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打三反”的風雨中
——一個文革中的大學生“思想犯”的自述（二）
·忻鼎亮·
三，一打三反運動
１，山雨欲來
科大遷校到安徽後，“一打三反”運動接踵而來，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日子即將來臨了。科大到安徽開始落在安慶黨校，那裏的條件實在太簡陋，於是又遷到了合肥。安徽省革委會將合肥師範學院的地址讓給了科大，總算有了房子能夠勉強安置這群落魄的師生以及一些拆散了的儀器器材。我隨大部隊到了安慶後，沒有再跟隨去合肥，便坐船回上海過年去了。
在上海，我已聽說有中央文件下發，要在全國開展“一打三反”運動。這場運動，重點在於“一打”，即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主要懲治文革中出現的現行問題。過完年不久，我們班就有同學來信告我，要我盡快回學校參加運動。我當時的心情比較複雜，這次運動來勢很凶，從清查內容看明顯是要整肅文革運動中的政治異己分子，我們恰好就是目標，內心自然有本能的緊張感。但我的僥幸心還是比較重，心想：剛經曆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已經被清查了一遍，而且有了明確的結論，應該不會出問題。更何況安徽這樣的土地方，工軍宣隊的整人水平會比北京的高？我們根據北京的成功經驗，如法炮製不就可以了嗎？不必過度緊張，這樣反而會顯得心虛。於是，我故意晚了幾天到學校，而且到了合肥後，我還在大哥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去報到。那時，同學們大多數都已返校，大家見麵後幾乎都是謹言慎行，沒有嬉笑閑談的場麵，氣氛比我想象的要緊張。我們班的臨時班長何世平帶我去見係裏的工軍宣隊領導報到，係工宣隊隊長姓謝，是淮南煤礦的一個造反派頭頭。他見了我立即擺出下馬威，厲聲厲色地問我為什麽遲到？我隨便找了一個理由，他勃然大怒：難道這事比“一打三反”運動重要嗎？隨即又給了我一個明顯的威脅：不要以為我們不了解你忻鼎亮。我心裏明白，工軍宣隊已經盯上我們了，但我對謝隊長這種虛張聲勢的詐唬很鄙視，再一次地錯誤估計了他們的整人能力。
安徽省既然接納了中國科技大學，顯然非常重視這所學校，當然首要的任務是要它服從。“一打三反”運動正是個好機會，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來壓服這批桀驁不馴的學生，這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科大的學生們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受到的迫害，更甚於其他大專院校。安徽省革委會派出了陣容強大的工軍宣隊，來領導用以製服這批帶著怨氣來的京城師生。工宣隊隊長是安徽省革委會常委李東林，原來也是淮南煤礦工人，造反起家，榮升至省革會常委。軍宣隊來自李德生的嫡係部隊十二軍，有幾個師政委壓陣。他們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將在搬遷時鬧得最厲害的四係（近代物理係）安置在白湖農場（一個勞改農場），一係（數學係）在銅陵，二係（物理係）在壽縣，三係（化學係）在馬鞍山，五係（近代力學係）在合肥本部，六係（無線電係）在淮南。各個係分別搞運動，學校辦了一個大型的學習班（在合肥），將當時的兩派的核心人物集中起來開展運動。我們由於後期遊離在運動外，也沒資格進入校學習班，在合肥係裏參加運動。通過學習，才知道這是中共中央在１月底下發的１９７０年３號文件，其中突出的就是要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文件中這樣說：“要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對那些通敵叛國、陰謀暴亂、刺探軍情、盜竊機密、殺人行凶、縱火放毒、反攻倒算、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製度和搶劫國家財產、破壞社會治安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鎮壓。”我覺得其中僅“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製度”這條有很大的隨意性，其他都應有實際行為。但來勢洶洶的氣氛明顯比文件本身更為可怕。
２，攻守同盟
