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助羅伯特走出命運低穀。
@從三歲便成爲朋友的伊娃和安德烈。 1980年安德烈因對多倫多一種植物產生嚴重過敏，所以他不得不辭去市政府工程師的工作，全家搬到西岸溫哥華。説來也巧，我自己也是1980年由北京移居香港，開始我的另段人生之路，似乎1980年對我們兩個都是人生的轉捩點。
幾年之後，安德烈接到一個來自多倫多的長途電話，來電者是他們斯洛伐克老鄉，不過安德烈並不認識此人，隻是聼他的母親信中提起過，並囑他若可能的話，請給他幫助。老鄉名叫羅伯特，剛剛移民到加拿大不足一年，令安德烈料不到的是，羅伯特在電話中無限哀傷地說，自從他移民以後，諸事不順，找工作總是碰釘子，妻子紅杏出墻，正在跟他辦理離婚手續。他覺得前途一片灰暗，正準備自我了結。
安德烈聽罷先安慰了他一番，並告訴他任何時候都不要想到自殺，與其如此，爲何不考慮來溫哥華另謀出路，不論什麽樣的困難都會有轉機的。當時羅伯特經濟窘困，唯有自駕車，晚上就睡在車子裏麵，千辛萬苦，花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的時間才抵達溫哥華，並暫時與安德烈住在一起。
説起來，羅伯特身世坎坷，二戰的時候，他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因他猶太人的家庭背景，備受德軍法西斯分子的欺辱與蹂躪。戰爭結束後，看似一切恢復正常，然而共產黨統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奉行的是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羅伯特的父親本來擁有一間工廠，卻被斥為剝削工人的資本家，工廠被沒收。而漸漸長大的羅伯特，到了該入大學的年齡，卻因成分不好失去上大學的機會。
無奈之下，羅伯特考入斯洛伐克一技校入讀，憑著他的聰明，幾年以後他畢業成爲一名技工。不久他娶妻生子，以爲生活就這樣走下去了。誰知1968年蘇聯軍隊開著坦克，公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羅伯特當時已經有了家庭，不能像單身年輕人那樣説走就走，等他一切都準備好出逃的時候，邊境卻已開始封鎖了。
羅伯特並未喪失信心，不久，他整理行裝，再次將車子駛向邊境，然而令他意料不到的是------他的鄰居得知他要潛逃的消息後，竟向政府告發了羅伯特，令他深陷囹圄。後來，又再經過20幾年的時間，羅伯特才算實現了他的逃亡大計，移民到了加拿大。
落腳在這自由的國度，羅伯特對前途充滿了夢想，卻想不到他拙劣的英語令他吃盡苦頭。那年，他第一次被多倫多一所大醫院聘爲電工，管工是地道的加拿大本地人，跟羅伯特嘰裏呱啦下了一通指示就走開了。可憐的羅伯特根本沒有弄懂管工的意思，他扛著電工用的長梯，在那碩大的醫院裏轉了半天卻不得要領，等到他再次見到管工的時候，管工隻告訴他------你被解雇了，欲哭無淚的羅伯特聼明白了這句話。
移居到溫哥華後，在安德烈的鼓勵下，羅伯特邊學英文邊找工作，命運終於開始出現轉機，他在英文班遇到後來的太太------一位菲律賓女人，又考取了電工執照，還買了一個小小的公寓，生活真正納入了正軌。
退休之後，羅伯特將他自己的一生，一點一滴的寫下來，並配上照片，用電腦打印下來送給我們，他感慨地對安德烈說-----假如沒有你當年的鼓勵，我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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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德國慕尼黑，安德烈的朋友伊娃Eva為她的新書舉辦了一場新書發佈會，特別邀請我們從溫哥華飛到那裏參與盛會，那本書名曰【你前臂上藍瑩瑩的數字恰似你的眼睛】(The number on your forearm is blue like your eyes)，這是選自安德烈的一首詩【見證者】(The witness)。此書是以德文作首次出版的，出版社曾徵求伊娃的意見，這書名似乎嫌太長了點，可否另選，伊娃說她選安德烈的這句詩作爲書名，意義重大，不僅不能改動，以後若出版其他語種，也都要遵循這一書名。
需説明的是，那“藍瑩瑩的數字”指的是伊娃3嵗的時候，在集中營被納粹分子強行刻下的刺青，我曾親眼見過她左前臂上的刺青------A-26959，伊娃說她媽媽的刺青號碼是-----A-26958，這恥辱的數字陪伴了伊娃和她媽媽的一生。
安德烈童年時，搬來一家新鄰居，一個女人和她的兩個女兒，大女兒和安德烈年齡相仿，她就是伊娃，那時候他們隻有三歲，成了每天玩在一起的好朋友。女人告訴安德烈媽媽，丈夫在二戰剛開始的時候便失蹤了，恰好那時她正懷孕，不久，她和女兒伊娃被納粹分子關進波蘭的集中營。在集中營裏，第二個女兒出世。正當納粹分子將一批猶太人押解送入毒氣室的時候，戰爭局勢發生變化，德國納粹分子倉惶出逃，母女三個僥幸被釋放。原來她們也是猶太人。
