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要寫到家裏的一個隱痛。那就是，父親之所以會在文革中被關押（隔離審查）四年多之久，竟然與母親的被迫交代問題有關。
那是在母親被關押期間，仨姐先後下鄉。二姐三姐去的是農場，有工資可糊口。出發前的置辦行李比較簡單。可到了大姐下鄉時，因受家庭出身問題影響，不允許去“反修前線”黑龍江軍墾農場。為了有個照應，隻能隨她堂妹（我堂姐）去東北插隊。購買箱子和厚衣物的費用，難以從當時給的微薄生活費中擠出。大姐去找了母親單位，要求允許從被凍結的父母存款中取出一部分錢。母親單位的造反派算是開恩，讓母女見上了一麵。母親看到大女兒這一走，家中隻有一雙體弱多病的小兒女。心中著急，急於想脫身回家。可又沒有什麽可交代的，來讓造反派覺得挖到了什麽，從而歡呼審查成功，放母親一馬。
情急之下，母親交代了曾和父親一起，議論過江青。覺得江是在借文革，報複當初限製她攬權的一批領導人。正在進行的文革中對當年上海地下黨人員的一網打盡、一律打倒，也可能與藍蘋三十年代在上海名聲不佳有關。而老毛縱狗咬人，是否隻是為了大躍進和“自然災害”中的失誤並由此大權旁落的失意？當然那時用詞不敢這麽尖銳，但意思就是那樣。
後來母親告訴我們，其實當時這些問題已困擾她許久，“交代”了也是一吐為快，宣泄了心頭鬱結。另外就還是母親的愚忠，以為一個黨員向組織上說說自己的真實想法算不上什麽大罪。可沒想到那些造反派如獲至寶，一頂“惡攻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帽子被迎頭蓋上。母親因是自己的交代，倒也沒有被加重多少批鬥，帶了這帽後不久，就被放回家了。達到了母親原來的目的。至於後來父母都被降了多級，並受到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而父母檔案中有惡攻毛司令部的帽子，使二姐外院畢業後不可能去外交線上工作。老哥的中學畢業分配，三姐的農場上調，我想加入個什麽，都因家庭問題而困難重重。這些都讓母親後來內疚和追悔莫及。
最苦了的是父親。當父親聽到市委機關造反派聲色俱厲地斥出這由母親單位傳來的新“罪行”材料時，猶如五雷轟頂！父親並不清楚家中的變化，不知母親所受到的壓力。又難以相信一向睿智的妻子會犯這樣低級的錯誤，會將這兩個無比信賴之人間的私下議論來交代。這類私下議論，在那江青正專橫跋扈的年代裏顯然是犯了大忌。而父親因為是被揭出來的問題，當然是要被動得多。更何況這新材料來自自己的親人。父親受到的打擊難以言喻，這大概是父親在關押中會患上甲亢的原因之一。
父親後來知道了實情後，歎道“你們的姆媽實在是過於相信黨組織了。像她這樣的老地下，竟然會分辨不清當時形情，不清楚什麽不該說。”除此以外，父親並沒有怎麽責怪過母親。兩人感情依然篤厚。母親文革後對組織的信任也不變，依然克己奉公。到了六十多歲從崗位上退下來時，還說她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幾十年工作下來直至離休也沒有向組織上提過任何個人要求。可當時因我們嫁娶的都是工人或知識分子子女，家中居住條件已比較緊張。但隻能看著其他離休幹部家庭，一套又一套地撈著“落實政策”房，就從來沒想過請我們父母去提什麽要求，因為知道跟父母說這個隻會是白說。
回過來想想父母所謂的“惡攻無司令部”，這其實說明不了他們對毛真有什麽深刻的認識。原不過是心有疑慮、私下議論而已。倒是到了母親將這來坦白交代，才有了點抗爭的意義。文革後，父母的這段經曆成了他們反對“四人幫”的鬥爭事跡，對此他們是不覺得自己真有那般勇氣的。
要說文革後父母對毛對文革的認識，他們對文革完全否定是不容置疑的。對毛則有個49年前後之分，49年前有些肯定，49年後是基本否定。這從父親臨終前一年說的話可以反映出來。父親說他這一輩子唯一的一件心中放不下的事，是49年時勸說了一批局裏的高級技術人才留下不去台灣。這些人中的好幾位，因他們的技術與軍統中統情報係統有瓜葛，在鎮反和反右中被打入地獄。父親為了替他們說話而被戴上“嚴重右傾”的帽子，無法保護他們。盡管文革後父親為他們奔走，助他們一一平反恢複了名譽，可他們人生中最好的三十來年就這樣被糟蹋了。這成了父親的終身一大遺憾。
有網友很誠懇地給我留言曰: “你的爸媽如果今天還健在，他們絕不會苟同你對偉人毛澤東的指責和對文革的全盤否定。” 我隻能略帶遺憾地在這裏回答說，我如今對毛對文革認識的源頭，正是從我父母那裏而來的。倘若他們在世，又能得到我後來得到的各種信息，他們的認識和態度一定會和我的差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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