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和今年的諾貝爾獎和平獎得主馬查多女士，昨天在白宮與川普舉行了會晤。她將諾貝爾獎章裝裱後配上讚美文字贈送給了川普總統，川普也高興地接受了。
馬查多在離開白宮時對記者說：“我對他說了這樣一件事……你聽聽這個，200年前，拉法耶特將軍（General Lafayette）曾把一枚刻有喬治·華盛頓頭像的勳章贈送給西蒙·玻利瓦爾（Simon Bolivar），從那以後，玻利瓦爾終其一生都保存著那枚勳章”。
她接著說：“事實上，當你看到玻利瓦爾的肖像畫時，還能看到那枚勳章佩戴在他身上。那枚勳章是拉法耶特將軍贈予他的，象征著美國人民與委內瑞拉人民在反抗暴政、爭取自由鬥爭中的兄弟情誼。而在200年後的今天，玻利瓦爾的人民把一枚勳章回贈給華盛頓的繼承者——在這裏，是一枚諾貝爾和平獎獎章，以表彰他對我們自由事業所作出的獨特承諾。”
這裏我可以給些曆史背景知識：西蒙·玻利瓦爾在19世紀將委內瑞拉以及其他幾個拉丁美洲國家從西班牙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南美國家玻利維亞（Bolivia）的名字是直接以西蒙·玻利瓦爾（Simon Bolivar）命名的，他領導或直接推動了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以及今天的玻利維亞的獨立運動。
拉法耶特侯爵則是一位法國貴族，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他自願前來美國和殖民人民一起與英國軍隊並肩作戰。Lafayette成為華盛頓最信任的將軍之一，為法國人支持美國獨立戰爭的代表性人物，俗稱華盛頓的法國兒子。Lafayette深受美國人的愛戴，美國的好多街道和學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川普總統多次表示，自己因為阻止了世界上的一些衝突和戰爭，所以擁有資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公開說過自己應該獲得諾貝爾獎。在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馬查多獲得諾貝爾獎時，川普內心仍然耿耿於懷，因為他認為今年的諾貝爾獎本應該授予他本人。
作為一位國家領導人這樣說，有些出格，但從川普的性格分析，這其實並不奇怪。在我們的日常對話中，同濟美國牛人希望獲得諾貝爾獎，這家夥是想諾貝爾獎都快想瘋了，每年的10月初的諾貝爾季節，他恐怕都睡不著覺。
同濟美國牛人所追求的是含金量最高的諾貝爾三大科學獎項之一，即諾貝爾醫學獎。而川普所夢想的諾貝爾和平獎，恰恰是諾貝爾獎體係中最具爭議和最虛的獎項。
川普對世界和平還做出了些成績，雖然公開自推諾貝爾獎有些出格。同濟美國牛人更是以公開的形式競爭諾貝爾醫學獎，從給諾貝爾委員會寫信開始。在我看來，他在祥林嫂般重複與宣傳自己的“成就”，我很擔心他的腦袋會崩潰。祥林嫂會說：“我的兒子呢？你們找到沒有？”，同濟美國牛人見到所有相關的Nature或Science論文都會說：“這篇又重複了我的生殖學說，諾貝爾怎麽還沒授予我啊？”。
同濟美國牛人很可能是觀察到了一堆的Artifacts, 自己水平有限做出了錯誤的解釋。他的論文在1999年發表在差勁的《中國科學》雜誌上，幾乎完全無人理采，在6次被人的引用中的絕大多數是自己引用。他還給Bob Horvitz, Sydney Brenner和James Watson這些諾獎得主寫郵件，讓別人“a pain in the neck”, 出於禮貌讓秘書們以太忙或看不懂為由回複。
事實上，川普並沒有公開表示過希望獲得委內瑞拉反對派的諾貝爾獎。在一次Fox News的訪談中，記者提到“委內瑞拉反對派馬查多希望把諾貝爾獎贈送給你”，川普回應時隻是禮貌地說了一句：“那將會是很好的事情”。
