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有100萬名大學兼職教師，就有100萬種漂泊不定的人生。
海倫每學期給100 多名學生上寫作精讀課，每周至少講授4 門完全不同的課程。她每周需要閱讀和批改100 多篇涵蓋4 種不同話題的論文。完成如此浩大的工作量，她至少得花60 個小時，可能還遠遠不止——因為學期開始前要備課，學期結束後還要閱卷。
每所學校的每一門課，她一周都得上3 次。學校排課並不顧及她的往來是否便利，如此一來，每周車程五六百英裏，一學期一萬英裏也就不足為奇。
如此這般疲於奔命，她每年卻差不多隻能賺到3 萬美元，既沒有健康保險、退休保障，也沒有電腦軟硬件的提供。微薄的收入迫使她尋找更多的兼職工作：篩選申請文書、進行學生課外輔導以及撰寫新聞專稿。
簡，在位於紐約市的一所大學教授研究生課程，同時還在波士頓的另一所學校兼課。她在單程4個小時的長途大巴上批改作業，也在她母親位於紐約的寓所沙發上過夜。簡簽下的課時費大概是每小時80美元，實際上是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的。
2013年秋，《匹茲堡郵報》報道了瑪格麗特·瑪麗·沃伊特柯的死訊，83歲的她因無法負擔癌症治療費用，死於連電費也無力繳付的家中。她曾在杜肯大學教了25年法語課，一年至少得教6門課的她，卻從來沒有賺到過2萬美元以上的年收入，也從來沒有享受過任何醫療待遇或退休補助。
2017年秋，《舊金山紀事報》報道了埃倫·塔拉·詹姆斯-彭尼的故事，她是聖何塞州立大學的一位英語教授，一學期上4門課，下了課就睡在自己的車裏。
詹姆斯-彭尼說，課後她常把車開到停車場去批改作業。天黑時，她會戴上頭燈繼續工作。晚上，她就把車開到某個居民區，這款2004版的沃爾沃就是她的棲身之所。為了避免被懷疑，她會保持車輛整潔。
一個月後，《衛報》再掀輿論高潮，報道了一位“已屆中年”的兼職教師，為貼補微薄的零工收入而從事色情工作。
最開始轉向這份“邊緣零工”時，她正處於日子特別艱難的時期——幾年前，她的課時被砍去一半，收入也跟著驟減，這幾乎把她逼到流落街頭的地步。“我當時的想法是，不過是一夜情而已，能有多糟呢？”她說，“事實也確實沒那麽糟”。
招生材料從來不會透露大學生活裏這些不為人知之處。比如，一所錄取率非常低的大學——也就是生源出眾、師資一流的那種大學不會告訴你：你女兒的學術寫作基礎課程，其實並不是由這所大學的長聘教師教的。
在高等教育領域，陣容強大的“臨時教師”被冠以五花八門的稱謂。它們掩蓋了一個萬變不離其宗的隱性條件：根據課程或學年需求得到工作，不保證長期聘用，報酬常常少得可憐，且不享有任何福利待遇。大學教師的工作，本質上變成了一份“零工”（a pickup job）。
這便是如今大學教師的生存狀態。不管開車、坐公交還是乘火車，奔波在路上的他們永遠不確定下學期迎來的是“豐收季”還是“幹旱季”，永遠活在承諾或將兌現的希冀之中。
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職業道路
兼職教師的崗位不會轉為終身製教職，兼職員工也不會因為工作表現出色而得到長期聘用。終身製職位——即便是末流院校（如西北部中央農工州立學院）的終身製職位，也會在全美範圍內進行公開招聘。學院不會在試用過程中招人，教師也不可能通過一路奮鬥成就“終身”事業。
博士後研究人員或兼職教職人員，必須恪守本分，他們的職位就是在特定時間裏完成特定工作，獲得特定報酬，除此以外無任何進一步的保障。兼職教師不但得不到長聘工作（如果確有其事），還有可能因為兼課導致其獲聘的機會變得更少，理由是：(1)論文完成後，閑置越久學術越荒廢。(2)僅僅被當作“教師”而已，自降學者身份。
一條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職業道路，其不利後果不僅僅體現在經濟層麵。“按需而作”的生存狀態對一個人的打擊折磨是多重的。
首先，這些臨時崗位的科研人員或教職人員沒有任何發言權。學術自由是學術生活的基礎，但較真起來，這一基礎對“臨時工”而言是遙不可及的。坎達絲是某研究型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她講述了自己和同事所遭遇的“封口”經曆。
