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３年８月底，我告別父母兄姊，從無錫乘火車到南京，再轉公共汽車，頂著烈日，提著行李到畢業分配派遣證所規定的南京市人事局報道。
報道地點設在鼓樓附近市人事局院子裏臨時搭起的大棚中，規定報道期限日人很多，排隊魚貫經過人事局幹部的一個個桌子前，呈遞派遣證，核對姓名，然後領取分配到具體工作單位的介紹信。報到的人均為名不見經傳的江蘇省本地大專院校的畢業生，分配去的地方都是南京市下屬的工礦企業、區街道基層單位。
輪到我，人事局的一位中年女幹部看了我的派遣證，興奮地叫道：“你就是我們期待的那個北京大學高材生啊！”，滿臉笑容地說:：“請你去市委宣傳部報到。”旁邊排隊等待分配的人，都露出驚羨的眼神。
最終分配到黨務機關工作，讓我十分意外，不由皺起眉頭，抗議分配的“專業不對口”，要求另行分配。
她大吃一驚，不敢相信我竟不滿意分配，困惑不解地盯著我說：“這可是我們南京市最好的工作啊！”我提出能否將我調配到一個文化單位，做我專業對口的文學編輯工作，她連忙搖手說：“這個我們可做不了主。市委宣傳部看了你的檔案，特別調你去的。他們是市委領導，我們哪裏有人事權調動他們要的人呀！你還是先去他們那裏報個到，有什麽想法同他們商量。他們怎麽決定，我們絕對服從。”
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在沒幾步遠的雞鳴寺，提著行李坐上一兩站公開汽車即可直達梧桐樹蔭路旁黃色圍牆的大院門口。
我向傳達室的看門人遞上南京市人事局的報到介紹信，就坐在椅子上靜等他打電話通報相關部門。不一會兒，一位頭髪斑白的幹部急奔進來，徑直緊握我的手說：“歡迎，歡迎，熱烈歡迎！我們一直等你來報到，今天早上部長還問起呢！”
他自我介紹說是市委宣傳部的辦公室主任，把我直接領進宣傳部長的辦公室。在外屋等部長和組織處長接見時，我誇讚宣傳部所在的小洋樓很典雅、精致，他得意地介紹說，這棟樓三十多年前是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相當於我們的國務院。”提醒我說：“你做的沙發，是地道的美國貨，這麽多年了，皮革麵跟新的一樣鋥亮，坐上去人一下就陷在裏麵，舒適得不得了!”
滿頭白髪的宣傳部長，裏屋通完了電話，笑嗬嗬地推門迎出來，在緊挨著我一個單人沙發坐下，關切地問我什麽時候到的，是否習慣。我說我就出生在南京，小時住在離此很近的丁家橋路二號，八歲時才離開去北京。他笑著說：“那時南京軍區政治部的宿舍大院。你可是地道的老南京人呀！”
宣傳部長說：“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這裏從來沒有分配來正規大學畢業生。我們一直希望有年輕的重點大學畢業生來我們這裏，提高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宣傳部的理論水平，去年７７、７８級的重點大學畢業生人才，都被省裏搶走了，今年來了一個北京大學的高材生，我們一定會精心嗬護培養，將來接我們這些老家夥的班！”
我實在不想掃他們的興，但事關自己的誌向和前途，我還是忍不住講出內心實話：我根本不想從政，對他們的黨務宣傳工作，毫無興趣。我迫切希望換一個與我所畢業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文學專業對口的工作，去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
他們臉上馬上流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人事處長說：“我們市委宣傳部是市委的核心機構，不知有多少人想進還進不來呢。目前我們不僅嚴格考察學曆，政審也非常嚴格。你出身革命軍人幹部家庭，父親是抗日戰爭參加革命的老同誌，黨組織是非常信任你，才把你選拔進市委宣傳部的。”
我直言告訴他們，我既非黨員亦非團員，連申請書都從來沒有寫過，實在無法勝任黨務工作，辜負了他們的希望。
見我如此堅辭，部長、人事處長無言以對，僵在那裏氣氛尷尬。辦公室主任見太不給有心栽培我宣傳部領導麵子了，就打圓場說：“還是讓大學剛畢業的小夥子先給部領導當助手，陪同參加些活動，實踐體會一下黨的宣傳工作再說吧。”
部長、人事處離開後，辦公室主任又向我大致介紹了一下市委宣傳的情況，問了一些我家庭情況，上北大的經曆。我告訴他我有女朋友還在北大讀書，我是一定要考研究生回北京的。他聽了默默點頭。
下班時分，他問我在南京是否有親朋好友可以投宿，我說沒有，他俯首開了一張給鼓樓飯店的介紹信遞給我，見我有些遲疑，笑著說：“那是我們南京市委市政府的招待所，對外營業叫鼓樓飯店。你住在那裏的費用市委報銷，夥食費還可以享有出差補貼！”
鼓樓飯店很近，我提著行李去飯店前台同服務員辦理入住手續，他們收下介紹信，給我安排了三樓背街的一個僻靜單人房間。
住宿暫時安頓下來，第一件事情就是給家裏寫信，告知我的工作下落，以免老父慈母掛念。我的派遣證上分配單位隻寫“南京市人事局報到”，並無具體具體工作單位，父親擔心我畢業時得罪了北大中文係黨總支的人，不知他們會在我的檔案裏留下什麽組織鑒定，把我整到南京下屬的什麽基層單位去。我同父母大致講了一下我畢業時考研究生的不公遭遇，父親聽後毫無責備之意，隻是叮囑我吃一塹長一智，被社會的複雜性教訓一下也好，會學聰明一些。聽說我計劃考比北大更具學術權威性的中國最高研究機構社科院的研究生，父親點頭讚許，大加鼓勵。
