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創始人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中共創始人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叛徒張國燾是黨的創始人之一，多年擔任黨和紅軍的重要領導工作，有罪惡也有功績，其在革命史上的地位需要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評價。與他長期共事的徐向前元帥對他的評價是：“這人不是沒有能力，但品質不好。”（徐向前，1987：159）在早期黨的重要領導人中，隻有張國燾寫了長篇回憶錄《我的回憶》，1980、1981年由現代史料編刊社內部印行，後又由東方出版社數次印行，說明其真實性受到一定重視。

　　1、國際、蘇俄和中國

　　1921年初，共產國際伊爾庫次克局的代表威金斯基（即維經斯基）奉命來華推動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在與李大釗、張國燾的會談中，他特別介紹了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的關係。

　　在他看來，蘇聯政府不得不與各國政府建立外交和通商關係，而共產國際卻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國共產黨共同組織起來的世界革命的大本營，但不能與蘇俄政府混為一談。拿中俄關係為例，蘇俄政府的外交對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關係，不過這並不表示蘇俄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所不喜歡的北京政府。至於共產國際要聯絡的對象則是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蘇俄政府自然不能幹預，而共產國際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上，當然予以支持。……俄國共產黨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一員；……不過俄共在各兄弟黨中，因為是革命獲得勝利的惟一的一個，它的領袖列寧與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極高的國際聲望，所以它在共產國際具有領導黨的地位。（張國燾，2004上：114）

　　當時除北京政府外，還有一個以廣州為中心、以孫中山為領袖的國民革命政府。1921年，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書記索洛科夫·斯特拉霍夫指出：“廣州政府可能被我們用作進行東方民族革命的工具，這場革命最終會把中國拋向協約國敵人的陣營。”因此“必須同廣州政府盡快建立聯係”。1922年7月，越飛任蘇俄政府駐華特使，“作為蘇俄政府駐北京的代表，越飛積極貫徹蘇俄政府的外交意圖。要保證蘇俄在遠東國家的利益，首先必須實現蘇中關係正常化。而當時的北京政府對蘇俄完全采取敵視的態度，因此共產國際、蘇俄便決定利用相互對抗的軍事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建立某種聯盟，進而形成一個對蘇俄友好的政府。”1922年4月以後，北京政權落入直係軍閥手中，越飛轉而促進孫中山與吳佩孚的合作以建立新的中央政府，以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方區委也與吳進行了聯係，而吳一度也對中共示好，以至於京漢鐵路的工人運動一度蓬勃起來。但不到半年，吳佩孚表現出與原北京政府一樣的立場。越飛不得不建議蘇俄政府以孫中山為主要合作對象。

　　蘇俄與北京政府（包括後來的吳佩孚）的建交談判之所以沒有成功，原因是中國方麵不願在蒙古、中東路問題上讓步，而蘇俄也沒有履行兩次對華宣言中做出的承諾。越飛在華期間，感受到中國人民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強烈情緒，向蘇俄政府建議在蒙古和中東路問題上作出讓步，放棄帝國主義的做法，以使蘇俄的對華目標能夠較易實現。越飛務實的、對中國相對友好的意見為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的嚴辭拒絕。當孫中山答應了蘇俄的條件後，他成為蘇俄政府全力支持的對象。國共合作也就順理成章。（黃修榮，2002）

　　從20年代到30年代，蘇共黨內鬥爭頻仍，領導人對中國革命的看法也不一致，帶到中國的莫斯科指令也就前後矛盾。但總的規律是由“世界革命利益中心”演變為“蘇聯利益中心”，共產國際越來越受蘇聯政府的外交部政策的製約；而蘇聯的對華政策，自始至終即具民族利已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它的所謂支持和援助，總是和幹涉、控製、利用聯係在一起。比如斯大林“通過大量殺害共產國際領導人和東歐國家共產黨領導人，波蘭、德國、匈牙利、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意大利、英國、法國、比利時、西班牙、芬蘭、荷蘭、土耳其等國共產黨在蘇聯的大批幹部，幾乎都被殺害。相反，那些被本國政府逮捕關押的共產黨人大都活了下來。”（楊奎鬆，2001：384）不能因此說斯大林仇恨共產黨人，其殘忍行徑的理由隻能是出於蘇聯利益的考慮。

　　斯大林對此並不諱言。1927年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他就以對蘇聯的態度為區分革命與反革命的分水嶺：“誰絕對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實地捍衛蘇聯，保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因為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國家。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國際主義者，因為蘇聯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基地，不捍衛蘇聯，就不能捍衛並推進世界革命運動。要知道，誰想撇開蘇聯、反對蘇聯而捍衛世界革命運動，誰就是反革命，誰就必然要滾到革命的敵人陣營裏去。”（斯大林，1954：47）意識形態要服從國家利益。1926年的中山艦事件後，“聯共（布）中央召開了一次專門處理中國問題的臨時政治局會議，三二0事件在會上甚至都沒有提到。會議僅對日英之間可能締結的新的同盟感到恐慌，為了防止這種同盟對蘇聯的威脅，會議提議，在不損害蘇聯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同意‘南滿暫時置於日本控製之下’。”（李盛平： 1987年）

　　國際派出的代表對中共決策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如馬林、鮑羅庭之於陳秀；羅明茲那之於瞿秋白；羅伯特之於李立三，米夫之於王明等都有很大權威性。從1921年到1935年，國際政策和中共路線經曆了由“右”而“左”的轉換。1927年之前，國際對中共力量估計不足，把革命的希望寄托於國民黨。1923年1月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即確認：“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製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為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製度或蘇維埃製度可以成立之情況也。”1926年，圍繞著“山西會議派”、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三個事件上，國際都迫使中共對國民黨作了大的讓步。1927年7、8月間，斯大林連續發表文章和講話，認為廣州時期，民族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到了武漢時期，蔣介石和民族資產階級都轉到反革命的陣營；汪精衛叛變後，小資產階級也脫離了革命，無產階級的同盟軍隻剩下農民和城市貧民。由此認為中國革命已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蘇維埃革命階段”，把“蘇維埃”製度引入中國。這就導致中共從極右迅速跳到極左，分別由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代表。