許小昆到校比我還晚，有點奇怪，工軍宣隊並沒有訓斥他，淡淡地把他晾在一邊。我開始的處境也與許小昆相近，除了剛到校的那次下馬威，他們再也沒理過我。工軍宣隊在運動開始時並不急於揪人，一方麵組織學習文件，提高認識。另一方麵要大家聯係實際，批判反對搬遷的思想和言行。因為我校的搬遷，是完全違背廣大師生意願的官方強行決定，所以校內兩派師生幾乎一致反對。現在工軍宣隊上綱上線，要大家強行認識：遷校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命令，反對遷校就是對抗無產階級司令部，這說明反動思想的萌芽已經存在自己的頭腦中。這一招確實相當厲害，每個人都有了“原罪”，誰不轉變立場，立即和工軍宣隊保持一致，誰就是繼續與無產階級司令部對抗，就要成為運動中懲治的對象。在這樣的高壓下，大多數師生除了就範，無可選擇。同時，工軍宣隊還開展了一個“檢查思想，公物還家”的小運動。背景是這樣的：在北京時，當大家知道遷校決定無可更改時，同學們非常憤怒，毀壞了一些公物泄憤。也有些人拆了桌椅，用木板作箱子、板凳，更普遍的是用木板自製收音機盒子。這件事也被工軍宣隊小題大做，說這是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資產階級思想大爆發，而且要大家把用公家材料做的物品歸還，並檢查交代用短波收音機收聽敵台的“罪行”，上綱說這就是現行問題。這樣，人人都有可能被定為“反革命”，為了自我保護，大家隻能對工軍宣隊唯命是從，不敢有任何抗拒。在強大的思想震懾下，群眾已徹底表示了屈服，工軍宣隊初獲全勝，整人的大戲正式開場了。
校學習班重點整肅的是原科大造反派《東方紅公社》的一些核心骨幹分子，詳細情況無從得知。我們係整肅的重點有兩個：一是原東方紅公社的作戰部長陶榮甲，他和北京市的一些造反派（多數已遭整肅）多有聯係；另一個就是我們《齊衛東》戰鬥隊，被工軍宣隊盯上的除了我和許小昆外，還有徐立林、焦大化、錢德生等人。我係運動領導者除了謝隊長之外，還有軍宣隊的潘指導員和一位姓賀的結合幹部（據說還是個十二級高幹）。整人者經驗豐富，手法老到，有條不紊地先打外圍戰。當時，我們“齊衛東”中受到壓力最大的是徐立林，他被抓住的一個硬把柄並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與一位幹部子弟徐XX談戀愛時有越軌行為。工軍宣隊對此無限上綱，並對那位女同學做分化工作，告誡她不要受反革命分子迷惑，而背叛自己的革命家庭。對徐立林則嚴令他老實交待問題，不準私自串聯，並對他的行動作了監視。而對許小昆和我則不動聲色，沒有任何異常的跡象。我有些迷茫，猜不透他們葫蘆裏賣的什麽藥，也不敢與同夥們串聯商量對策，隻能被動地靜觀其變。我們班有些與我關係較好的同學勸我應該爭取主動，把以前運動中的問題主動向工軍宣隊交待清楚，當然他們並不知道我內心還有很多“反動”思想。我自然不會接受他們的勸告，自己找上門去豈不是更顯得心虛？
在一個休息日的晚上，我、許小昆、徐立林冒險在校園僻靜處商量了一次對策。許小昆重新強調了我們應付工軍宣隊的原則：文革運動中的具體事件一概承認，但拒絕上綱，私下言論的事堅持守住。並再三提醒，態度一定要好，要安分，不要刺激工軍宣隊中任何人。徐立林就問了一下焦大化、錢德生處是否叮囑過，為了避免被發現，他先回宿舍了。許小昆和我又談了幾個關鍵問題：第一，這次運動來勢凶猛，聲勢遠勝過清隊運動，我們的處境非常危險。這一點我表示讚同，但內心的僥幸心理仍未消。第二，我們能否躲過這場災難的關鍵是我們的言論問題不被敗露。我覺得這點應該靠得住，因為尖端的觀點和言論僅限在我和許小昆之間，徐立林雖有些所聞，但知道不多。我確實忽視了平時口鋒不嚴，大不敬的言論已有一定範圍的流傳。第三，許認為，徐立林那裏最危險，他的女友就是工軍宣隊的突破口，應考慮如果小徐被攻破後怎麽辦。我覺得小徐很講義氣，他會頂住的，即便有意外，隻要我們倆死扛住也未必會有大難。最後，我們兩人互相勉勵了一下，覺得為了理想哪怕坐二十年牢也值，似乎大有義無反顧的氣概。現在經過四十多年後再回想當時情景，我們真是嚴重“走火入魔”：兩個毫無政治背景的小青年，為了一些尚欠成熟的思考，居然能到不顧身家性命的地步！其實，我們的所謂理想太虛弱了，與強大的整人機構過了幾招，就遭到了慘敗。
