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兩頭真”典型王定洞燭其奸 再現柳州文攻武衛爭鋒曆史——廣西文革機密大起底係列（3）
（一）王定洞燭其奸：預料文革餘孽卷土重來
其實，文革餘孽今日之表演，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王定（廣西整黨辦《文革大事記》編輯組副組長）早就洞燭其奸。
王定是中共內部高幹“兩頭真”（年輕時盲目追求真理、年老時孤注一擲捍衛真理）的典型代表，也是後文講述的中共內部權鬥“紅區黨”修理“白區黨”的犧牲品。
圖1：青年時代的王定
王定，原名廖基豪，廣西全州人，（1923-2000），1948年1月參加西江遊擊隊，次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3月調回廣西，先後擔任過遊擊大隊長、參謀主任兼聯隊長等職。 50年代前期，他擔任過副師長、縣長、縣委副書記。中共建政之後，王定任廣西環江縣縣長兼縣委書記。1956年“合作化 ”運動高潮中，在無力對烏托邦進行根本改變的困境下，王定製定了一個大膽修正的新政策：在某些地區實行包工、包產、包資及超產獎勵的“三包到戶”。由此發端，他成就了一項豐功偉績：在中國當代史上首倡“包產到戶”。從此，“包產到戶”的幽靈便如影隨形地困擾著共產烏托邦，成為中國農民心中的一線希望之光。
“反右”運動暴風雨般來臨，“三包到戶”和黨代會上的建言成了罪狀，加上他敵後遊擊隊“白區黨”的背景。王定被劉建勳、韋國清定為“廣西的納吉”和“環江右派集團頭目”。 隨後，王定的繼任者環江縣委書記洪華，在韋國清的親信，柳州地委書記賀亦然的極左包辦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地放“畝產十三萬斤”的衛星，造成該縣餓死五萬多人的人間慘劇。
圖2：刊登環江縣放出水稻大“衛星”的《廣西日報》( 來源：《觀察》
文革結束，大亂初安，王定和無數廣西文革的苦主一樣，到北京中央信訪辦上訪，王定為大躍進環江5萬冤魂請命的狀子直達高層，據說是陳雲親筆批示，王定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1979年，王定的“右派”得到“改正”，恢複黨籍和原有幹部級別，（王先後當過小學教師、農校校長，統戰部宗教處處長、副廳級谘詢員等）但不予重用。事實證明當政者韋國清在廣西的代理人的判斷是相當準確的：經過了漫長的磨難，王定已看清了共產主義的殘暴本質，再也不是當年那位扛槍上山打遊擊的青年布爾什維克。在餘生中，他始終不渝地作著一件事：調查、記錄共產製度之殘暴，並公諸於世。除了刻骨銘心的“環江事件”，他還把極大注意力轉向了廣西文革史的收集保存。
1983 年中共中央改組了廣西區黨委，遂在全區開展了"處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廣西各地成立整黨辦公室，抽調幹部著手編輯各地《文革大事記》。王定任職廣西整黨辦《文革大事記》編輯組副組長，負責編撰審定廣西文革史。在整黨辦的一年時間裏，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工作，主持或參與完成了大量文革案件的調查、記錄和文件編輯工作。
可"聯指"一統天下大獲全勝的結局，給廣西文革"處遺"帶來許多後遺症，許多案件遲遲無法結案，原因是區、市兩級中"聯指"背景的幹部從中作梗。清算文革為遭受迫害的" 4 •22 "群眾平反，無異於剝奪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他們上竄下跳設置重重障礙，阻擾對廣西文革大案、要案的調查取證。當年的凶手虎視眈眈，受害者餘悸未消，搜尋屈死冤魂的工作絕非易事。
王定堅持秉筆直書，修出一部信史。當時韋國清的保守勢力還在，在廣西當政者喬曉光（廣西區黨委書記）仍是其同夥及代理人。這自然招來極大的仇恨。當壓力大到某種程度時，主持者打算委曲以求全，對文革史稿進行重大刪改。王定則主張寸步不讓。
他睿智地擺出兩條前途供主持者選擇：一是屈服於壓力，對史實進行大幅刪改。眼下可過關，但修史工程一結束，就會有人拿著刪改前的史稿來反攻倒算，請你“說清楚”。那時班子已散，資料已散失，你有口難辯，於是“造謠誣陷”的罪名難以洗清（果然，文革餘孽這次拿“反共救國團”及“支左幹部王生江”說事，指責《廣西文革大事記》造假，以題為“《廣西文革大事記》的問題必須澄清”的公開信來興師問罪，印證了王定超前的洞若觀火）。一是頂住壓力，拿史實拿檔案資料把幹預者硬頂回去。眼下艱難一些，但無後患，還為國家民族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