　　“左”“右”都有跡可尋。在“右”的時期，蘇聯對華政策的基調是在東方尋找朋友以打破外交孤立，誰強就聯合誰。吳佩孚、陳炯明都曾經是蘇聯要求中共與之聯合的對象，後來是孫中山。在“左”的時期，斯大林正在蘇共內部進行反對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中共也就因此越來越左。

　　然而，盡管國際的政策常常反映蘇聯的利益，但對中國革命的仍有許多正確指導。如“西安事變”發生後，政治局於12月13日上午立即召開會議，毛澤東提出“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麵都有好處”的主張，意在實現“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製南京”的鬥爭目標，但周恩來、張聞天、博古認為應和平解決，黨內的意見並不一致。爭論之際，國際於13日來電表示和平解決的意向；16日季米特洛夫明確提出和平解決的方針。國際的觀點體現了蘇聯想爭取國民黨抵製日本以解除蘇聯後顧之憂的考慮，但和解方案對中共能夠生存發展的意義怎麽估計也不為過。再如奪取政權後的政府組成問題，毛澤東1947年11月曾致電斯大林：一旦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根據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所有政黨都應退出政治舞台，這將會加強中國的革命勢力。1948年4月，斯大林回電：中國各在野政黨，代表著中國居民的中間階層，並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中國共產黨將不得不同它們合作。（楊奎鬆，2001：60—61、263—265）在斯大林看來，中共的軍事勝利，就其政策而言是民族革命的勝利，它的政府也隻是民主的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所以要與其他黨派聯合。這種觀點隱含著對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懷疑，但民主黨派與黨“風雨同舟”的傳統因此確立。

　　2、男女

　　革命者有性別之分。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時，12名代表之一陳公博“帶著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東旅社，終日料理私事，對於大會的一切似乎不甚關心。”（張國燾，2004上：128）他也許把參加黨的成立大會當作是一次旅遊。會後，由於陳獨秀遠在廣東，周佛海暫代陳任黨的總書記。萬事開頭難，但黨的領導人之一卻沒有全身降地投身革命：周本是一個有家庭的人，又在上海與其同鄉商界某聞人的女公子鬧戀愛，女方的父親找上門來。張介紹：“他的同誌們多認為他身負重責，竟卷入這樣的戀愛糾紛裏，對黨對個人似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那位楊小姐富家閨閣氣味很重，與信仰社會主義的青年的生活方式很不適合”。（張國燾，2004上：145）張猜測，一方麵由於周與那個富商家庭來往日益密切，另一方麵不滿意黨內同誌對其戀愛采取過分嚴峻的態度，終至於革命熱情消失，最後成為汪偽政權的一員。

　　如果說在向往革命的同時還追求性的滿足是陳、周後來轉向的契機之一的話，那麽，堅定的革命者也並不拒絕性。鄭超麟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叫《戀愛與革命》，敘寫革命者的戀愛形態。一個要砸碎舊世界的革命者，是不可能在戀愛婚姻上刻板守舊的；時刻麵臨的失蹤和犧牲，也使婚姻家庭難以穩定。私生活不妨礙政治生涯，無法無天的革命者也應當在個人生活中有所體現，但當革命成為一種有組織的行為時，與性滿足俱生的個人主義則成為革命的天敵。

　　1925年1月的“四大”，選出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彭述之五人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即常委會）。時任彭述之秘書的鄭超麟記得：“主席團大約每星期開一次會，討論大大小小問題，從組織國民政府問題到同誌戀愛糾紛。”（鄭超麟，2004上：217）同誌間的戀愛也要拿到中央常委會上討論，這是因為戀愛可能發生在黨的領導人之間。1926年初，中共中央在蔡和森寓所開會。

　　在會議上蔡和森的太太向警予首先報告在其丈夫蔡和森離滬期間，她與彭述之發生了戀愛，其經過情形已在和森返滬的當天，就向他坦率說明了。她表明她陷於痛苦的境地，因為她與和森共患難多年，彼此互相敬愛，現在仍然愛他，不願使和森受到創傷；但同時對彭述之也發生了不能抑製的感情，因為他的風趣確是動人的。她要求中央準她離滬，派她到莫斯科去進修。……經過一度沉默後，陳獨秀先生開始讚許蔡向的結合，表示不願見他們因此而離異。繼而他批評彭述之不能自我節製，有傷同誌的親愛關係。他準許向警予的請求。（張國燾，2004上：445）

　　中央常委開會討論男女關係，當然是非同尋常的，因為情感糾葛就發生在兩個常委之間。男女之情是人之常情，革命者在這方麵與普通人沒有什麽兩樣，向警予在處理個人感情上是光明磊落的。1926年，蔡、向夫妻關係在莫斯科破裂，蔡後來與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結婚，向警予192年回國，次年犧牲。據鄭超麟說，彭述之後來與另一位領導人羅亦農的妻子陳碧蘭交好。有一次羅向彭匯報工作，“彭述之躺在床上聽他匯報，給他指示。陳碧蘭睡在旁邊，羅亦農泰然自若，不以為意。”失去妻子的羅亦農後與賀昌的妻子諸有倫戀愛。在鄭超麟看來，這些都“不是個人私事，而是政治鬥爭，黨內的政治鬥爭，羅亦農從此不能和彭述之合作，而賀昌也成為羅亦農的仇人。”（鄭超麟，2004下：62—65）因此也應當成為革命史研究的課題之一。

　　兩性關係的政治化與庸俗化，是1966年5月14日，針對陸定一夫人嚴慰冰說林彪夫人葉群“生活作風”不好的匿名信，林彪特意在中央會議上作證：葉群在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

　　3、轉折

　　中國革命導源於自強的要求，但革命的首要目標是對內奪權而不是對外反抗，革命者多以為通過內部革命轉換政治製度，可以遏止列強欺侮。黨一向認為社會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務，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隻是一個附帶的要求。（張國燾，2004上：194）時人的共識是，一個強大而獨立的民族國家，是可以避免列強侵略的。