“在這裏，我們飽受言語上的騷擾和貶低，對方總是帶著居高臨下的口吻跟你說話。他們覺得我們一無是處：'博士後幹不出什麽好事兒。'我們的確接手了那些最低端的活兒。我想申請資助，想做一些有利於學生的事情，這時我老板會立馬提醒我——她可以讓我變成臨時工，我就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他們還打趣說，博士後就是一種製度化的奴役，這種充滿內涵的段子成為這兒的家常便飯。”
有時候，必須謹慎對待的還不隻是“不受待見”的處境。一份翔實的文獻披露了學術界發生的大量性騷擾事件，包括受訪者在事件發生時的職位。在將近3000名受訪者中，絕大多數人當時是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後人員、兼職教師或訪問學者——全都受製於那些手握大權、能夠左右他人學術前途的人。直接反抗或向上舉報會使自己頓失所有資助，名譽也可能受到牽連，或者不再被同行看好。因此，保持沉默才是上策。
盡管報酬很低、福利全無、需保持沉默，可他們的悲慘遭遇還沒有結束！對他們而言，職業安全感也是完全缺失的。新聞裏報道過成千上萬因工廠和商店倒閉而瞬間失業的人，原有的一切戛然而止，確實是最沉重的打擊。大學是不會發生這種意外的：基本上會等合同一個個到期，再讓“臨時工”一個個走人。有些人任務完成得很出色，兢兢業業幹了10年之久；有些人學術成果有目共睹，備受同行推崇舉薦；盡管如此，隻有等到新學期伊始走上講台的那一刻，他們才敢確定自己的“飯碗”還在。下麵講一個埃莉諾的故事。她在某大學一幹就是11年，大多數時候一學期要上2—4門課。
“基本上我都要等到學期結束前一個月才接到下學期的上課通知。但是，不等到注冊完畢，無論那得等到什麽時候，我永遠也不確定是不是所有課都能開出來。有時候報讀這門課的學生人數不夠，課程被迫取消；有時候直接在課程大綱裏把這門課給刪了……我之前就遇到過這種情況，開學還沒多久，因為注冊人數少就把我的課給取消了，或者他們把兩門課合並起來，就砍了我的課。永遠處於不確定的狀態，你不能指望教書能提供可靠的收入來源。”
保羅是一位擁有10年教齡的兼職教師，曾是所在院校開設的3個不同職位的最終候選人。此外，他在別的學校也至少入圍了兩次。他曾見證一個職位如何由“長聘”變成“臨時”，甚至就在招聘過程中發生了這種變化。
“遊戲規則突然就改變了。就在應聘過程中，說好的職位不見了，或不再是原來的樣子了——他們會偏離自己的初衷，跟他們一開始寫的職位描述毫不相幹。在課程專業初具雛形、還在包裝完善的階段，他們廣發英雄帖，選擇權在他們手裏。一旦找到了“合適”的、能給這個課程專業提升形象的人選，就會把票投給他，而不管當初職位描述上是怎麽說的。”
說好的長聘職位，變成了“先簽一年，可能續聘”。招聘廣告上明明寫終身製，但在招聘過程中卻莫名其妙變成了逐年續聘。
報酬很低、福利全無、需保持沉默，每學期必會經曆的“職業不安感”以及毫無誠意卻又讓每個人信以為真的承諾，就像主人假裝扔球時，那條狗總是信以為真。在美國家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勞動力中，大部分人將來的命運正是如此，而大部分學生將來所要麵對的也正是這一部分為人師者。
供大於求的市場
兼職講師這份工作，可能是非常糟糕的選擇——收入很低、沒有福利、很不穩定，也毫無學術自由可言。但為什麽還會有人自告奮勇呢？這些在“主人”領地不辭辛勞的“奴隸”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博士學位情況調查》顯示，2014年新增3765名心理學博士。另據《高等教育紀事報》中一個關於職業追蹤的研究項目預測，2013—2014學年，所有四年製大學總共才開設了326個終身製的職位。而這些新畢業的博士生全部進入了這個就業市場。也就意味著，每個崗位將迎來11.5位擁有博士學曆的申請人。
這些博士研究生成了廉價勞動力，或擔任任課教師，或做實驗室助理，他們維係著一個全美排名第44位的博士學位點的日常運作。也正因為他們的付出，學院負責人才能發出捐資倡議書，學院教師才能從科研經費裏撈上一筆。
1960年，全美各專業博士畢業生達9733人。到1975年，嬰兒潮中出生人口壯大了博士生的隊伍，使這一數字攀升至32952人。2015年，人數突破至55006人。大約5.5萬人湧入一個每年隻能吸收2萬人的就業市場，還要與上一年度沒找到工作的人同台競技。還有前年，再前年……年複一年，無休無止。這是一個醜陋不堪的就業市場，一個愈繁榮就愈蕭條的就業市場。