就這樣，王定和他的同事們終於頂住壓力，保存了廣西文革時期大屠殺與人吃人的悲劇史實。
區濟文領導區黨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主編了由自治區及各地、市、縣整黨辦編寫、各級黨委審定的《廣西“文革”檔案資料》。該書有18分冊共704萬字，於1988年3月付印。自治區還編有《廣西文革大事記》（機密版）之一、二、三、四。以及蓋上“機密”的印戳，內部印發，編號登記的廣西各地的《文革大事記》和在此基礎上刪簡而成書，1990年7月由廣西出版社一度公開出版發行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該書因存在“重大政治問題”剛發行不久即被喬曉光下令收回銷毀故存世很少）。《廣西“文革”圖片檔案資料》（廣西文革檔案資料編寫委員會。南寧，1990年）。還主編了《廣西“文革”文件匯編》(5集）、《1984年整黨文件匯編》以及有關廣西“文革”的紀錄片（錄像帶）、照片集。這些著述，從多角度、全方位翔實記錄了廣西“文革”的全過程，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文革”史料。
《廣西“文革”檔案資料》及《廣西文革大事記》樹立了一個標杆，就是不“屈服壓力”，不“鄉願偏袒”。鄉願，就是“昧於是非、討好他人、沒有立場”，《論語》說，“鄉願，德之賊也”——鄉願是竊取德性之賊! 這既是共產暴政之罪證，也是民族懺悔自新之起點。為文革史料的保存、流布，王定功莫大焉！
德不孤，必有鄰！曆史將銘記廣西各地《文革大事記》的編輯者們，是他們當時頂著沉重的壓力甚至威脅，如實記錄廣西文革中當權者韋國清及“聯指”令人發指的罪行，慘絕人寰的災難，這一批官方文件成為廣西大屠殺及人吃人慘劇的鐵證。在全國嚴密封鎖文革訊息有如嚴絲合縫的鐵桶陣之下，而王定為撕開廣西大屠殺黑幕的裂縫，為後來者批量曝光文革密檔創造條件（後文詳述）。
王定對曆史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麵：中國第一個提出“包產到戶”的人；主持編撰審定修出一部廣西文革信史；給鄭義提供幫助促成《紅色紀念碑》成書；人性戰勝黨性在《南方周末》發表為環江5萬冤魂請命的紀實長文：《狂熱及其災難》。
人性終於戰勝了黨性
與此同時，經王定和其他許多人努力促成的有關環江事件的官方調查結果，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1988年環江事件30周年之際，王定又再次上呈《申訴意見書》，坦陳心跡：“大慘案30周年了，使我這個曾經任過環江縣委書記的黨員幹部，感到揪心地痛楚，明確提出三點要求：一、從速安置受冤和被株連清洗回鄉的幹部；二、追查主要負責成員的罪責；三、請飭《廣西日報》對當年假報道速作公開檢討。
三項訴求概括起來是六個字：真相、問責、檢討。 但還是沒有人理睬他。事件的主要責任者沒有受到任何懲罰，依然坐在“自治區領導”的高位上。如當年廣西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衛星，是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一手導演炮製的。賀雖丟了地委第一書記的職，卻升官當上了廣西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賀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後說是受“四人幫”迫害，平反升官，當上了廣西自治區區委書記。）所有這一切，與王定他們最初的期望截然相反。他感到深深的失望，陷入了痛苦的思考。
在蒙難的二十多年裏，他也曾無數次作過類似的思考，但沒有一次象現在這樣觸動他的心靈深處。
和許多中共高級官員一樣，青年王定是在“爭自由，爭民主”口號的感召下投身共產黨革命的。他的第一個妻子在武裝暴動中犧牲了，當時他們剛剛結婚不久；戰友在他身旁倒下了，鮮血飛濺到他身上。是理想支撐著他，支撐著許多有著相同經曆的的人。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建立一個公正、公平的社會，這就是他們一代人的理想。為了這個理想，即使是在最艱難的歲月裏，他對共產黨的信念也從沒動搖過。
當官要為民作主，這裏的“作主”就是維護人民的利益。 可是，這個自己曾為之出生入死的黨，這個把“為人民服務”標榜為最高宗旨的黨，在“解放”以後，在建立“人民政府”之後，竟以人民的名義、以黨的名義、以黨的領袖的名義奪去幾千萬人民的生命，事後還極力封鎖視聽，對人民掩蓋真相。這個黨曾經對人民犯罪，現在依然在對人民犯罪! 如果坐視罪證潛藏、罪犯逍遙，與同犯何異?
