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百多年前，美國的老牌常春藤名校，如哈佛和耶魯，錄取學生時幾乎也是隻看成績的。學生隻要通過入學考試，便能被錄取。那時的考試以拉丁語、希臘語、數學為主，重點考查學術能力。耶魯的錄取方式尤為典型：新生在夏季畢業典禮前後來校應試，教授當場口試學生，要求他們翻譯拉丁文或背誦古典詩句。考試通過者，當場錄取。這樣的製度雖然簡樸，卻象征著教育的 meritocracy，也就是對於學術能力的重視。誰有知識，誰就能進入大學。
當然，那時候學校規模小，每年招收幾十人，口試加上社區領袖的推薦，就錄取了。後來有了安多福這樣的私立預備學校，專門針對大學訓練學生所需要的古典語言、文學、數學等，這些人可以直接錄取。基本情況是，如果安多福畢業班140人，那麽70人去哈佛，70人去耶魯。
轉折發生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主要是因為歐洲移民的大量湧入，尤其是猶太人群體的擴大，而且猶太人大都集中在大城市，比如波士頓、紐約等。哈佛校長 A. Lawrence Lowell 認為，僅憑成績錄取會讓猶太學生比例過高，從而“威脅”學校的傳統形象。這是因為，猶太學生學習刻苦，但是不太積極參與學校和社區的活動。相當於我們所說的“死讀書”的那一類。而傳統的哈佛、耶魯學生都是白人男孩，身高馬大，善於體育競技，社區文娛活動。如果學校都成了專營學習的猶太人，那麽學校的“顏色”就會變了，而且會嚇跑很多傳統的學生。為此，哈佛首創了“全麵考核”（holistic admission）製度，不僅看成績，還要考察申請人的家庭背景、性格、社交能力與領導潛質。麵試、推薦信和個人陳述成為錄取的重要環節。有了這種新的製度，大學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拒絕一個隻有優秀成績單的學生。這種措施主要是為了阻止猶太學生，而留出空間給傳統的白人家庭和校友子弟學生。耶魯、普林斯頓等校隨後效仿。自此，美國名校的錄取標準從“學業能力”轉向“人格全麵性”，實則也強化了社會階層的區隔，通過軟性標準維護精英傳統。
二戰後，SAT 等標準化考試曾一度打破這種門檻，使錄取重新側重學術，讓普通學生憑分數有機會進入名校，畢竟大學是一個學術單位，錄取名額有限，不可能隻錄取校友子弟和那些課外活動好的學生。但進入七十、八十年代以後，美國的猶太人政治上立住了腳。美國大學也開始重新強化了“綜合評估”模式，即強調學業，也強調課外活動、實習經曆、推薦信等因素。表麵上體現多元化，實則仍然利用非學術條件控製錄取群體。此時，這時候猶太人的學生已經不再被公開歧視了，在美國的長春大學，猶太子弟已經占很大比例。這時候大學所針對的，主要是學習優異的亞裔學生，尤其是華裔學生。也許精英大學擔心，如果不加甄別和控製，這些大學的學生主體會變成黑頭發的了。所以如今在大學的錄取中，華裔的學生往往要比很多其他族裔的學生分數高出很多、而且課外活動又特別出類拔萃才能被錄取。也就是說，華裔子弟必須要優秀到讓大學找不出毛病拒絕才行。
與此相比，中國的高考製度雖然單一，卻是當下中國最公平的錄取方式。它的核心原則極為清晰：成績決定命運。 無論出身如何，隻要分數上線，就能進入理想大學。這種一刀切的標準，雖然看似冷酷、武斷，卻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人為操作、舞弊的空間。
尤其在高考剛恢複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成千上萬的農村青年通過高考走出鄉村，改變了自己和家庭的命運。他們原本可能是一輩子留在土地上務農的，而高考為他們打開了進入城市與知識階層的大門。對許多農村出身的學生而言，高考不僅改變了他們的生活軌跡，也改變了他們的社會身份。由於中國的戶籍製度長期限製人口流動，沒有高考，他們的命運幾乎注定繼續做農民。而通過高考進入大學，意味著他們有機會獲得城市戶口，進入體製。這種製度性的躍遷，使高考不僅是一場考試，更是一條通向社會流動和地位提升的唯一通道。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農村學生的處境再度變得艱難。教育資源的集中、城鄉差距的擴大，使得他們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達到同樣的成績。即使考上大學，他們在就業競爭中仍處於劣勢，缺乏城市人脈、實習機會和社會資本。雖然高考仍然是他們唯一的機會，但這條路變得越來越陡峭。
盡管如此，高考的價值依然不可替代。它至少為弱勢群體保留了一條憑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通道。有人主張中國應學習美國大學的“綜合評估”製度，讓學生在成績之外展示多元潛能。但在當下的中國社會環境中，這樣的製度極易被權力與金錢左右，形成腐敗。推薦信、麵試、活動經曆等環節若成為錄取依據，最先獲益的將是那些資源豐富、有權有勢的家庭。所謂“綜合評估”，極可能演變為“關係評估”。
因此，中國的高考製度雖然不完美，卻仍是最公平、最可執行的製度。它讓命運盡可能掌握在個人手中，而不是社會背景之中。在一個仍然存在巨大不平等的社會裏，最可貴的製度往往不是最溫情的，而是最能抵禦腐敗與操控的。高考的意義，正體現在這種抵抗的特質上，它不是特權的保護傘，而是普通人最後的機會。
2025.10.18 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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