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1966年8月5日，時任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的卞仲耘老師被打死，成為在文革中第一個因暴力致死的教育工作者。由於種種原因，卞仲耘之死一直存在很大爭議。8月5日時，女附中處在一個怎樣的形勢？是否存在一個名分明確、有職有權的“權力當局”？是否已出現紅衛兵組織？ 該組織是否應對“八五事件”負責？以上四個問題，一直是爭論的焦點。
本文的內容也許會對厘清一些曆史事實有所幫助，但也許隻是一家之言，還請讀者明辨。
作者馮敬蘭係北師大女附中66屆初中學生，與葉維麗、劉進等女師大學生參與了“八五事件”的調查。
說到文革，對於當年女附中的在校學生，“8·5事件”是無法繞過、必須麵對的記憶，是集體的心靈瘡疤。在1月12日劉進、宋彬彬公開道歉並被媒體廣為傳播之後，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質疑是，宋彬彬既然沒打人，還去阻攔別人打人了，為何要道歉？到底是誰打死了校長？有年輕人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你們從Ａ直接到了Ｃ，我們要知道B。B就是“8-5事件”。
我是師大女附中1966屆初中生，出身平民家庭，父親在50年代的運動中自殺，文革中我是被鬥爭的學生。我參與了8-5事件的調查過程，了解全部內容。
1、8-5事件
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高一3班少數幹部子女發起的遊鬥校領導的過程中，少數學生對五位校領導毆打體罰、侮辱折磨，黨總支書記卞仲耘副校長不幸遇難，其他幾位校領導身心受到嚴重傷害。發起者、打人者多為住在京西大院的軍隊幹部子女。她們決定遊鬥“黑幫”，要求教室裏的同學不分階級出身，必須都參與。理由之一是工作組在的時候不讓鬥黑幫，現在他們走了，我們可以鬥黑幫了；理由之二是現在“主義兵”（全稱：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是反工作組一派）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經發出號召，我們也要革命，也要鬥黑幫。
高一3班王友琴第一個公開披露了“8·5事件”，20年後，她在《女性的野蠻》（1986年）一文中寫到：一天下午，這一派的一些同學在教室裏開會，“我們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走，打黑幫去！”她們這樣說，似乎這可以使她們擺脫因工作組問題而產生的困境，並以此進一步證明她們的“革命”性。 高一3班其他同學也有類似記憶，一個學生在采訪中證實，班裏打人厲害的，初中都是女三中和女八中的，初中就在女附中上學的，對老師有感情了，下手沒有她們厲害。她們平時表現一般，並無過人之處。所以，當她們在8-5那天以激進、暴戾的姿態出現後，不僅讓本班同學，也讓年輕的班主任大為吃驚。時任教導處副主任的梅樹民老師也證實了批鬥發起者為高一3班部分幹部子女。
根據目前所得資料可以確認，當天下午的“遊鬥”分為四步，一是圍著大操場“遊街示眾”三圈，以擴大影響，吸引更多人參加，二是在宿舍樓旁的一個狹小高台上批判鬥爭，三是押到小操場強迫勞動和體罰，把整筐土、大花盆搬來搬去，最後分散到各處打掃樓道和廁所。整個過程中，不斷有各年級學生圍觀，人數時多時少，聚聚散散。我的一位同班同學是最早的目擊者之一，她說：“當時學生不多，就是高一的，有人不斷出來，給他們頭上戴高帽子或紙簍。後來人多了，我就回教室了。”圍觀的學生證實說，由於胡誌濤校長不承認自己是黑幫，有個學生把一大瓶墨水，兜頭潑了她一身，說：“現在就讓你變黑！”隨著遊鬥活動的升溫，對校領導的侮辱和推搡，很快演變成暴力毆打。有人號召去木工房拿棍子，一些學生就取來帶著釘子的桌子腿椅子腿。據目擊者指認，在遊鬥過程中對校領導施加暴力和侮辱行為的，不僅僅是高一3班的少數學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年級的學生。 甚至，也有個別出身不好的學生為了表示革命，毆打了老師。