為什麽善良人越來越少？因為"公仆"敵視打壓真正的“為人民服務”的公民！王定終於看清這個專製政權就是一個逆淘汰的絞肉機。
思考是痛及心腑的，因為它涉及自己在青年時就作出的一項人生選擇。在他的內心，他曾無數次地自問∶當黨的利益違背了人民的利益時，你怎麽辦?
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追求真相之路走到盡頭，勢將迫使王定放棄對中共的政治幻想。
王定作出了抉擇。 把曆史真相告訴人民 於是有了前述的協助鄭義的文革調查的義舉。接著，他開始著手揭環江大災難黑幕了。
南寧的冬天有時氣溫也很低，尤其是刮起西北風的時候。碰上這樣的天氣，王定就感覺頸和肩的骨頭隱隱作痛。多年的胃病又犯了，吃藥也不大頂事。勞改的苦難歲月摧毀了他的健康，留下許多無法治愈的疾病。老人坐在桌前，穿著厚厚的棉衣還是冷得厲害。他在膝上擱著一隻小火籠，以抵禦刺骨的寒冷。一部分完成的稿子放在桌上，手邊還有更多需要核對的資料。 王定在繼續著他在三十年前開始的事業。
冬去春來，日月流轉。王定把有關環江事件的材料寫了一稿又一稿。本著“史貴存真”的原則，他反複核實有關情況。官方調查結果有缺漏的地方，他通過對知情者的詢問不斷加以補充。王定和他所做的事漸漸傳揚開去，他獲得了越來越多人的敬重。不少人還主動地向他提供情況。這期間，一份又一份紀實材料被寄往各大新聞出版機構。
1993年，作家鄭義因八九民運遭追捕而逃亡海外，同年，記錄廣西文革災難史的著作《紅色紀念碑》在海外出版。該書在對中共的一係列罪行進行追根溯源時，也描述了1959年發生在環江的大災難。由此也撕開廣西文革及環江大災難黑幕的第一道裂縫。
這一消息讓王定感到鼓舞，同時他也意識到，隻有在國內有影響的刊物上進行披露，才能使更多的中國人看到那段曆史的真相。 就在王定繼續為數萬農民的冤魂呼喚公理時，民眾爭取言論自由和知情權的聲勢日益高漲，許多曆史遺案的實情陸續被曝光。目睹新聞輿論界曆年來發生的變化，王定堅信，當局用來遮蓋罪惡的黑幕終將被徹底掀開。
1997年秋末，他終於衝破重重樊籬，毅然投書媒體。
1998年10月9日，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的周末實驗特刊《南方周末》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王定為環江5萬冤魂請命的紀實長文：《狂熱及其災難》》（已被壓縮，王定的原稿共三萬字）。從而向國人揭開了四十年前環江慘劇的真相。這篇解密文章發表後，相當於一次地震，環江有人馬上將文章複印了100多份，廣為傳播散發。環江縣的幹部和老百姓寫信給王定，向他傾訴多年來埋藏在內心深處的心聲！——是的，王定是當之無愧的環江人民的真正公仆。反右派——大躍進——餓死人：環江就是這“多米諾效應”最殘酷的典型。本來完全是人為造成並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曆史的必然。這教訓，實在太慘痛了！而這一切，全都是禍國殃民的毛澤東空想狂熱“烏托邦”瞎搞胡搞所造成。
幾乎與此同時，北京的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發行了《我親曆過的政治運動》一書，其中也收錄了王定的這篇長文。王定在文中以確鑿的證據，詳細講述了四十年前環江大災難的前後經過。中共當權者令人發指的罪行，環江農民慘絕人寰的災難，深深地震撼著全中國無數讀者的心。
那一天，王定拿著報紙走進臥室兼書房，關上門，獨自在裏麵待了很久。
“我說出來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卡爾·馬克思）遵循馬克思的教導，王定說出來了，他拯救了他的靈魂。
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人性終於戰勝了黨性！他於生前完成了他的人生救贖，掙脫了專製信仰的桎梏，獲得了心靈的解放！
與王定成了忘年交
餘下兩年的那些日子，王定是帶著一種極其寬慰的心情度過的。
他比以往花更多的時間，與兩個年幼的孫兒、孫女共享天倫之樂。他是一個非常愛家庭的人。在那些艱難的年月裏，他的家人和他一起吃盡了苦。他被勞改後，妻子和五個孩子成了右派分子家屬，被趕出家門，長時間棲身於縣城街上四麵透風的墟亭下。七歲的大兒子得了瘧疾，因沒有得到及時診治而險些喪命。最小的兒子生下來後患了小兒麻痹症，落下了殘疾。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裏，一家人先後被流徙各地，處處遭受歧視，常常被人欺侮。他為自己連累了家人感到內疚，越是到了晚年，越是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光。