我信中提到，我被分配到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在平常人眼裏，在這樣一個有權有勢、黨務工作核心樞紐地方工作，政治前途十分看好，但我苦讀那麽多年書，最大的誌向是從事學術研究，對仕途絕無興趣。我會努力同南京市位宣傳部的領導溝通，說服他們批準我辭去黨務部門工作，另行分配到其他文教單位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去市委宣傳部上班，順路想到鼓樓廣場的郵局投寄給父母的信，驚詫地見到主要交通要道的路口，均由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士兵把守，他們三人一組，雙肩交叉挎著衝鋒槍、軍用水壺，胸前子彈帶鼓鼓的，站成丁字型，警惕的眼神戒備過往的行人。市民交頭接耳，風傳全國大規模通緝的特大持槍殺人犯東北二王王宗????、王宗瑋兄弟，流竄到了江蘇。
到了宣傳部，見人們都聚集在樓道裏，議論紛紛，說是昨天午夜時分，中央統一部屬的全國“嚴打”實施，各地公安機關按事先掌握的名單，同一時間大規模逮捕刑事犯罪分子，為防範他們狗急跳牆暴動，出動軍隊占領交通要道、重點保護目標，以防萬一。
辦公室主任安排我先跟隨部領導，參加機關裏的會議，做筆記熟悉一下宣傳部的黨務工作。去市委的路上，幾次遇見鳴叫著警笛的囚車呼嘯而過，裏麵塞滿被捕的犯人。他們議論說，昨晚按事前掌握的嚴打犯罪分子名單，抓捕了上萬人，監獄裏根本裝不下，都關押在五台上體育場館，由配備衝鋒槍、機關槍的解放軍看守。
宣傳部的會議，發言沒有不冗長的，基本上是假大空的黨八股，提不起我半點興趣。文山會海，沒有哪次會議不超時的，錯過午飯、晚飯時間，正好去外麵下館子，好吃好喝，倒省了我飯票。
一個星期下來，部長帶著人事處長、辦公室主任約我到小會議時，詢問我一周來工作的感受。我直言說我的誌向是繼續我大學就非常有興趣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想利用北京大學接受的專業教育，考研究生繼續升造，將來進高校、科研機構搞研究。宣傳部的黨務工作，同我的誌向沒有多少交集，會耗費我很多時間，影響我考研究生的複習。我希望能到一個從事文化工作的單位，搞同業務相關的文字編輯工作。
他們對我的這個表態，非常失望。
他們咬耳朵商量了一會兒，辦公室主任對我說：“我們部機關是沒有什麽同你專業對口的工作，你可以報一下南京市管轄範圍內你想去的地方。”我說：“南京市文聯辦的《青春》雜誌、《南京晚報》就可以呀。要我去找這些用人單位聯係嗎？”他們說：“不用，我們給他們打招呼就行了。”我好奇說：“它們也是宣傳部的下屬單位？”部長哈哈大笑，說：“小同誌太書生氣。我們國家，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宣傳部，主管政府部門的宣傳口，包括所有的文教單位，如同黨的政法委，領導正法口的公安局、檢察院、法院；黨的經委，領導工交口輕重工業局、交通局……”
坐了幾天冷板凳，我忍不住找辦公室主任問調工作的結果，他見我來，冷冷地說：“我們把你推薦給這幾個單位，都表示他們的廟太小，恐怕留不住北大畢業的高材生，高攀不起呀！”我說：“既然如此，就幹脆把我退回到南京市人事局，讓我自己尋求從新分配好了。”他說：“這事要同部領導商量，得他們同意放人才行。”
辦公室主任下午就讓人通知我，說我可以離開，回南京市人事局另行分配了。
第二天一大早到市人事局，接待人員聽到我的名字，生氣地說：“你不服從分配的事，局裏領導知道了很生氣，說從來沒有見到一個分配到人人想去的市委核心部門的，居然拒絕！”
他引我去會客室坐等上級接見。等了半個多小時，他領來了主管高校畢業生分配的一位中年女科長。那人見到我一年怒氣，批頭蓋臉地訓斥了我一通，那意思是他們一直想拍市委領導機關的馬屁，好不容易獻上了宣傳部一直想要的名牌大學畢業的筆杆子，卻因為我不識抬舉，給搞黃了，讓領導非常失望，顯得人事局沒有把工作做到家。
我辯解說：“我隻不過是不願意搞黨務工作，絕意仕途，找一個專業對口的編輯工作而已……”她馬上高聲打斷：“黨把你培養成大學生，就是為了讓你畢業後成為黨的事業這台大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擰到哪裏就在哪裏發揮作用！”說罷她起身終止我的上訪，拋下話來：“我們南京市人事局可沒有分配你什麽專業不對口的單位。給你分配了工作，你不服從，後果自負！食宿自理！”然後既似自言自語，又像說給我和其他工作人員聽的：“他得罪了市委宣傳部，不會有市委市政府的機關會要他的！想從事編輯工作，可以去江蘇省出版局，有本事讓省人事廳下調令給我們南京市人事局調配！”
我回到鼓樓飯店，一進門就被前台叫住，說市委宣傳部來電話已經通知說，我與他們已經沒有什麽關係了，即日起食宿自理。我為難說，我在南京人生地不熟，工作單位一時落實不了，同他們大致講了我目前的困境，他們挺同情我這個大學生，通融給我換一個與人合住的房間，費用便宜很多。我急忙道謝，反正也沒有什麽行李，就按他們的指點，搬進樓梯旁的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