　　1921年年底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確立了應該立即開始反帝國主義的目標。這是黨史上一個遠遠沒有得到充分估計的轉向。第一，隻有反帝國主義這個主題確定之後，中共才真正讚成“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中國革命才真正能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無產階級性質才能得到確認；第二，既然是反帝國主義，國共兩黨才有合作的前提，聯合陣線才可能形成。抗戰後國共兩黨二度合作再次證明了之一點。

　　1922年6月黨的“二大”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張，“從此，中共也由一個共產主義研究性質的團體進入政治活動的性質。”但“二屆二中全會”是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壓力下作出國共合作的政策的，黨內實際讚成者不多，馬林因此嚴厲批評了張國燾。內在的轉向是1923年“二·七”罷工失敗以後。本來中共成立後的中心任務是在北方發動工人運動，“中共是以北方鐵路工人運動起家的。”（張國燾，2004上：208）“二· 七”事件後，中共意識到在北方已難有作為，反對國共合作的張再也沒有工人運動的實力基礎向馬林叫板。“二大路線”因此被真正認同，從此工作重心轉向南方的上海、廣州等地，主要任務是與國民黨合作，莫斯科派駐國民黨的顧問鮑羅庭及廣東區委的重要性開始突出。

　　這一轉向又暗含了第二次轉折。國共合作完成了北伐。1927年蔣介石的清共，共產黨被迫轉向武裝革命和暴力革命，由此建立了紅軍，走上以槍杆子奪取政權這一曆代農民起義的老路。

　　第一次轉向是社會革命向政治革命轉折。共產黨人要經曆一次變化：“我的同誌們多數是些初出茅廬的書生，腦海中總有些烏托邦思想和無政府觀點。他們瞧不起現實政治，甚至認為不夠清潔或者充滿罪惡，也不喜歡紀律、嚴密組織、思想行動一致這類東西。”（張國燾，2004上：201）早期共產黨人抱有較為純正的社會理想，抽象的理想為具體的現實否定之後，才與國民黨一起開始了具體的政治行動。

　　第二次是政治革命向武裝奪權的轉折，結果是推翻國民黨單獨掌權。

　　4、“1905”與“1917”

　　1924年年底，中央就國共合作問題召開擴大會議，會後陳獨秀告訴張國燾：

　　前幾天吳稚暉曾來造訪，慎重其事的問他，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大約在甚麽時候可以成功，他答以大約需要三十年。

　　吳稚暉聽了這句話，驚駭的說：“那麽，國民黨的壽命隻有三十年了！”吳說他所主張的無政府主義革命，是五百年以後的事，因此無政府主義者與國共兩黨都無現實的利害衝突。他向吳稚暉解釋，所謂中共所領導的革命三十年後可望成功，並不等於說三十年後國民黨就會壽終正寢。但吳對這種解釋仍表不滿。（張國燾，2004上：306）

　　1922年黨的二大確定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策略，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它們分別相當於俄國的1905年“二月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革命，但列寧的創舉又啟示中國共產黨，隻要有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幫助和本國共產主義先鋒隊的領導，落後的東方國家可以通過非資本主義的方式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兩次革命性質有別而又重疊，以此來確定革命的策略殊為困難。1923年的“三大”上，陳獨秀、毛澤東等占上風的意見認為，目前中國離資本主義尚遠，必須發展一段資本主義，現階段革命的勝利多半隻能是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充其量隻能獲得部分政權。這就是陳獨秀說“30”年的意思。而張國燾、蔡和森卻認為，無論社會發展程度如何，無產階級已經到了可以奪權的階段，中國無需經過1905年就可以進入1917年。

　　純理論的爭論意義不大，革命究竟多少年可以成功取決於力量對比：1925年國共合作後，共產黨的力量、特別是在掌握農民運動方麵發展迅速，張等人的主張在“四大”上占了上風，它強調中國革命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無產階級的有力參與並取得領導的社會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1926年蔣介石發動的“三·二０事件”發生，共產黨人被趕出國民黨中央，陳獨秀等人因此懷疑“四大”決議，認為它忽視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根據資產階級已經占據了國民革命的主導地位的事實，即使國民革命成功，中國革命也到不了俄國的1917年，向資產階級奪權的問題還提不上日程，“中國的資本主義必然要發展起來。”在黨的政治曆史上，1927年“四一二”事變“使曆史倒退二十年”。（李一氓，2001：81）

　　但共產國際不同意這個判斷。1926年年底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的決議中，斷定中國民主革命未必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發展，理由是中國革命發生在資本主義沒落的時期，其目標隻能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主義專政的國家。斯大林認為1927年的失敗不是俄國1905年的失敗，而是1917年7月的失敗。所以由他派到中國來的羅明那滋就提出“無間斷的革命”的口號。這一認識導致激進的政策：以中心城市為目標的武裝暴動，擔負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雙重任務的集權製的“蘇維埃”製度的建立。

　　過去的合作者成為今天的敵人，統一戰線轉變為工農民主專政、國民革命轉變成土地革命也就順理成章，這在形式上，確實與俄國1917年相似。但土地革命並不就是社會革命，工農民主專政也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現實的中國還不是1917年的俄國。1928年黨的“六大”上，布哈林糾正了羅明滋那的說法，強調中國革命隻相當於俄國的1905年。但此時布哈林正遭受斯大林的攻擊，他的講話精神並沒有寫進六大政治決議，中共國內的宣傳仍認為兩次革命之間沒有萬裏長城，這就為李立三的中國革命必須迅速從1905年轉變為1917年的觀點提供了可能。李立三的失敗喚醒了斯大林，共產國際製定了十多個中國蘇維埃政策的文件，既承認中國革命包含著某些社會主義革命的步驟，又指出物質與經濟的條件決定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必然是漫長的，革命後的中國需要一個過渡時期。這就是後來毛“新民主主義”的雛形，但《新民主主義論》沒有研究這個過渡時期，49年以後，毛越來越快地省略了這個過渡期，意欲“畢其功於一役”。