安德烈母親得知這些情況之後，盡力幫助她們，戰後的生活是艱難的，家裏若隻剩下兩個鷄蛋，那一個鷄蛋也會分給那母女三個。安德烈父親是醫生，那時也主動擔當起她們的家庭醫生。伊娃離開集中營的時候，腹大如鼓，推測是極度營養不良之故，在安德烈父親的精心醫治下，竟然慢慢恢復了健康。那之後，這兩家成了好鄰居，又是好朋友。多年後，伊娃移居德國，安德烈則來到加拿大，但他們終生保持密切聯係。
安德烈多年前就開始勸告伊娃，鼓勵她將二戰時她一家的故事寫出來，但伊娃不願碰觸當年的痛，便推説她工作繁忙，還要照顧孩子們。隻是安德烈始終沒有放棄説服伊娃，終於，在伊娃退休後，同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將近70年的時候，伊娃正式考慮將她一家人的故事寫出來。最後，在德國一位歷史教授的幫助下，伊娃完成了那本新書，並出版、公開銷售。
這就是伊娃堅持要用安德烈的詩句作爲書名的緣故，這其中的意義重大，自不必待言。如果不是安德烈多年來的鼓勵，這段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真實歷史，就會被時間所湮沒。
令伊娃沒有料到的是，雖然此書在德國以德文出版，卻引起那些關注二戰中納粹迫害猶太人的讀者極大興趣，甚至德國總理親自接見了伊娃，斯洛伐克總統也接見了伊娃，新書出版後的幾年，德國、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幾個城市的書店及讀者，分別邀請伊娃去演講，每年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舉辦的紀念活動，伊娃也是被邀請的嘉賓，她和她的妹妹成爲歐洲二戰集中營生存下來的最年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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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對我的朋友也是熱心相助，十幾年前，有一位我以前在香港的陳姓同事，她在溫哥華一中文報紙作記者，當年有一位香港知名藝人去世，在某墓園舉辦盛大葬禮，陳同事未被邀請進入葬禮會堂，不過她需幫一位受邀的長者駕車前往，於是她和長者一起駛入墓園，等長者進入會堂之後，陳同事便在墓園散步並等待。
誰知就在這時，一位溫哥華年輕騎警，不由分説，將陳推倒在地，認爲她違反不準進入的規定，如此粗暴的處理，令陳的膝蓋嚴重受傷，以致完全不能站立，而騎警卻不願爲她電召救護車。最後是由另一位在場記者，用自己的車將她送入醫院。
那天晚上，陳打電話來， 我和安德烈才得知此事，當晚我們就去她住的地方探望，隻見她右腿膝蓋処包了一層白色的石膏，造成行動不便。
當安德烈了解整個事情的經過之後，為騎警的粗暴感到非常不平，建議陳一定要訴諸法律。接著就是聘請律師、上庭，等等。而陳的幾乎所有訴狀都是安德烈撰寫，因安德烈職業是市政工程師，經常需要寫報告，所用詞句必須非常嚴謹和專業，與平時寫信不同，故，安德烈主動提出為陳寫訴狀（當然不收費用），令陳十分感動。最後上庭的時候，除陳之外，隻有安德烈和我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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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的熱心在我的中國朋友圈子裏，簡直有口皆碑。有一位女友早年喪夫，留下女兒和她自己，某日我們受邀到她家吃飯，安德烈進屋後，擡頭望見靠屋頂的玻璃窗滿是灰塵，便問女友爲何，女友答自從他丈夫過世之後，她便沒有能力登高去清潔那玻璃窗了。安德烈聽罷也沒説什麽，過了幾天，他將家裏的長梯子放在車上，直驅女友家，把梯子搬入屋內，幫她將那玻璃窗擦拭乾淨。
不僅如此，每次我們受邀到女友家，離開的時候，安德烈都會先到廚房，問女友垃圾袋在哪裏，然後拎著裝滿垃圾的袋子，走到後門口時，將垃圾袋拋入大垃圾箱。女友多次都表示不好意思，安德烈則表示我們的車子就停在後門，順便而已。安德烈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從來都是以給予別人方便，為他的行動指南。當然，還有很多類似的助人爲樂之事，就不在此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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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年前，我們的三重奏組開始為老人院義演，安德烈每次都會跟我們一起去，他擔任司儀，並為老人們講解我們將要表演的曲目，以及每一位作曲家的背景，這些都是此前他認真在電腦上做了一番功課的。安德烈後來為三重奏組命名為：Soft River Trio，從那時起，我們的每次演出都會用這個名字，直到今天，但是，再也沒有人為我們擔任像安德烈那樣的司儀了。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