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2022年對中國人而言是什麽樣的？
這一年，我們每個人都好像被卷進曆史的漩渦裏。我們見證了國內的防疫政治之惡果如何蔓延到所有人身上；我們體會到個人的命運是如何越來越失控，除了“防疫”、“清零”外，日常生命議題逐漸變得毫無意義……
除此之外，今年亦是自89年以來，海內外抗爭運動新元年。海外華人在全球的抗極權運動一波推一波，國內也爆發白紙抗議，兩者遙相呼應，對極權或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震撼，甚至也促成了國內防疫政策的突變轉向。這一年時間裏我們經曆了漫長的封控，同時又經曆了曆史在最後幾個月中被“加速”，時局變幻得令人繚亂、無所適從。
在“2022年度回顧”欄目中，《莽莽》邀請了多位人士回顧與評價過去一年的點滴細節，我們希望以此記錄時代洪流下的細枝末節，建立起不同視角下普通人的「曆史記憶」。
以下是他們的口述。
講述者三：P，心理谘詢師，駐點在某隔離酒店工作3個月餘。
（Trigger Warning：文內提及精神疾病相關名詞。）
我的工作是：篩查心理疾病，預防意外發生
我當初找到這份工作的時候，招聘信息裏寫的崗位名稱是“隔離酒店心理谘詢師”；但來了之後發現，我每天的工作和心理谘詢其實沒有很大關係，主要還是篩查心理疾病和預防意外發生。
對於被送來隔離酒店的人，我們需要評估其在入住前有沒有精神病史、自殺自傷史等。如果有的話，就需要特別關注一下TA的動態，比如看看TA最近一周精神狀態、情緒、服藥情況如何，有沒有發病的可能性，以及隔離的環境會不會讓TA覺得太焦慮等等。如果TA們來得匆忙沒有帶藥，我們會去與相應的醫生溝通開藥。
隔離酒店確實是有一些讓人應激的狀況。我們酒店組的阿姨在送餐時會拿一個小錘子敲門，那個錘子前端是一塊橡膠，敲起門來就會梆梆梆特別大聲。之前我跟隔離人員做心理評估，打了五六十個人的電話，大概有十個人投訴說敲門聲太嚇人，早上是被驚醒的。普通人都會被嚇到，對於有焦慮症或雙相精神障礙的隔離人員來說更可能是應激源了。
還有一次，我穿著防護服去查房，例行看望有心理風險的隔離人員。到了房門前，我先看了一眼手機消息，一時沒有出聲，結果裏麵的住客正好開門丟垃圾。看到我在門口，對方嚇了一大跳，整個身子往後縮同時大叫了一聲。我趕緊道歉，說明我是來查房的——本來突然有人一聲不吭在門口就很嚇人了，看到穿著防護服的我站在那裏，還可能會誤以為自己轉陽了而更加恐慌。
之前也是有發生過緊急情況的。曾有患精神分裂的隔離人員從陽台攀出房間、爬上了樓頂！但這樣的危險狀況就不是我們能介入的了，大部分時候會派安保人員來處理，領導們也會密切關注著。
圖源：特約插畫師
我對這份工作的理解是，它提供一定的福祉保障，為心理狀態不佳的隔離人員解決困難、盡可能避免其在這段時間內遭遇創傷。但是，在這片土地上，這一意義更多體現為“維持各項製度穩定運行”的目標。我想起之前某精神專科醫院的醫師開展培訓，說哪些患者是高風險、哪些是低風險；醫生、社區、警察形成的網絡會怎樣管理這些人雲雲。如果人被敘述成了“需要管理的風險”，而不是有能動性的生命，何談去幫助和關懷呢？
從服務隔離人員的工作者成為隔離人員，就在一瞬間
每個隔離酒店會根據居住情況分為高風險區（隔離人員+接觸隔離人員的工作人員的工作區和居住區）和低風險區（不接觸隔離人員的工作人員的工作區和居住區），我們分別叫“紅區”和“綠區”。在綠區的人就比我們自由很多，可以每天回家；但是在紅區，我們需要輪值上班，上班期間是在酒店裏完全封閉的狀態。在輪休之前，還得先在酒店裏隔離一段時間才能出去。
