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雜憶（1951-1955）

清華雜憶（1951-1955）


作者：周誌德


1951年夏，我考入清華大學。對大學四年的生活，我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錄。50多年過去了，雖然記憶裏大學生活的細節已經模糊，但卻經常有一些揮之不去的事情清晰地浮現在眼前。現在把它們寫下來，雖然許多細節已經記不清楚了，但寫下來的都是事實，沒有一點虛構。

1 入學

1951年夏，我從北京師大附中畢業，經過全國統考，考進清華大學土木工程係。同時錄取的土木係新生有150人之多（當時也算是擴招吧），其中北京和上海的新生各占三分之一，其它三分之一屬於天津等地，河南省隻有四位新生（李少甫，範崇仁，崔季欒，熊敦士，沒有查找任何資料，不知記憶是否完全準確），有些省沒有新生。當時一些大報將全國錄取的新生名單全部登載，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想要找的考生。

8月下旬的某一天，按照錄取通知書的規定，清華在北京的新生都到騎河樓清華同學會集中，由學校派車將我們接到學校。我自己帶著一個鋪蓋卷和一個小箱子，從西單坐三輪車去報到。到了那裏已經有不少人等在那裏了，不記得有學生家長送行。當時見到師大附中的一些同學，以及唐友一（土木係）和林連清（機械係），我與他們兩位雖不熟悉，卻因為足球而知道對方。沒有料到，在大學的四年裏我們成為清華足球隊的隊友。

2 住宿

進入學校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住宿。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大一男生全部安排在後體育館住宿。要知道，全部大一男生有幾百人之多。在日本占領時期，日本兵在後體育館養馬，把木地板徹底破壞了。抗戰勝利以後，清華回到北京，無錢恢複木地板，就用水泥鋪砌了地麵。我們進到後體育館，看到了擺放有序的一行行的雙層木床，我們幾個從同一中學來的同學就找了一個靠邊的位置安頓下來。這時外地的新生還沒到京，隻有北京的百把名新生，後體育館內還算安靜。過了沒幾天，外地新生陸續入住，後體育館裏就變得熱鬧非凡了。特別是上海來的新生，他們比較活躍，又相互熟悉，在體育館裏打籃球（後體育館設置了三個籃球場），拉胡琴，旁若無人。

過了幾個月，我們土木係的新生被安排住進二院。那是一排排平房，聽說有些房間原來是作教室之用。房間的大小不等，最小的隻能住八個人（當然是雙層床），最大的一間能住四五十人。房間是如何安排的已記不清楚。我被安排在十人一間的房間，同屋有北京的吳中，郝石心，上海的張受天，其他的已不記得了。雖然住的條件不好，卻有工友每天給打開水，掃房間。廁所是很大的公用衛生間，隻有蹲坑，沒有坐便器。當時有兩件關於如廁的軼聞。有幾位從印尼回來的華僑同學，常常拎著小桶如廁。開始我們有些人不明究竟，時間長了才知道他們還保持原來的習慣，用水洗。另一位是我的足球隊隊友唐友一，每次解大手，他一定要到圖書館的廁所。原來他從小在家裏習慣於坐便器，不習慣蹲坑，圖書館的廁所有坐便器，他就舍近求遠了。但是，不出半年，他們就都習慣於新的環境了。

在這段特殊臨時性的住宿期間，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周培原先生在大禮堂召開了大一新生全體大會，說明因為招生過多，超過了學校宿舍的容量，使新生的住宿問題一直沒能很好解決，向全體新生表示歉意, 並介紹了學校正在加緊建設新的學生宿舍的情況。到了大一寒假後，新的誠齋，立齋和強齋同時落成。大一新生悉數搬進新的宿舍，八個人一間，雙層床。據說，馬約翰先生為了學生的健康曾反對八個人住一間（老的宿舍都是四人一間），囿於現實條件，誰也無力改變現狀。土木係一年級的男生都住進誠齋，我與吳建銧，唐友一，郝石心，吳宗盛，呂植民等人住二樓的一間，同一層還有航空係的同學。二年級時調整了係，宿舍也做了相應的調整。我們水利係二年級的學生仍住在誠齋。三年級時又做了宿舍調整，水利係搬到明齋，這是老宿舍樓，四人一間，雙層床，我與周泰鬥，陳啟美，吳宗盛同住一間，直到畢業。在大學四年，我與吳做了三年半的室友，很難得。