運動開展將近一月，我們的厄運正式來臨了。起因是這樣的：我們的一位好朋友梁XX是已畢業的６３級學生，他出差路過合肥，來看望我們，我和徐立林一起接待他。這觸怒了工軍宣隊，謝隊長質問我：為什麽違反規定，私自和徐立林串聯？我表示不知道有這樣的規定（不準和徐接觸），更何況是外地有朋友來看望我們。他聞言怒斥：你居然態度如此不端正！並當即決定：今晚開忻鼎亮的批判會。我心裏已經早準備好有這一天，也想正好趁機摸一下他們的底牌。第一次批判會他們未見成功，批判的內容基本上都是過去炒過的冷飯，積極發言的多數是對立派的同學，我平時關係好的同學多以沉默表示對我的同情。我心想他們的招數隻不過如此，則仍以無所謂的態度作進一步的麵對。但工軍宣隊絲毫沒有放鬆，一方麵宣布我是批判對象，讓一個同學每天寸步不離地監管我，再不讓我與其他人在有聯係機會。另一方麵加緊了對徐立林和他的女友施壓工作，我已無法了解任何相關信息，隻能從觀察周圍同學對我的態度來判斷形勢的變化。兩天後，我隱隱覺得情況有些惡化。有些同學竟會對我怒目而視，一些關係較好的同學路遇時也會有意轉過臉去，為什麽會這樣？事態趨於嚴重是肯定的，但嚴重的程度我實在無法得知，已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工軍宣隊上有中央文件，下有各種手段掌握控製了群眾，且擁有經驗豐富專業整人機構，信息暢通，知己知彼，完全是壓倒優勢。而我僅是一個孤立的個體，隻能接受“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慘現實。
３，屈辱投降
在第二次批判會時，工軍宣隊已經完全成竹在胸了。開始發言的幾乎都是平時的好朋友，揭發的多數都是我私下“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言論，使我即刻崩潰的事是：有人揭發我們是個“叛國投敵反革命”小集團。這是文件中明確列在首位的罪狀，如果坐實，定是敵我矛盾無疑。事情是這樣的：大約在６９年初某一天，我們一些好朋友在許小昆家吃飯，那時，我們的思想已對文革非常厭惡，對現實也甚為不滿。在席間，我趁著酒興，說到我們未來前途暗淡，如果有機會，能逃到蘇聯等國，倒還有我們的用武之地。大家也都附和，還說到在內蒙或沿海一帶都有機會。其實，這僅僅是當時的一種發泄，大家也隻是說說而已，事過之後，我幾乎忘了這個茬。在批判會上，我的一位參加這次“黑會”的朋友揭發了這一場景，我才突然想起確有此事，頓時如遭霹雷，思維完全失控。工宣隊已清楚地看到了這一招的致命效果，冷冷地插話：“你別想狡辯抵賴，至少已有兩個以上的人證明了你的這一罪行。”頓時會場沸騰，“打倒叛國投敵份子忻鼎亮！”的口號聲此起彼伏，聲音中確實帶有許多憤怒的情感。我心中感到戰栗，我明白，有不少同學覺得我欺騙了他們，居然內心隱藏著如此反動的思想。在當時，對文革的不滿，對一些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的不滿比較普遍。但對整個國家製度不滿，對毛主席不滿，絕大多數人是不能接受的。我們的思想已超越了群眾認同性的底線，同學們不明白我們這樣的想法究竟為了什麽，因此失去了平時的信任，甚至懷疑我們真的有罪惡企圖。如果說第一次批判會同學們多數屈從於壓力，而這次卻真心地站到了工軍宣隊一邊。我確實崩潰了，第一次感到被社會拋棄是什麽樣的滋味。工宣隊勝券在握，像貓耍弄老鼠一樣找我談話，問我對這次批判會的感受。我完全像一隻鬥敗的公雞，低著頭，什麽也說不出來。謝隊長準確地掌握了時機，用嘲弄的口氣問：“你自己說你是什麽性質的問題啊？”我已沒有任何申辯的力量，繼續無語。他軟硬兼施：“你問題這麽嚴重，我們還是想挽救你，關鍵是你自己要端正態度。”我以往的“豪氣”全消，連連求饒：“我一定老實交待。”他毫不放鬆：“態度老實要有具體表現，我們隻是點你一個問題，你們的問題還遠不止這些吧？”進而威脅：“最好你自己說，要不然再開次批判會幫助你？”我腦子頓時一片亂麻，鬼使神差地竟說出了：“我反對毛主席……”“嘿，嘿，……”謝隊長發出瘮人的陰笑：“這就對了，回去好好寫交待，把事情說清楚，我們才能考慮給你出路。”我屈辱地投降了，這令人終身羞愧的一幕永遠留在腦海中始終磨滅不去，從此，我完全掉入了工軍宣隊布置好的陷阱中，再也沒有抗爭的餘地了。自那時起，我的宿舍被調整，定名為“忻鼎亮學習班”的小組即刻成立，與我同房的都是小組成員，為了加強對我的監管並防止出現意外。
那晚，我幾乎整夜失眠。在“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它的狗頭”的年代，我人生的前景一片黑暗，會受到怎樣的懲罰無法預測，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工軍宣隊的意誌，老實交待自己的“罪行”。第二天，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時間，寫了四十幾張紙的交待，把自己怎樣開始懷疑毛主席及後來思想的發展，詳細地交待了一遍，以表示是自己的“投降”態度。結果，效果相反，謝隊長怒氣衝衝地把這一疊紙扔在我麵前，聲稱：“全是廢紙。”我一時懵住了。後經學習班一位好心同學提醒，我才明白書寫交待的格式，必須要一件事一寫，寫明時間、地點、在場人、談話內容和行為。