所以這個邏輯就是：你在紅區待過了（哪怕你是來上班的），你就是有風險的人員；需要經過和其他隔離人員一樣的隔離期才能進入社會麵。那時候的隔離生活就也和他們早上做核酸、領盒飯的流程是一樣的。從服務隔離人員的工作者成為隔離人員，就在一瞬間。
但有意思的是，自防疫政策放開後，我們從輪休前需要隔離、變成了返崗前需要隔離。此前是從“高風險的紅區”進入“低風險的社會麵”，但現在政策放開後，陽性病例激增的社會麵反而是高風險的了。
我這幾天輪休結束了，要去另一個隔離酒店住。我跟其他同行朋友說了之後，聽到了一個令我震驚的詞。 TA說TA也是，在外麵輪休完，回去上班之前要先去規定的隔離酒店“淨化”。這是什麽說法？ ！我實實在在地被這個詞給嚇到了。
隔離酒店的工作人員有很多小組分工，大概有安保組、後勤組、轉運組、醫務組、酒店組，他們保障了隔離點醫療檢測、生活服務的運轉。也有街道層麵的一些書記、委員、科長都會派到我們這邊來作為駐點幹部，但不會和我們接觸，他們派駐在低風險區，我在高風險區工作，所以也不太清楚他們具體在做什麽，可能就是天天開會、戰略部署吧（笑）。出現陽性病例的話，他們就需要上報、監督等等。有些特殊情況可能需要關注，比如有的人情緒很不好，或者有的隔離人員非要在隔離點抽煙，我們又是不給抽煙的，人就會在那“鬧事”。這樣的事情領導就會跟進一下，不然出了事兒還是得TA負責。
我也聽說，有隔離點收到了在逃的犯人。有人被帶過來隔離，一篩查信息，發現是犯罪人員，駐點的公安人員就直接抓走了TA，連隔離都不隔離了。所以按這個邏輯的話，關在這裏的人們是不是原本也沒有必要隔離呢？
政策變化之後（編者注：指2022年12月7日中國國務院發布針對疫情的“新十條”），因為我們是接本土的隔離人員，就慢慢地不收人了。現在隔離樓層住著的隻有陽性的工作人員，原本的隔離人員都已經解除隔離了。
我從別的酒店工作人員那裏聽說，有份文件上寫著我們隔離點的名字，說要撤點，但這份文件又沒有發到我們手上。所以有人說一時半會兒也撤不掉。傳來的消息一天變一個樣。
圖源：特約插畫師
在“臨時的隔離點”，做“外包的誌願者”
我之前在社區擔任派遣性質的心理谘詢師，但是崗位屬性比在隔離點要模糊得多。我可能是一個調解員，也可能是一個社工，很少時候是一個純粹的心理谘詢師。我會被叫去派出所“處理案件”，需要去別人家裏走訪，需要麵向社區居民開展活動，需要出去發傳單，需要協助其他同事……偶爾的偶爾才會接個案谘詢。今年我也有參與社區核酸點的協助工作、接聽防疫熱線等等，需要回答來自市民關於防疫的五花八門的問題。當然這一情況在不同的社區會有所不同，有些谘詢師可以專注在谘詢和講座服務上。這主要看你的領導究竟能不能認識到很重要的一點：心理谘詢師是一個專業崗位，而非什麽差事都做的萬金油。
在隔離點就不同，每天要做的事情很明確。工作內容包括跟隔離人員電話聯係、查房等等，很剛性，但做完這些之後就可以自己安排時間。
隔離酒店的項目是由政府外包給社工機構，再由機構招人的。我們跟機構簽的是“誌願者協議”——不是勞動合同或勞務合同；我們的工資也不能叫工資，是“誌願者補貼”。協議把他們的責任撇得一幹二淨，比如你因為工作的原因感染了新冠，這跟他們是沒有任何關係的；或者跟工資有關的勞資糾紛，這些東西也不受勞動法保護。這些就白紙黑字地寫在上麵。也有朋友和我說這種協議在法律上是無效的，但是我又能真的去告TA們嗎？
但這又比我之前在社區的時候好多了，那時候（跟我簽協議的機構）還會拖工資；在隔離酒店，工資每月會準時到賬。我這個機構平時做事做得還可以，會有定期的督導，也會有節假日補貼的款項，每個月發一點慰問的東西。所以協議上雖然寫了那些話，但他們這邊也不會主動引發什麽糾紛，就是這個機構既有良心又沒有良心——它先把責任拋幹淨了，但又不會讓你工作得太不愉快、遭遇不公平。
這些機構是招標競標過來的，所以經常會換；我們個人可以不離職，下一次政府招了別的社工組織負責這個項目，那麽直接跟新的機構簽協議就行。谘詢師本人並不是跟著社工組織走的。