　　5、親屬

　　1927年春夏之間，農民運動的熱烈和無序舉世震驚。“四· 一二政變”後，武漢國民政府（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領導）的軍事支持者主要是唐生智和張發奎。唐部軍官多係湘藉，“因為家屬受到農運的打擊，對農運乃產生反感”，以至於鮑羅廷不得不“主張中共應更加約束工農運動的過激行動”，並特別強調“農運和土地革命應不侵犯革命軍人家屬及其土地財產為前提。”這在策略上是正確的，但“有的因身為軍官，有錢有勢，便在鄉村買田置地，成為暴發的地主。有的軍官的親屬，因為家中有人帶兵，也就倚勢在鄉村中作威作福。所謂‘國民革命軍，士兵多數是農民，軍官多數是地主’這句當時在武漢流行的話，確是切合當時的實情。”如果鮑羅廷的建議得到實施，“如果將軍人家屬算在土豪劣紳以外，而且又采用廣義的解釋，則在湖南就根本沒有土豪劣紳可以反對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軍人家屬已經被農協侵犯了，要想補救更為棘手。農協的負責人覺得如果一一翻案，農協將要垮台。”（張國燾，2004：559─560）這是一個死結：打土豪遭到革命軍官的反對，不打土豪革命又無從落實。武漢國民政府後來也效仿蔣介石“分共”，維護農村現狀，保護軍官利益。國民政府之所以一直搞不了土改，可能也與此相關。

　　共產黨人沒有這個麻煩，它要求革命者大公無私、大義滅親，許多革命者也真正做到了。1926─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如火一樣展開。1927年1月，時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委的李立三的父親來到武漢：

　　他不否認他是逃到武漢來避難的。他也表示他願跟著他兒子的主張走，不反對農協會的一切。不久，他拿著兒子親筆致湖南負責同誌的信，擔保這位老人不會有反對農協的態度和行為。高高興興地回湖南去了，不料後來消息傳來，李立三的保證並無任何效力，這位老人仍被他本鄉的農協“亂幹”掉了。……這不特顯示出中共湖南區委會對於農協控製力的薄弱，也證明反土豪劣紳的風氣已到了瘋狂的程度。（張國燾，2004上：556）

　　當時領導湖南黨和農運的是毛澤東，張的意思是說毛澤東要為李立三父親之死負責。這一說法後來有專文反駁。（唐純良，1981）但革命者不重親情重原則卻是事實。1932年9月，紅四方麵軍總指揮的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軍長王樹聲的妹妹、師長李先念的二哥陳有元等均被方麵軍保衛局殺害。（朱玉，1999：87）張國燾既不因他們而不殺害他們的親屬；也不因他們的親屬是“反革命”就懷疑他們。徐、王、李三人均受到張國燾信用，他們沒有因為親人被殺就埋怨組織和領導。黨史上形象不好的王明也有大義滅親的舉措。他的叔父陳雲溪原為地方保安團長，1949年9月投降中共軍隊，不久又因兩支槍沒有交而被捕，因為他與王明的關係，且又是主動投降，地方不敢做主，金寨縣、皖北行署、華東軍政委員會，層層上報直至王明，王批了“依法處理”四字，陳雲溪不久被處決。（李仲彬、戴茂林，1991：387—389）

　　革命組織紀律嚴明，革命者信仰堅定，其親屬原則上不會受到特殊照顧。1949年後潘漢年高居上海市副市長，卻從未回過近在咫尺的老家宜興，從未關照過那些因為他參加革命而受到歧視的親屬，包括從未與其正式離婚的前妻許玉文。甚至當許玉文提出潘在離家時取走的存款也應分給她的一部分時，經濟上相當富裕的潘也一口回絕。感受到潘的無情的親屬們，對潘卻關心備至，包括許玉文。在全上海都在聲討“反革命分子潘漢年”的1955年，許玉文卻說：“老潘做了這許多年革命工作，做些錯事是難免的，哪裏能算反革命。他做情報工作本來容易得罪人。共產黨樣樣都好，就是反麵無情，沒有調查清楚，便大張旗鼓不惜犧牲人，雖多年老同誌也不在乎。”（尹騏：1996：251）50年代初，廣東土改時，農民運動的領袖彭湃的母親被鬥；廣東“反地方主義”時，彭的兒子被害死。彭湃的地位沒有能夠保護他的家人，這或許與地方力量的矛盾有關，但有時是因為受到黨內鬥爭的牽連。1973年，周恩來在與他的表妹王去病談話時，王說：“倘若犯了錯誤，會連累總理的。”周則說：“我也會連累你們啊。”（金衝及，1998：2088）

　　毛澤東為革命犧牲了六位親人的事跡早已家喻戶曉，他們都是被真正的敵人害死的。毛也有子們女享受到革命的成果：被他稱為“瘋了”的毛岸青退休前是總參作戰部副部長，他的女兒李呐做到北京市委書記（實為副書記，正書記當時叫第一書記）。

　　6、日本人

　　從20年代開始，日本人在東北的勢力日益強大。1931年1月張國燾從東北回國時，發現各個車站幾乎都布滿了日本暗探。在大連上船後，“一個日本暗探竟麻煩了我們約兩個鍾頭。不知怎樣，他似知道了不少我們的旅行經過，尤其是對於我們在國際列車上坐頭等，而此時竟改坐統艙的事，表示奇怪。……他拿著我們的護照，詳細檢視，似對護照的真實性有些懷疑。最後，他跟我講：在大連和日本的船上，你們是安全的，放心好了，可是你們在上海上岸時，得特別留心！”

　　我覺得在大連和日本船上不會有危險的那句話，大致不會是假的。我想起以往瞿秋白、周恩來等路經大連時，都曾被日本偵探提出他們的真姓名，但結果並未引起麻煩而獲釋放了。……日本侵略者的作法，一向是樂於看見中國各派互相殘殺。（張國燾，1980B：457）

　　顛覆一個國家的辦法之一是支持這個國家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正難分難解的1917年4月，德國政府用“享有治外法權”的火車把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送回俄國，不久，列寧等人發動“十月革命”，宣布退出戰爭，並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 ─ 立托夫斯克條約》，把波羅的海地區、波蘭和烏克蘭割讓給德國。德國從獲得喘息而在西線繼續抗衡英法。研究中國革命，必須高度重視日本因素。康有為等人的變法、孫中山國民革命等都得到過日本的支持，其中的真誠的同情，更多是基於日本國家利益的陰謀。