我這才明白，工軍宣隊根本不是要挽救我，給我出路，而是要把我這“反革命”言行坐實，以便定案。但我無法反抗，隻能按照其要求回憶、交待。由於我們都是隨便的私下談論，時間地點大多數已記不清，所以也永遠無法得到他們“態度老實”認可。我自己的情況已經無所謂了，“叛國投敵”、“反毛主席”都認了，還有什麽不能承認的，關鍵是我要盡量想辦法把我“投降”的事告訴許小昆。工軍宣隊同樣關注到這一點，他們脅迫我，要我在公開場合下揭發許小昆，一方麵可以給與“小集團”的一號人物心理上致命打擊，另一方麵能使我和許之間產生矛盾和不信任，以利於進一步的互相揭發。這是他們徹底打垮我們的最後一步，校軍宣隊領導曲政委不惜放下身段親自找我談話，警告我，如果不公開揭發許小昆，則說明以前的“認罪”態度都是假的。我表示：揭發可以，但希望能在此前先見許小昆一麵。這種“與虎謀皮”的妄想遭到了曲政委無情的嘲諷：“你認為現在還有資格和我們講條件嗎？給你立功的機會都不想要，你問題的性質自己清楚，別等進了監獄再說後悔。”高壓下，我再次屈服，在批判許小昆的全係大會上，我站起來揭發了許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我們“小集團”的同夥在大會上接二連三的揭發，工軍宣隊順利攻克了《齊衛東》最後一個堡壘。僅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們便兵敗如山倒，《齊衛東》小集團每個成員都有一個學習班，每班都配有六、七個同學或老師監管，完全失去自由。每天不是開批判會，就是寫交待。五係工軍宣隊成果輝煌，揪出了“齊衛東叛國投敵反革命小集團”。係裏成立了大專案組，由姓賀的那位老幹部負責，匯總我們每天上交的交待和揭發材料。
４，追查後台
事態發展日趨嚴重，專案組匯總材料時感到有些震驚，我們“反動思想”的深度超出了一般大學生的認識境界。他們認為，這不可能是幾個二十幾歲毫無社會經驗的學生自己悟出來的想法，後麵一定有“長胡子”成年人指點和煽惑，於是，他們集中調查我們的各種社會關係。我們究竟交待了那些“反動思想”使工軍宣隊起疑，我現在已無法詳細回憶，更何況我們的交待材料在平反後已全部銷毀，隻能靠記憶中僅留的點滴簡述。我交待的“反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有兩條記憶比較深：一件事是我和許小昆在討論《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這篇文章時，正值中共九大召開後不久。我們拿這篇文章與林彪九大政治報告作比較，（我們當時並不知道這是張春橋的大作）說林的報告是完全違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因為馬克思把社會發展的原因歸結為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生產關係的改變，從而推動了社會進步，而林的報告絲毫沒有突出這一點，而是認為階級鬥爭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原因。我們進一步批評了毛澤東的著名語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用這個觀點解釋曆史的叫曆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反麵的是曆史的唯心主義。……”是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相反的。於是我們用馬克思的觀點逐段批判了九大報告。另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和徐立林在許小昆家一起討論恩格斯的《家庭國家私有製的起源》。許小昆在談到國家這一概念時，強調了恩格斯突出的國家階級調和的功能，並批評在文革中“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機器。”這一說法。我們認為毛澤東在這裏偷換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概念，把它變成了暴力鎮壓異己的工具，才造成現在這樣獨裁專製的狀態。
