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春無歌
1、到農村去
1968年，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全國山河一片紅”，我們被告知：複課鬧革命。遠離課堂、書本兩年多的我們回到自己的教室,可等待我們的不是複課，而是“軍訓”。我們的編製從學校的“班”變成了軍隊的“排”，排長由軍宣隊任命,“排”的日程包括接受軍訓、學唱“紅歌”、學跳“忠字舞”，還有每日三次揮舞"紅寶書"對著領袖像背誦"三忠於四無限"的誓言。
夏季過後，我們的世界裏每天都響著這樣一段語錄：“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拿什麽去辨別他呢？隻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從軍宣隊的宣講到中央電台的廣播，“和工農結合”很快與“上山下鄉”畫上了等號。對我們來說，要革命就要和工農結合，就要到農村去,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我們從兩年多的狂熱中安靜下來，報名上山下鄉。我在學校和朋友們議論，在家裏和姐姐探討,對上山下鄉的決定雖然興奮，卻也迷茫，雖然堅定，也會疑慮。那畢竟是一個陌生的環境，一個未知的世界，等待我們的是一個什麽樣的天地，無從想象。
讀小學時，我看過一本叫《邊疆曉歌》的書，後來又看過一本《軍墾戰歌》，知道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許多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初、高中畢業生到邊疆落戶，參加農業勞動。他們建設祖國的理想，不畏艱險的拚搏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我最欽佩的是一個叫魚姍玲的上海青年。在文革中我才知道了他們去邊疆去農村的原因是由於他們的“家庭出身”。因為貫徹“階級路線”，他們沒有了在城市升學就業的可能，不得不“選擇”去那裏的。文革前，我們市也有一些被動員下鄉的青年人，我的鄰居於長玲就是其中的一個。
在下鄉之前，班裏分成幾個組開“鑒定”會，實際上是劃一個“路線鬥爭”的界標，給每一個人都打上一個“烙印”。我被劃分到的小組裏有一個文革中參加紅衛隊，在校內校外都打過人的成員，似乎取得了隨意給別人“定性”的“特權”，他主宰著鑒定的調子。我和其它糟字派同學被寫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階級、路線覺悟低，被走資派蒙蔽，站在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一邊，站錯了隊”,他則朗朗上口的念著給自己的鑒定：“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積極參加運動，勇敢和走資派鬥爭，誓死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那種氣勢，無知和狂妄，讓我無語。而就是這個鑒定，要裝進每個人的檔案，跟著我們上山下鄉。下鄉之前,我們全“排”同學被分成了六個小組,以小組為單位做自我總結,再由組長評價，做出鑒定。據說這個鑒定要裝進一個叫“檔案”的東西裏，跟隨我們“走入社會”將終生不離不棄。我不想背著這個包袱到農村去被歧視，被壓製，經過文革鍛煉的整人者在我心中真的很可怕，我憂心忡忡。
排”裏開大會時，三個申請因病留城的同學念了各自申請，大家表決一致通過。還有一個同學斷斷續續、小心翼翼地說：“沒有下鄉要帶的行李、被單、臉盆等用品，請求學校給予補助。”議論聲中，一個男生不屑地嘲諷："是要嫁裝呀？"引起了一些人的哄笑。這個同學沒有得到任何補助。看到班裏掌控話語權的某些人對家境困難同學的冷漠無情，我對自己下鄉後的境遇又增加了一絲擔憂。
我把經曆的這一切和想到的問題告訴了姐姐，姐姐提出：既然我們倆都要下鄉，那我們就去同一個地方好了。從決定下鄉的時候起，我以為隻能和同班同學在一起，沒想過也可以有另外的選擇。爸爸媽媽聽了姐姐的話，覺得有道理，我們去一個地方即可以互相照顧，又可以讓家裏少一點擔憂。姐姐說，她下鄉的地方是偏僻山鄉，交通不便，貧窮落後，比我要去的地方苦得多，我要求去那裏，學校沒有理由不同意。我和姐姐的要求得到了雙方學校的批準，我們要插隊的地方是綏中縣範家公社條石溝大隊。