　　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最大“幫助”，是它發動的侵華戰爭促成“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與中共合作抗日。1936年三大主力會師後，貧瘠的陝北一時大軍雲集，吃飯就是難題。向北是沙漠；向西、向南都可能與已經建立了統戰關係的張學良、楊虎城發生衝突，政治上不利；向東進入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山西本是理想的出路，但1936年2月的“東征”到4月就被蔣、閻聯合壓迫回來，再度東征也不可能。時在陝甘寧省委工作的李一氓記得：“毛澤東在給省委的的一份電報上，最後寫上兩句口號，一是‘中國共產黨萬歲！’一是‘共產主義萬歲！’可見當時的局麵已經困擾得毛澤東憂心忡忡了。”（李一氓，2001：235）抗戰幫助中共走出這一困境。

　　7、蘇維埃

　　張國燾曾被定為“右傾逃跑主義”，根據一是1932年8月撤離鄂豫皖蘇區，二是進入四川後拋棄“蘇維埃”。但前者不符合事實，徐向前、李先念等已有陳述。後者則比較複雜。

　　放棄“蘇維埃運動”的口號基於對鄂豫皖失敗的反省。

　　蘇維埃的基礎過於窄隘，土地革命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威力。事實證明，目前的土地革命並不足以壯大紅軍，不過使紅軍得到暫時的、局部的勝利，鼓舞為數甚少的農民起來分配土地而已。蘇維埃運動的致命弱點，是不能與全國反帝和反日聯係起來，而被孤立在偏僻的鄉村之中，失去了與各大城市廣大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聯係。（張國燾，2004下：335）

　　其實，張1931年4月到鄂豫皖後，就已經作了一些變通；入川後又放棄“蘇維埃”而打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號，製定了與蘇維埃運動不同的“入川綱領”，收到了一定效果，後來在中央的壓力下又建立“蘇維埃政府”，但其實際政策已明顯收斂。當中央批評張時，他們也沒有料到，1935年夏，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已經放棄了“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的口號，代之以“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延安後不久，中央也放棄了蘇維埃運動的理論和實踐。先是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政治局會議上把“工農蘇維埃”改為“人民蘇維埃”，全麵修正階級政策；後是1936年8月10日中央會議明確提出可以與國民黨討論蘇維埃與紅軍的改製改編問題。

　　據瞿秋白1930年9月在六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結論性報告，張早在1928、1929年之交就認為“中國革命的新高漲已經推遲了”，可見他放棄“蘇維埃”運動有相當的思想基礎。但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黨內左焰狂熱，所以無論是瞿秋白、李立三還是王明、毛澤東都因此把張視為“右傾”。

　　“蘇維埃運動”是斯大林推向中國的，與中國現實有很大距離。比如在鄂豫皖蘇區：“這個區域的人們大多不知什麽是蘇維埃政府，他們的了解是相當可笑的。”“有的說蘇維埃政論府是共產國際創立起來的，總機關在莫斯科，中國的總機關在江西，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隻是一個分機關。更可笑的，當我和一些普通同誌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有的猜測著說：‘蘇維埃就是蘇兆征的別號，蘇兆征是廣州暴動中蘇維埃政府主席，因而我們的政府是蘇兆征的別號來命名。’另一位則反駁說：‘蘇兆征同誌已經死了，鄂豫皖乃蘇兆征的兒子。皇帝死了，便由兒子繼承；現在我們的蘇兆征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兒子“蘇維埃”繼承，因此我們的政府叫做蘇維埃政府。’”（張國燾，2004下：254）

　　在江西蘇區，群眾也普遍不知蘇維埃為何物，很多人稱之為“蘇先生”。1931年1月，閩西蘇區召開紀念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和列寧的大會，因為缺乏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常識，紅20軍吳拙哉等十幾個人激動地喊了“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的口號。蘇維埃政府由此斷定閩西出現了社會民主黨改組派、第三黨的活動，大肆捕殺“社黨分子”。

　　對“蘇維埃”的種種誤解，客觀原因是革命者與群眾多是文盲。然而共產革命之所以不同於曆史上的農民起義，正在於它具有種種俄化的概念和符號。一方麵是革命少不了這些洋口號，另一方麵是農民革命者又不懂，那就要有一種嫁接的功夫，這就是把一些日常事件上升到“政治高度”。1932年四方麵軍撤離鄂豫皖不久，11師33團的團長鄒開盛、政委曾憲洪，錯誤地撤銷董宏圖連指導員的職務，讓董到團部當司務長。一天晚上，“政委又搞到一隻兔子，要燒著吃，派勤務兵來向司務長取鹽巴，董說：‘同誌，我這裏哪裏有鹽巴呢？’政委認為他故意刁難，有鹽巴不給，又叫去大罵一通，給扣上‘不滿分子’、‘反革命’、‘改組派’的帽子，將他關押在一間草棚裏，聽候處理。”（朱玉，1999：）曾憲洪肯定不知“改組派”為何物，但董宏圖既然得罪了他，現成的帽子就可以套上。

　　8、時機

　　一、四方麵軍的分裂，張國燾爭奪領導權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對過去路線的檢討。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等人主要批評博古、李德等人的軍事路線，沒有觸動政治路線。這樣做的原因，一是非常時期，軍事第一，沒有從容的時間和環境爭論黨內的是非得失；另一方麵，也是團結博古等人，維持中央的統一。這一策略為此後不久毛與國際派一致對付張國燾奠定了基礎。

　　張顯然不具備這一政治家的深謀遠慮。兩軍會師後不久就要討論政治問題，毛兒蓋會議上：

　　我指出這次會議，也許不宜冒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或是錯誤的，但蘇維埃運動不是勝利了，而是失敗了，卻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現在所有的蘇區都喪失了，紅軍遭受重大的損失，我們退到了藏族地區，這些失敗的事實是無法否定的。至於蘇維埃運動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說成是敵人的飛機大炮厲害，了也不能當作是我們軍事上的失算，我認為，主要還是這一運動不合時宜，沒有為廣大群眾所接受。遵義會議中央政治路線正確，卻說軍事路線錯了，這似乎有些倒果為因。（張國燾，2004下：409）