我記得謝隊長曾拿著一疊我們交代的材料，對我怒斥說：“這樣反動的一套理論，隻有你們這幾個人才說得出來，這類材料不需要旁證，就可以定你們的罪。”工軍宣隊一麵對我威脅、恐嚇，一麵逼我們詳細交待各種社會關係，以便確定指使我們的後台，把反革命集團的案子定實，把階級鬥爭的故事編得圓滿。但是，我們確實沒有後台，所有的想法都來源於自己的閱讀和思考。於是，案情進展受阻，陷入了僵局。工軍宣隊完全理解不了，我們為什麽要冒著坐牢的危險去思考這些問題，這一定有政治目的；他們也理解不了，這樣的“反動理論”怎麽可能沒有成人的點撥而自己形成。因此他們便認為我態度不好，抗拒交待，幾乎天天“批判幫助”，逼我供出後台。我更是痛苦不堪，一則我真的沒有後台，說真話就被認為是對抗運動。要我交待各種社會關係，是令我感到最承受不了的事。自己身敗名裂，反正也就這樣無所謂了，而要涉及別人，必定是連累別人，也就是出賣親友，今後我還有什麽臉麵活在世上？於是，我盡量躲閃，避重就輕。但這毫無用處，我已經完全進入被禁錮的牢籠中，任何掙紮都是徒勞的。事後我才真正明白我國的整人製度的厲害，被整者隻有三種選擇：坦白、抗拒和蒙混，一般人往往都選擇蒙混過關。其實，從實際效果看，卻是最不理想的，在強大的專政樊籠麵前必定是輸得精光。工軍宣隊軟硬兼施：“你實際上也是受害者，那些給你灌輸反動思想的人在毒害你，如果不把毒根挖掉，我們怎麽挽救你？”“你不交待別人會交待，你想保的人最後也逃不了，而你也因為抗拒有同樣的下場。”於是。“忻鼎亮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標語口號鋪天蓋地，我幾乎接近崩潰。那時，我常閃過選擇自殺的念頭，最合適且可行的莫過於摸電門了。究竟是沒有勇氣還是無法擺脫看管，我記不得了，但這些日子裏的精神苦難則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
工軍宣隊對付我們另一重要手段是將我們分別置於不同的位置，使我們各人之間產生懷疑和猜忌。在我麵前，他會說XXX態度好，並拋出一些讓我不安的材料，使我對同夥的不信任感增強。在另一人麵前，則說我的態度好，並用同樣手法進行挑撥，甚至使一些詐術。這樣，我們的關係網越展越大，許多線索的焦點集中指向了我。在我們這夥人中，我的人脈關係最廣，朋友也最多。往日，我一貫以“講義氣”自詡，朋友圈中也落下了“熱情仗義”的好名聲。現在，他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連累，而且事情發展的後果難以預測，這些朋友會受到什麽樣的整肅？我們當時已被定為科大最嚴重的“叛國投敵反革命”小集團，在這種形勢下，寄希望於別人在揭發時有絲毫的留情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我自己覺得輸得精光，已經毫無抵抗的想法，隻是不知工軍宣隊還要相逼到什麽地步。其實，工軍宣隊想法很簡單，他們就是要把“階級鬥爭的故事”編得圓滿。如此“反動”的思想，要是沒有“後台”的教唆，沒有實質性的反動行為，而僅是幾個二十多歲學生的“胡思亂想”，將使這一階級鬥爭重大成果在一定意義上成為笑柄。所以，他們從全麵清查《齊衛東》的關係網入手，致力追尋後台。我放棄了無謂的抵抗，實事求是地交待了我和朋友們的思想交往，但確實沒有人教唆我，也確實沒有後台。這樣，對我們的審查陷入了僵局。
為了進一步擴大運動的戰果，大約在５月期間，工軍宣隊宣布成立展示“一打三反”成果小分隊，向科大各係所在的駐點巡回批判《齊衛東》反革命小集團，我作為反派主角在全校被遊鬥。在小分隊出發前，謝隊長對我訓話：“你明白不明白為什麽選你去批鬥，因為許小昆現在態度比你好，你要好好在這過程中轉變立場，盡快徹底交待問題，給你的時間不多了，再拖下去別怪我們沒給你出路。”對他那種離間式的心理戰，我心裏清楚。選我去批鬥，一是因為我的朋友圈大，各係都有一些好朋友，批鬥我可起到兩麵施壓的效果；更重要的還是希望在追後台環節上打開缺口。小分隊由工宣隊一位師傅和我係一位左派老師郭XX負責，還有五六位同學是正方的批判者，有四位“中間人物”關X、連X、徐立林及其女友（被我拉攏利用和拖下水的）上台發言，表明已經轉變立場和我劃清界限。反派僅我一人，站在台上被批鬥。小分隊自合肥出發，經銅陵、（１係）馬鞍山、（３係）白湖農場、（４係）壽縣、（２係）淮南（６係），遊鬥了一大圈，不但在本校，而且還到工廠和其他學校批鬥。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每天在屈辱中度過，更令人難堪的是每次批鬥會後都要我談體會，被迫不停地自我侮辱。在其他係，我也看到了有些朋友也遭類似的境遇，在劫難逃的情緒更使我感到前景一片漆黑，幾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氣。社會上的一些“反革命分子”境遇就更慘了，被殺、被關的遍遍皆是。我有大學生的身份還算幸運，觀看過我的批鬥會的工人們都疑惑：這樣反動的人居然還沒被抓進去？
５，僥幸免災