所以有些谘詢師就會在某個隔離點駐紮了特別久，這已經成了TA們長期的穩定生活。還有些人來自外地，就算輪休也沒有其他住所可以住，可能就會一直住在隔離酒店裏。說起來隔離點是“臨時”的，但它又確實成為了許多人的“常態”。
日常還有無數個像主任這樣的角色在盯著我
我在十一月有比較密切地關注全國抗議行動。當時感到熱血澎湃，吃驚於原來在國內也可以這樣做。但我同時也很擔心大家的安全，因為聽說那天晚上有出動武警，街上有很多警察。我也會想到當年的那個事（編者注：六四天安門事件）。我之前在國外交換的時候，在油管上看到了關於“那個”的視頻。當時還跟我的室友討論了一下，覺得它很不人道、很恐怖，是一個被不擇手段捂嘴的事。
對於走上街頭這件事，我很高興看到朋友圈裏還有人在行動，比如舉牌、舉白紙，說自己有被請去喝茶但現在已經出來了。 TA們好像在提醒我：我的良知不能泯滅。我會願意傳播、聲援，也會想叮囑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也要提防街上遇到那種鹹豬手男。
但我仍然對人擠人這樣的場麵感到害怕。首先是害怕發生踩踏的危險——當時梨泰院的事件發生不久，國內某城市也有做核酸發生的踩踏事故。其次，我本能覺得它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可能沒有很好的組織性紀律性——好諷刺啊，我竟然在一個“反抗大爹”的行動裏尋找組織性、紀律性。
我沒有去和行動者朋友們開啟對話，總覺得好像隻有我也參與到行動中、也成為一個行動者、擁有一些經驗之後，好像才能真正和他們對話。
行動者，在身體和政治上要麵臨的危險都太大了。我大概已經有所退縮、變懦弱了。我想要更安全地做這些事情，但這要做的事情就不是一個安全的事。這兩天，很多人的微信號因為轉發了被抓捕者的聲援，就被關小黑屋封禁了兩天；如果是我的微信號出了事，失去和微信列表的聯係，我的工作就會因此產生斷聯，也可能被追問“你怎麽突然微信就封了？”我會不知道如何作答。或者哪天情緒上頭沒有將朋友圈分組、分組不合適就發了，被同事看到之後舉報怎麽辦？我感到無比掙紮，很多時候停在編輯朋友圈的頁麵就不動了。
很痛苦。我自己也有尋找心理谘詢師。和我的谘詢師聊起來就會狂哭。我能逐步體會到，我那些退縮的、懦弱的感覺，和我現在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被禁錮一隅的空間、嚴格的出入管理製度、命令式的工作規定、自由度更低的工作內容，以及看似靈活、實則被工作群消息占滿的時間。比起在社區工作時，這些疫情時代之下的限製感，在隔離點裏被放大了許多倍。在這裏，我時常感到無能為力。
我很明顯感到我的保守轉向。在大學的時候，我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覺得“這有什麽不能說？憑什麽不能說？”以前在學校裏辦性少數平權相關的活動，會麵臨來自體製的壓力——某個主任說不給辦你就不能辦了——那我們出來辦不就好了！到了現在，我覺得這個主任雖然已經不在我的生活中了，但日常還有無數個像主任這樣的角色在盯著我。
我之後希望搞兩個微信號，一個就用來發更想發的東西，在言論上爭取一些想說什麽就能說什麽的自由。但行動上——能做些什麽呢？我會想改變，但我也很明顯感到進入社會之後受到的規訓，我如果更多地參與社會行動，那我的崗位很可能是會被動搖的；在這種平衡之下，我還是選擇了對自己更有利的位置。
我不得不同時作為受害者和施害者
這樣下來，我對這份工作有強烈的不齒。我覺得我很顯然成為了一個叛徒，現在跑進了這樣一個體製裏麵，有時候也不知道究竟是在助人，還是在助紂為虐。
