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影片，改編自我於2008年出版的長篇回憶錄《土樓歲月》，記錄了一個牧師家庭在閩西南土樓山區下鄉的真實命運。
很多人知道，出生在石碼的著名作家舒婷曾寫過一篇廣為傳誦的散文《到石碼去》。她在文中這樣寫道：“我在我自己的熱愛中，吮吸爸爸媽媽的回想，豐滿了我出生的那一塊熱土。” 這句話我至今記得——因為它何嚐不是我們這一代石碼孩子的共同心聲？在那個時代，我們從父母身上繼承的不隻是血脈，還有他們對土地的情感，對信仰的執守，對苦難的默默承受。 對我來說，石碼不僅是地圖上的一個地名，它更是一塊被記憶與命運深深銘刻的地方。
我是1951年出生的，家裏有七個孩子，我排在中間，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有，非常幸運。我的父親是這個禮拜堂的牧師，從1949年起就在這裏服侍。我們全家就住在禮拜堂裏的牧師樓，一個兩層六套間的小騎樓，二樓還有走廊和陽台。
母親既要照顧我們七個孩子，還負責兒童主日學，忙得不可開交，但從來沒有一句怨言。
每天清晨，母親總是第一個起床，煮好一大鍋地瓜粥，再一個個輕聲喚醒我們七個孩子。白天，她忙不完的事，卻從不顯得慌亂。家裏有一台祖父在四十年代買下的聖家牌縫紉機，那是她最常待的位置。她一邊熟練地踩著縫紉機的踏板，一邊輕聲背誦主日學要講的聖經故事，那聲音如水流一樣平靜，也伴著我們成長。
……
這是一段安靜而華麗的成長背景，也注定充滿矛盾與掙紮。一邊是神的恩典、愛與寬恕；一邊是紅色口號、階級鬥爭。我的童年，在這兩種價值觀中拉扯——沒有爆炸性的衝突，卻是一種長年累月的撕裂與懷疑。
我不知道父母是怎樣麵對社會的異樣眼光，但是我知道，他們都在為教會默默地奉獻。他們也把人間的大愛獻給社會。
……
鄰裏都說我父母是“天下最善良的人”。
但這種“善良”還是不能排除社會對我們的偏見。我也常常被同學“另眼相看”。他們問我：“你們家是地主嗎？怎麽住那麽大的教堂？”其實那是公共財產，隻是教會安排牧師的家屬的住所，那時在中國，教堂都配備牧師家庭的住所。但羨慕和誤解，常常伴隨著我們。
果然，風暴來了。當文革來臨，教堂不再是“聖地”，而是“封建迷信”的象征。我們一家人的身份成了問題。曾經受人敬重的牧師，如今成了批鬥對象。我童年時仰望的鍾樓的大鍾被拆下；聖經被焚毀，十字架也被扯下。我這才知道：我出生在一個不到萬分之一的家庭——牧師家庭，我注定要過與眾不同的人生。
所有教會活動被迫停辦。教會沒有活動，父親自然沒有收入。我們把牧師樓樓下一半讓了出去，全家人擠在樓上的三個房間和樓下的一個邊房裏。
隨著文革愈演愈烈，我們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父親被打成“曆史反革命”，不僅被剃去半邊頭發、掛上大牌子遊街示眾，還多次被拉去批鬥、關押。最殘忍的一次，是他們逼他在自己講道幾十年的教堂外圍的果樹下“刨地三尺”，說是要挖出“藏在地下的國民黨槍支”。
烈日當頭，他手拿鋤頭，一鋤一鋤地刨著，身後站著紅衛兵高喊口號：“挖出來！你們這幫反動派的密室！”父親沒有爭辯，隻是低頭刨著，額頭的汗水滴在泥塵裏。
最終，當然什麽也沒有挖出來。地下沒有槍支，隻有老鼠洞和一地破碎的尊嚴。 他的膝蓋磨破，手掌起泡，衣服沾滿塵土。等他從果樹下走出來，我躲在圍牆後，看著他那一身狼狽，心裏像被刀剜了一塊。
到1968年秋，我們全家被勒令三天之內滾出教堂。會友好心收留了我們一家七口，暫時住進了一座破舊的廳堂。
接下來，就是全國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我十八歲，帶著理想和淚水，離開九龍江畔，踏上前往閩西南山區的路。從此，開始了我長達十一年的“土樓歲月”。
今天我們講的《土樓歲月》的“自序”，下一集我們會講到我們一家是如何在三天之內被趕出教堂、流離失所的情形。感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