擔心父母掛念，我連夜寫信給他們，講述我想分配到一個專業對口的文化單位，比如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天天同書打交道，有利於我複習考研究生。我是一定要考回北京的，絕不想讓女朋友為我離開北京到外地工作。南京市太小，確實沒有出版社這樣的獨立文化單位，隻能想辦法調配到省裏才有的出版社單位，比如江蘇省出版事業管理局。但我同江蘇省級單位，從未打過交道，無任何關係可找。我分配到了南京市人事局，要想進省級機關，必須有江蘇省人事廳的調令，他們才可能放行。
長信寫到半夜才寫完，竟然沒有旅客入住打攪，大概這間犄角旮旯的房間，沒有來江蘇省會機關出差的幹部，看得上吧。
一早特意將給無錫軍隊幹休所離休父親的信，拿到市中心鼓樓的大郵局寄出，估計父親第二天即可收到。然後去市人事局問自己要求重新分配的申請的進展，枯坐了一天，得到的回複仍是“我們南京市人事局沒有覺得你分配的單位專業不對口，需要另行分配。我們南京就那麽大，愛莫能助……”，連續幾天都是如此幹耗著。
過了幾天，收到父親掛號寄來的大信封和兩百元匯款。父親信中說，看情況你隻能向南京市的上級江蘇省級單位求助了，他附了一封寫給當年老戰友的信，讓我持信去找他，請他幫忙。
信是寫給時任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的。信沒有封口，我看了一下，大意是老戰友多年未見，有一事相求：吾兒北京大學中文係畢業，需找一專業對口單位，南京市有困難，能否幫他上調江蘇省，協調到省出版界工作？來日麵謝！
南京軍區的轄區，涵蓋江蘇、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的駐軍。
第二天是星期天，正好去父親老戰友的家拜訪。信上沒有地址，向路人打聽南京軍區怎麽走，馬上有人指點坐哪路公共汽車可達。
戰士持槍站崗的軍區大院，門禁森嚴。我進到傳達室，遞上父親的信，請傳達室的值班幹事通報政治部主任的住宅，說有老戰友的兒子來訪。那個幹事見政治部主任大名，馬上打電話通報，然後把聽筒遞給我，我趕緊叫“叔叔好！”主任說他非常意外，熱烈歡迎，讓我在傳達室等著，他會叫兒媳婦來接我來家，“你們小時是鄰居，見麵肯定認識。”
過了十來分鍾，一位秀麗的少婦進傳達室，自我介紹說她是我小時鄰居的二女兒小銀。我八歲離開南京去北京，對鄰居家的玩伴記憶還是少女時代，大女兒叫小金，二女兒小銀，自幼模樣倩麗。
到了她家的獨棟洋樓，主任親自開門迎接，把我帶入會客室，笑著說：“我同你父親是地道的老戰友，當年一起隨華東軍區從上海移駐南京，組建南京軍區政治部。那時我們都是單身，吃、住、玩，天天在一起。你父親既有才，又英俊，是咱南京軍區的三大美男子之一呀！”他打量著我，說：“長大變化不小。你小時就很有名。你爸爸象棋下得極好，同我們下得讓子，讓個車、馬、炮什麽的。他有次帶你來同我們下象棋，你那時才六、七歲，把我們全殺敗了，你爸樂得哈哈大笑！”我說：“他離休後，軍隊無對手，參加了無錫市老幹部棋牌俱樂部，經常代表無錫出戰全國各地老幹部，贏回很多獎杯、獎品呢！”
寒暄後我趕緊辦正事，遞上父親的信。主任閱罷，感歎到：“你父親的字還是那麽漂亮！”他說：“你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畢業，要求專業對口，而不是索求幹部職位，組織上給予分配調整，天經地義！你中文係畢業，想從事編輯工作，現成單位不就有江蘇省出版事業管理局嘛！”我說：“我非常想從我大學畢業分配到的南京市人事局，調配到省出版局。”他想了一下，說：“那必須先把你從南京市調動到省裏。我們南京軍區每年都有一批團以上幹部轉業到江蘇地方工作，負責軍區幹部的我們政治部，經常同江蘇省人事廳打交道，請他們協助，關係融洽。這樣吧，我給江蘇省人事廳廳長寫一封信，請她幫一個忙，處理我老戰友北京大學高材生兒子的工作調配事宜。”
第二天一大早，我帶著他的信趕赴江蘇省人事廳，傳達室的人聽說我要找廳領導，就把我引進接待室坐等。一個多小時後，來了一個工作人員來巡視，見我問有什麽事要上訪，我說我想約見廳長。他聽了冷笑一聲就想走開，我站起來攔住他說，我有一份重要信件需要轉交給她，說罷把並未封口的信封遞給他。他見信封上寫著廳長的大名，落款是南京軍區政治部，並不接信，說了句“請稍坐，我這就進去通報”，便匆匆離開。
不一會兒進來一個頭髪斑白的五十來歲幹部，自我介紹是省人事廳兼管大學生分配的處長，對我說：“廳長是不會接待來上訪的人的。”我說隻請他轉交一封給廳長的信，說罷雙手呈遞。他瘦黃的手從信封裏抽出那封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寫給廳長的信，上衣口袋裏摸出老花鏡帶上閱讀，然後又口袋裏掏出一包香煙，問我是否也要，見我謝絕後他點上煙，一邊抽一邊好像仔細琢磨這封信。抽完一支煙後，他打破沉寂，起身說：“我把這封信拿上樓去，當麵請示廳長。”
