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陽”喊成“羊”，我接受不了

來源: 維舟於 2023-01-09 00:46:14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15597 bytes)

如果你最近打開社交媒體，應該可以看到很多像“成功加入羊圈”“如何照顧三隻羊”之類的內容分享。你很可能會對這樣的表述一笑而過，但過後又覺得有地方不對勁，卻又沒法準確地說出到底有哪裏讓你感到不適。

不少人會辯解道：“這隻不過是玩笑罷了。” 然而，很多經典的著作和經驗告訴我們，讓人無足輕重的覺得不對勁的事物，最後會引發意想不到的效果。對某一群體進行語言矮化也是如此。對特定群體的語言歧視和汙名，不僅是給他們貼上一個區別於所謂“正常人”的標簽，還會作為社會過程對他們產生持續性的負麵影響。被戲稱的病患不僅要承受病症本身帶來的生理性痛苦，還要承擔稱呼額外帶來的病恥感。

曆史上，很多疾病都有被汙名化和被詬病的先例。在醫學尚未發達的19世紀，肺結核曾經被認為是因為病人意誌薄弱的偏執意象造成的病症。而把陽性患者稱為動物的“羊”更甚，這種非人化通過將群體他者化、動物化，從而讓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痛苦更加容易被忽視。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需要思考，把同為人類同胞的陽性感染者說成“羊”的戲謔式表達，到底冒犯了什麽？

疫情3年來，你大概也常看到有人把陽性感染者戲謔地稱為“羊”，又或是“兩腳羊”，後來還出現了“公羊”“母羊”“老羊”“小羊”這樣按性別、年齡區分的稱呼，某些大白甚至還在自己背上畫上黑白無常“捉羊”的圖案和字樣。

這種將病患矮化、去人性化的傾向，已引發不小的爭議，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曾表示，這種語言羞辱危害不小：“汙名化的網絡環境不僅對無辜染病的新冠患者的名譽造成傷害，也會阻礙流調過程中的誠實申報，害怕公布自己的行程，受到道德譴責，形成越歧視，越欺瞞的惡性循環。”

然而，這一歧視性的汙名，非但沒有消退，在疫情防控放開之後，又再次卷土重來，因為很多人根本沒意識到這有什麽問題，甚至還滿不在乎地反問：“有什麽說不得的，那陽了不叫‘羊’叫什麽？”

這就需要重新認識一下：為什麽“羊”是對陽性感染者的汙名化？

01 難以被察覺的汙名化

把陽性感染者稱為“羊”，原本是一種非正式的稱呼，通俗地說，“羊”其實就是“拐彎抹角地罵人”。

這種諧音梗在單音節的中文裏極為盛行。我向幾位在歐美生活的朋友詢問過，他們在疫情期間都沒有觀察到類似的現象，通常也隻有兒語、寵物的擬人語中才會使用，尤其像德語這樣非常嚴謹的語言中極少這樣的語言異化現象，不像中文經常放棄正式的說法不用，轉而曲折地影射、諷刺，甚或是同一個詞可以表達截然相反的意味。

這一汙名標簽最值得警惕的，是它將受害者非人化。曆史無數次證實，這是社會排斥、敵視的征兆，往往又推動、激化了這一進程。

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1936年就發現，多數人都不會折磨和自己一樣的人，“但當別人說此人好像不是人”的時候，“我們就不會有絲毫顧慮了”，因而鼓吹敵視別國的宣傳常常都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勸服一類人相信另一類人並不是真的人類，因此自己有權利對其進行搶奪、詐騙、欺淩甚至謀殺”。

在盧旺達大屠殺中，受害的圖西族長久以來都被蔑稱為“蟑螂”，這使得後來胡圖族民兵在殘酷對待他們時，輕鬆跨過了心理障礙。有個人甚至毫無內疚地將自己的圖西族母親交給那些凶手，說：“我把我的‘蟑螂’交給你了。”

《猜火車》劇照

肯定會有人說，國內把陽性感染者稱為“羊”沒那麽嚴重，有一次，甚至還有人和我辯解說，“非人化”不一定就不好，比如把兒子稱為“犬子”，把才俊稱為“人中龍鳳”，這也算侮辱嗎？他堅持認為，這隻是一個無傷大雅的玩笑，“羊”在中國文化裏也沒什麽負麵含義，和“蟑螂”這種一看就讓人厭惡的昆蟲不能相提並論。