　　會師之後，軍事優勢在張，政治優勢在毛。張身為政治局委員，不能完全置中央於不顧。但無論他是基於現實的考慮糾正極左路線，還是想借此削弱中央權威，總之此論一出，博古、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人都不高興，毛也不會高興。如果政治路線錯了，中央權威降低，就很難約束張國燾。

　　從後來毛澤東發動整風來批判王明路線來看，他同樣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蘇區喪失百分之九十、白區喪失百分之百是批評王明、博古、周恩來等人的主要根據。但在1935年10月，毛在軍內、黨內的地位和力量還不足以與博古等人最後攤牌，在與張的對立中更需要王明路線的幾員大將的配合支持。張不明白這一點，犯了眾怒。

　　所以在蘇維埃運動、王明路線問題上，張的認識並非全無道理，但他提早公開了，加速了自己的覆滅。

　　9、政委

軍隊的政治工作源自蘇聯，首先把它引入中國的是國民黨人。1926年6月21日，鄧演達主持召開北伐部隊的政治工作會議。與會的李一氓認為：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在於“這是中國近代武裝仿效蘇聯紅軍所建立的政治工作機構。後來，中國工農紅軍把它認真地繼續下來了。”“我們看見，兩三次鄧演達說陳公博的好話，說陳公博開辟了部隊的政治工作。而鄧演達是在這個基礎上把政治工作這個機構接受了下來的。這也是事實。”（李一氓，2001：51、53）

　　不過，盡管開辟部隊政治工作的是陳公博、鄧演達，但將作用發揮到最大限度的還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體現是政委製。紅軍時期，政委有最後的決定權。據張國燾說：

　　中共軍中的政治委員，有監督同級軍官的特權，同級軍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員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時，政治委員並可撤換或逮捕同級軍官。但在紅四方麵軍中，軍官都是同誌，我們認為政治委員的監督特權，隻能適用於那些非同誌的軍官，因而改采同級軍官與政治委員，分負軍事與政治責任的平等製度。（張國燾，2004下：277）

　　“軍官都是同誌”，所以政委的權力不能淩駕於軍官之上。這一說法的前提是有的軍官不是同誌，即是從敵對陣營中起義、俘虜、投誠過來的。政委製來自蘇聯，俄共本來沒有軍隊，十月革命後，為了鎮壓白軍叛亂，臨時組織紅軍，軍官大都是沙皇時代的，所以要用政委去監督他們。中國軍隊的主體是起義農民，軍官也主要來自國民黨軍隊，包括朱德、彭德懷、賀龍、葉挺、林彪、劉伯承、葉劍英等元帥原先都是“舊軍隊”的軍官，政委製勢在必須。抗戰開始後，敵後的八路軍收容了大量民團、地方武裝、土匪，改造他們的主要辦法之一，是派駐政委。

　　政委製是中國革命成功的法寶之一。“賀龍那時也欽佩中共，認為中共的作法，比他過去做土匪的作風要高明些。他認為做土匪的時候，隻有一些鏟富濟貧，和為窮人打抱不平的簡單想法。中共有主義、有政綱，又會組織工農民眾，顯然有一套完整的辦法。”（張國燾，2004下：22）湘鄂西根據主要是賀龍開辟出來的，紅二軍是賀的隊伍，但夏曦去後卻可以亂殺一氣，搞得紅二軍隻剩下三個半黨員也在所不惜，這就是政委的權威。但盡管夏的行徑天怨人怒，政委的權威卻懷疑不得。後來成立紅二方麵軍，總指揮是賀龍，政委是任弼時，長征中張發現“二方麵軍的領導人物以任弼時為重心”。

　　但政委的權力要有一整套政治軍事製度的支持。北伐時共產黨在幾個軍都派有黨代表，但軍隊不是共產黨的，政治人員也就指揮不了部隊。“情況一變，政治工作人員就沒有立足的餘地了。”“可見掌握部隊隻有政治工作人員是不行的，必須有從上到下的軍事指揮員。”（李一氓，2001：83）軍官聽政委的話，前提是這支軍隊是黨軍，軍官與政委同屬黨的幹部，雙方才能接受黨為他們作出的安排。不過既然軍官也是黨員，政委的重要性就要打些折扣。在這種情況下，誰有最後決定權，關鍵看上麵信任誰。紅一方麵軍的兩個主力軍團，都是軍團長（林彪和彭德懷）的權大。在紅一軍團35軍，也是軍長鄧毅剛製約政委羅貴波並最終剝奪了政委的權力，原因在於鄧是井岡山下來的人，與上麵關係特殊。

　10、警衛員

　　“皖南事變”後，項英被其警衛副官所害，一般認為，這與凶手眼紅項英隨身攜帶的黃金有關。但警衛員殺首長有時不是為了金錢。

　　長征中一、四主麵軍會合後，中央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找張國燾談四方麵軍建立政治保衛局工作製度的事：

　　他說政治保衛局的軍中任務是嚴防奸細、製裁反革命反黨言行及維護軍紀黨紀。因此，中央政治保衛局在一方麵軍建立了直屬中央的獨立工作係統，從軍師各高級指揮部直到連隊，每級都暗中派有政治保衛局人員，名義上隸屬各級政治部，實際上由中央政治保衛局指揮工作。此個對幹部還實行監視製度，各級幹部的警衛員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訓練的，平時保衛長官的安全，附帶監督長官的言行，如遇長官有反動行為，警衛員得緊急製裁。鄧發誇耀他的工作成績，達成了鞏固黨對軍隊的領導的任務，特別提到第七軍軍長李明瑞在江西蘇區企圖逃亡，就是由他所訓練並派到李明瑞身邊的警衛員槍殺的。（張國燾，2004下：395）

　　政治保衛局的任務之一，是保證對高級將領的控製。李明瑞原是廣西綏靖司令，1929年與鄧小平等人發動南寧兵變，後任紅七軍、紅八軍總指揮，1931年率部曆盡艱辛到達江西蘇區，對革命貢獻極大，但不久卻被認為是“改組派”首領而遭到殺害。李明瑞原是起義將領，很難得到充分信任。但即使是自己的幹部，也要受到監控，比如給他們配秘書的就不是組織部而是由政治保衛局演化而來的“社會部”。（福貝，1993）1957年，海南革命領袖馮白駒等人被打成“馮古反黨集團”的起因之一，是他的秘書把林克澤寫他的信在馮還沒有看到之前就上交了。（楊立，1997：152）