姐姐告訴我，分在她一個青年點的同學加上我共10個人，都是“糟字派”，帶隊的邢長利是校革委會的委員，也是“糟字派”。我想到不會和給我做鑒定的人到一個地方去，不會挨整了，心裏頓時輕鬆起來。可是，我也不能和慧潔、劉臨、柳力利、國麗文在一起了，要離開我的糟字派戰友們了，我就要告別錦州中學了，心裏還是很難過。
10月6日一早，我趕到慧潔家，和她的一家人一起送她去車站。在站台上，她的姥姥、媽媽放聲大哭，嚎啕大哭，捶胸頓足的哭，她們的哭聲和站台上所有送行人們的哭聲連成一片,驚天動地。我和慧潔緊緊地抱在一起，淚流滿麵。
火車徐徐開動，我們揮手告別。那一刻，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心裏無比空虛。終日廝守在一起的朋友，可以暢所欲言、言無不盡的朋友，帶給我無比溫暖、友愛、信賴的朋友和我分開了，離我遠去了，不知何時再聚，不知能否再聚。我不去擦臉上肆意奔流的淚水，在心裏說：再見了，我親愛的朋友，再見了，我的少年時代。
我要離開那個讀了兩年書，鬧了兩年多“革命"的學校和那個被折騰得麵目全非的班級。從此，山水相隔。從此，各奔東西。我和姐姐又有了我們關於理想、前途、奮鬥目標的設想，我們每天都唱著那首至今都不曾忘卻的歌：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革命最艱苦的地方去。從此，我和姐姐和我們的同代人都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知識青年”。它的隊伍在短短的幾年內，達到了一千七百萬人。
青春無歌 (1): 到農村去
旭子 (2026-01-15 07:52:33) 評論 (1)
第三章 青春無歌
1、到農村去
1968年，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全國山河一片紅”，我們被告知：複課鬧革命。遠離課堂、書本兩年多的我們回到自己的教室,可等待我們的不是複課，而是“軍訓”。我們的編製從學校的“班”變成了軍隊的“排”，排長由軍宣隊任命,“排”的日程包括接受軍訓、學唱“紅歌”、學跳“忠字舞”，還有每日三次揮舞"紅寶書"對著領袖像背誦"三忠於四無限"的誓言。
夏季過後，我們的世界裏每天都響著這樣一段語錄：“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拿什麽去辨別他呢？隻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從軍宣隊的宣講到中央電台的廣播，“和工農結合”很快與“上山下鄉”畫上了等號。對我們來說，要革命就要和工農結合，就要到農村去,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我們從兩年多的狂熱中安靜下來，報名上山下鄉。我在學校和朋友們議論，在家裏和姐姐探討,對上山下鄉的決定雖然興奮，卻也迷茫，雖然堅定，也會疑慮。那畢竟是一個陌生的環境，一個未知的世界，等待我們的是一個什麽樣的天地，無從想象。
讀小學時，我看過一本叫《邊疆曉歌》的書，後來又看過一本《軍墾戰歌》，知道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許多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初、高中畢業生到邊疆落戶，參加農業勞動。他們建設祖國的理想，不畏艱險的拚搏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我最欽佩的是一個叫魚姍玲的上海青年。在文革中我才知道了他們去邊疆去農村的原因是由於他們的“家庭出身”。因為貫徹“階級路線”，他們沒有了在城市升學就業的可能，不得不“選擇”去那裏的。文革前，我們市也有一些被動員下鄉的青年人，我的鄰居於長玲就是其中的一個。
在下鄉之前，班裏分成幾個組開“鑒定”會，實際上是劃一個“路線鬥爭”的界標，給每一個人都打上一個“烙印”。我被劃分到的小組裏有一個文革中參加紅衛隊，在校內校外都打過人的成員，似乎取得了隨意給別人“定性”的“特權”，他主宰著鑒定的調子。我和其它糟字派同學被寫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階級、路線覺悟低，被走資派蒙蔽，站在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一邊，站錯了隊”,他則朗朗上口的念著給自己的鑒定：“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積極參加運動，勇敢和走資派鬥爭，誓死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那種氣勢，無知和狂妄，讓我無語。而就是這個鑒定，要裝進每個人的檔案，跟著我們上山下鄉。下鄉之前,我們全“排”同學被分成了六個小組,以小組為單位做自我總結,再由組長評價，做出鑒定。據說這個鑒定要裝進一個叫“檔案”的東西裏，跟隨我們“走入社會”將終生不離不棄。我不想背著這個包袱到農村去被歧視，被壓製，經過文革鍛煉的整人者在我心中真的很可怕，我憂心忡忡。