我專門聽了訪談，在美國人的語境中，這是一種非常常見與禮貌性的回應，意思大致相當於“那聽起來不錯”。當別人表達善意或贈予意向時，美國人往往會這樣回應，並不代表主動的索取或強烈的渴望。
媒體抓住了這一句話並且加以放大，便演繹成“川普希望得到委內瑞拉反對派的諾貝爾獎”。這是不準確的，也是對語言語境的誤讀。
馬查多確實表達過贈予獎章的願望，直到今天相關照片曝光後，我們才可以確認。她確實是以一種非常正式的方式，將諾貝爾獎獎章贈送給了川普，相關儀式和照片也一並公開。川普這家夥不差錢，對科學家而言諾貝爾獎金是個不菲的款項，所以關鍵是那錢是否也打進了白宮主人的賬戶。
我們其實可以從中看到一種非常典型的美國人性格特征，他們需要什麽或想要什麽，往往是直接說出來的。我在美國親眼見過，有些做出成就的人士為了競爭美國院士，主動向科學大佬索取推薦信。與中國文化不同，這在美國文化中並不被視為難為情的事情。同濟美國牛人早己把這發揚光大了，這家夥是在牛仔的故鄉Oklahoma獲得的博士。
諾貝爾委員會為此專門發表聲明，稱諾貝爾獎不能轉讓，也不能撤銷，授予了誰，就永遠屬於誰。這一點在製度層麵是完全清楚的，但是不能掩蓋諾貝爾和平獎本身是所有諾貝爾獎中最受爭議與最缺乏學術嚴肅性的一個獎項。
奧巴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對世界和平幾乎沒有什麽實質性貢獻，卻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當年在頒獎後，阿肯森還開過這麽一個玩笑，他在介紹實驗室博士後做報告時說：“這次報告中的ideas很重要，如果因此得了諾貝爾獎那，也應該給我的孫子們分一點”。言下之意非常清楚：他心裏明白，諾貝爾獎有時是多麽荒唐。P3
再看看曆史，諾貝爾和平獎甚至曾授予過恐怖分子阿拉法特。正因如此，真正仍然保有學術質量的，其實隻有三個科學類獎項：醫學、物理和化學，雖然諾貝爾和平獎是諾貝爾本人的真實意願。至於諾貝爾經濟學獎，本身並非諾貝爾本人設立，而是由瑞典國家銀行設立的。嚴格來說，本就不屬於原始諾貝爾獎體係，學術含金量也參差不齊。
那麽諾貝爾獎章能不能轉讓？當然可以轉讓獎章本身。諾貝爾獎得主James Watson就曾出售過自己的諾貝爾獎章，這在法律和現實層麵完全允許。Watson以470萬售出諾貝爾獎章，但是匿名人買到後又還給了他，認為這麽珍貴的東西應該物歸科學界的重要人物。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那個曾產生九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偉大實驗室掌門夫婦，Carl 和Gerty Cori的諾貝爾獎章早已正式贈送給WashU收藏。我本人去參觀展覽時親眼見過實物，後來還和圖書館管理員預約，近距離觸摸過那二枚獎章。
所以媒體如此猛烈攻擊川普，完全沒有必要。那枚獎章被轉交，隻能說明它作為一件禮物被贈予了川普，並不意味著川普獲得了諾貝爾獎本身。川普手中的那枚諾貝爾獎章，與我當年觸摸到的諾貝爾獎章，並沒有本質區別。不必大驚小怪。
《手中沉甸甸的諾貝爾獎章》
雅美之途，寫於2017年01月12 日。
這是一張陳列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圖書館的科學同行的合影，四位全部是諾貝爾獎得主。他們裏麵包括現代生物醫學領域家喻戶曉的人物，也讓我想起他們那些改變人類科學走向的發現，像斯坦福大學教授Arthur Kornberg和他發現的DNA聚合酶。但是這遠非一張簡單記錄諾貝爾獎獲得者聚會的照片，因為這四位還加上另外的四位諾貝爾獎得主全部出自同一個實驗室：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Cori實驗室，位於照片右手第二的長者Carl Cori（卡爾·科瑞）和他太太Gerty Cori （戈蒂·科瑞）曾經是那個實驗室的主人，美國中西部的聖路易斯曾經是研究代謝和生物化學的麥加。