王定晚年至少有兩件值得欣慰的事：一是在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南方周末》上發表了為環江5萬冤魂請命的長篇文章，一了半生心願。臨終前還做一件大好事，留下一筆寶貴精神遺產，丹心可見；一是到丹麥大兒子家小住了一段時間，親眼看到了北歐社會民主主義製度下人民安居樂業的和諧社會。他青年時代曾為之不惜拋頭灑血的人道理想，已經在大多數國度實現。當然不是靠殺戮、專政與奴役，而走的是另一條路：民主、法治與自由。
因為王定與父輩世交的關係，筆者與王定小兒子廖七（銘宜）是情同手足同齡兄弟的緣故，整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出國前，得以近距離觀察這位勇敢堅強的慈祥長者的生活點滴。
王定是個不苟言笑的人，瘦弱的身形，仿佛是被強大的專政機器榨乾了的人乾。但全廣西的幹部，都知道王定是一個壓不彎，折不斷的硬骨頭。
王伯寬厚待人，尤喜與年輕人交流，是一個樸實無華的老人，但他身上卻處處閃現人性、人格的光芒。
那時我已在民間收集文革廣西造反民眾的資料，八十年代中後期在廣西，我實地走訪了當年發生大屠殺的城市、地區和縣份：南寧、柳州、桂林、梧州、北海、賓陽、武宣、柳江、融安、武鳴、鳳山、欽州、玉林、百色…… 在他家有過多次關於廣西文革及環江慘劇真相的長談，與王伯成了坦露心跡的忘年交。
記得第一次從王伯處獲知環江大饑荒慘劇真相給我的震撼是無法形容的。那天，王定把我拉進他的書房，給我一份鉛印材料看。這是一個關於“環江事件”的翔實的調查報告。是幾位搞石山地區農業生產調查的地質研究人員“管閑事”的產物。在搞研究課題時，他們接觸到有關“環江事件”的大量資料，出於驚駭與義憤，他們寫出了這份材料翔實的調查報告。在這份血淚斑斑的“起訴書”結尾處，他們將全部的悲憤與希望壓縮成短短的一句話∶“祝環江人民永遠幸福！”
薪火傳承，王伯把揭示真相的重任，更多寄托在年輕一代身上。
王伯說話帶有濃重的桂北鄉音，聲音細弱低沉，語速平緩。但是一談到廣西人民在中共曆次運動中蒙受的深重災難，談到真相被掩蓋、正義未伸張時，他的聲調漸趨激越，憤憤不平幾至難以自持。
這個當年反右被劉建勳（區黨委委書記）和韋國清（省長、副書記，1958年升區黨委委書記）扣上“廣西納吉”帽子的老人，痛定思痛，其悲慘人生經曆提煉出的反思文革的思考結論追根溯源、一針見血： “大躍進”與文革是一脈相承的。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曾用八個字描述那場大饑荒：“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對毛說，“人相食是要上書的”。並提出是“人禍”就該好好反思。由於大饑荒是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造成，由此導致老毛對劉的嫉恨，文革中，劉遭毛整肅，最後迫害致死；“人禍說”是禍根之一。同樣的，韋國清的“反瞞產”造成廣西死那麽多人（韋國清自己承認的數字是三十多萬，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鍾楓揭發，起碼有五十萬），文革之初廣西造反派揪鬥他，後來遭到韋國清把造反派當成“反革命”“右派翻天”進行鎮壓，就不奇怪了……為什麽老毛一直保韋國清？因為他們都是那場“人禍”的罪人！……大饑荒環江縣也發生人相食的悲劇，但與文革武宣大規模吃人性質不同。“大躍進”的罪惡沒被清算，才導致文革的罪惡登峰造極。
廣西文革研究，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知道越多觸目驚心的真相，我再也無法渾渾噩噩地佯作不知地保持沉默。
正是王定那一輩在共產暴政下的悲慘經曆，以及他的崇高人格的引領，使我日後踏上民主運動的不歸路。
圖3：中共特務李震和其姘頭陳焰在“5.19 ”柏林“特務門”事件現場。其身後“搶逼圍盯人防守”兩眼放光者即王定大兒子廖新軍。
2006年五月份民運柏林大會暨文革四十周年研討會，我和其長子廖新軍共同赴會。因我帶去的手稿《廣西" 反共救國團" 冤案始末—— 文革密檔揭密》被酒店同住一屋的中共特務李震偷去（其掩護身份是：匈牙利《歐洲中華時報》總編、全球華人作家協會理事、匈牙利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這是一份根據中共內部機密文件《廣西文革大事記》整理而成，揭露韋國清為首的廣西當局，屠殺十多萬之眾“四.二二”造反派真相的文稿。在5月19日召開的文革四十周年研討會上，被我和幾個老民運組成的“業餘反特小組”一番短兵相接、鬥智鬥勇地與國安“共特”過招，使其當眾曝光，落荒而逃。釀成轟動一時的“5.19 ”柏林“特務門”事件。此是後話，按下不表。