也許是冥冥天意的眷佑，據說在６月份，中央下了一個有關在運動中被清查的學生處理方案的文件，強調了隻要沒有現行反革命行為的學生都應從寬處理，按時予以畢業分配。我至今也沒有見過這一文件，在文革資料庫中也未搜到，具體內容細節均無所知，僅知這一文件是對我這樣的“反動學生”“皇恩大赦”。近期，我也采訪過當初搞過我們專案並見過此文件的同學，他也記不起文件的詳細內容，隻告訴我：工軍宣隊對照了文件對我們的專案進行了專門的研究討論。當時主流的意見認為：我們雖然思想反動，但確實沒有現行活動，也沒有社會背景和後台，主要的“罪行”是小範圍內的“反動言論”。而且，根據各人交待的言論絕大多數時間、地點、場合和內容都不能完全對上，能落實的“罪行”不多，所以宜從寬發落。但也有認為：我們攻擊毛主席罪名很大，即便有一條，按當時運動的規則，也應從嚴懲處。那時，負責我們專案的是淮南煤礦的一位姓賀的幹部，據說級別很高。他雖然思想屬於文革主流派，但把握政策還算可以。在他的主持下，我們問題的性質從敵我矛盾中被拉了出來。
在那時，我除了每天麵對寫不完的交待和受不盡的批鬥，別的事情一無所知。當看管我的人還一直說我態度不好，有重大問題沒交待時，突然接到係裏通知，要我第二天在落實政策大會上作認罪發言，並宣布《忻鼎亮學習班》結束。幾乎與世界隔絕的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工軍宣隊就這樣輕易放了我？他們會給我定個什麽罪名？當時也不容我多考慮，必須要認真準備好明天的“認罪發言”。第二天，係裏召開全係落實政策大會。會上，徐建中、錢德生、徐立林、焦大化、我及一個幹部子弟，先後做認罪發言，表示和自己過去的反動思想決裂。除了那個幹部子弟外，其餘人都是我們“小集團”的成員。（許小昆因尚未結案，沒如期分配，比我們晚走了一段時期）我那天的悔罪確有一定的誠懇度，當然思想上想通是不可能的，因為隔離期間僅是權力的高壓。我的後悔是內心意識到不該如此輕率地用生命去作無價值的政治秀，還連累了許多親友，另外，我對這樣僥幸地劫後餘生原因完全迷茫，不知該感謝誰的幫忙，這種複雜的情緒也帶入了我的發言中。會後，我算是被解放了，獲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雖然，這一結果遠好於我的心理預想，但我的審查結論是犯嚴重政治錯誤，內容還是相當可怕的。當然，所謂的“叛國投敵”這條，因查無實據沒有寫進結論中，但整篇結論仍顯出“身帶重罪”。我並沒有留下當時完整的結論記錄，但三條“罪名”的記憶是很深的，結論說我有攻擊毛澤東思想、攻擊社會主義製度、攻擊文化大革命的言論，而且這一結論是進入檔案的，它使我身處“另冊”的陰影在長時期內始終無法消除。客觀地說，這樣的結論原則上並沒有冤枉我，思想上是有的，言論也是說過的。問題是因言定罪的專製體製和政治運動，實際上扼殺了一代敢於思考社會問題的年輕人，使中國的社會沾上了一層濃濃的奴氣。不久後我才知道，文革中定為犯政治錯誤的共分為六個等級，我屬於最重的一級，再往後就是敵我性質了。比較其他造反派大學生的定罪，我並不算“寬大”。不過，總算暫時逃出了樊籠，也經曆了失去自由的滋味，積累了難得的挨整經驗。
劫後餘生，我必須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我這次被整是必然的嗎？哪些因素會造成政治運動中被整？今後如何避免這樣的災難再次發生？縱觀我國建國以來曆次政治運動以及文革中多次劫難，凡是遭到政治整肅者都有其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必然因素是指運動政敵的涵蓋範圍，如果身處其中，挨整的可能性就很大。例如，清理階級隊伍，我們處於邊緣狀態，逃脫的概率就相對大一些；而一打三反運動，我們正是整肅的重點，逃脫的機會就很小了。偶然性是指被整者的綜合人際關係以及運動中產生作用的大小，這種因素隨機性很大，屬於不可控範疇。人際關係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與掌權者的關係，二是群眾關係，兩者都可能對被整程度產生影響。一般說來，政治思想異端者多數性格張揚，在處理人際關係上多少都有些問題，造成挨整概率變大，整肅程度也相對會嚴重。實事求是地說，我的人際關係應該算是好的，主要是因為我坦率熱情，樂於助人，但也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往往與掌權者關係較難相處。我們在一打三反中挨整，人際關係因素並未產生主要影響。當一旦成為目標被擊中後，被整人方掌握的材料則成了定“罪”輕重的主要因素。按如今的法律，對思想犯的定罪時沒有法理依據的，也無法確定“罪行”的輕重。但當時確有反革命罪的條例，也包括了思想犯，實際的執行更是把側重點指向有“反動”思想的人。這樣違反人權的法理，當時不但被掌權者當作震懾異端思想的專政工具，在一定的程度上還得到了社會的認同，社會上確實認為：私下的“反動言論”是有罪的，這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整人運動得以勝利的群眾基礎。