這是一個傳奇的故事，對聖路易斯，對華大和對美國來說都是如此，一個實驗室孕育了八位諾貝爾獎得主。科瑞夫婦當年離開動蕩的歐洲，成為美國容納世界範圍內逃難的科學家的象征，這在以排外著稱的川普即將上台的前夕顯得格外重要。
科瑞夫婦僅孕育了一個孩子，但是他們盛產高質量的科學弟子，包括華大傳奇的丹佛斯前校長和內科係的長時間的前任係主任。最近科瑞夫婦的獨生兒子Thomas Cori決定，把他父母的兩枚諾貝爾獎章捐獻給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華大新聞作了報道後我即去參觀，真沒想到保管珍貴資料的專業人員還讓我親手嚐試了一下諾貝爾獎章在手上的感覺。
在醫學院圖書館六樓的醫學曆史研究中心外，有個介紹科瑞夫婦的牆麵和展櫃，存有不少照片和實驗室儀器，還有諾貝爾獎章和證書，但是那裏特意說明獎章和證書都是複製品，真正的東西在七樓的稀有圖書室裏。我就再上了一層樓，看見展室深處的辦公室有位先生在裏麵。我敲門進去，自我介紹並說明來意後，他即帶上手套相當專業地為我展示了這些曆史文物級的珍品。他打開桌上裝有科瑞諾貝爾獎的小方盆，首先向我解釋為什麽使用四個小方盆去裝兩枚諾貝爾獎章，原來除了兩枚科瑞兒子贈給的真的諾貝爾獎章外，另外兩枚是卡爾·科瑞的第二任太太贈予的複製件。戈蒂在獲諾貝爾獎的同年被診斷患有一種罕見的血液疾病（骨髓纖維化)，十年後於1957年去世，享年61歲。卡爾在華大工作到1966年退休，35年的華大歲月。卡爾在戈蒂病逝後何時再婚的不清楚，他退休後作為訪問教授在哈佛一直工作到生命最後的1984年，以87歲高齡逝世。
那位先生樂見我的拍照請求，他還向我展示了當年諾貝爾獎委員會介紹各位獲獎人的小冊子，特地翻到科瑞夫婦的頁麵。他出乎意料地問我是否願意試著握一下那獎章，然後就有了我這博文的題目。我幸虧那天去了，因為後來再去已經沒有這機會了。我幾年前開始寫係列諾貝爾獎的文章，前年參觀過瑞典斯特哥爾摩的諾貝爾博物館。也有幸見過很多諾貝爾獎得主，第一次是在1991年與華大校友諾貝爾獎得主Dan Nathans同行一段路，他當年來華大醫學院參加百年院慶，但是“獎章在手中”的感覺從來沒有過，我確實擁有象華大校長接受采訪時說的激動而神聖的感覺。這自然是枚影響深遠的諾貝爾獎牌，撇開它的含義不說，近70年悠久的瑞典純金的東西在我手中沉甸甸的。孩子參加過科學競賽的家長或許知道，美國高中奧林匹克有個定量估算 (Metric Estimation) 的競賽項目，就是要求選手迅速準確地估算出物品的重量或長度等定量指標，我很難估計出那獎章到底有多重。回家當天正好看見煮好的鹽雞蛋放在桌上，我趁新鮮的記憶作了一番比較，那純金諾貝爾獎章大概相當於三個雞蛋那麽重。看來什麽都可以是對照組，雞蛋可以與諾貝爾獎章比較。
我曾經在以前的文章中是這樣介紹這對諾貝爾獎得主夫婦的：“美國拉斯卡基礎醫學科學獎的首次頒獎就是授予華大醫學院的科學家，那可是最能預測未來諾貝爾獎的一項世界級科學榮譽。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和生物係曾經做出了改變世界的科學發現，像首個生長因子的發現和糖代謝的基本原理等等，華大擁有的二十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中的大部分都在其醫學院，其中九項諾貝爾獎的主體研究工作是在聖路易斯完成的。大家討論諾貝爾獎的師承聚集現象的時候常喜歡提及華盛頓大學的Carl Cori，因為從他和他太太的共同實驗室裏產生了包括他們在內的八位諾貝爾獎得主。也就是說，生物醫學領域的諸如DNA聚合酶，重組DNA的關健技術，第二信使和蛋白質的磷酸化等重大發現或發明都源於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這麽一個猶太人的實驗室。"。現在看來這介紹存在不準確的地方，首先卡爾·科瑞不是猶太人而是天主教徒，戈蒂·科瑞是猶太人但是她後來叛皈了天主教，所以他們美國出身的兒子湯姆打趣說，自己一半是天主教徒，一半是猶太人。