孤立地看待一種稱呼，很容易產生這樣的錯覺，因為詞匯的含義取決於社會語境。

“支那”一詞原本也沒有任何歧視中國人的含義，它最初是佛經對梵文裏Cina（中國）一詞的音譯，唐宋時日本僧人學到了這個詞，但直到近代才被廣泛用於對中國的蔑稱。決定這個詞匯歧視性內涵的，不是它原本有什麽侮辱性，而是使用它的社會語境。“社會青年”本來也僅指社會閑散人員，但後來卻與一係列負麵含義連結，幾乎是“流氓”的代名詞。

更進一步說，歧視與否，要以受歧視者的感受為準。大學裏，我曾聽一位老師在課堂上說，20世紀80年代她年輕那會兒，“農民”是個形容詞，用來指稱別人土氣。她說完，笑得花枝亂顫，底下也哄堂大笑，但我們幾個農村出身的學生實在笑不出來。“農民”乍看隻是一種身份，她似乎也覺察不到這是在汙名化，但對農村長大的人來說，這毫無疑問就是歧視。

02 汙名是一個社會過程

將新冠陽性感染者稱為“羊”也是如此：對那些陰性的未感染者來說，或許覺得這隻是個戲謔，辯稱並無惡意，然而對那些陽性感染者來說，這意味著自己被降格、區別對待。

很多這類措施，起初乍看都像是無害的，但後來卻汙名化了，例如2019、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暴發時，有人建議按武漢身份證開頭的號碼來排查疑似的感染者，連我的武漢朋友都認為這作為權宜之計無可厚非，然而後續的發展卻出乎她的意料：這很快發展為對武漢籍身份證的歧視。也就是說，歧視、汙名化不隻是一個標記，說到底是一個社會過程。

什麽是汙名？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在其開創性研究《汙名：受損身份管理劄記》中指出：英語的“汙名”（stigma）最初指代身體記號，而做這些記號是為了“暴露攜帶人的道德地位有些不尋常和不光彩”，因而人們通常本能地假定“有汙名的人不是什麽好人”，而有了這種假設，“我們就會運用各種各樣的歧視，以此有效地減少他的生活機會，即使這樣做時往往沒有考慮後果”。也就是說，關鍵在於將貼標簽的人區別於“我們”這些“正常人”，並將負麵社會特征與之聯係起來，然後使他們遭受排斥。

”《汙名：受損身份管理劄記》[美\

這種負麵形象隻要沒甩掉，就會不時地限製他們正常的社會交往，因為他們已經成了一個有汙點的人，受到社會共同體的嘲謔、排斥乃至嚴重傷害。

社會學家費孝通曾回憶：“1957年我被劃為右派分子，把我排除在普通人的社會之外，連一般人的社會權利都沒有了。右派是不能接觸的人，不能碰的，碰了你自己也會成為右派，就像傳染病一樣，所以要把右派分子從正常社會中孤立起來。使得他不至於感染人家。……實質上來講，就是社會隔離問題，這個社會不準許他進入，把他排斥到外麵去。”

正如歐文·戈夫曼指出的，“突然蒙受汙名所造成的痛苦，其根源不一定在於此人辨別不清自己的身份，而在於他太清楚自己已經成了什麽”，更糟的是，“無論有沒有客觀依據，我們常人都會形成一些概念，認為某人特定的汙名起了主要作用，讓他沒有資格勝任某些社交活動”。

將陽性感染者稱為“羊”的行為完全符合這些定義。雖然一個人感染陽性未必是自己有什麽不良習慣的過失，但在管控最緊張的時刻，他們幾乎就被視為“罪人”。

作家鄧安慶在2022年春感染了新冠病毒，結果被物業管家辱罵：“你這個害人精！我們小區本來什麽事情都沒有，都是你害的！我們整個物業都被拉去隔離了！整個小區的人都不能出去！我真的想打死你！”在那個“談陽色變”的時期，這些人很難不被另眼看待，這對他們來說是一段屈辱性的經曆。