排”裏開大會時，三個申請因病留城的同學念了各自申請，大家表決一致通過。還有一個同學斷斷續續、小心翼翼地說：“沒有下鄉要帶的行李、被單、臉盆等用品，請求學校給予補助。”議論聲中，一個男生不屑地嘲諷："是要嫁裝呀？"引起了一些人的哄笑。這個同學沒有得到任何補助。看到班裏掌控話語權的某些人對家境困難同學的冷漠無情，我對自己下鄉後的境遇又增加了一絲擔憂。
我把經曆的這一切和想到的問題告訴了姐姐，姐姐提出：既然我們倆都要下鄉，那我們就去同一個地方好了。從決定下鄉的時候起，我以為隻能和同班同學在一起，沒想過也可以有另外的選擇。爸爸媽媽聽了姐姐的話，覺得有道理，我們去一個地方即可以互相照顧，又可以讓家裏少一點擔憂。姐姐說，她下鄉的地方是偏僻山鄉，交通不便，貧窮落後，比我要去的地方苦得多，我要求去那裏，學校沒有理由不同意。我和姐姐的要求得到了雙方學校的批準，我們要插隊的地方是綏中縣範家公社條石溝大隊。
姐姐告訴我，分在她一個青年點的同學加上我共10個人，都是“糟字派”，帶隊的邢長利是校革委會的委員，也是“糟字派”。我想到不會和給我做鑒定的人到一個地方去，不會挨整了，心裏頓時輕鬆起來。可是，我也不能和慧潔、劉臨、柳力利、國麗文在一起了，要離開我的糟字派戰友們了，我就要告別錦州中學了，心裏還是很難過。
10月6日一早，我趕到慧潔家，和她的一家人一起送她去車站。在站台上，她的姥姥、媽媽放聲大哭，嚎啕大哭，捶胸頓足的哭，她們的哭聲和站台上所有送行人們的哭聲連成一片,驚天動地。我和慧潔緊緊地抱在一起，淚流滿麵。
火車徐徐開動，我們揮手告別。那一刻，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心裏無比空虛。終日廝守在一起的朋友，可以暢所欲言、言無不盡的朋友，帶給我無比溫暖、友愛、信賴的朋友和我分開了，離我遠去了，不知何時再聚，不知能否再聚。我不去擦臉上肆意奔流的淚水，在心裏說：再見了，我親愛的朋友，再見了，我的少年時代。
我要離開那個讀了兩年書，鬧了兩年多“革命"的學校和那個被折騰得麵目全非的班級。從此，山水相隔。從此，各奔東西。我和姐姐又有了我們關於理想、前途、奮鬥目標的設想，我們每天都唱著那首至今都不曾忘卻的歌：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革命最艱苦的地方去。從此，我和姐姐和我們的同代人都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知識青年”。它的隊伍在短短的幾年內，達到了一千七百萬人。
1、到農村去
1968年，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全國山河一片紅”，我們被告知：複課鬧革命。遠離課堂、書本兩年多的我們回到自己的教室,可等待我們的不是複課，而是“軍訓”。我們的編製從學校的“班”變成了軍隊的“排”，排長由軍宣隊任命,“排”的日程包括接受軍訓、學唱“紅歌”、學跳“忠字舞”，還有每日三次揮舞"紅寶書"對著領袖像背誦"三忠於四無限"的誓言。
夏季過後，我們的世界裏每天都響著這樣一段語錄：“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拿什麽去辨別他呢？隻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從軍宣隊的宣講到中央電台的廣播，“和工農結合”很快與“上山下鄉”畫上了等號。對我們來說，要革命就要和工農結合，就要到農村去,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我們從兩年多的狂熱中安靜下來，報名上山下鄉。我在學校和朋友們議論，在家裏和姐姐探討,對上山下鄉的決定雖然興奮，卻也迷茫，雖然堅定，也會疑慮。那畢竟是一個陌生的環境，一個未知的世界，等待我們的是一個什麽樣的天地，無從想象。