頂尖院校，不管像裏德學院這樣的文理學院，還是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這樣的旗艦型公立大學，它們擁有的無形資產之一是人們趨之若鶩的名牌效應，想要入學的學生人數遠遠多於學校能夠接納的總人數。院校錄取難度是調節其經費收入的有力工具，因為學校可以據此準確預測，在新學期到來之際將會有多少資金入庫。而其他院校隻能年複一年地進行大致猜測，這也是導致“按需而定”的師資泛濫的動因。
以麻省的州立大學為例，1988年這些學校總共招生167000人，1996年降至不到150000人，2012年又升至近200000人，2016年再次下跌至186000人。與此同時，更為龐大的教育體係——加州社區學院係統，每年總招生人數變化不定，基本徘徊在200萬至300萬人之間，前後兩年招生人數的落差最大能達到25萬人。
不穩定的招生趨勢不可能帶來穩定的師資招聘。
由於大學已經多到隨處可見的程度，整個高等教育體係就比較容易受到出生人口大起大落的影響。2010年之後，高中畢業生人數斷崖式下跌，許多大學都明顯感覺到了這一點。全美各地的院校都麵臨招生壓力，原因在於20世紀90年代的出生人口下滑，這直接導致21世紀10年代高校生源減少。“工薪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學校承受了近10年之久的下行壓力——並不是因為他們管理不善，而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學齡人口。
招生下行的趨勢是毫無懸念的，卻不知為何不少院校對此始料未及。先是在2000—2010年這段時間裏拚命建設，提升了各種校園服務，興建了更多學生宿舍樓和科學實驗樓，以應對那些在20世紀80年代（也是嬉皮變成雅皮的年代）出生的、造成大學適齡人口激增的學生。在那之後，院校又開始憂心忡忡，隨著入學人數大幅回落，該如何收回所有的投資成本。
對新學期能否順利開課，兼職教師會一直提心吊膽到最後一刻。就拿2017年秋季學期入學招生來說，隻有34%的受訪院校表示他們在5月1日前完成了招生指標。這意味著，另有三分之二的院校還在搶奪生源，暑假過後，仍有許多院校無法將招生名額填滿。
這就是21世紀的高等教育。大學招收的年輕人數量史無前例得多，受人口結構波動的影響，每學期的入學人數一定要等到開學日才能確定。
當為數不多的高中生升讀有限的幾所高校時，通過調節錄取難度，就可以比較輕鬆地應對學齡人口的數量變化。然而，當絕大部分高中生都要升讀大學時，當國家政策將大學教育定義為人生成長的必需品時，高等教育體係將不得不直麵這樣一個原生性的、周期性的人口問題。而“按需而定”的臨時師資成了緩衝裝置，以幫助大學順利過關。
就學生個體而言，他們存在流動性和不固定性，從一所學校轉到另一所學校，從一個州搬到另一個州。就學生群體而言，其中的每種可能的特質都呈現出更多樣的屬性，這就勢必要求院校配備充足的人手，以應對生活境遇上的差異巨大的學生們的需求，而這種差異對半個世紀前的大學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
現代大學比過去形成了一個更為複雜的大環境，它服務於更龐大、更多元化的學生群體。這種複雜性本身就觸發了人口的再平衡。作為回應，“按需而定”的臨時教師越來越多，卻也越來越勢單力薄。
始於30歲的年齡歧視
大學教授中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人，他們恰好獲聘於博士人才稀缺的年代。當時，大學的發展速度，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專業覆蓋麵上，都超過了合格師資的供應速度。即便下一代人遭遇了職業準入難度不斷加大的困境，他們依然占據崗位資源，照樣一路晉升。
20 世紀60年代末，在大學教師職業發展的道路上，盲目隨意的路數或許是可行的。然而，如今這個生態係統裏的物種數量已然超標，成為一名大學教師之艱辛程度，不亞於成為一名出色的運動員，因為從幼年起，他們身上就集中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的付出。在高教領域，年事漸長的教師都享有終身職位，新人入行門檻因此更高了。
如今，成為一名終身製教師的過程無異於成為一名職業冰球選手。你得從4、5歲就開始一路過關斬將，在體育發展聯盟中脫穎而出，為全美青少年賽隊效力，或許還得考上美國大學體育協會（NCAA）冰球項目的四大盟校才行。你的競爭對手總有這樣或那樣的人生優勢，而你必須找到能與之勢均力敵的某種方式。