清華園內草木茂密，還有小河，池塘，夏秋之際，蚊蟲很多。學生沒有蚊帳，不勝其擾。為了消滅蚊子，在夏秋時節，校方號召並組織學生滅蚊。教給我們的方法很特別, 將肥皂水塗抹在自己臉盆的內側，用它到草地上去“粘”蚊子。我們常到體育館南麵的小河邊去滅蚊，將臉盆順草地表麵輕輕一刮，果然有不少蚊子粘附在臉盆內麵，每次都有收獲。

剛到清華園不久就有一件終身難忘的事：每天的升降國旗儀式。當時每天在體育館二層的平台（大操場的主席台）上舉行升降國旗儀式，有兩名小號手吹奏軍樂曲為升降旗伴奏，要求所有能看到國旗的人都要停止其它活動並向國旗行注目禮。早晨升旗時，操場附近的人不多，印象不深。下午降旗正是學生的體育鍛煉時間，隻聽軍號聲一響，操場上所有正在作各種鍛煉的學生（常有幾百人）立刻停下體育活動，麵朝主席台立正，向國旗行注目禮。這是清華園內一道美麗的風景線。有時校外來的客人正巧趕上降旗，他們不明就理，仍然繼續活動，旁邊的學生就會輕輕告訴他（她）如何如何，客人也就欣然從命，一起向國旗行注目禮了。

3．膳食

大一時的食堂是由學生會管理的，夥食分為五等：甲，乙，丙，丁，戊。每等的價格及主付食都不同。每月的夥食費從七萬五千元（舊幣，相當於現在的七元五角）（乙等）到十萬元（戊等）。主食有的以大米為主，有的以麵食為主，其中又分為細糧多的或粗糧多的。每個學生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當時是自費）及飲食習慣任意選擇，而且在每個月末可以更改。大食堂根據夥食的種類分別布置，八個人一桌，但人員並不固定，自由組合。一般都是熟人盡量湊在一桌。主食不限量，副食一般是四菜（兩葷兩素），開飯前已放在桌上，由先到的人將菜均分為八份。為了顯示公正，分菜的人總是等到拿最後一份。湯是所謂的高湯，當然不限量。食堂裏沒有座位，所有的人都站著吃飯。到了二年級，國家決定所有大學生的夥食費由國家負擔，這個決定持續了三年，我在大學就有三年吃飯不要錢。這樣一來，夥食標準也就隻有一種了，每人每月十二萬五千元。到了三年級，蔣南翔入主清華任校長，他很重視體育活動，對校運動隊也很關心，其中一個具體措施就是提高運動隊的夥食標準，午飯和晚飯在原有的夥食標準上增加一個葷菜。這樣所有運動隊就集中在一個食堂就餐。我是校足球隊的成員，吃了兩年的運動員夥食。

食堂的夥食常年無大變化，主食更是經久不變。隻有遇到特殊的節日，才會有點不同，如除夕夜有牛肉粥供應。最難忘的是1953年“七一“，食堂為了慶祝黨的生日，特地準備了打鹵麵，這一下不得了了，麵桶被男同學圍得水泄不通，最裏層的人雖已盛好了麵條，卻無法出來，秩序一片混亂。記得當時從裏麵擠出來一位高大的男同學（建築係55級的），身上掛了不少麵條，狼狽不堪。從那次之後，食堂再不提供過麵條了。

4 交通

清華地處北京西郊，1951年我們入學時，沒有一條正式的公路，更沒有一條公共汽車線經過清華。唯一一條距清華較近的公共汽車路線是由西直門到頤和園的，它經停北大西門，從那裏有一條長約一公裏的窄水泥路通向清華西門。當時清華南門外還很荒涼，沒有公路通向城裏。1952年以後，八大學院相繼成立，由新街口豁口經八大學院，清華南門，清華西門，到頤和園的公路才開通，並有公共汽車行駛。這樣清華進城的公共交通問題才有所緩解。（1947年初中春假時，我們幾個同學應同班何小艇之邀到清華去玩，住在他在清華大學的家裏。當時清華西門有農民牽著毛驢等待乘客，可以送到北大西門或頤和園）。