讀小學時，我看過一本叫《邊疆曉歌》的書，後來又看過一本《軍墾戰歌》，知道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許多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初、高中畢業生到邊疆落戶，參加農業勞動。他們建設祖國的理想，不畏艱險的拚搏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我最欽佩的是一個叫魚姍玲的上海青年。在文革中我才知道了他們去邊疆去農村的原因是由於他們的“家庭出身”。因為貫徹“階級路線”，他們沒有了在城市升學就業的可能，不得不“選擇”去那裏的。文革前，我們市也有一些被動員下鄉的青年人，我的鄰居於長玲就是其中的一個。
在下鄉之前，班裏分成幾個組開“鑒定”會，實際上是劃一個“路線鬥爭”的界標，給每一個人都打上一個“烙印”。我被劃分到的小組裏有一個文革中參加紅衛隊，在校內校外都打過人的成員，似乎取得了隨意給別人“定性”的“特權”，他主宰著鑒定的調子。我和其它糟字派同學被寫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階級、路線覺悟低，被走資派蒙蔽，站在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一邊，站錯了隊”,他則朗朗上口的念著給自己的鑒定：“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積極參加運動，勇敢和走資派鬥爭，誓死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那種氣勢，無知和狂妄，讓我無語。而就是這個鑒定，要裝進每個人的檔案，跟著我們上山下鄉。下鄉之前,我們全“排”同學被分成了六個小組,以小組為單位做自我總結,再由組長評價，做出鑒定。據說這個鑒定要裝進一個叫“檔案”的東西裏，跟隨我們“走入社會”將終生不離不棄。我不想背著這個包袱到農村去被歧視，被壓製，經過文革鍛煉的整人者在我心中真的很可怕，我憂心忡忡。
排”裏開大會時，三個申請因病留城的同學念了各自申請，大家表決一致通過。還有一個同學斷斷續續、小心翼翼地說：“沒有下鄉要帶的行李、被單、臉盆等用品，請求學校給予補助。”議論聲中，一個男生不屑地嘲諷："是要嫁裝呀？"引起了一些人的哄笑。這個同學沒有得到任何補助。看到班裏掌控話語權的某些人對家境困難同學的冷漠無情，我對自己下鄉後的境遇又增加了一絲擔憂。
我把經曆的這一切和想到的問題告訴了姐姐，姐姐提出：既然我們倆都要下鄉，那我們就去同一個地方好了。從決定下鄉的時候起，我以為隻能和同班同學在一起，沒想過也可以有另外的選擇。爸爸媽媽聽了姐姐的話，覺得有道理，我們去一個地方即可以互相照顧，又可以讓家裏少一點擔憂。姐姐說，她下鄉的地方是偏僻山鄉，交通不便，貧窮落後，比我要去的地方苦得多，我要求去那裏，學校沒有理由不同意。我和姐姐的要求得到了雙方學校的批準，我們要插隊的地方是綏中縣範家公社條石溝大隊。
姐姐告訴我，分在她一個青年點的同學加上我共10個人，都是“糟字派”，帶隊的邢長利是校革委會的委員，也是“糟字派”。我想到不會和給我做鑒定的人到一個地方去，不會挨整了，心裏頓時輕鬆起來。可是，我也不能和慧潔、劉臨、柳力利、國麗文在一起了，要離開我的糟字派戰友們了，我就要告別錦州中學了，心裏還是很難過。
10月6日一早，我趕到慧潔家，和她的一家人一起送她去車站。在站台上，她的姥姥、媽媽放聲大哭，嚎啕大哭，捶胸頓足的哭，她們的哭聲和站台上所有送行人們的哭聲連成一片,驚天動地。我和慧潔緊緊地抱在一起，淚流滿麵。
火車徐徐開動，我們揮手告別。那一刻，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心裏無比空虛。終日廝守在一起的朋友，可以暢所欲言、言無不盡的朋友，帶給我無比溫暖、友愛、信賴的朋友和我分開了，離我遠去了，不知何時再聚，不知能否再聚。我不去擦臉上肆意奔流的淚水，在心裏說：再見了，我親愛的朋友，再見了，我的少年時代。
我要離開那個讀了兩年書，鬧了兩年多“革命"的學校和那個被折騰得麵目全非的班級。從此，山水相隔。從此，各奔東西。我和姐姐又有了我們關於理想、前途、奮鬥目標的設想，我們每天都唱著那首至今都不曾忘卻的歌：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革命最艱苦的地方去。從此，我和姐姐和我們的同代人都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知識青年”。它的隊伍在短短的幾年內，達到了一千七百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