對學者而言，這意味著，你得出生於書香世家，順利考上名牌大學的本科，然後攻讀名校的博士學位，在這期間不能因為工作或其他某種衝動嚴重耽誤求學進度。這還意味著，你一拿到博士學位，最好能立即成為科研項目的助理，以共同作者的名義發表論文，並得到主要科研資助機構的認可；而不是立即參與助教工作——這隻能說明你成了一名默默無聞的教學服務人員。一位30歲左右取得博士學位的青年學者，自然會得到經曆相仿、條件相似、同樣幸運的同行的認可。
曆史學家瑪倫·伍德（L. Maren Wood）總結了人文學科領域的相關數據，結果有50%新招聘的終身製學者都處於博士畢業論文的最後階段或論文完成後的一年內。招聘人數隨著畢業後的年數逐年減少，直到消失殆盡。在自然科學領域，實驗室博士後的工作，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延長畢業後的有效期；但不管怎樣，當最後一個助研項目臨近尾聲時，那種“時不我待”的感受會越來越強烈。
最近，我剛參加了明德學院作家會議。我的議題組長彼得·霍·戴維斯（Peter Ho Davis）是一位出色的小說家，也是密歇根大學的一位教職員工，他批閱了我正在創作的一部小說的前幾章內容。小說的主人公是這樣設定的：31歲，擁有博士學位，剛完成了博士後研究工作。我覺得寫得比較恰如其分，也許還有些雄心勃勃的意味。但彼得把這幾處都圈了出來，並在空白處寫道：“要不改成27歲或28歲？”另謀出路的困境
在博士生教育界，有許多關於“幫助學生另謀出路”（alt-careers）的評論文章，意思是他們的聰明才智可以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不必拘泥於學術圈的生存和發展。
盡管兼職教師和博士後研究人員確實可以離開高校，投入製藥或金融行業（收入總比當個教授來得多），但是，那種在優質的博士教育過程中訓練形成的思維模式，並不適合大部分職場環境。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曾把知識分子歸為兩類，一類是“有機型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即商業社會中有機生成的、滿足特定需求的學者；另一類是“批判型知識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即思考宏大命題、不考慮技術與功用問題（比如，思考正義、道德或不確定性等問題）的學者。
商業領域獎勵的是“專業性”——那種你知道你能將事情做得又快又穩妥的能力。而學術領域獎勵的內容剛好相反——那種持續存在的“不確定性”，那種對現有知識和現有做法的不滿，以及重新審視自身認知基礎的衝動。之所以把學術型博士學位稱為“哲學博士”是有原因的，因為不管什麽專業，都是以擁有批判精神為目標來訓練博士生的。
博士生倘若訓練有素，其結果是，他們將無法適應其他的生存方式。他們緊緊抓住學術這條路，不肯輕言放棄，不隻是因為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通往學術的那扇大門終會打開，而是因為這就是學者認識世界的方式，但一顆永不滿足的“好奇心”，在別的職場上並不那麽受人歡迎。
來自法國的妮可十年來做著多份兼職工作，一直在等待終身教職的位置。
“有學生問我是否要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我總是勸他們打消念頭。博士學位毫無價值，我一直在勸退那些想要以身試法的學生。如果你純粹為了豐富自己的學識，並且擁有足夠自立的經濟實力，那你就去讀吧，去讀就是了。如果不是的話，請你放棄，馬上放棄。
收了那麽多學費，用在教師身上的錢卻少得可憐！每一門課，學生可能一共付了6000 美元，而你卻隻能拿到100美元。讀大學不就是為了上幾門教授開的課嗎？不然花這麽多錢是為什麽？學費的大部分應該付給任課教師。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幹什麽都不掙錢。出書吧，就拿個10% 的報酬；教書吧，就拿個微不足道的零頭。所謂工作就是不斷貶低你作出的貢獻。而這竟是大家達成一致的共識、普遍接受的規則。我們花了10年時間做學問，得到的卻是那些學了半吊子的人所掙的一個零頭而已。“
“也許，這個體係走向瓦解才好。"
（本文摘編自 《學曆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