（一）王定洞燭其奸：預料文革餘孽卷土重來
其實，文革餘孽今日之表演，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王定（廣西整黨辦《文革大事記》編輯組副組長）早就洞燭其奸。
王定是中共內部高幹“兩頭真”（年輕時盲目追求真理、年老時孤注一擲捍衛真理）的典型代表，也是後文講述的中共內部權鬥“紅區黨”修理“白區黨”的犧牲品。
圖1：青年時代的王定
王定，原名廖基豪，廣西全州人，（1923-2000），1948年1月參加西江遊擊隊，次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3月調回廣西，先後擔任過遊擊大隊長、參謀主任兼聯隊長等職。 50年代前期，他擔任過副師長、縣長、縣委副書記。中共建政之後，王定任廣西環江縣縣長兼縣委書記。1956年“合作化 ”運動高潮中，在無力對烏托邦進行根本改變的困境下，王定製定了一個大膽修正的新政策：在某些地區實行包工、包產、包資及超產獎勵的“三包到戶”。由此發端，他成就了一項豐功偉績：在中國當代史上首倡“包產到戶”。從此，“包產到戶”的幽靈便如影隨形地困擾著共產烏托邦，成為中國農民心中的一線希望之光。
“反右”運動暴風雨般來臨，“三包到戶”和黨代會上的建言成了罪狀，加上他敵後遊擊隊“白區黨”的背景。王定被劉建勳、韋國清定為“廣西的納吉”和“環江右派集團頭目”。 隨後，王定的繼任者環江縣委書記洪華，在韋國清的親信，柳州地委書記賀亦然的極左包辦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地放“畝產十三萬斤”的衛星，造成該縣餓死五萬多人的人間慘劇。
圖2：刊登環江縣放出水稻大“衛星”的《廣西日報》( 來源：《觀察》
文革結束，大亂初安，王定和無數廣西文革的苦主一樣，到北京中央信訪辦上訪，王定為大躍進環江5萬冤魂請命的狀子直達高層，據說是陳雲親筆批示，王定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1979年，王定的“右派”得到“改正”，恢複黨籍和原有幹部級別，（王先後當過小學教師、農校校長，統戰部宗教處處長、副廳級谘詢員等）但不予重用。事實證明當政者韋國清在廣西的代理人的判斷是相當準確的：經過了漫長的磨難，王定已看清了共產主義的殘暴本質，再也不是當年那位扛槍上山打遊擊的青年布爾什維克。在餘生中，他始終不渝地作著一件事：調查、記錄共產製度之殘暴，並公諸於世。除了刻骨銘心的“環江事件”，他還把極大注意力轉向了廣西文革史的收集保存。
1983 年中共中央改組了廣西區黨委，遂在全區開展了"處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廣西各地成立整黨辦公室，抽調幹部著手編輯各地《文革大事記》。王定任職廣西整黨辦《文革大事記》編輯組副組長，負責編撰審定廣西文革史。在整黨辦的一年時間裏，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工作，主持或參與完成了大量文革案件的調查、記錄和文件編輯工作。
可"聯指"一統天下大獲全勝的結局，給廣西文革"處遺"帶來許多後遺症，許多案件遲遲無法結案，原因是區、市兩級中"聯指"背景的幹部從中作梗。清算文革為遭受迫害的" 4 •22 "群眾平反，無異於剝奪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他們上竄下跳設置重重障礙，阻擾對廣西文革大案、要案的調查取證。當年的凶手虎視眈眈，受害者餘悸未消，搜尋屈死冤魂的工作絕非易事。
王定堅持秉筆直書，修出一部信史。當時韋國清的保守勢力還在，在廣西當政者喬曉光（廣西區黨委書記）仍是其同夥及代理人。這自然招來極大的仇恨。當壓力大到某種程度時，主持者打算委曲以求全，對文革史稿進行重大刪改。王定則主張寸步不讓。
他睿智地擺出兩條前途供主持者選擇：一是屈服於壓力，對史實進行大幅刪改。眼下可過關，但修史工程一結束，就會有人拿著刪改前的史稿來反攻倒算，請你“說清楚”。那時班子已散，資料已散失，你有口難辯，於是“造謠誣陷”的罪名難以洗清（果然，文革餘孽這次拿“反共救國團”及“支左幹部王生江”說事，指責《廣西文革大事記》造假，以題為“《廣西文革大事記》的問題必須澄清”的公開信來興師問罪，印證了王定超前的洞若觀火）。一是頂住壓力，拿史實拿檔案資料把幹預者硬頂回去。眼下艱難一些，但無後患，還為國家民族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