過了十來分鍾，處長陪著五六十歲的女廳長進來，心寬體胖的她，下樓大概有點急，微喘著同我打招呼，說南京軍區政治部領導很關心江蘇，工作上很關照，軍民關係很好。主任的信她看了，“你北京大學中文係畢業，工作分配要求專業對口，合情合理。江蘇省出版事業管理局一直打報告給省人事局，要求今年無論如何得分配給他們幾個重點大學畢業生，解決他們業務人才青黃不接的危機。這次我們分配給他們兩個重點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複旦大學中文係的江蘇生源應屆畢業生，可是沒有見到北京大學的呀，沒想到他們把你直接派遣到下麵的南京市人事局了，莫名其妙！你想去省出版局從事專業對口的編輯工作，正好，他們正急需你這樣北京大學中文係的人才呢！我們同他們打一個招呼，馬上辦理把你從南京市人事局調配到省出版局的人事手續。”
廳長離開後，我問處長，我是不是要趕緊去南京市人事局辦手續，因為他們好久都不怎麽理睬我，擔心他們做梗。處長說：“不用。我們省人事廳會給他們下調令。等我們把你的人事關係從南京市人事局上調到省人事廳，再把你派遣到省出版局。你就靜等我們人事廳消息，同我聯係即可。”
至此，我每隔一兩天都會去省人事廳詢問進展情況。每次都是這位處長親自接待，他告訴我省人事廳的調令當天下午就下發給南京市人事局，第二天他去電話查詢，他們說已遵令把我的人事檔案寄給省人事廳了。我說：“南京市人事局離江蘇省人事廳，公共汽車隻有一兩站路，走路也就十幾分鍾，怎麽會寄了一個多星期都不見蹤影？”他笑著說：“他們不是心裏有氣嘛！你稍安勿躁，耐心等待吧。”
終於有一天，處長見到我笑眯眯地遞上一紙公文，說：“這是省人事廳開給江蘇省出版事業管理局的介紹信，手續都已辦好了，你拿著它上門報到就行了。”
我當即迫不及待趕去新的工作單位。江蘇省出版事業管理局地處不遠的高雲嶺，國民政府時代為法國駐華大使館，現在同江蘇省民政局分享。
我拿著介紹信到出版局人事處報到，五十多歲的女副處長笑臉相迎，交談之後，直接把我領到四樓的“少兒讀物編輯室”，介紹給正副室主任，說：“少兒室讀者最小，但編輯人員年齡最大，都快爺爺奶奶輩了，年年打報告給局領導，亟需年輕編輯接班，你來了正好解決他們青黃不接的燃眉之急！”
北大中文係畢業搞古典文學研究的，要編輯少兒讀物，這個費了那麽大勁爭來的文化工作，對我絕非專業對口。可是想想自己反正也要盡快考研究生回北京，這裏不過是暫時棲身之地，也就坦然處之了。
折騰了一個多月分配、再分配，工作終於定了下來，總算有了一個單位地址可以通信聯係，趕緊給父母、女朋友寫信報平安。
最先收到女朋友從北大寄來的信，送信進辦公室的女同事，指點說：“我們叫少兒編輯室，不是小兒編輯室！”仔細一看，不知女朋友為何少寫了一個點，把“少”寫成了“小”。一聊才知道，出版局的人常戲稱少兒讀物編輯室為小兒科，類如鄙視鏈的最低端，大犯他們的忌諱。
北大老同學裏，最先寫給畢業時唯一把我送到北京火車站的石冰，介紹了我畢業分配到南京後的曲折經曆。
最先收到老同學的來信，是落款北京市《十月》編輯部的駱一禾、何拓宇寄來的。信比較長，拉拉雜雜，好似他倆一起上班審稿之餘，時不時調侃一番，在信紙上寫上幾句。駱一禾說他們被一群馬列主義老太太包圍了，正值中央發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高潮，不得不奉命天天槍斃一批送上門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耕耘出的毒草文稿，雖被逼迫，但年紀輕輕就做如此缺德事兒，恐折陽壽；領導見他們天天幹寫退稿信的髒活，情緒不高，誘之以黨票，讓他們每周列席參加出版社黨員的組織生活；發現老編輯個個都是忠貞的共產黨員，說起年輕一代成天到晚迷戀穿喇叭褲，聽台灣歌星鄧麗君的糜糜之音，痛心疾首。
我回信給他們，報告說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地方比中央凶多了。我剛上班的少兒編輯室，兒童讀物插畫多，專門配了一個美術編輯叫李娜，父親是南京畫院的院長，結交了許多出版局和南京美術界人士，中飯後午休時間常來串門，被單位裏的人舉報，說這些人男長髪披肩，女短褲露臀，奇裝異服，有傷風化，是典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求局領導對之予以嚴厲整頓。幸虧局長高斯是老革命，年輕時在新四軍裏負責刻宣傳革命的版畫，對局裏組織人事部門的人交代說：“那些畫畫人穿著打扮的事，你們搞不懂，不要去管！”
我告訴他們，現在本人可裝孫子了，一身舊軍裝，每天最早來辦公室，手提四個暖瓶，上下樓好多趟，從後院食堂的開水房，給四樓少兒讀物編輯室每一個房間都準備好開水，保障他們一天都可泡茶聊天。然後用拖把將整個四樓的水泥地板搽一遍，連男女廁所都不放過。單位的人都感歎說，“哪裏來的這麽好的大學生！”以致他們紛紛向我同辦公室的轉業軍人徐明打聽，能否為女兒介紹這個對象，被徐老太喝止：“小夥子有個漂亮女朋友，人家還在北京大學讀書，他會盡快考研究生回北京團聚的！”
信中我表示很懷念我們幾個一起在北大的同窗時光。這次畢業後在南京的曲折調配經曆，讓我很好地見識了校園外的中國官場，官員普遍素質平庸，顢頇無能之輩居主流，與其讓他們掌管運行這個國家，不如換我們北大人！我當時對趙仕仁從政的理想，反感得有些偏激，更不應該動手打他，請帶我轉告歉意。