《學曆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美】赫布·柴爾德裏斯 著楊益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海倫每學期給100 多名學生上寫作精讀課，每周至少講授4 門完全不同的課程。她每周需要閱讀和批改100 多篇涵蓋4 種不同話題的論文。完成如此浩大的工作量，她至少得花60 個小時，可能還遠遠不止——因為學期開始前要備課，學期結束後還要閱卷。
每所學校的每一門課，她一周都得上3 次。學校排課並不顧及她的往來是否便利，如此一來，每周車程五六百英裏，一學期一萬英裏也就不足為奇。
如此這般疲於奔命，她每年卻差不多隻能賺到3 萬美元，既沒有健康保險、退休保障，也沒有電腦軟硬件的提供。微薄的收入迫使她尋找更多的兼職工作：篩選申請文書、進行學生課外輔導以及撰寫新聞專稿。
簡，在位於紐約市的一所大學教授研究生課程，同時還在波士頓的另一所學校兼課。她在單程4個小時的長途大巴上批改作業，也在她母親位於紐約的寓所沙發上過夜。簡簽下的課時費大概是每小時80美元，實際上是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的。
2013年秋，《匹茲堡郵報》報道了瑪格麗特·瑪麗·沃伊特柯的死訊，83歲的她因無法負擔癌症治療費用，死於連電費也無力繳付的家中。她曾在杜肯大學教了25年法語課，一年至少得教6門課的她，卻從來沒有賺到過2萬美元以上的年收入，也從來沒有享受過任何醫療待遇或退休補助。
2017年秋，《舊金山紀事報》報道了埃倫·塔拉·詹姆斯-彭尼的故事，她是聖何塞州立大學的一位英語教授，一學期上4門課，下了課就睡在自己的車裏。
詹姆斯-彭尼說，課後她常把車開到停車場去批改作業。天黑時，她會戴上頭燈繼續工作。晚上，她就把車開到某個居民區，這款2004版的沃爾沃就是她的棲身之所。為了避免被懷疑，她會保持車輛整潔。
一個月後，《衛報》再掀輿論高潮，報道了一位“已屆中年”的兼職教師，為貼補微薄的零工收入而從事色情工作。
最開始轉向這份“邊緣零工”時，她正處於日子特別艱難的時期——幾年前，她的課時被砍去一半，收入也跟著驟減，這幾乎把她逼到流落街頭的地步。“我當時的想法是，不過是一夜情而已，能有多糟呢？”她說，“事實也確實沒那麽糟”。
招生材料從來不會透露大學生活裏這些不為人知之處。比如，一所錄取率非常低的大學——也就是生源出眾、師資一流的那種大學不會告訴你：你女兒的學術寫作基礎課程，其實並不是由這所大學的長聘教師教的。
在高等教育領域，陣容強大的“臨時教師”被冠以五花八門的稱謂。它們掩蓋了一個萬變不離其宗的隱性條件：根據課程或學年需求得到工作，不保證長期聘用，報酬常常少得可憐，且不享有任何福利待遇。大學教師的工作，本質上變成了一份“零工”（a pickup job）。
這便是如今大學教師的生存狀態。不管開車、坐公交還是乘火車，奔波在路上的他們永遠不確定下學期迎來的是“豐收季”還是“幹旱季”，永遠活在承諾或將兌現的希冀之中。
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職業道路
兼職教師的崗位不會轉為終身製教職，兼職員工也不會因為工作表現出色而得到長期聘用。終身製職位——即便是末流院校（如西北部中央農工州立學院）的終身製職位，也會在全美範圍內進行公開招聘。學院不會在試用過程中招人，教師也不可能通過一路奮鬥成就“終身”事業。
博士後研究人員或兼職教職人員，必須恪守本分，他們的職位就是在特定時間裏完成特定工作，獲得特定報酬，除此以外無任何進一步的保障。兼職教師不但得不到長聘工作（如果確有其事），還有可能因為兼課導致其獲聘的機會變得更少，理由是：(1)論文完成後，閑置越久學術越荒廢。(2)僅僅被當作“教師”而已，自降學者身份。
一條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職業道路，其不利後果不僅僅體現在經濟層麵。“按需而作”的生存狀態對一個人的打擊折磨是多重的。
首先，這些臨時崗位的科研人員或教職人員沒有任何發言權。學術自由是學術生活的基礎，但較真起來，這一基礎對“臨時工”而言是遙不可及的。坎達絲是某研究型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她講述了自己和同事所遭遇的“封口”經曆。
“在這裏，我們飽受言語上的騷擾和貶低，對方總是帶著居高臨下的口吻跟你說話。他們覺得我們一無是處：'博士後幹不出什麽好事兒。'我們的確接手了那些最低端的活兒。我想申請資助，想做一些有利於學生的事情，這時我老板會立馬提醒我——她可以讓我變成臨時工，我就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他們還打趣說，博士後就是一種製度化的奴役，這種充滿內涵的段子成為這兒的家常便飯。”