其實，在１９５４年，建國後頒布的第一部《憲法》中明確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自由。但在以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中，不斷地用專政的手段整治異端的思想和言論，實際上屬於法外私刑。更可悲的是這樣一種政府違法行為，在領導意誌和輿論宣傳的強力下，把批評政府同反革命罪硬性等同起來。這樣，文明社會公認的政府違法行為變成了合法化、常態化，而且得到了當時中國社會的認同，也成就了整人運動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在一打三反中，具有“反動思想”的人按“反動”程度劃分，大致可分為四個級別。第一級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的各種形式的發泄，具有這樣想法的人很多，群眾中對這類人大多數是同情的，也就是說，這樣的“反動思想”有相當大的共鳴度。所以，如果僅有這類言論者，多數不會挨整，除非人緣很差當了替罪羊；第二級是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及其成員有攻擊言論，這就相對問題嚴重一些，特別是對林彪、江青和周恩來的批評和諷刺可能被定重罪。但在群眾的內心對這類的“反動思想”也有一定的容忍和同情；第三級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批評，在“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的時代中，這無疑是頭等重罪，在群眾中也基本沒有認同度。但在一定數量的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中也不乏同情者；第四級是對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的質疑，在當時是極少有認同者，僅有個別知識界思想先驅者，就全國總人數比例相對是非常小的。客觀地說，我當時的思想已逾越了３。５級，已處於嚴重“脫離群眾”狀態，人際關係瞬時急劇下降。平時比較要好的同學們大都覺得：真想不到忻鼎亮墮落得那麽快，思想竟會如此反動！一些道德上的亮點也被作了另類的演繹：坦率成了作偽，熱情成了別有用心，樂於助人被說成拉人下水，我當時真有強烈的眾叛親離孤立感。即使在我“被解放”以後，有個當初的好朋友一本正經地對我說：“鼎亮，今後千萬不能再反對毛主席！”還有個上海的好朋友曾直言相詢：“那時說你們叛國投敵是不是真的？”我如實相告：“僅有逃出去的思想。”他追問：“如果當時有機會，你會走嗎？”我仍實說：“會的。”他長歎：“我們的思想差得太遠了。”
我漸漸明白：這樣的整肅思想犯的製度在當時確有一定的社會認同性，由於共產黨長期壟斷了輿論，再被頻繁洗腦狀態下，老百姓要探索社會發展的真理是不可能的，我的囹圄之旅確有其必然性，可謂在劫難逃。在運動前的各種防範措施基本上是沒用的，成為目標後企圖避重就輕蒙混過關更是低估了整人者的能力。如果一定要作策略的比較，選擇一言不發或者徹底坦白要比選擇蒙混過關略好些。一言不發的前提是“反動言論”散布麵極小，且被整者有相當好的心理素質。可惜大多數被整者往往都選擇蒙混與整人者周旋，結果當然敗得更慘。我相信，大多數有被整經曆的會和我有同樣感受，隻是要承認自己有“變節”行為難免尷尬，要知道，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容許“反革命”“堅貞不屈”的。
四，“另冊”陰影下生活
１，部隊農場鍛煉
我算是等到了畢業分配，在填誌願時，我盡量填貴州、吉林、廣西等邊緣貧困地區。大概是為了不給我“叛國投敵”提供便利，將我分到了中原河南，先到軍墾農場勞動。我當然沒有任何資格討價還價，回上海探望父母十來天，就早早地到商丘８１８１部隊農場報到了。驚魂未定的我馬上就進入了受嚴格管束生活，一切都和部隊新兵一樣，除了要承擔強度極重的勞動，整天還都生活在部隊幹部的監控下。讓大學畢業生到軍墾農場鍛煉，是文革中新創的改造“臭老九”的重要措施，為了使這些曾經有過不受約束經曆的年輕人夾緊尾巴。當然像我這樣有嚴重問題者更是要倍加謹言慎行，不能有絲毫放縱。我非常明白，我的檔案已將我歸入“另冊”，考驗我忍耐力的生活從此開始了。