駱一禾、何拓宇、趙仕仁與胡迎節（中國大陸經典紅歌《同一首歌》詞作者）遊圓明園
不久收到信封上印著紅色國徽，落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趙緘”的長信。趙仕仁用他那堪比硬筆書法字貼工整秀麗的字，細述他的政治理想與人生抱負，以及他分配到政法係統的檢察院，其嚴謹死板摳條文的工作與他以前在北大團委書記李克強領導下的熱情鼓動的共青團工作，風格迥異。他還在學習適應中。
我馬上回信給趙仕仁，說我們的理想是完全相通的，一片冰心在玉壺，相信我們這幾個北大同窗，將來一定是殊途同歸。
地方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比北京凶，嚴打更是驚心動魄，而且二者總是相提並論。八月底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後，從重從速，南京市嚴打後第一次貼出的法院公告，名字上打紅叉死刑立即執行的罪犯，竟然有一百二十人之多！九月初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及《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其中前者規定對流氓罪等十幾種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刑，直至判處死刑”，後者規定在程序上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要迅速及時審判，上訴期限也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１０天縮短為３天。不久前發生的流氓劫持一婦女小巷輪奸案件、鼓樓鬧市名餐館聚眾鬥毆致死案，轟動一時，致使女工不敢上夜班，市民不敢上飯店消費，涉案的幾十個青年，通通槍斃，他們有不少就我天天上下班要路過的青雲巷居民。
我中秋節去南京市南麵江寧鎮新建梅山工程去看望我多年未見的表舅，那個地方代號９４２４，別名“小上海“，是上海鋼鐵廠的備戰基地，員工清一色從上海調來，講上海話，吃的冰棍都是上海的光明牌。因為錯過了唯一通往南京的公共汽車，我晚回單位上班一天，結果出版局的領導急得查我檔案，聯係遠在無錫軍隊幹休所的我父親，怕我出事，“當前嚴打形勢緊張，擔心階級報複……”
少兒編輯室的第一個工作，是副主任交代給我的：過濾來稿，可用的好稿子推薦給他；須退稿的，代表編輯部給投稿者回信。他是名作家邵燕祥的弟弟，老北京，說話一口標準京腔，對我這個北京大學來的，非常客氣。
一份落款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兒童文學翻譯來稿，引起我注意。投稿人陳聖生，文革前上海複旦大學外文係畢業後，在交通部科技情報所工作，文革結束後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研究所研究生，畢業分配到文學所工作。他結婚有孩子很晚，有感與中國當時兒歌盡是《我愛北京天安門》之類的政治性很強宣傳品，他把自己給女兒翻譯的西方兒歌選出精品，投稿出版社，希望孩子們可以接觸到真正適宜童心的讀物，而不是政治宣傳品。
我畢業時同北大中文係掌權的黨總支鬧翻，絕對不會再考那裏，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是全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比北大更適合我，可我除了同錢鍾書互通過一次信件，在那裏並不認識任何一個人。我就向少兒讀物編輯室的主任推薦出版陳聖生的譯稿，代表編輯室給他回了一份熱情洋溢的感謝信，挑選了幾冊本社出版的少兒讀物畫冊，塞進一個大信封，注上“郵資總付”，送到樓下收發室。幾番書信來往，我總算同社科院文學所的人有了聯係。
江蘇省出版局雖為省級機關，卻屬於沒有政治經濟實權的文化單位，拿不出房子給新分配來的大學生做集體宿舍。出版局負責總務的辦公室，先把我安排到附近的江蘇省農業廳招待所的簡易房，與外地來農業廳出差的人合住，後來大概嫌按日計算的旅館費開銷太多，又把我同新分配來的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範小天、複旦大學中文係黃小初和一位南京師範學院畢業的美術編輯，塞進出版局附近巷弄裏一間沒有窗戶的小平房，除了四張床，什麽也沒有，洗漱、上廁所都得去單位，空氣惡劣，非人所居。我領著抱怨不斷的他們去局領導那裏投訴後，辦公室又把這批新分配來的大學生安排住進江蘇省外文書店在其平頂房頂加蓋的倉庫，進出得走開在出版局隔壁新華印刷廠院內的簡易盤旋鐵梯，空間奇大，無窗，僅有兩三盞電燈，光線昏暗，洗漱、上廁所要回單位辦公樓。
少兒編輯室工作輕鬆，讓我上班時間可以偷閑複習，做考研究生的準備。下班單位食堂吃完晚飯後，我隻能回辦公室繼續複習，可晚八點後窗戶正對的隔壁新華印刷廠開始印刷來日的《新華日報》，機器轟鳴，噪音震得玻璃窗都顫動。我生來對噪音十分敏感，機器聲吵得我心煩意亂，大大影響我複習讀書的效率，苦惱不已。