《實習醫生格蕾》劇照

03 如何才能擺脫汙名？

要擺脫汙名，僅靠譴責汙名化是不夠的，有時甚至適得其反。

人類學家劉紹華發現，在四川的涼山地區，彝族鄉民們原本不存在對艾滋病汙名化的問題，然而因為有很多提醒標語，用典型的說教口吻勸告“不要歧視艾滋病人”，結果諷刺的是，鄉民們反倒開始對艾滋病產生了負麵詮釋，出現了汙名化現象——原本不覺得這是啥大事，但既然上麵一直強調反歧視，就有人開始疑惑：是不是這病其實很可怕？

由此也可以看出，汙名是和社會語境緊密相關的：一個社會認為是汙名的行為、特質，在另一個社會可能根本不當回事。嬉皮士在美國可能被視為時尚、頹廢，但他們來到巴西一個小社區阿倫貝皮後，卻因為穿著打扮異於常人而被認作盜賊——盜竊在別處或許也不算什麽嚴重的罪行，但在當地傳統中，這是一種被高度汙名化的反社會行為。

《逍遙騎士》劇照

因此，隻有認清汙名的社會根源，才能有效地消除它。對“羊”的汙名從何而來？一言以蔽之，這是因為人們想要通過對被排斥者的汙名化，來恢複社會共同體的純潔。

這差不多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本能反應，早在19世紀對微生物和感染有科學認識之前，人的厭惡情緒就已經演化為一種下意識的抵禦生物汙染的手段。通過將一部分異類排斥出去，主流人群至少在想象中洗刷掉了“汙點”，達成了心理學上所說的“自我淨化”（self-purification）。

這種恐懼汙染的情緒最尖銳的時候，是“害怕不完成社會的自然界的秩序淨化儀式將會招致災禍的時候，或是有可怕的事發生而大家尋找原因的時候”。被汙染的威脅越大，仇恨也就越強烈。

《西西裏的美麗傳說》劇照

全球化帶來了眼花繚亂的流動，也因此造成了兩種相反的心態：一種是歌頌混雜、互動、交纏，這體現在對“文化雜交”的讚美，很多人相信“混血兒更聰明”也是對以往推崇種族純潔的逆反；但常為人忽視的是，這種大規模的混雜，也讓很多人感到懼怕“被汙染”，而試圖排斥移民和異質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對環境汙染的關心也有類似的功能：保護社會秩序賴以持續的道德秩序。

隻要我們對“純潔性”和“淨化”抱有強烈的偏好，恐懼“汙染”，那麽排斥就是不可避免的社會過程，而那些被排斥的社會成員勢必就會被汙名化。即便陽性感染者痊愈之後，仍然逃脫不了被另眼看待，這就像犯過罪的人即便出獄後重新做人，也仍然是有前科的，換言之，他們仍不能獲得完全的正常地位，而是“從有某種汙點的人轉化為有某種汙點糾正記錄的人”，就像有一度招工啟事都會標明“陽過的不要”。

既然要消除這種社會根源如此之難，那怎樣才能消除汙名？歐文·戈夫曼指出，如果蒙受汙名者的道德生涯永遠無法洗白，那至少有一種辦法，就是找到同類，“這時他很可能會突然發現，他與其他也擁有這種汙名的人有了一種新的關係”。這就好比殘疾人雖然難以消除社會對自己的歧視，但他們自己在一起時可以獲得一種特殊的紐帶，在這個新群體裏，自己就沒什麽特別了，也不用擔心遭到另眼看待。

《第九區》劇照

不過，更重要的或許是這種經曆的社會共享。科幻電影《第九區》裏，管理外星人事務的官員威庫斯對待這些外星難民相當惡劣隨意，但當他自己被感染後也慢慢變成外星人模樣時，他終於體會到了被歧視的滋味，心態逐漸發生了變化。

當下出現的情形或許也將與之相似：隨著疫情防控全麵放開之後，感染陽性已經不再特殊，對每個人來說恐怕都是遲早要經曆的事，更沒有什麽相應的排斥，這樣一來，對所謂“羊”的歧視也就自然消散了。現在或許需要擔心的倒是一個新問題——會出現對沒感染過的陰性人員的歧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