我所在的部隊屬於武漢軍區，在商丘僅呆了三個多月，就轉到６０９０部隊，到湖北沉湖農場去勞動鍛煉。沉湖位於漢川、天門和沔陽三縣之間，原是個圍湖造田的勞改農場，條件相當艱苦。我們連分在農場磚瓦廠勞動，工作就是燒磚燒瓦。我們班承擔的是窯廠最重活兒裝窯和出窯，就是把泥磚坯擺列在窯裏待燒和把燒好的磚裝車運出窯外。我們工作八小時都在窯內，出窯時的溫度已經超過正常人忍耐的極限，許多同學都有在窯內昏厥的經曆。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號脅迫下，多數昏厥的同學都是在外邊被涼風吹醒後繼續回窯內勞動。我也有過這樣的經曆，當然更不能因此而回宿舍休息。年輕人的適應性是很強的，大約個把月後，因高溫昏厥的事就基本沒有了。我們在窯內不僅要適應高溫，而且要非常快的速度裝窯、出窯，出一窯磚的總時間記錄頻頻被我們打破，當地的民工也為我們這些大學生能如此拚命勞動而感到驚訝。
我是“戴罪之身”，到了農場後就暗自警戒自己：好好勞動，謹言慎行。開始時，我像阿Q一樣，非常怕人發現頭上的“癩瘡疤”，閉口不談文革和學校裏的事。實際上，大家很快就知道了我在學校裏犯過政治錯誤。一是因為我們連裏有很多科大的同學，二是連領導在全連大會上已明確點出：我們連裏有一些犯過政治錯誤的學生，希望能好好接受改造。我這才慢慢知道，類似我這樣的人卻有一定數量，其中有一些著名“反動組織”的成員，如：湖南《省無聯》、《紅色怒火》、湖北《北決揚》、複旦《孫悟空》等，相對說來，我的性質較為嚴重。我原以為，同學們也會像在一打三反中一樣，像避瘟疫似地避著我。實際上，情況要比我想象的好，同學們大多數比較友善，連領導也沒有明顯的歧視。但我的精神壓力仍很大，不僅在開會時經常要為自己過去的“汙跡”不停地自我批判（？），而且在平時的言行中不能有絲毫差錯，否則就要冠以抗拒改造的帽子並與過去的“反動思想”聯係起來。我又不能在各種活動中表現出過分積極，以免被人認為是作偽；我更不能向管束我們的軍人獻媚示好，這種惡心的舉動我實在做不來。我唯一能選擇的保平安措施就是拚命幹活，我那時身體非常瘦弱，１。７６米的個頭，體重僅一百斤剛出頭。像挑擔、搬重物一類的硬活，我無法與人比拚，但一些比速度、比靈巧的活，我通常都幹得很好。例如：裝窯、出窯，我總是在磚多的外道，抹磚、搬磚的手腳很快。一些農村同學看我這樣幹活，連連搖頭，善意提醒：長期勞動的農民沒有這樣幹活的。我隻好苦笑，我隻是為了有個好的表現強作的勞動秀。在幾十年後，我用健康“還了債”：我的腰和膝關節都有器質性的傷病。
當然，我在農場的生活也並非順利，潛在的驚險和歧視性的屈辱也時有發生。排長是個比我們年齡還小的農村兵，文化程度很低，對大學生們麵上顯得盛氣淩人，以掩蓋自己內心的自卑。所以他特別喜歡同學們當麵奉承，而這恰恰是我最不擅長的“軟肋”。他覺得我這樣有嚴重問題的人竟敢對他表示冷淡，所以就不時地尋釁找茬。有一次，我被磚頭砸傷了腳，大腳指甲全黑了，恰好第二天要拉練行軍，將走一百多裏路。我們班長（同學）提出，忻鼎亮明天在家整理內務，不去拉練了。排長堅決不同意，說這點困難都不能克服，哪像接受改造的樣子？我製止了班長繼續申訴，第二天，咬著牙硬是沒有掉隊，堅持走完了一百多裏路。回來時，全身發燒，淋巴腫得像核桃般大，襪子上全是血，脫也脫不下來。還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南礦冶的同學私下議論副班長的短處，被告發到連裏。連裏竟上綱上線，認為我是“舊病複發”，抗拒改造。幸好當時正值河南到湖北調防，才躲過了一劫。可見當時我的言行必須百倍小心，才能免災。
最險的一次當然是７１年初清查五一六運動，雖然部隊已明確運動的形式隻搞正麵教育，但當時的氣氛還是相當緊張。小病大養、浪費糧食等小缺點都當作階級鬥爭動向來批判。有一同學在批判會上發言，竟提到：我連有叛國投敵分子在抗拒改造。幸虧那時的連領導還算比較掌握政策，再加上我有較好的人緣和良好的勞動表現，有驚無險的度過了這一關。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宣布，中央號召學習馬列著作，整個政治鬥爭的緊張氣氛鬆了下來，我的日子也相對好過了許多。說實在的，那時號召讀的《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等六本馬列著作，我在文革前期已熟讀過，隨口講述書中內容讓同學們感到驚訝。有些同學就大膽地在會上表揚我：馬列著作學得好。總之，隨著階級鬥爭弦的鬆動，我的人緣和處境也呈正相關上升。這樣的勞改生活過了一年半，勞動鍛煉結束，我被分到了河南蘭考縣科委工作。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