有時候，必須謹慎對待的還不隻是“不受待見”的處境。一份翔實的文獻披露了學術界發生的大量性騷擾事件，包括受訪者在事件發生時的職位。在將近3000名受訪者中，絕大多數人當時是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後人員、兼職教師或訪問學者——全都受製於那些手握大權、能夠左右他人學術前途的人。直接反抗或向上舉報會使自己頓失所有資助，名譽也可能受到牽連，或者不再被同行看好。因此，保持沉默才是上策。
盡管報酬很低、福利全無、需保持沉默，可他們的悲慘遭遇還沒有結束！對他們而言，職業安全感也是完全缺失的。新聞裏報道過成千上萬因工廠和商店倒閉而瞬間失業的人，原有的一切戛然而止，確實是最沉重的打擊。大學是不會發生這種意外的：基本上會等合同一個個到期，再讓“臨時工”一個個走人。有些人任務完成得很出色，兢兢業業幹了10年之久；有些人學術成果有目共睹，備受同行推崇舉薦；盡管如此，隻有等到新學期伊始走上講台的那一刻，他們才敢確定自己的“飯碗”還在。下麵講一個埃莉諾的故事。她在某大學一幹就是11年，大多數時候一學期要上2—4門課。
“基本上我都要等到學期結束前一個月才接到下學期的上課通知。但是，不等到注冊完畢，無論那得等到什麽時候，我永遠也不確定是不是所有課都能開出來。有時候報讀這門課的學生人數不夠，課程被迫取消；有時候直接在課程大綱裏把這門課給刪了……我之前就遇到過這種情況，開學還沒多久，因為注冊人數少就把我的課給取消了，或者他們把兩門課合並起來，就砍了我的課。永遠處於不確定的狀態，你不能指望教書能提供可靠的收入來源。”
保羅是一位擁有10年教齡的兼職教師，曾是所在院校開設的3個不同職位的最終候選人。此外，他在別的學校也至少入圍了兩次。他曾見證一個職位如何由“長聘”變成“臨時”，甚至就在招聘過程中發生了這種變化。
“遊戲規則突然就改變了。就在應聘過程中，說好的職位不見了，或不再是原來的樣子了——他們會偏離自己的初衷，跟他們一開始寫的職位描述毫不相幹。在課程專業初具雛形、還在包裝完善的階段，他們廣發英雄帖，選擇權在他們手裏。一旦找到了“合適”的、能給這個課程專業提升形象的人選，就會把票投給他，而不管當初職位描述上是怎麽說的。”
說好的長聘職位，變成了“先簽一年，可能續聘”。招聘廣告上明明寫終身製，但在招聘過程中卻莫名其妙變成了逐年續聘。
報酬很低、福利全無、需保持沉默，每學期必會經曆的“職業不安感”以及毫無誠意卻又讓每個人信以為真的承諾，就像主人假裝扔球時，那條狗總是信以為真。在美國家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勞動力中，大部分人將來的命運正是如此，而大部分學生將來所要麵對的也正是這一部分為人師者。
供大於求的市場
兼職講師這份工作，可能是非常糟糕的選擇——收入很低、沒有福利、很不穩定，也毫無學術自由可言。但為什麽還會有人自告奮勇呢？這些在“主人”領地不辭辛勞的“奴隸”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博士學位情況調查》顯示，2014年新增3765名心理學博士。另據《高等教育紀事報》中一個關於職業追蹤的研究項目預測，2013—2014學年，所有四年製大學總共才開設了326個終身製的職位。而這些新畢業的博士生全部進入了這個就業市場。也就意味著，每個崗位將迎來11.5位擁有博士學曆的申請人。
這些博士研究生成了廉價勞動力，或擔任任課教師，或做實驗室助理，他們維係著一個全美排名第44位的博士學位點的日常運作。也正因為他們的付出，學院負責人才能發出捐資倡議書，學院教師才能從科研經費裏撈上一筆。
1960年，全美各專業博士畢業生達9733人。到1975年，嬰兒潮中出生人口壯大了博士生的隊伍，使這一數字攀升至32952人。2015年，人數突破至55006人。大約5.5萬人湧入一個每年隻能吸收2萬人的就業市場，還要與上一年度沒找到工作的人同台競技。還有前年，再前年……年複一年，無休無止。這是一個醜陋不堪的就業市場，一個愈繁榮就愈蕭條的就業市場。
頂尖院校，不管像裏德學院這樣的文理學院，還是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這樣的旗艦型公立大學，它們擁有的無形資產之一是人們趨之若鶩的名牌效應，想要入學的學生人數遠遠多於學校能夠接納的總人數。院校錄取難度是調節其經費收入的有力工具，因為學校可以據此準確預測，在新學期到來之際將會有多少資金入庫。而其他院校隻能年複一年地進行大致猜測，這也是導致“按需而定”的師資泛濫的動因。