就這樣，王定和他的同事們終於頂住壓力，保存了廣西文革時期大屠殺與人吃人的悲劇史實。
區濟文領導區黨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主編了由自治區及各地、市、縣整黨辦編寫、各級黨委審定的《廣西“文革”檔案資料》。該書有18分冊共704萬字，於1988年3月付印。自治區還編有《廣西文革大事記》（機密版）之一、二、三、四。以及蓋上“機密”的印戳，內部印發，編號登記的廣西各地的《文革大事記》和在此基礎上刪簡而成書，1990年7月由廣西出版社一度公開出版發行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該書因存在“重大政治問題”剛發行不久即被喬曉光下令收回銷毀故存世很少）。《廣西“文革”圖片檔案資料》（廣西文革檔案資料編寫委員會。南寧，1990年）。還主編了《廣西“文革”文件匯編》(5集）、《1984年整黨文件匯編》以及有關廣西“文革”的紀錄片（錄像帶）、照片集。這些著述，從多角度、全方位翔實記錄了廣西“文革”的全過程，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文革”史料。
《廣西“文革”檔案資料》及《廣西文革大事記》樹立了一個標杆，就是不“屈服壓力”，不“鄉願偏袒”。鄉願，就是“昧於是非、討好他人、沒有立場”，《論語》說，“鄉願，德之賊也”——鄉願是竊取德性之賊! 這既是共產暴政之罪證，也是民族懺悔自新之起點。為文革史料的保存、流布，王定功莫大焉！
德不孤，必有鄰！曆史將銘記廣西各地《文革大事記》的編輯者們，是他們當時頂著沉重的壓力甚至威脅，如實記錄廣西文革中當權者韋國清及“聯指”令人發指的罪行，慘絕人寰的災難，這一批官方文件成為廣西大屠殺及人吃人慘劇的鐵證。在全國嚴密封鎖文革訊息有如嚴絲合縫的鐵桶陣之下，而王定為撕開廣西大屠殺黑幕的裂縫，為後來者批量曝光文革密檔創造條件（後文詳述）。
王定對曆史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麵：中國第一個提出“包產到戶”的人；主持編撰審定修出一部廣西文革信史；給鄭義提供幫助促成《紅色紀念碑》成書；人性戰勝黨性在《南方周末》發表為環江5萬冤魂請命的紀實長文：《狂熱及其災難》。
人性終於戰勝了黨性
與此同時，經王定和其他許多人努力促成的有關環江事件的官方調查結果，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1988年環江事件30周年之際，王定又再次上呈《申訴意見書》，坦陳心跡：“大慘案30周年了，使我這個曾經任過環江縣委書記的黨員幹部，感到揪心地痛楚，明確提出三點要求：一、從速安置受冤和被株連清洗回鄉的幹部；二、追查主要負責成員的罪責；三、請飭《廣西日報》對當年假報道速作公開檢討。
三項訴求概括起來是六個字：真相、問責、檢討。 但還是沒有人理睬他。事件的主要責任者沒有受到任何懲罰，依然坐在“自治區領導”的高位上。如當年廣西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衛星，是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一手導演炮製的。賀雖丟了地委第一書記的職，卻升官當上了廣西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賀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後說是受“四人幫”迫害，平反升官，當上了廣西自治區區委書記。）所有這一切，與王定他們最初的期望截然相反。他感到深深的失望，陷入了痛苦的思考。
在蒙難的二十多年裏，他也曾無數次作過類似的思考，但沒有一次象現在這樣觸動他的心靈深處。
和許多中共高級官員一樣，青年王定是在“爭自由，爭民主”口號的感召下投身共產黨革命的。他的第一個妻子在武裝暴動中犧牲了，當時他們剛剛結婚不久；戰友在他身旁倒下了，鮮血飛濺到他身上。是理想支撐著他，支撐著許多有著相同經曆的的人。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建立一個公正、公平的社會，這就是他們一代人的理想。為了這個理想，即使是在最艱難的歲月裏，他對共產黨的信念也從沒動搖過。
當官要為民作主，這裏的“作主”就是維護人民的利益。 可是，這個自己曾為之出生入死的黨，這個把“為人民服務”標榜為最高宗旨的黨，在“解放”以後，在建立“人民政府”之後，竟以人民的名義、以黨的名義、以黨的領袖的名義奪去幾千萬人民的生命，事後還極力封鎖視聽，對人民掩蓋真相。這個黨曾經對人民犯罪，現在依然在對人民犯罪! 如果坐視罪證潛藏、罪犯逍遙，與同犯何異?