為了方便群眾進城，學校雇用私營的寶隆車行開辟校車（收費），從二校門到東華門，中間經停西單（新華書店門前）。每天定點開行（這個校車直到1957年後才停駛）。平時並不算擁擠，但在周末和節假日乘客很多。有一次校車出了大事故。某一天下午，一輛校車從東華門出發，車內擠滿了人，汽車在景山前街附近轉彎時，車門突然大開，四個乘客掉下了車，摔在馬路邊，有一位乘客當場斃命，而其他三位卻無大礙。校車本來就都是舊車，質量不佳，出了大事故，當然要很好整頓一番。另一件關於校車的逸聞是小偷如何利用校車的。清華的學生有堅持體育鍛煉的習慣，一般是在下午五點左右開始，鍛煉一個小時。當時學生浴室都在體育館，鍛煉之後很多人就在那裏洗澡（免費）。有一段時間，許多人發現在洗澡時經常丟東西，就把這個情況報告給有關方麵。校衛隊經過仔細偵察，終於發現了一個小偷。這個人經常從城裏坐校車到清華作案。時間一長，他發現下午的體育鍛煉時間是很有利的作案時機，浴室外到處放著洗澡學生的衣物，無人看管，他就順手牽羊，然後坐六點左右的校車回城裏。有一個下午，當這個小偷帶著贓物，坐進校車後，已經準備好的校衛隊員不費吹灰之力，人贓具獲，他也隻好束手就擒了。

當時校內的自行車不多，我們班150人還沒有10輛自行車，當時自行車還接近於奢侈品。唐友一擁有一輛，利用率很高，他每個周末都騎車回城裏的家。有時在校園裏看到周培原和梁思成兩位教授各騎一輛英國黑色26吋鳳頭男車，很令人羨慕。鶴發童顏的馬約翰教授則騎一輛大把自行車在校園內穿行則很讓學生佩服。

校園裏有幾輛客運三輪車，也以二校門為集散地。校車下來的有些人，如教授夫人，有時會坐三輪車回家。有時有人在二校門等不到校車，又急於進城，也可能乘三輪車到北大西門去乘公共汽車。我在二三年級時入選北京市足球隊，有時為了趕進城去賽球，也不得不乘三輪車到北大西門。有一位老三輪車工人喜歡看足球賽，經常看校足球隊比賽，我坐他的車時，他常常談起清華足球隊的逸事及一些名隊員，使我與他更加熟悉。

從西直門到張家口的京張鐵路經過清華園，在清華南門外有清華園站。在豐沙線修建之前，這條鐵路利用率是很高的。每逢“五一”，“十一”，清華學生都要到天安門去遊行，在一二年級時，我們曾由清華園車站乘火車到朝陽門附近的車站進城去參加遊行。二年級暑假的教學實習地在官廳水庫工地，我們兩個班約60名學生及教師和後勤人員就是從清華園車站乘火車經京張線去官廳水庫的。我們班的同學有一段軼聞與這條鐵路線有關。我們班的兩個男女同學正在談戀愛，一天下午，他們信步出了南校門，漫步到鐵路線上，然後就沿著鐵路線散步。突然間，他們發現一輛火車停在了他們身後，司機下車問他們為什麽不躲避火車。原來，火車司機在很遠處已經發現了有人在鐵路線上走，一再鳴笛，誰知這兩人居然沒有聽到。好在司機及時停車避免了一場事故。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司機請他們兩位乘這輛火車到了西直門火車站，經過車站人員的詢問，並與學校有關方麵聯係，知道他們都是好學生，就把他們“放”了。

5．教學

(1) 大一時期：1951年，清華大學仍是綜合性大學，文理農工科俱全，當時國內的許多大學都是這種類型的。大一的課程有政治，微積分，物理，體育，工程畫與畫法幾何，沒有外語課，據說是因為我們入學考試的英語都達到要求，不用再學了。實際原因是當時不讓工科學生繼續學英語（我們中學都學英語），而又沒有俄語教員，無法開俄語課。到我們二年級時，學校請到了俄語教員，就給我們開俄語課了（我們班的俄語老師曾任駐蘇領事）。

政治課是全體大一學生集中在大禮堂上大課，好象是每兩周上一個下午的課。幾百個學生濟濟一堂。主講的是張岱年先生，當時並不知道張先生是著名的哲學家，講的具體內容早已記不得了。但張先生常常講起的“既有周公之理，也有周婆之理”卻永遠銘記在心。可惜我沒能用先生的思想指導自己的實踐。

物理課是土一一百五十人的大課，授課教師是夏先生，物理實驗課則是分散進行的，由物理係四年級的學生指導我們作實驗。

畫法幾何也是土一一百五十人的大課，由楮士銓教授授課，楮先生是江浙一帶人，口音很重，不易聽懂，加以這門課的內容有些抽象，學生就將畫法幾何戲稱為“頭疼幾何”，代代相傳，使這門課更蒙上了一層陰影。