梅樹民老師回憶說，當天他穿了一件新襯衫，晚上回到家裏，襯衫後背血跡斑斑。胡校長對少數學生的暴行始終予以批評和反抗，因而白襯衫被潑墨弄成黑襯衫，長裙被撕裂到胯部，“除了一雙腳，渾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腰痛得不能躺下”，當夜被家人送到北大醫院，確診為腰椎棘突骨折。卞校長被強迫打掃宿舍樓的廁所。有目擊者看到，卞在洗墩布時，一個初二學生按著她的頭，逼她喝髒水池裏的水，當時她已經站不穩了。也有人看見她從樓梯上摔下去。在經曆了長時間的毆打折磨後，她終於倒下了。當時校園裏大部分學生已回家，她被校工抬上手推車，置於東樓後的小操場，暴曬於烈日之下。
遊鬥中的暴力行為給多數圍觀者帶來的是精神的震懾和恐懼。現場也有老師和高年級學生對施暴者進行勸阻。高三1班劉沂倫回憶說：“王麗莎拉住一個小孩說別打人，別打人，這個小孩回頭瞪了我們一眼，問，你們什麽出身？我們一愣，立刻啞口無言。我們出身好，應該立場堅定，怎麽能阻攔鬥黑幫呢？於是我們就不再說什麽，隻在旁邊看著。”
劉進、宋彬彬等作為工作組時期的學生代表會負責人，在工作組因路線錯誤被撤走以後，也深感自己犯了錯誤，頗為灰頭土臉。但是在幹部子女中間，她們依然存有一定威信（並延續至今），有些人一直追隨著她們，每天集中在工作組留下的辦公室檢討錯誤，尋找革命方向。當時她們對高一3班發起遊鬥活動的幾位軍幹子女並不熟悉，聞訊兩次去勸阻，要求現場學生不要打人，看到圍觀的同學陸續離開後，她們也走了。多年以後回憶當時的情況，她們認為自己的勸阻沒有力量，是因為自己跟著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理不直氣不壯。由於沒有預見到慘重後果，她們為當時不能奮力阻攔暴力行為，而造成卞校長死於非命，感到終生的懊悔。這就是她們認為要公開道歉的原因。
傍晚，昏迷的卞校長被劉進、宋彬彬、李鬆文等多位師生送到郵電醫院，醫生要求出示學校證明方可搶救，為此雙方發生了爭執，最後達成共識，由李老師牽頭作保，院方予以搶救。於是，我們就在胡傑電影裏看到了那個名單，從右往左依次寫著：師大女附中 李鬆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馬恬 王滿華 劉進 宋彬彬。經搶救無效，卞校長於晚9點去世。
當夜，劉進、宋彬彬與幾位高年級學生找到北京新任市委書記吳德，報告了卞校長被學生暴力致死的情況。身處困境的吳德聽完匯報，沉思良久，說：“死了就死了，以後不要打人了。”
2、8-5之前
正如文革中的每一事件都有自己的因果，卞校長之所以成為學生憤怒發泄的對象，也有具體的原因。一是管過人事的老師揭發她是劉仁介紹入黨的，劉仁與彭真作為北京市委領導，是文革最早被打倒的“反黨集團”，由劉仁介紹入黨也就成了假黨員。二是大連工學院俄語教員袁淑娥檢舉她有生活作風問題。1959年，卞校長住院時認識了袁淑娥，從此多有往來，兩家成為朋友。1963年，通過卞校長，袁把丈夫丁德泗從北京空軍轉業到女附中做英語老師，隨後兩人婚姻破裂。袁淑娥多次來找卞校長，希望扣發丁的部分工資，以補貼家用，卞校長認為應該遵循法院判決，予以拒絕，憤怒的種子就此埋下。袁淑娥在文革爆發（6月1日）前，曾寫了上萬言的針對卞校長的上告信，分別寄給毛主席、團中央、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因為女附中隸屬於北京師範大學），信最後分別到了鄧小平和胡克實手裏。
袁淑娥的萬言書轉到工作組手裏，增加了把卞校長劃為“四類幹部”的充足理由。工作組突然決定在6月21日、22日連續兩個半天舉行批鬥大會，這是工作組進入學校後舉行的唯一一次批鬥大會。袁淑娥帶著母親兒子衝了會場，聲淚俱下，對卞校長進行誣陷和控訴。會場的憤怒情緒達到沸點，卞校長被學生用木槍你捅一下我捅一下，傷痕累累，當場嘔吐。袁淑娥還帶著學生到卞校長家，滿牆貼滿侮辱性文字。