為什麽善良人越來越少？因為"公仆"敵視打壓真正的“為人民服務”的公民！王定終於看清這個專製政權就是一個逆淘汰的絞肉機。
思考是痛及心腑的，因為它涉及自己在青年時就作出的一項人生選擇。在他的內心，他曾無數次地自問∶當黨的利益違背了人民的利益時，你怎麽辦?
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追求真相之路走到盡頭，勢將迫使王定放棄對中共的政治幻想。
王定作出了抉擇。 把曆史真相告訴人民 於是有了前述的協助鄭義的文革調查的義舉。接著，他開始著手揭環江大災難黑幕了。
南寧的冬天有時氣溫也很低，尤其是刮起西北風的時候。碰上這樣的天氣，王定就感覺頸和肩的骨頭隱隱作痛。多年的胃病又犯了，吃藥也不大頂事。勞改的苦難歲月摧毀了他的健康，留下許多無法治愈的疾病。老人坐在桌前，穿著厚厚的棉衣還是冷得厲害。他在膝上擱著一隻小火籠，以抵禦刺骨的寒冷。一部分完成的稿子放在桌上，手邊還有更多需要核對的資料。 王定在繼續著他在三十年前開始的事業。
冬去春來，日月流轉。王定把有關環江事件的材料寫了一稿又一稿。本著“史貴存真”的原則，他反複核實有關情況。官方調查結果有缺漏的地方，他通過對知情者的詢問不斷加以補充。王定和他所做的事漸漸傳揚開去，他獲得了越來越多人的敬重。不少人還主動地向他提供情況。這期間，一份又一份紀實材料被寄往各大新聞出版機構。
1993年，作家鄭義因八九民運遭追捕而逃亡海外，同年，記錄廣西文革災難史的著作《紅色紀念碑》在海外出版。該書在對中共的一係列罪行進行追根溯源時，也描述了1959年發生在環江的大災難。由此也撕開廣西文革及環江大災難黑幕的第一道裂縫。
這一消息讓王定感到鼓舞，同時他也意識到，隻有在國內有影響的刊物上進行披露，才能使更多的中國人看到那段曆史的真相。 就在王定繼續為數萬農民的冤魂呼喚公理時，民眾爭取言論自由和知情權的聲勢日益高漲，許多曆史遺案的實情陸續被曝光。目睹新聞輿論界曆年來發生的變化，王定堅信，當局用來遮蓋罪惡的黑幕終將被徹底掀開。
1997年秋末，他終於衝破重重樊籬，毅然投書媒體。
1998年10月9日，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的周末實驗特刊《南方周末》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王定為環江5萬冤魂請命的紀實長文：《狂熱及其災難》》（已被壓縮，王定的原稿共三萬字）。從而向國人揭開了四十年前環江慘劇的真相。這篇解密文章發表後，相當於一次地震，環江有人馬上將文章複印了100多份，廣為傳播散發。環江縣的幹部和老百姓寫信給王定，向他傾訴多年來埋藏在內心深處的心聲！——是的，王定是當之無愧的環江人民的真正公仆。反右派——大躍進——餓死人：環江就是這“多米諾效應”最殘酷的典型。本來完全是人為造成並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曆史的必然。這教訓，實在太慘痛了！而這一切，全都是禍國殃民的毛澤東空想狂熱“烏托邦”瞎搞胡搞所造成。
幾乎與此同時，北京的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發行了《我親曆過的政治運動》一書，其中也收錄了王定的這篇長文。王定在文中以確鑿的證據，詳細講述了四十年前環江大災難的前後經過。中共當權者令人發指的罪行，環江農民慘絕人寰的災難，深深地震撼著全中國無數讀者的心。
那一天，王定拿著報紙走進臥室兼書房，關上門，獨自在裏麵待了很久。
“我說出來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卡爾·馬克思）遵循馬克思的教導，王定說出來了，他拯救了他的靈魂。
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人性終於戰勝了黨性！他於生前完成了他的人生救贖，掙脫了專製信仰的桎梏，獲得了心靈的解放！
與王定成了忘年交
餘下兩年的那些日子，王定是帶著一種極其寬慰的心情度過的。