微積分課程的安排很特別，土木係和機械係一年級的學生混合編班，每個班兩係的學生各占一半。這樣安排有什麽優點，我至今也沒有弄明白。不過，這使我們兩係的學生更熟悉了。我們班的老師是胡組織先生。院係調整後，胡先生去了北大。

體育課很正規，一年之中學習了多種運動方式，但終身難忘的一節體育課是馬約翰先生親自主持的體格檢查。開學不久，在一堂體育課上，體育老師宣布，下一次的體育課將進行體格檢查，並說明了注意事項，要大家作好準備。到時體育老師把我們班（大約40個男同學）領到體育館南側的洗澡準備間，要大家將所有衣服脫掉。我們就老老實實裸體魚貫進入體格檢查室（幾個相通的小房間），每人依次量身高，體重，測肺活量，測雙手握力，----，最後一項是由馬先生目測每人的身體情況，當時對我的評價是發育正常，身體良好。事後有人對裸體檢查頗有微詞，甚至有些憤怒。

(2) 院係調整：1952年，學習蘇聯的教育體係，把國內的大學徹底進行了改造。清華的文理農等科都被合並到北京大學，而北大的工學院及被撤消的燕京大學的工科院係都合並到清華。當時還有成立不過經年的察哈爾工業學院（簡稱察工）也合並到清華，該院隻有水利係一個年級的學生，悉數並到水利係。這樣一來，清華成了純粹的工科大學。不僅如此，後來又以清華航空係為基礎成立了北京航空學院，以清華石油係為基礎成立了北京石油學院，以清華采礦係為基礎成立了北京礦業學院，北京地質學院也有清華地質係的人員參與。這樣，清華也不成其為綜合性工科大學，隻能算是多科性工業大學了。這次院係調整大傷了清華的元氣，到底損失有多大，沒有人進行過評估，而且當時是不可能有任何公開的不同見解的。

(3) 大二：與“舊”大學相比，我們學生感覺到的不同首先是有人管了。1952年，清華建立水利係。我從二年級起，進入水利係，當時大約有180個同年級的學生。水利係有兩個專業（舊清華隻有係，係下不分專業）水工結構與水能利用，前者有四個班，後者有兩個班，平均每班30人。我所在的是水五四班，即1955年畢業的水工第四班。講課還是全年級一起進行。但是，這時開始設立了習題課，它是重點課程的輔助教學課。我們二年級的重點課程是理論力學和材料力學，水力學。習題課就在小班上課，老師既重點講解大課的難點，又用例題詳盡說明該注意的關鍵問題，然後就布置作業（作不完可以在課後完成）。這樣的輔導課在大一是不曾有過的，它的目的是使全班大多數人在學習上能夠齊頭並進，起到了督促學習的作用。

（3）大三：這年學習的課程有水利係水工專業的重頭課，水工結構（張光鬥教授主講），水能利用（施嘉煬教授主講），以及結構力學，鋼筋混凝土結構等等。印象最深的是期末考試。這時采用的是口試。學生五個人一組，按事先規定的時間，在考場外麵等候。主考官到場後，一個學生入場，從題庫中抽取一張考題，做好準備之後，就向主考官講述自己的答案，回答完畢後，主考官根據回答的情況，再提問，然後當場給出分數[當時稱五分製，實際隻有四個等級，五分，四分，三分和二分（不及格）]。一個學生大約需要一二十分種，一個班考下來要一天的時間。這種考試辦法花去主考官很多時間，學生普遍感到緊張，，但對於學生的能力培養還是有好處的。最特別的一次口試是由兩位教授考一個學生。我們有兩門小課，內河航運與農田水利。雖然都是小課，但都由大教授主講，前者由水利係主任張任教授主講，後者由校副教務長陳士驊教授主講。期末口試時，這兩門小課安排在一起考。兩位名家要化四整天的時間給我們口試，當時就覺得有點“大材小用”了。