以麻省的州立大學為例，1988年這些學校總共招生167000人，1996年降至不到150000人，2012年又升至近200000人，2016年再次下跌至186000人。與此同時，更為龐大的教育體係——加州社區學院係統，每年總招生人數變化不定，基本徘徊在200萬至300萬人之間，前後兩年招生人數的落差最大能達到25萬人。
不穩定的招生趨勢不可能帶來穩定的師資招聘。
由於大學已經多到隨處可見的程度，整個高等教育體係就比較容易受到出生人口大起大落的影響。2010年之後，高中畢業生人數斷崖式下跌，許多大學都明顯感覺到了這一點。全美各地的院校都麵臨招生壓力，原因在於20世紀90年代的出生人口下滑，這直接導致21世紀10年代高校生源減少。“工薪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學校承受了近10年之久的下行壓力——並不是因為他們管理不善，而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學齡人口。
招生下行的趨勢是毫無懸念的，卻不知為何不少院校對此始料未及。先是在2000—2010年這段時間裏拚命建設，提升了各種校園服務，興建了更多學生宿舍樓和科學實驗樓，以應對那些在20世紀80年代（也是嬉皮變成雅皮的年代）出生的、造成大學適齡人口激增的學生。在那之後，院校又開始憂心忡忡，隨著入學人數大幅回落，該如何收回所有的投資成本。
對新學期能否順利開課，兼職教師會一直提心吊膽到最後一刻。就拿2017年秋季學期入學招生來說，隻有34%的受訪院校表示他們在5月1日前完成了招生指標。這意味著，另有三分之二的院校還在搶奪生源，暑假過後，仍有許多院校無法將招生名額填滿。
這就是21世紀的高等教育。大學招收的年輕人數量史無前例得多，受人口結構波動的影響，每學期的入學人數一定要等到開學日才能確定。
當為數不多的高中生升讀有限的幾所高校時，通過調節錄取難度，就可以比較輕鬆地應對學齡人口的數量變化。然而，當絕大部分高中生都要升讀大學時，當國家政策將大學教育定義為人生成長的必需品時，高等教育體係將不得不直麵這樣一個原生性的、周期性的人口問題。而“按需而定”的臨時師資成了緩衝裝置，以幫助大學順利過關。
就學生個體而言，他們存在流動性和不固定性，從一所學校轉到另一所學校，從一個州搬到另一個州。就學生群體而言，其中的每種可能的特質都呈現出更多樣的屬性，這就勢必要求院校配備充足的人手，以應對生活境遇上的差異巨大的學生們的需求，而這種差異對半個世紀前的大學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
現代大學比過去形成了一個更為複雜的大環境，它服務於更龐大、更多元化的學生群體。這種複雜性本身就觸發了人口的再平衡。作為回應，“按需而定”的臨時教師越來越多，卻也越來越勢單力薄。
始於30歲的年齡歧視
大學教授中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人，他們恰好獲聘於博士人才稀缺的年代。當時，大學的發展速度，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專業覆蓋麵上，都超過了合格師資的供應速度。即便下一代人遭遇了職業準入難度不斷加大的困境，他們依然占據崗位資源，照樣一路晉升。
20 世紀60年代末，在大學教師職業發展的道路上，盲目隨意的路數或許是可行的。然而，如今這個生態係統裏的物種數量已然超標，成為一名大學教師之艱辛程度，不亞於成為一名出色的運動員，因為從幼年起，他們身上就集中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的付出。在高教領域，年事漸長的教師都享有終身職位，新人入行門檻因此更高了。
如今，成為一名終身製教師的過程無異於成為一名職業冰球選手。你得從4、5歲就開始一路過關斬將，在體育發展聯盟中脫穎而出，為全美青少年賽隊效力，或許還得考上美國大學體育協會（NCAA）冰球項目的四大盟校才行。你的競爭對手總有這樣或那樣的人生優勢，而你必須找到能與之勢均力敵的某種方式。
對學者而言，這意味著，你得出生於書香世家，順利考上名牌大學的本科，然後攻讀名校的博士學位，在這期間不能因為工作或其他某種衝動嚴重耽誤求學進度。這還意味著，你一拿到博士學位，最好能立即成為科研項目的助理，以共同作者的名義發表論文，並得到主要科研資助機構的認可；而不是立即參與助教工作——這隻能說明你成了一名默默無聞的教學服務人員。一位30歲左右取得博士學位的青年學者，自然會得到經曆相仿、條件相似、同樣幸運的同行的認可。