很快三個月過去了，出版局人事處叫我去他們那裏領取《高等院校畢業生轉正定級審批表》，讓我預先填寫好相關個人信息資料，以備工作滿一年後他們辦理轉正定級用。我趁機探探人事處的口風，提出我明年會申請考研究生深造。
人事處的組長似乎身體不好，長期病休。主事的副處長據說是南京軍區後勤部長的夫人。她笑眯眯地對我說：“小橡你來了沒幾個月，卻是我們局裏人人注意的對象，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畢業的嘛，全南京城裏也沒幾個。大家對你反映非常好，說你謙虛沒名牌大學生的架子，任勞任怨，什麽髒活累活都搶做。我個人對你的艱苦樸素作風非常讚賞，你一點沒有幹部子弟常見的驕奢毛病，給我們軍隊家庭爭了氣！我知道你現在編輯兒童讀物是大材小用。我當年讀蘇州絲綢工學院，學的是養桑繅絲，現在不是人事工作搞得很好嗎？”
年底時，陳聖生來信向我通報社科院文學所招生信息，說明年古典文學、當代文學和理論研究室，各招一名碩士生研究生。我有興趣報考的古典文學專業，招生導師為蔣荷生，名字我並不熟悉。我隻想考上社科院的研究生回北京，導師何人，無所謂。想到如果考上文學所古代研究室，可以同錢鍾書為同事，頗憧憬。
１９８４年元旦時，收到駱一禾、何拓宇合寄的一張印刷精美的賀年卡。卡內附有他們的信。何拓宇信中報告說，他倆入黨的事黃了，起因是辦公室的老編輯們每天上班頭等大事是用開水泡一杯茶，然後等當天的報紙來了，呷著茶水暢談國家大事。他倆剛分配來時，跟我一樣上班第一件是就是拎著暖瓶給老太太打開水，幹了沒幾天心就懶了。同編輯室的老太太等不到開水，就親切地提示他們：“你倆小夥子還沒沏茶吧？要不要嚐下我新買的正宗地安門吳肇祥茶莊的茉莉花茶？”兩人異口同聲謝絕，說：“我們哥倆不喝熱茶。”老太驚訝地問:“那你們喝涼開水？”他倆說：“不，我們不喝開水，喝自來水。”說罷，何拓宇拿起茶杯出門，從廁所水管子龍頭接滿杯，當著編輯室眾人的麵，咕嘟咕嘟地一飲而盡。老編輯們看得目瞪口呆，從此再也不叫他倆旁聽黨的組織生活會了。
過了元旦新年，我趕緊去南京大學圖書館去查閱１９８４年全國研究生招生專業目錄，得知考試時間是２月１８日至２０日，共三天，考六科，上下午各一科，其中英語和政治是全國統一出題、統一考試、統一閱卷，其餘四門專業課，則是由招生院校組織出題、閱卷。我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以研究生院文學係名義招一名古典文學專業碩研究生的信息，索取了全套報名表格。
表格中“工作單位意見”一欄，是我最頭疼而又回避不了的難關。去找頂頭上司編輯室領導，他們推說這種表格上的單位意見，一定得是人事部門加蓋的公章，讓我去找出版局人事處。
人事處管事的副處長老太，見到我遞上的報考研究生的報名表，頓時拉長了臉，說：“你剛分配來工作才幾個月，就想考研究生離開？不行，按規定必須工作兩年後，方才允許報考！”我趕緊問是什麽上級單位規定的報考研究生工作兩年的限製，迫不及待地列舉我聽到北京一些科研單位工作大學本科畢業生當年即可報考研究生深造的例子。她聽了沒幾句，不耐煩地說，她同領導研究研究再說。
過了兩天未見下文，我按捺不住又上門人事處去磨。處長老太被我糾纏得無法，坦承他們並沒有查到上級有報考研究生工作兩年的限製的硬性規定，應該由各單位具體掌握。她推托說，我們人事處的職責是滿足單位的用人需求，我應該先征得我的直接業務領導少兒讀物編輯室主任同意放人，方能再找人事處協調。
室主任是位待人熱忱的山東大漢。我向他提出報考考研究生申請，不是嫌少兒讀物編輯工作太幼稚簡單，而是因為我的女朋友在北京，我是一定要回北京與她團聚，在北京安家立業。實現這個日思月想的願望，靠組織上將來跨省市調動工作，非常不現實的，唯有報考研究生一途。如果我屢試不第，自然認命死心，否則很難在這裏安心工作，隻會給領導添麻煩。
室主任非常通情達理，說他本人乃至他們這代人，都飽受兩地分居之苦，非常理解我的處境。他當然希望我留在這裏，讓科班出身的年輕人接班，但考慮到我個人戀愛實際情況，這次可以同意我報考研究生，但君子協定，如果考不上，則踏實工作幾年；有新來的大學生接班，再調動工作。
談畢，他親自領著我到樓下人事處，告知編輯室已同意我報考研究生。副處長老太說，他們人事處要研究研究，然後盯著我，問：“你報考的是什麽院校、專業？錄取難不難?”我回答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文學研究所古代文學研究專業，全國最高學府，錄取率通常是百裏挑一。”她聽罷哈哈大笑，說:“一個名額上百個考生競爭，哪裏可能考得上！今年就破例讓你試一次機會，考不上三年之內不許再向我們人事處提考研！”然後轉臉對室主任嚴肅地說：“你同意放走大學生，三年內不得再向我們人事處要人！”
１９８４年的一月中下旬，西伯利亞寒流洶湧，南京下了罕見的大雪，濕重的積雪壓斷常青鬆杉的樹枝，不少公交汽車站的候車棚都被壓塌，運行的公共汽車不得不在車輪上綁上防滑鐵鏈。江蘇省規定隻有淮河以北的北方辦公室可以生煤爐取暖，南京省級機關的土政策是僅有照不著陽光的陰麵辦公室可以生煤爐取暖。我所在的辦公室正好在北麵，我就拿出小時在北京生活練就的生煤爐技巧，把辦公室的煤爐火燒得旺旺的，既取暖又可以燒開水，結果恨不得全編輯室的人都聚集到我的辦公室，搬來椅子圍著煤爐烤火聊天，害得我根本無法靜心看書複習。