（4）大四：這一年的第二學期全部用於畢業設計。每個學生領到一個虛擬的工程項目，根據設計任務書的要求進行工程設計，成果包括設計說明書及十張左右的設計圖。可以說麻雀雖小，五髒俱全，對設計的要求是很高的。有專門的輔導教師，每位教師指導幾個學生，我的輔導教師是沈之良先生。經過一個學期的努力，每個學生都有了豐富的成果。我們這一屆是實行正規畢業設計的第一屆畢業班，係裏宣布要進行正式的畢業設計答辯，由校外專家與本校教授組成答辯委員會，成員有水利部的高鏡贏（資深的老專家），天津大學水利係主任杜鎮福教授等名家，本係則有張任係主任等。為了安排學生的答辯順序，老師們花了不少心思。因為沒有人經過這種訓練，誰也不想做第一個答辯的學生，都想看看前麵答辯的情況，吸取點經驗，自己可以準備得好一些。就在這時，我的指導教師沈先生找到我，要我第一個答辯。雖然我也算是班裏功課好的學生，但我自知我的製圖水平差，比起班裏畫圖好的同學，我的設計圖沒有他們的漂亮。但我對於口試卻不怯場，過去曆次的口試我都是第一個，這樣我就答應下來。答辯時，前半段一切都很順利，對委員們的提問都能應付自如，但到快結束時，有位委員的問題比較難，使我開始冒汗，這位委員看到我用手絹擦汗，說了一句一語雙關的話，我覺的是一種提示，我就順勢回答，看來我的理解還不錯，這個問題就算圓滿回答了。最後一個問題更難，我的回答過於空泛，我注意到有位旁聽的同學直搖頭，當我想再補充時，大概主席（係主任張先生）估計我不會有更好的回答，答辯時間也足夠長了，就宣布答辯到此結束。事後，係主任告訴我，答辯委員們對我的設計和答辯都很滿意。最後評分時，我的畢業設計指導教師堅持評我良好，而非優秀。

6．體育運動

（1）啟蒙報告：剛入學不久，全校新生齊集大禮堂，聽取馬約翰教授的報告，動員我們參加體育鍛煉。馬先生是大名鼎鼎的體育家，我們這一代學生知道他的名字大概始於1948年的全國運動會，他當時是運動會的總裁判長。在這次報告會上我們第一次見到這位鶴發童顏精神矍爍的長者，他上身著西服上衣，打領結，下身著半截的燈籠褲，腳登皮鞋。報告時嗓音洪亮，兩眼有神，講話清楚有力。他講了鍛煉身體的好處，鍛煉的方法，並以他自己為例，說明體育鍛煉給他帶來的好處。同學們對馬先生的報告很感興趣，反映很好。據比我們高一屆的同學說，他們入學後不久，馬先生也給他們作過類似的報告，不同之處是在講話中夾雜不少英語詞匯，開頭就是“YOUNG　ＦＥＬＬＯＷ”，還有“年青人最重要的就是“ＢＩＯＯＤ”，等等。而給我們作報告時，馬先生已經不用英語詞匯了。

（２） 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清華學生的體育鍛煉開展的好，我們剛進校不久就感受到學生鍛煉身體的熱情。一到下午五點左右，操場上和體育館內有數不清的鍛煉人群，跑步，打球，練器械操等不一而足。體育老師和一些學生體育尖子在現場進行指導，對於進行器械操鍛煉的學生還進行保護。當時有學生勞衛製（勞動衛國製的簡稱）鍛煉標準，雖然不是強製性的，但校方還是希望學生能夠達標；同學們也都希望自己能夠通過體育鍛煉既強健了身體，又能達標。在這種情勢下，學生們的鍛煉積極性普遍較高。同時，每個班都有體育幹事，負責組織班上的體育活動，到了鍛煉的時間，體育幹事負責召集督促本班同學進行鍛煉。勞衛製的項目包括3000米長跑，引體向上，勞衛製體操等（其他幾個項目已記不清），其中的3000米長跑，一般都要通過較長時間的鍛煉才能達標（標準分為及格和優秀），而這個鍛煉過程一般都是班體育幹事組織全班同學每周定時跑一次長跑而完成的。大概在1953年，學校提出了“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的口號，很自然地得到學生們的響應，學生鍛煉身體就成為更加自覺的行動了。