科瑞夫婦為捷克布拉格大學（當時叫德國布拉格大學，German University of Prague）的醫學生，那大學就在美麗的布拉格河邊，我始終認為布拉格是可以和巴黎比肩的最優美的歐洲城市。他們相識於1914年，一戰爆發後，卡爾參軍為奧地利-匈牙利帝國服務，戈蒂則成為醫院助理。戰敗後他們在醫學院重逢，於1920年結婚，並且同年醫學院畢業和第一篇論文發表。戈蒂的猶太身份可能使她遭遇迫害，而他們很早就是合作的關係，加上美國的機會，使他們在維也納短暫停留兩年後，於1922年到美國紐約水牛城發展。科瑞夫婦在水牛城的大學醫學院的九年裏發表了五十篇論文，憑此多產記錄華大醫學院院長把卡爾挖來做藥理係主任。科瑞夫婦抵美國後六年就成為美國公民，他們對美國之認可和對歐洲之失望由此可見一斑。
這次獎章捐贈新聞中，借助對戈蒂經曆的介紹讓人們想到當時女性科學家的地位，太多現存的照片都是卡爾以領導者的身份注視戈蒂做實驗的場景。當時他們離開水牛城時隻有華大同時給兩人職位，康乃爾，多倫多大學和羅切斯特大學都隻同意給卡爾職位。但是即使如此，戈蒂加入華大時的工資也隻有她丈夫的十分之一。美國職位都是有檔案可查的，他們對這些履曆資料保存得非常好，梁思成的賓大成績單永遠在那裏，這是華大醫學院諾貝爾牆麵的銅版裏關於他們在華大的任職信息：
Carl Cori：
1931-1946, 教授，藥理學
1942-1966，教授，生物化學
Gerty Cori：
1931-1944, Fellow and Research Associate, 藥理
1943-1944，Resaerch Associate, 生物化學
1944-1947，副教授，藥理和生物化學
1947-1957，教授，生物化學
卡爾在華大的全部職位至少是正教授，還前後擔任過藥理和生物化學兩係的主任。相反，同年出生的戈蒂在華大做了十三年的Research Associate的非Faculty（教授）職位，我從中國來的第一個華大職位就是這個，現在Research Associate被Staff Scientist的職位名稱代替了。戈蒂提升為生化正教授的那年正好是他們同時獲得諾貝爾獎的1947年，這還與她丈夫卡爾在1946年成為生物化學係主任相關。歐洲的諾貝爾獎對戈蒂友善些，使她成為美國第一位女性諾貝爾得主，美國的首次拉斯卡獎則僅授予卡爾一人。戈蒂的Research Associate的工資隻有係主任丈夫的十分之一，可能與她的職位和婦女當時工資本身偏低有關，再加上當時美國學術界更加重視係主任或教授的傳統，現在華大的職業科學家的薪水最低可能是非臨床科係主任的工資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科瑞夫婦發現了乳酸循環（又稱科瑞循環)，也就是葡萄糖借助乳酸在肌肉和肝髒裏的環路途徑。鳥類可以有效地利用氧，它們的肌肉通過有氧呼吸產生足夠的能量，飛行以英裏計算的長距離也不知疲倦；人就差遠了，隻有在急需和無氧的情況下產生乳酸貢獻有限的能量給肌肉。科瑞夫婦更重要的發現應該是糖原裂解成葡萄糖的中間產物葡萄糖-1-磷酸和它的磷酸酶，這磷酸的重要性可能被他們實驗室的一位年輕人深刻地認識到，他從華大醫學院畢業後去海軍服役，然後重回聖路易斯入科瑞實驗室做博後，他就是後來在美國西海岸的華盛頓大學因發現蛋白質磷酸化而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Edwin Kre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