我們幾個新分配來的大學生所住的外文書店房頂上的鐵皮屋倉庫，內外溫度一樣，我們晚上抱著用食堂開水灌滿的熱水膠袋、醫院輸液用玻璃瓶，哆哆嗦嗦地鑽進濕冷的棉被窩，早晨起來地上流過屋頂的雪水已結冰，晾在繩子上的洗臉毛巾已凍得硬邦邦的。
春節前我收到一個“郵資總付”的郵包，打開一看，是駱一禾、何拓宇寄來他們北京出版社印製精美鼠年掛曆，內容北京古建築攝影，附有何拓宇寫的一個小條:“俺們《十月雜誌》編輯部是半古建築，八大胡同舊址，牆縫裏不時散發出當年青樓窯姐的脂粉味兒，令人想入非非，發古之幽思……”
我趕緊拿了這份掛曆送給了室主任，謝他促成人事處批準我考研。然後給何拓宇回信說，我每天早晚上下簡易盤旋鐵梯出入宿舍，聞到的都是尿騷味——屋頂上的倉庫鐵皮房起夜無處撒尿，我們幾個大學生就尿在一個桶裏，早晨趁人看不見，直接傾倒到盤旋梯下新華印刷廠的院子裏！
接近春節，高校都開始放寒假。在北京大學的錢立等幾個老同學，惦記在南京孤零零的我，回鄉探親過春節火車路過南京，特地簽票來看我，我隻好把他們也安排在鐵皮屋過夜，凍得他們徹夜難眠，第二天一早就乘火車逃離已成冰窖的南京。同班的蔣衛傑同學，來看從家鄉湖南漣源考到南京鐵道醫學院上學的女朋友，特與我溫情聚餐，聊了一些他們在北大繼續上研究生的近況。
我北大同學的探訪，喚起同鐵皮屋其他幾個新分配來的大學生回家過春節的願望，結伴到人事處請探親假，立刻被駁回：“按規定，新近分配來的大學生，必須工作滿一年轉正後，方能享受已婚職工探望配偶、未婚職工探望父母的每年兩個星期探親假。”
我們這幾個新分配來的大學生，吃飯主要靠單位食堂。出版局很多員工中飯在單位食堂就餐，飯菜比較好；晚飯單位食堂就是給我們這幾個住集體宿舍無處開夥，通常就一個菜，由一位單身老師傅打理，因為他自己也就吃這一個菜，通常不會做得太差。他告訴我們，老單身的他，每年一定是要回蘇北老家過年的，臘月二十八返鄉，過了年初五才回來，單位食堂春節其間會關閉一個星期。
我們一聽就炸窩了，想到離家第一個春節，會在饑寒交迫中度過，大家十分沮喪、憤怒，商量著要找局領導情願，恩特批我們這些新分配來的大學生避寒，春節時期享有職工探親假期，回鄉與家人團聚。
我說，上次人事處已經搬出規定不批假，法理上我們是講不過他們的。隻有打悲情牌，提出我們生活條件太差，如果單位不能解決，春節其間又餓又冷，會生病給組織添麻煩的。
第二天我們上午一起到局裏負責總務的辦公室主任那裏去投訴，說春節食堂關門一星期，我們無處吃飯。辦公室主任回答說：“我可以給你們食堂小廚房的鑰匙，自己下麵條。”我們說住的鐵皮屋太冷，室內都結冰，凍得每個人都頭痛流鼻涕，辦公室主任回答說：“我可以讓招待所打借條，讓你們每人領一條被子。”我們說夜裏睡覺頭在被子外麵，還不照樣挨凍？辦公室主任回答說：“局裏可以采購解放軍棉帽給你們，睡覺時把護耳放下就行了。”我聽了大怒，吼道：“你見過有人晚上睡覺帶棉帽的嗎？！”拉著眾人，說：“不跟這家夥說了，直接去找局長評理！”
高斯局長聽了我代表新分配來的大學生怒衝衝的控訴，笑眯眯地說：“這個辦公室主任前兩天還親自去我家修馬桶，趴在地板上搗鼓了半天，細致耐心，工作不至於這麽粗糙吧。你們初次離家到外地工作，春節想家探望父母，也是人之常情。今年南京遭遇百年不遇的寒流，情況特殊，破例讓你們春節回家休息，也沒有什麽大不了，我批準了！”
大家喜出望外，對我直翹大拇指，感歎說：“到底是北大的，關鍵時候挺身而出，敢說話！”
借著高局長開恩聖旨，下午我們到人事處辦妥了春節其間兩個星期的探親假。人事處領導特別交代，這是局長考慮到目前南京寒流造成你們的住宿實際困難，照顧你們年輕大學生的身體特批的，下不為例！
１９８４年的春節是２月２日，研究生招生考試是２月１８號至２０號，三天考六科，其中英語和政治是全國統一出題、統一考試、統一閱卷，其餘四門專業課，則是由各院校研究單位自行出題、閱卷。
高局長特批給我們這批新分配大學生探親假，對我考研複習真是雪中送炭。我立即寫信告知父母，即使有局領導破例照顧的探親假，我春節也不打算回無錫與家人團圓過年，而是留在南京抓緊複習考研，做最後的衝刺。
我無錫高中時的一個同學，７９年高考落榜，他母親是無錫化工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畢竟書香門第，努力複讀後，終於考上南京大學外文係。我畢業分配到南京工作後，與他聯係上，他知道我要複習考研究生，就主動提出寒假其間，我可以住進他探親返鄉空出的宿舍，這對苦於沒有安靜環境複習的我，真是濟困解危，太及時了！他不光給我提供了鋪位，借給我食堂的飯菜票，還把宿舍裏私藏的小電爐、鍋碗等簡單廚具交我使用。
南京大學的教學區與學生宿舍區被一條馬路南北分割開。雨雪交加的冬天，踩著防水膠鞋的南大學生，從宿舍區到教學區上課，書包外經常還提著一個塑料袋，裏麵放著一雙替換膠鞋的棉鞋，以便在無暖氣的教室裏上課、自習時，保暖腳部不生凍瘡。間或遇見晴天，學生紛紛在宿舍樓下的鐵絲架上晾曬陰冷潮濕的被褥，女士樓更是在窗外懸掛出五顏六色的內外衣褲，色彩繽紛，迎風招展如萬國旗。