（３） 足球隊：我從小學起就喜歡踢足球，一直踢到中學，為踢球化去了不少時間，初中一年級時還影響過學習成績。中學時我一直是校足球隊隊員。進入清華後本想不再參加校隊，專心念書。大一第一學期，學校組織校隊選拔時，我自己沒有報名。誰知到了足球隊選拔的當天，我們班的體育委員通知我，他已替我報名（我們是中學同學，他了解我的情況），要我為了年級的榮譽一定要參加，我就按他的意思去了。不料我竟被選中，而且被任命為隊長。從此，開始了我在清華足球隊的四年生涯。同班的唐友一與我同時入選，我們同隊四年。一年級時我是隊長，二年級時唐是隊長，三年級又換成我，四年級時按照學校的規定，畢業班的學生不再擔任這類社會工作，我們兩人就都隻管踢球了。我們的指導有翟家鈞先生（一，二，四年級時）和王維屏先生（三年級時，其時翟先生任校摩托車隊指導）。他們兩位後來都被聘為國際裁判。在這四年裏，我們的最好成績是在二年級時獲得了北京市大學聯賽的冠軍（亞軍是北京師範大學，教練是大名鼎鼎的足球界元老級人物李鳳樓先生）。同年，劉福生（石油係一年級），劉靜遠（機械係二年級）和我入選北京市青年足球隊，學校體育教研組在接到我們三人的入選通知後，讓我們到校教務處去辦理批準手續。我們一起到教務處，接待我們的辦事人員說，我們到校外集訓和比賽時間要一個半月，而且不能參加第一學期的期末考試，隻能回來補考，這件事隻有教務長才能決定，與我們約好時間見教務長。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們見到錢偉長教務長，他說“在我的學生時代（1930年代）清華常有學生被選中參加國內的比賽，當時我們（包括他本人）很少去參加這種活動，都要集中精力讀書。這次你們可以自己決定是否參加”。我們當即表示不會影響學業，願意去參加比賽。他當場表示同意，這樣我們就參加了1953年2月在上海舉行的第一屆全國青年足球賽（20歲以下，即現在的U20）。（大三時，在校運動會的一次頒獎儀式上，錢偉長教授將他保留多年的一件清華大學運動隊的隊服送給當時最優秀的一名學生長跑運動員，曾是校足球隊隊員的王兆鈺）。三年級時唐友一，劉靜遠和我入選北京市大學生隊，這個隊當年獲得了北京市足球聯賽冠軍。

大三時，蔣南翔入主清華任校長，他很重視體育活動。他到校後不久，曾專門召集學生會的有關人員和校隊隊長聽取大家對學生體育活動的意見。此後，學生體育活動開展的更加活躍，這給我們足球隊隊也帶來了不小的影響。一二年級時足球隊的訓練還不夠經常化，當時的訓練還能夠在體育館前的足球場進行訓練。三年級時，足球隊在足球場訓練與學生的體育鍛煉互相幹擾，體育教研組就決定足球隊的訓練改在下午自習時間（學生鍛煉時間之前）進行，這樣一來，雖然解決了鍛煉場地的問題，但時間一長，對足球隊員的學習可能造成影響。於是學校就在校園西北角的外麵開辟了新的運動場，還專門為足球隊修建了一麵混凝土牆，麵積相當與球門，以供練習射門。這樣，足球隊就可以在學生的體育鍛煉時間進行訓練了。

蔣校長到校後對校運動隊的另一個影響是改善運動員的夥食，前麵已經講過了。

（４） 馬約翰先生：在體育館南側二層的體育教研組的大辦公室，馬先生的大辦公桌坐南朝北正對大門，左右兩側是沿折線排列的其他體育教師的辦公桌。這間大辦公室真個是窗明幾淨，很有氣派。馬先生端坐中間很是威風。有一年學校當局為接待重要外賓，還用這間大辦公室作接待室，可見它當時在清華的地位了。

據說，早些年馬先生有時騎自行車進城，而且隻要看到前麵有自行車，就要盡力追上去，用他自己的話是“我的前麵不能有人”。那時，清華到西直門的路上騎自行車的很少，我的一次經驗也許能間接說明馬先生所言非謬。1953年，有一次我在先農壇體育場看完匈牙利國家足球隊與中國足球隊的表演比賽後，下午五點左右，騎自行車返校；出西直門後，路上的人已經極少，到了農科所（現在的農科院）附近，隻有我一個騎車人，我與一輛公共汽車的平均速度幾乎差不多（因為公共汽車要停站），車上的乘客很少，有兩位年輕乘客從車窗辨認我的校徽，我聽到她們大呼：是清華的。

我因為是足球隊隊長，與馬先生逐漸熟悉了。他對我們的訓練有些建議。如他在指導校足球隊時，用兩個足球訓練守門員，這對於培養守門員的反應很有好處。馬先生有一種永不服輸的精神。他有時在體育館北側二樓的手球室打手球。我與足球隊的守門員偶爾也去打手球。當我們遇到馬先生時，他就邀我們一起打。起初我們經常贏球，他就要一直打下去，直到他取勝為止。以後，我們與他打手球時，少贏多輸，他會非常高興。（那時他已經60多歲，體力不能與大學生相比了）。大概在1956年，馬先生與清華土木係的一位講師參加了北京市網球比賽，獲得男雙冠軍，從而成為一級運動員（可能是我國是最年長的一級運動員吧）。