之前有一個隔離的女孩是雙相患者，跟我們說她受不了自己一個人住、被關在隻有一個人的房間裏。我跟她打電話安慰了很長時間，也表示我會盡力幫助她、會給她鏈接種種資源，再盡量給她一些情緒上的安撫。通話結束後，我正在整理她的情況和訴求準備跟其他小組溝通，她又回撥給我，說她好多了，謝謝我的幫助。後麵我們也有一直跟她對接她需要吃的藥，會安排人定時定量送上去，這個女孩兒就非常感謝我們。
她說：“我覺得隔離點都是很可怕的地方，很複雜、不講情麵；但你們這樣讓我感受到了溫暖。”
——然後她就開始感謝國家、政府、還有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最後還寫了封感謝信給隔離點。這個發展方向是我完全不想看到的，我確實幫助了一個人，但我是代表國家機器，在權力末端傳遞了這樣的善意，給了一份安慰劑。這個女孩把我視為製度或官方的一部分，通過和我具體的互動對體製產生了信任，但對於我來說，我並不信任我背後的這個體製。
而且相反，我在這裏工作，有時候恰恰是抱著這個製度實在太糟糕了的想法：我不能將這種糟糕延續到人們身上，我想做點什麽來改善大家在這種大環境裏的體驗。但這是我個人的善，而非體製的；我卻因為處於體製裏，而成為了其中一個微縮的代表，令別人把我的善泛化到了製度身上，進而願意去服從這樣一個“善”的製度。於是，我忍不住想：我是不是在幫助這個製度運轉下去？
我似乎在被強奸，同時也在強奸別人。被權力控製的痛苦因此會變得說不出口，我不是“完美的受害者”。
圖源：特約插畫師
“維穩”一年，我似乎也變得止步不前
疫情期間，網絡平台上的心理求助增長量是很大的。這些平台做得很綜合，可能提供在線提問、熱線、傾聽陪伴、心理谘詢等等資源，也會及時科普一些心理防護指南。我覺得這是大眾認識和應對心理狀況很好的途徑，對於心理谘詢進入大眾視野、去汙名化也很有幫助。但是網絡谘詢迅猛的發展，也讓我覺得有些許不安。心理谘詢工作是有門檻的，這是一個私密的、具有保密原則的工作。如果工作者不專業，甚至違背倫理；尋求谘詢的人感到了不適，就是更難向外界表達和曝光的。當下的心理服務需求暴漲，如果網絡谘詢師的入駐沒有明確的門檻和監督，那是很糟的結果。
就心理谘詢本身來說，它仍然是很重要的麵對自己的方式。我覺得，如果我沒有接受心理谘詢，那種難受的感覺會一直存在，但是可能被我內化、合理化，或者讓它模糊下去。這種不適不會很強烈，但會讓我抑鬱，沒有足夠的幹勁去生活。做了心理谘詢之後，痛苦會加倍，但意識會變得清楚：我清晰地知道是什麽東西讓我不舒服、我到底有多不舒服。我覺得意識到這些的時候，我的確定感增加了，這會讓我好受一些。
今年我在社區做了七個月、在隔離酒店做了四個月，工作內容基本都是在維穩，沒有什麽發揮創造力的空間。從大環境的社會、物理空間和心理層麵來看，我都感覺到了很多製約和禁錮，這些都讓我變得更加瑟縮。
當初我找心理谘詢師做谘詢是希望了解，為什麽我很難踏出這個阻滯我的空間，很難邁進商業化運作的組織。
我目前的工作崗位應該也快要消失了吧，我需要重新考慮職業發展。如今又要重新麵對是否邁進、如何邁進殘酷的商業世界的問題了。
今年是我行動特別緩慢的一年，我感覺自己幾乎沒有什麽成長。關於我的谘詢流派，我一直說自己是人本主義流派的。去年了解到了女性主義療法，一直想學習更多，但是卻擱置了。這和我今年一整年的狀態有關係。但我仍然對女性主義流派是有向往的。目前，我找了一位女性主義流派的督導師，希望能緩慢但持續地在我的心理谘詢師道路上前進。 （講述者注：督導師是具有督導資格的資深谘詢師，帶領受督谘詢師成長，提供專業上的監督和輔導）
隻是要說對明年有什麽期待……說實話，我已經不敢去期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