安靜的大學校園，畢竟是最佳學習場所，我流連忘返，集中精力複習了差不多整個寒假，除夕夜、大年初一也是不眠不休，書本在手。春節其間南大的食堂職工回家過年，僅開一個窗口，給空蕩蕩校園裏寥寥無幾的留守學生，提供最簡單的食物。好在我工作單位年前給每位職工發放一份年貨福利，南京特產香腸、香肚、板鴨外，還有蘋果、柑桔什麽的，我一個單身，也領了一大堆，單位裏居然有人眼讒，向我同辦公室的徐老太吹風，說她家人口多，我一個人也吃不完，能否分她一點？徐老太斥責說：“小橡難道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沒有家人可以分享年貨？！”多虧這些年貨，解決了無肉不歡的我南大春節吃飯大問題。
研究生招生考試的考場，設在南京師範學院。八十年代民國故都南京沒有多大，沿著地名按圖索驥，同清代吳敬梓《儒林外史》描繪的明代南京城差別不大，我騎自行車東西南北環城一圈，也就個把鍾頭，與帝都北京之大，不可同日而語。
第一天早晨去考場的路上，看到一條尚未完工的公路，平整無車，就騎車上去，走了一段，被前麵騎車的一個穿警服的攔下，教訓說：“這是尚未通行的路，在上麵騎自行車是違反交通規則！”我說：“你不也在上麵騎車嗎？”他惱羞成怒地說：“我是人民警察，有這個特權！”接著嘮嘮叨叨地一通教訓。我急著去考場，向他求情：“我因趕著參加研究生招生考試，抄了近路，下不為例。”他說：“考博士後也不行！”我隻好掏出省裏發給新聞出版單位的記者證，遞給他說：“你先把我證件扣下，回頭到省級機關找我！”那時記者可以寫專門送給各級主管領導看的內參，對官場有一定的震懾力，他見狀趕緊把記者證還我，說：“不用，不用。”讓我走人。拚命趕到考場，離規定“遲到三十分鍾禁止進入考場”，僅差幾分鍾！
考試我沒有覺得有什麽難，順利按時做完所有考題。
考試後一個多月沒有任何消息，我忍不住寫信給社科院文學所的陳聖生，探問文學所今年研究生招生的進展。三月底收到陳聖生的回信，他信中說因為他本科是複旦大學外文係畢業的，社科院的研究生院邀請他參加今年研究生招生英語考試的閱卷工作，他說今年的英語統考試題首次全部采用美國標準考試所用的選擇題，答案差別細微，似是而非，除非英文底子非常紮實，很難答對得分。研究生院參加考試的兩千多份答卷，僅有兩份過了六十分的及格線。他在信中抄錄了這兩份考卷上的準考證號碼，我一對，其中一個正是我的！不由心中大喜！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出版局人事處來電話傳我去一趟。
一進辦公室，麵帶尷尬笑容的副處長老太向我介紹兩位幹部服嚴整的中年男士：“這兩位同誌是從北京中央機關來外調的。”一邊忍不住嘟嚷說：“百裏挑一，還真被你考上了！”
這兩位人事處的客人，一口正宗的京腔，自我介紹一位是社科院文學所人事處處長葛幼立，負責外調我的人事事宜；另一位是科研處長邱建，帶來了文學所研究生招生複試考題。葛處長見我第一句話，問有沒有對象，對象在哪裏？我說有女朋友，在北大念書。他說，哪就好，省得你畢業時鬧兩地分居，所裏留不下。你考研究生的成績非常好，上千考生你總分第一，這樣的好苗子，畢業後文學所一定要把你留在所裏，解決青黃不接不接的問題。邱處長則從公文包裏取出複試考題交我，副處長老太馬上請我到人事處裏間的相鄰辦公室做題，一邊招呼社科院的兩位處長：“走，我們去吃午飯，請你們品嚐最正宗的南京菜！”
複試的三道題並不難，但把答案細致寫出，還是要花一些時間。等我寫畢複查兩遍，他們外出吃館子也回來了。我們人事處周到地款待了兩位北京客人，酒喝得臉通紅，直謝南京人熱情豪爽。我把複試答卷交給了文學所科研處長邱建，他笑著收好放進公文包，說回社科院讓所裏的研究員判卷，讓我放心，“靜侯佳音！”
五月底，我收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錄取通知書。我馬上寫信告知一直掛念我前途的父母，讓年邁離休的他們分享我的喜悅。
我拿著錄取通知書到人事處告知他們我已被社科院錄取為研究生，將從江蘇省出版局離職，秋季到北京上學，感謝局裏的領導和同事一年來的關照。我遞上錄取通知書附件，說上麵列出我報到時需出具戶口、糧油關係遷徙證明，而我現在戶籍是出版局集體戶口，還要請人事處協助辦理。處長老太回答說：“我們已接到北京來的公函，你的人事檔案，我們會直接寄給社科院。戶口、糧油關係戶遷徙證明，我們同公安局、街道辦理好後，會交給你隨身攜帶。”然後她停頓了片刻，交代說:“你是去年九月底才來我們出版局工作的，離職上學報到是八月底，離工作一年幹部轉正還差近一個月。按規定，大學畢業生經一年見習期滿才能轉為正式國家幹部，你未滿一年，我們不能給你轉正。”我問：“這有多達差別？”她說：“如果你轉正了，按政策上研究生帶幹部工資；如果未轉正，隻能拿助學金。待遇每月相差至少十幾塊錢喲！”我笑著說：“隻要能讓我回北京同女朋友團聚，誰在乎那幾十塊錢！”
我跟人事處說，我還要把手邊的工作處理移交一下，需要一些時間，幹滿六月，我就辦妥離職手續。我分配到南京工作後，快一年了，還沒有探望過在無錫離休的父母，去北京上研究生前，我要回家探親，孝敬父母，陪他們住兩個月。
然後我寫信給駱一禾、何拓宇、趙仕仁，告訴在京老同學：我已經考上社科院的研究生，即日返回北京，同他們再聚！
信尾，我特意抄錄了代表我此刻心情的唐詩：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２０２５年６月１０日，作於芝加哥西郊
（圖片來同學攝影、網絡）
長文分載。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