　　警衛員對首長的監控在和平時期也沒有徹底廢除。1957年蘇共中央6月會議之前，赫魯曉夫與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人的政治較量正趨激烈。“有一天，我們使館有位參讚驅車到列寧山上散步，正巧遇上卡岡諾維奇也在列寧山上散步。他看到中國使館的汽車和中國同誌，就上前招呼。不料旁邊的警衛人員很快提出要卡岡諾維奇乘車回去。卡岡諾維奇地說，難道他連跟中國同誌談論都不可以了嗎？”（劉曉，1986：45）

　　政治保衛局或社會部不但權力極大，生活待遇也比較好。1933年除夕，紅五軍團參謀長陳伯鈞在日記中記載：“請吃飯的不下四、五起，我隻參加了警備司令部及保衛局的會餐。以保衛局的一餐為最佳。”（陳伯鈞，1987：5）1938年6月，閻錫山晉軍的軍長張醒因交代康生被捕後參加托派一事而被周興任處長的陝甘寧邊區保衛處處決，“張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級皮大衣隨即出現在周興住的窯洞外的院子裏。”（高華，2000：442）1955年，路翎因胡風案被捕後，他的一件藍皮大衣不久就披在他的領導、劇協創作室支書賈克夫人的肩上。（李輝：2001）

　　11、評毛

　　革命的叛徒對革命的領袖不會有好的印象：“毛澤東一生盜用共產黨的招牌，滿腦都是帝王夢。他把《矛盾論》當作運用權術的字典，他成功在於動用一切矛盾；他失敗也在於玩弄矛盾。在他以下所有幹部，都是他的隨時任意取舍的工具，人民在他心目中，一如草芥。”（蔡孟堅，1977）但張國燾是有身份的大叛徒，其對毛澤東議論也就不全是攻擊。在黨的一大上，張注意到：“毛澤東也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麵書生，……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閑談的時候常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入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來。”（張國燾，2004上：128）善於為對手設計陷阱，確是毛的鬥爭策略之一。張這樣說時，並不含有貶義。

　　事實是，張國燾對毛澤東有一些的評價。比如農民運動問題。1923年在黨的“三大”上：“毛澤東當時對於彭湃的這種活動也是毫無所知的。但他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這種看法，是毛澤東這個農家子弟對於中共極大的貢獻”（張國燾，2004上：273—274）瞿秋白推行盲動路線時，毛正領導著秋收起義的部隊。“由於毛澤東的老練，能根據本身的處境，去采取行動，保全了若幹實力，因而後來能成為井岡山上的英雄。……當這些部隊企圖進攻平江、瀏陽等縣城，遭受到嚴重失敗的時候，毛澤東曾被批評為專憑槍杆子的軍事冒險主義者。也即是不肯發動群眾的機會主義者。當他受著敵軍的壓迫，向井岡山退卻的時候，又被批評為不顧群眾的逃跑主義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連三的處分。但他能掌握了這支約一千人部隊，建立井岡山基地，並費盡心機來應付中共中央的指摘，才沒有成為盲動主義下的犧牲品。”（張國燾，2004下：51—52）

　　張與毛分別掌握著兩支革命大軍，他們在長征途中發生衝突有一定必然性。其實，他們的衝突是被向忠發推遲了。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決定加強蘇區工作，遠東局代表曾提出派張國燾到江西蘇區任中央局書記，當時總書記向忠發以張對蘇區不熟悉、與毛過去有過一些矛盾難以合作等理由否定了。這是向忠發的一個貢獻。後來的事實是：一方麵中央派到江西蘇區的項英等有都與毛合作得不好，另一方麵張到鄂豫皖中央局任書記後，把原來的主要領導如曾中生等殺掉了。如果張、毛在一起，江西蘇區、中國革命又會是怎樣？

　　12、叛徒

　　像張國燾這樣參與創建黨、後來又參與核心領導的人投降國民黨並發表“告國人書”，確實是令人驚訝的。如果暫不考慮張在黨內鬥爭失敗等政治因素，而從張的內在思想的“合理發展”來看，他的叛黨有兩個因素。一是對革命能否解決中國問題的懷疑。1924年5月，他在北京被捕，獄中思考了自己的選擇：

　　我這個原想研究自然科學的青年愛國者，竟成為一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沒有或很少研究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以及曆史學等，而要想有驚人建樹，究竟缺乏準備，單憑熱忱，是不夠的。所以還是把自己的雄心抑製一些好。在中國如何實現共產主義，我始終想不出個頭緒來。至於對國民革命或民主共和國，我倒有過不少設想，認為有顯著成就，需要一個曆史時期，甚至超過陳獨秀所說的“30年”也未可知。我的懷疑多半根源於“革命”這個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樣迷信革命，轉而認為革命是非常手段，並不能解決眾多的社會問題，而且革命還會產生一些不良的副產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蘇俄革命，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中共的長成和馬林等人對我的爭鬥等等，自覺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對“一致”、“組織”、“權力”、“領導”、“政黨”乃至“革命”本身等等這些概念的理論和實際，也發現它們的正反麵，有時會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有時會是毀滅人類建樹的魔火。我也了解馬林對我使用的種種手段，在共產黨內發生，是毫不奇怪的。（張國燾，2004上：331）

　　這一段反省相當重要。第一，從自然實學轉向革命，與瞿秋白從文藝轉向革命相同，但他們對科學和文藝隻是一知半解，不可能在這些方麵有所建樹。選擇革命有無可奈何之意。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選擇革命，又顯然可見時代的壓力，革命是時代的主題。第二，革命是非常手段，早年的毛澤東、後期的陳獨秀和瞿秋白也有類似認識，革命者對革命的後果是有所認識的，甚至正是因為有此認識，行動起來反而沒有顧忌：革命本來就不是繡花麽！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都經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民主自由思想沒有因殘酷鬥爭而完全褪色。