（５） 室內遊泳池：1950年代初期，北京市內還沒有室內遊泳池，隻有郊區的清華與燕京大學（1952年後成為北大）有室內遊泳池，可以有溫水。1953-1954年間的天氣寒冷的季節，有時清華體育館會臨時閉館。我們足球隊的更衣室在體育館南側。有一次我到體育館去，正巧看到蔣南翔校長在體育館南門附近踱步，體育館南門緊閉，附近也沒有其他的人。當我快要接近南門時，有人過來問我要幹什麽，並告訴我體育館今天下午閉館。後來，從體育館的工友那裏知道，是毛主席正在體育館遊泳。

7．政治運動

1951年秋入學後，在一年裏先後經曆了三反運動，五反運動，忠誠老實運動。到了1955年夏，四年級末臨近畢業時，又趕上了肅反運動。

（1） 三反運動：在清華，三反運動的目的是進行教師思想改造。在1950年抗美援朝運動開始的前後，當時的說法是高級知識分子普遍存在“崇美，親美，恐美”的思想。而對於清華這樣從留美預備學校發展而成的大學與美國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很多教授都是美國留學生，他們的那種思想就更為嚴重。幫助他們認識自己錯誤思想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讓他們將自己的思想在群眾中暴露，得到群眾的幫助，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這樣就要求他們在公開的場合作自我檢查，再由群眾進行幫助（批判）。批判會按照批判對象的身份，分為兩級進行：校級和係級。校級的大會都在大禮堂舉行，由全校師生參加。我參加過三位教授的批判會：葉企蓀，潘光旦和金嶽霖。

葉企蓀先生時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學校的第一把手（周培原先生任副主任委員）。葉先生是物理界的泰鬥，隻關心物理事業和教學科研，對於行政工作毫無興趣（文成之後才了解到葉先生在解放前曾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並曾任代理校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在大會上葉先生略帶口吃地宣讀了自己的檢討（據物理係的同學講，葉先生用英語講課時一點也不口吃）。然後有人發言批判，說葉先生不管學校的工作，將自己的印章交給秘書掌管，由秘書根據情況蓋章，屬於不負責任，而葉先生對於中國古代小說非常感興趣，經常手持線裝小說閱讀。記得隻開過一次大會就算過關了。

潘光旦先生：潘先生的批判大會進行了不止一次，留下的印象是潘先生解放前的所作所為無一是處，問題似乎非常嚴重。有一次，張奚若先生特地從城裏趕到清華參加批判大會，義正詞嚴地作了長篇發言。（張先生原在清華任教，與潘先生是同事，解放後，張先生到政府任高級公職，好象是政務院政法委員會的副主任）。潘先生年青時因傷失去了一條腿，用單拐幫助走路，但非常自然。潘先生作檢查時，不用拐，“金雞獨立”式地站在講台上，巋然不動，讓人不禁有些同情。

金嶽霖先生：金先生時任清華文學院院長。他作檢查時，提到曾有友人之子，考清華文科，因分數不夠標準而找他想辦法。他設法讓該生進了清華。在隨後的批判發言中，有人講，在梅詒琦主政清華時，他的女兒因分數不夠都沒能進清華，雲雲。

除了學校一級的批判大會，各係也都有各自的批判會。我們土木係的施嘉煬先生是係的重點對象。施先生早年留美，回國後一直在清華任教，1949年前曾任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是土木係的名教授。他作檢查時留給我們的突出印象是他的開場白。這次運動是教授們生平第一次作自我檢查，當時還沒有形成檢討八股，各式各樣的說法都有。施先生開頭就說，“今天，我麵對我的群眾，----”，下麵的學生幾乎捧腹，但又不敢笑出聲來，讓人忍俊不止。

體育教研組三反運動的重點人物是牟作雲先生（馬先生的女婿，籃球界名人，後任中國籃協主席）。他當時除教學外，還負責體育館的管理（不記得頭銜是什麽）。這項工作要與各方麵的人員打交道，其中包括體育館的工友（當時的稱呼）。在幫助牟先生的會上，有一位工友聲色俱厲地發言，批判牟先生不能平等待人，看不起工人，並舉具體事例說明（為了節省篇幅，不再詳述）。