工作組撤走後學校的無政府狀態，在胡誌濤校長的回憶文章《八五祭》（寫於1986年）中得到了證實。文章寫到，8月4日下午，幾位集中學習的校領導被突然闖進來的七八個學生，用棍子和皮帶毆打了一頓。晚上，家人看到她身上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麽這樣亂？！”她說：“工作組走了，沒有人管，有什麽辦法？！”8月5日上午，胡校長去北京市委“上訪”，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誌，再次強調工作組撤走後，學校處於無人管理的混亂狀態，基層領導幹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胡校長雖然預見到了，但是她已自身不保。
卞校長也預見到了致命的危險在迫近，家人勸她躲一躲，她認為自己作為校領導，不能離開崗位。8-5一早離家上班，她和老伴王晶垚握手告別。
3、8·5之後
校長之死，讓劉進痛感到這樣下去也許還會出大亂子，必須組織起來，應對新形勢。由她牽頭，8月8日宣告成立了 “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主任劉進，副主任有宋彬彬等十幾個，各年級各班還有聯絡員，也包括反工作組的“主義兵”。2013年10月，女附中1967屆初中生、法學教授李紅雲在網刊《記憶》102期發表的文章中，披露了女附中成立紅衛兵的原始會議記錄，證實紅衛兵和籌委會在同一天宣告成立，進一步證實8月5日遊鬥校領導的活動並不是以紅衛兵的組織形式發起。發起者、打人者後來都會是紅衛兵，但8-5當天她們還沒有這個身份。
1970年春，女附中為卞仲耘內部平反。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做出了《關於卞仲耘同誌的昭雪決定》。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挾嫌報複罪逮捕。西城區檢查院認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已構成誹謗罪，但已過追訴時效，1981年3月14日發出“不起訴決定書”。 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在答複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所提建議時，認為“西城區人民檢察院（80）西檢審刑字第72號對袁某某不起訴的決定，應予維持。”因校長之死被捕的還有一位女三中68屆高中學生，叫劉××，她初中是女附中學生，8-5那天因在現場施暴突出而被舉報。劉××因此被“雙開”，後來也因同樣原因被釋放，恢複黨籍軍籍。
劉進參加了1978年在八寶山舉行的卞校長追悼會。1996年在胡誌濤校長去世一周年的紀念會上，當麵對王先生表示慰問，並合影留念。2006年4月，她帶著鮮花和葉維麗、於羚去看望了王先生。2006年6月，劉進給梅老師寫了道歉信，信中說“我向老師表示道歉，為了貼第一張大字報對老師造成的傷害表示道歉，為了40年前那一天沒有保護好老師表示道歉！希望老師能夠接受我的道歉！”劉進得到了梅老師的諒解，梅老師向她說出了8-5真相，並逐字逐句審校了她交由學校存檔的文革初期調查報告。
最後，我想以胡誌濤校長在《八五祭》裏的一段話作為結束語，以此紀念敬愛的卞校長和胡校長：
她是在校園裏出現的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混亂、大騷動中，被一群純真、熱情，又是她最心愛的學生用種種殘忍的手段把她活活地折磨死的。這真是一次空前絕後的“尊師重教”的大倒退，這個曆史教訓應該永遠牢牢記住。
2014年1月14日
馮敬蘭，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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