　　另一個因素是民族主義。張是“五四”運動的學生健將，民族主義也是他思想的底色之一，1925年“五卅運動”再度喚醒了這一點：“也許有人隻知道五卅運動的藍圖，是中共所預擬的，但我卻認為民族主義的影響，即對中共本身來說，也是超過一切的，而在我的親身經曆中，五卅運動的民族情緒，其感人之深，尤勝於當年的五四運動。”（張國燾，2004上：386—387）這不是虛的，此後張一反原來反對國共合作轉為積極開展合作工作，以至於被認為是由“極左”轉向“極右”。至於張脫黨後在《告國人書》中指責毛澤東等人在“國家民族至上”的時期“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遊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圖書室發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戰合作不過是為達此目的之宣傳手段。”（張國燾，2004下：571）則是在概括某些事實的同時為自己的叛變所做的托詞。

　　13、驚人的預言

　　從總書記（向忠發）到政治局常委（盧福坦），從總司令部代總參謀長（龔楚）到抗大副校長（何畏），高級領導中也有叛徒。但隻有張國燾與林彪兩個叛徒最為突出，因為他們都有雄厚的資本和顯赫的功勳。

　　在他們成為叛徒之前，都有人作過預言：

　　1937年11月28日至24日，延安召開批判張國燾的黨的活動分子大會。張聞天在會上說：不改正自己的錯誤，堅持自己的錯誤，結果必然會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程中原，1993：409）此前，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會議上，張聞天就預言張的“右傾分裂主義”的“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

　　1966年10月28日，中央工作會議結束，陳毅邀請幾個老部下在家中吃飯時說：“德國出了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對馬克思佩服得五體投地，結果呢？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當叛徒，反對馬克思主義！俄國出了列寧、斯大林，又出了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比對親生父親還親，結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屍揚灰，背叛了列寧主義！中國現在有人把毛主席子捧得這麽高！毛主席的威望國內外都知道嘛，不需要這麽捧嘛！我看哪，曆史驚人地相似，他不當叛徒，我不姓陳。”（劉樹發，1995：1168—1169）

　　預言張當叛徒相對容易。第一，張在曆史上有過分裂行為。1928年2月下旬，因不同意瞿秋白的盲動政策，張向瞿“攤牌”：“如果再不停止這種斷送中共命脈的暴動政策，我將另行組織一個工農黨，來挽救目前的危機。”（張國燾，2004下：58）不久又向陳獨秀提出這個建議：“這個黨仍以原有的同誌為基礎，擴大其政綱要點仍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實現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隻是國際主義下的友黨。”（張國燾，2004下：68）同年５月，因為共產國際已有糾正隨便暴動的政策並邀張到莫斯科參加“六大”，他才不再有另立中央之說。第二，國共爭雄，張既在共產黨內挨批而又不願自我改正，轉向國民黨似有可能。

　　但林彪當叛徒確實難以預料。張之後，黨內鬥爭的失敗者已沒有當叛徒的風氣，高崗自殺；彭德懷至少一度指望有一天能平反；劉少奇至死還寄望於曆史還他的清白。這是因為共產黨已經成為執政黨，即使有人想當叛徒，在國內也已沒有投降的對象。要做叛徒隻能叛國，而像林彪這樣的大國副統帥叛國的現象全世界罕見。陳毅此論究竟是興到憤激之語還是有什麽根據，不得而知。也許，“叛徒”雲雲不過是反黨反革命的同義詞，陳毅當然明白，“文革”展開之後，幾乎沒有人能保證自己不成為反黨反革命分子，林彪當然也沒有豁免權。

　　14、幸運

　　幾個大叛徒中，向忠發被國民黨所殺，盧福坦被共產黨處決，林彪折戟沉沙。比較而言，張國燾的結局較為平安。盡管延安的批張大會上義憤填膺口號震天，四方麵軍有不少人或終生受壓或被秘密殺害。（陳湖生，1992：28）但張本人始終是安全的。

　　1938年張到武漢後，曾電告中央：“不辭而別，歉甚，願在武漢做些工作。”周恩來、王明、博古找到他，代表中央正式向向提出三種辦法：一，改正錯誤回黨工作（這是我們希望的）；二，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三，自動聲明脫黨，黨宣布開除的黨藉。（博古，1997：338—239）張選擇的是第三條，中央也踐行諾言。

　　一個大叛徒也可以幾種出路可供選擇，這在後來是不可能的。僅僅因為工作中的意見分歧，彭德懷、劉少奇等就屈死監中。原因之一，可能是1938年張事件之前，毛澤東還沒有通過整風審幹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黨內高層還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在毛徹底掌握了全黨之後，任何一個“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都沒有權利和中央達成這樣的協議了。

　　原因之二，四方麵軍雖然大部陣亡，但仍有一批將士生存下來，此時正活躍在抗日前線，如果仍然保留張的政治地位，他就還有一種象征意義，不利於黨的一體化；如果把張“肅掉”，又會引起四方麵軍將士的嚴重不安。所以張的“脫黨”不但是“送瘟神”的最好方法，也充分證明長征中一、四方麵軍分裂的責任在張；幾年來批判張國燾的運動是正確的。不管四方麵軍將士曾經對中央有什麽怨言和不滿，他們也不會對“叛徒”有什麽同情。可以說，張的叛逃幫助了四方麵軍的幹部戰士回到革命懷抱。所以不但張的生命沒有危險，還讓他的妻子楊子烈離開延安與之會合。如此說來，張國燾本來沒有任何理由對毛澤東不滿，毛澤東也沒有必要肅掉這個叛徒。

　　張國燾簡曆：

　　1897年生於江西萍鄉。
　　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是北京大學學生領袖之一。

　　1920年參與籌備共產黨；1921年參加“一大”，當選為中央委員；1923年因反對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在“三大”上落選中央委員；1925年，在“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1927年在“五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1928年在“六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1931年初回國，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後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長征與中央紅軍會師後，增補為中革軍委副主席，1935年7月，任紅軍總政委。

　　1937後任陝甘寧邊區代理主席。1938年擅自離開延安赴武漢，聲明脫離共產黨。

　　1949年後隱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