也講賣果種菜、打柴脫坯、養豬養雞，兒女成親。一邊聽他們談古論今，一邊跟大嬸大嫂們學會了操著吱吱呀呀的紡車紡線。最讓我得意的是我們跟"小佬頭"的媽媽學會了用老式織布機織出“家織布”，也學會了按照她們的獨特方法做鞋。
走遍了東隊,我們又去離住處三裏遠的下溝南、北兩個生產隊走訪。在風寒夜冷的晚上，我們握著手電筒，提著打狼棒，走在條石溝的山間小路上，走進一戶戶社員的家裏。在石板炕上和村民度過的每一個夜晚，我們都有新的發現和感受。在這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山村裏，我們看到了赤裸裸的物質貧窮、精神貧乏和困境中的無助,知道了終年累月折磨農民們的種種病痛。
特別讓我們震驚的是在王永福大叔家看到的“買賣婚姻”實地演出。大叔家的兒子隻有十五歲，媒人介紹的女孩也隻有十六歲。女孩因想繼續讀中學，就把自己“聘”出去，並親筆寫了一紙她自己稱為“賣身契”的協議，稱：“彩禮800元，中學畢業後完婚。”在媒人的帶領下，女孩到王永福家“相門戶”、“過彩禮”。我和姐姐對看到的一幕迷惑，可很多社員卻交口稱讚，說這個女孩有主意、懂事、有自己的主張，因為在這個山鄉，想讀書、能讀書的女孩子實在太少了。這個女孩確實引起了很多家長們的羨慕：對家庭有責任感，為父母分擔、並且“不貪財”，因她隻為父母要了錢，沒有為自己要嫁裝。
在後來的走訪中我和姐姐知道了在這裏要彩禮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管是普通社員，還是大隊幹部，沒有不要彩禮的家庭。我們看到的彩禮單中就有一份是大隊革委會委員、大隊團支部副書記何某開出的。她所要的有:350元現金、50尺布、8個家織布（每個21尺）、四套衣服、一台縫紉機。我們算了算，這些東西大約需用1000餘元人民幣，是一個男勞力三四年的全部收入。一般的彩禮是七、八百元，起碼500元以上。要最低彩禮錢的是地主富農家的女孩子，最低的隻有200元。階級路線貫徹在所有的生存空間。
彩禮商定,家長就帶女孩到男孩家見麵，名曰“相門戶”。相門戶的內容是“過錢”，交彩禮。過了彩禮金，就要開始張羅辦喜事。商討“過彩禮”的過程像是一場交易。女方說:“先過400吧,”男方說:“太多了，拿不出來呀，緩一緩吧。”“那先過200吧，不能再少了。”“好說，好說，親戚都做成了,還在乎這個？”這是“相門戶”時，吃過了“八大碗”之後不可缺少的一幕。這樣的情景在條石溝，在範家公社，在綏中，在遼西，甚至全國的農村都是大同小異吧。
我們是在"男女平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宣傳鼓噪下成長起來的，從沒有懷疑這個宣傳的真實性，可是，條石溝這個小山村的現實擊碎了我們的想象。五十年後，“要彩禮”，也許改頭換麵，也許花樣百出，仍遍布城鄉，被絕大多數人所認可。當婚姻的雙方協商“房子、汽車、金錢”這個彩禮的“升級版”的時候，再不會有人像我們當初那樣的“大驚小怪”了。
當年的走訪戶中，我記憶最深的是下溝趙雲霞大娘家。趙大娘家是全大隊“苦大仇深”的典型，大隊書記在會上這樣講，可是當他和我們偶遇，知道我倆要去趙家，竟神情不悅，板著臉說：“這麽晚了，還跑那麽遠幹什麽？” 真搞不懂他的兩副麵孔！
在趙家，受到了大娘和她老伴兒的熱情接待。我們多次重訪趙雲霞大娘家，還在她家熱乎乎的炕頭上度過了難忘的一夜。我們在趙大娘家裏聽到的不是她對“舊社會”的血淚控訴，而是“挨餓”的六十年代裏村民吃橡子麵、觀音土被“撐死”的往事和大小隊幹部貪汙、腐敗的一件件有真憑實據的往事。趙大娘的家距離大隊部幾十步之遙，他們老倆口隻有一個女兒，早已結婚，在公社供銷社上班，她的坎坷身世就帶著這個大隊的部分秘密，但我們從未見過她。
趙大爺純樸、寡言、溫和的模樣，趙大娘善良、耿直的秉性和慈祥麵容，深深刻印在我的腦海中，終生都不會忘記。他們對我和姐姐一見如故，無話不談，沒有任何防備之心。我和姐姐也沒有辜負他們的信任，對他們所講的“嚴重問題”守口如瓶，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