（2） 五反運動：全國範圍的五反運動是針對工商界的。在清華，當時稱為“打老虎”，對象是學校總務部門的人員。1952年初，學校貼出通知，某月某日在同方部召開批判會，“老虎”是總務部門負責煤炭采購的一位管理人員，學生可自由參加。那天我與幾個同學按時到了同方部（門楣上方有這幾個大字）。這是一間非常大的廳，大門朝西，靠近東牆擺了一條長桌，後麵端坐幾位主審人，為首的是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周培原先生。我們到的時候裏麵已經有很多人，到了規定的時間，由兩名管理人員將“老虎”從大門帶進來，從人群中間留出的通道向東邊的主席台走去。在這個過程中，有人帶頭呼口號（在批判教師時沒有人喊口號），有少數人揮拳示意，極個別的人動了拳頭。“老虎”很快走到主席台前，批判會就開始了。主要的內容是“老虎”在進行煤炭采購時，貪汙受賄，侵吞國家財產等等。當時，“老虎”被專門看管，我們班有同學擔當了這項任務。過了若幹時間，聽說這位“老虎”並沒有什麽問題。

與校內開展運動的同時，社會上的五反運動早已開始了。學校為配合社會上的運動，在學生中間開展動員活動，要求了解家庭成員和社會關係中有不法行為的學生，大義滅親，檢舉揭發有關人員的問題。為了啟發宣傳，特地在大禮堂召開了全校大會，由幾位學生發言，檢舉有關人員。我們班的一位同學上台發言，揭露他父親（上海某中學的行政人員）在五反中如何藏匿帳目的行為等等。校領導人在最後講話中表揚了敢於公開揭露問題的幾位同學，並號召全體同學向他們學習。

（3） 忠誠老實運動：在一年級的末期，在學生中開展了忠誠老實運動。首先由校黨委書記作動員報告，要求每個學生對黨忠誠，如果已往有哪些隱瞞的事情，可以在運動中向組織交代。黨將按照既往不咎的政策，不管事情大小，一律不再追究。交代問題的人就可以放下包袱，輕裝前進。我們土一150人分成了幾個小組，我們組有十幾個人。當時，作為群眾的我們隻知道按要求講自己的問題。同組的一位同學（隱其名）很沉重地講他在中學時曾與幾個同學一起偷學校體育組的足球和跳繩等，目的隻是為了玩著方便。為這件事他一直很內疚，趁此機會講出來，除去一件心病。我談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問題，並說明過去從未隱瞞，隻是再次說明自己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在幾個月之前，學校要在一年級學生中選拔留蘇（聯）預備生，當時因為沒有經驗，采取了先由學生民主提名的辦法（此後未聽說再用這個辦法）。我們土一有不少同學推薦我為候選人（我覺得可能因為我在入學考試時是土木係北京市的第一名，浪得虛名）。最後校方確定名單，我並沒有入選。事後，班幹部找我談話，婉轉說明我對家庭出身的認識不夠。這次的運動我本來沒有甚麽需要交代的，但在運動中往往有一種身不由己的感覺，好象不講話就被動。這樣一來我就藉此機會說明我的情況。在運動末期，由校方派到每個班的負責幹部（我們班是時任學生會主席的物理係四年級女同學，至今還記得她的名字）要與交代過問題的同學談話。她與我談話時說，你沒有隱瞞什麽問題，但在對待家庭問題時要提高覺悟，與家庭劃清界限。最後全校在大禮堂聽關於這次運動的總結報告，黨委書記何東昌的總結報告受到了熱烈歡迎。

（4） 肅反運動：四年級末即將畢業時，全校開展了肅反運動。運動按班進行，我們水五四班約30人，開班會時隻有一位同學（故隱其名）講自己在中學時曾參加過三青團，是一般團員，沒有參加過什麽活動。他講完後，有幾個同學發言，幫助他提高認識。大多數同學沒有發言。由於他講的是實話，我們班的肅反運動很快就結束了。當時要求不要打聽其他班的情況，班級之間互相並不了解。直到畢業分配後，大家紛紛離校到各自的單位報道，才得知有極個別的同學因為問題還沒有解決，留下來繼續進行運動（但已經沒有群眾參與了）。

後記：還有一些關於教學方麵的雜憶，特別是關於教學實習（在河北省官廳水庫），生產實習（在遼寧省大夥房水庫）和畢業實習（在安徽省梅山水庫）的一些事情。可是它們與水利專業密切相關，一般人對它們可能興趣不大，就不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