曆史學家瑪倫·伍德（L. Maren Wood）總結了人文學科領域的相關數據，結果有50%新招聘的終身製學者都處於博士畢業論文的最後階段或論文完成後的一年內。招聘人數隨著畢業後的年數逐年減少，直到消失殆盡。在自然科學領域，實驗室博士後的工作，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延長畢業後的有效期；但不管怎樣，當最後一個助研項目臨近尾聲時，那種“時不我待”的感受會越來越強烈。
最近，我剛參加了明德學院作家會議。我的議題組長彼得·霍·戴維斯（Peter Ho Davis）是一位出色的小說家，也是密歇根大學的一位教職員工，他批閱了我正在創作的一部小說的前幾章內容。小說的主人公是這樣設定的：31歲，擁有博士學位，剛完成了博士後研究工作。我覺得寫得比較恰如其分，也許還有些雄心勃勃的意味。但彼得把這幾處都圈了出來，並在空白處寫道：“要不改成27歲或28歲？”另謀出路的困境
在博士生教育界，有許多關於“幫助學生另謀出路”（alt-careers）的評論文章，意思是他們的聰明才智可以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不必拘泥於學術圈的生存和發展。
盡管兼職教師和博士後研究人員確實可以離開高校，投入製藥或金融行業（收入總比當個教授來得多），但是，那種在優質的博士教育過程中訓練形成的思維模式，並不適合大部分職場環境。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曾把知識分子歸為兩類，一類是“有機型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即商業社會中有機生成的、滿足特定需求的學者；另一類是“批判型知識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即思考宏大命題、不考慮技術與功用問題（比如，思考正義、道德或不確定性等問題）的學者。
商業領域獎勵的是“專業性”——那種你知道你能將事情做得又快又穩妥的能力。而學術領域獎勵的內容剛好相反——那種持續存在的“不確定性”，那種對現有知識和現有做法的不滿，以及重新審視自身認知基礎的衝動。之所以把學術型博士學位稱為“哲學博士”是有原因的，因為不管什麽專業，都是以擁有批判精神為目標來訓練博士生的。
博士生倘若訓練有素，其結果是，他們將無法適應其他的生存方式。他們緊緊抓住學術這條路，不肯輕言放棄，不隻是因為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通往學術的那扇大門終會打開，而是因為這就是學者認識世界的方式，但一顆永不滿足的“好奇心”，在別的職場上並不那麽受人歡迎。
來自法國的妮可十年來做著多份兼職工作，一直在等待終身教職的位置。
“有學生問我是否要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我總是勸他們打消念頭。博士學位毫無價值，我一直在勸退那些想要以身試法的學生。如果你純粹為了豐富自己的學識，並且擁有足夠自立的經濟實力，那你就去讀吧，去讀就是了。如果不是的話，請你放棄，馬上放棄。
收了那麽多學費，用在教師身上的錢卻少得可憐！每一門課，學生可能一共付了6000 美元，而你卻隻能拿到100美元。讀大學不就是為了上幾門教授開的課嗎？不然花這麽多錢是為什麽？學費的大部分應該付給任課教師。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幹什麽都不掙錢。出書吧，就拿個10% 的報酬；教書吧，就拿個微不足道的零頭。所謂工作就是不斷貶低你作出的貢獻。而這竟是大家達成一致的共識、普遍接受的規則。我們花了10年時間做學問，得到的卻是那些學了半吊子的人所掙的一個零頭而已。“
“也許，這個體係走向瓦解才好。"
（本文摘編自 《學曆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
《學曆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美】赫布·柴爾德裏斯 著楊益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