他比以往花更多的時間，與兩個年幼的孫兒、孫女共享天倫之樂。他是一個非常愛家庭的人。在那些艱難的年月裏，他的家人和他一起吃盡了苦。他被勞改後，妻子和五個孩子成了右派分子家屬，被趕出家門，長時間棲身於縣城街上四麵透風的墟亭下。七歲的大兒子得了瘧疾，因沒有得到及時診治而險些喪命。最小的兒子生下來後患了小兒麻痹症，落下了殘疾。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裏，一家人先後被流徙各地，處處遭受歧視，常常被人欺侮。他為自己連累了家人感到內疚，越是到了晚年，越是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光。
王定晚年至少有兩件值得欣慰的事：一是在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南方周末》上發表了為環江5萬冤魂請命的長篇文章，一了半生心願。臨終前還做一件大好事，留下一筆寶貴精神遺產，丹心可見；一是到丹麥大兒子家小住了一段時間，親眼看到了北歐社會民主主義製度下人民安居樂業的和諧社會。他青年時代曾為之不惜拋頭灑血的人道理想，已經在大多數國度實現。當然不是靠殺戮、專政與奴役，而走的是另一條路：民主、法治與自由。
因為王定與父輩世交的關係，筆者與王定小兒子廖七（銘宜）是情同手足同齡兄弟的緣故，整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出國前，得以近距離觀察這位勇敢堅強的慈祥長者的生活點滴。
王定是個不苟言笑的人，瘦弱的身形，仿佛是被強大的專政機器榨乾了的人乾。但全廣西的幹部，都知道王定是一個壓不彎，折不斷的硬骨頭。
王伯寬厚待人，尤喜與年輕人交流，是一個樸實無華的老人，但他身上卻處處閃現人性、人格的光芒。
那時我已在民間收集文革廣西造反民眾的資料，八十年代中後期在廣西，我實地走訪了當年發生大屠殺的城市、地區和縣份：南寧、柳州、桂林、梧州、北海、賓陽、武宣、柳江、融安、武鳴、鳳山、欽州、玉林、百色…… 在他家有過多次關於廣西文革及環江慘劇真相的長談，與王伯成了坦露心跡的忘年交。
記得第一次從王伯處獲知環江大饑荒慘劇真相給我的震撼是無法形容的。那天，王定把我拉進他的書房，給我一份鉛印材料看。這是一個關於“環江事件”的翔實的調查報告。是幾位搞石山地區農業生產調查的地質研究人員“管閑事”的產物。在搞研究課題時，他們接觸到有關“環江事件”的大量資料，出於驚駭與義憤，他們寫出了這份材料翔實的調查報告。在這份血淚斑斑的“起訴書”結尾處，他們將全部的悲憤與希望壓縮成短短的一句話∶“祝環江人民永遠幸福！”
薪火傳承，王伯把揭示真相的重任，更多寄托在年輕一代身上。
王伯說話帶有濃重的桂北鄉音，聲音細弱低沉，語速平緩。但是一談到廣西人民在中共曆次運動中蒙受的深重災難，談到真相被掩蓋、正義未伸張時，他的聲調漸趨激越，憤憤不平幾至難以自持。
這個當年反右被劉建勳（區黨委委書記）和韋國清（省長、副書記，1958年升區黨委委書記）扣上“廣西納吉”帽子的老人，痛定思痛，其悲慘人生經曆提煉出的反思文革的思考結論追根溯源、一針見血： “大躍進”與文革是一脈相承的。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曾用八個字描述那場大饑荒：“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對毛說，“人相食是要上書的”。並提出是“人禍”就該好好反思。由於大饑荒是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造成，由此導致老毛對劉的嫉恨，文革中，劉遭毛整肅，最後迫害致死；“人禍說”是禍根之一。同樣的，韋國清的“反瞞產”造成廣西死那麽多人（韋國清自己承認的數字是三十多萬，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鍾楓揭發，起碼有五十萬），文革之初廣西造反派揪鬥他，後來遭到韋國清把造反派當成“反革命”“右派翻天”進行鎮壓，就不奇怪了……為什麽老毛一直保韋國清？因為他們都是那場“人禍”的罪人！……大饑荒環江縣也發生人相食的悲劇，但與文革武宣大規模吃人性質不同。“大躍進”的罪惡沒被清算，才導致文革的罪惡登峰造極。
廣西文革研究，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知道越多觸目驚心的真相，我再也無法渾渾噩噩地佯作不知地保持沉默。
正是王定那一輩在共產暴政下的悲慘經曆，以及他的崇高人格的引領，使我日後踏上民主運動的不歸路。
圖3：中共特務李震和其姘頭陳焰在“5.19 ”柏林“特務門”事件現場。其身後“搶逼圍盯人防守”兩眼放光者即王定大兒子廖新軍。
2006年五月份民運柏林大會暨文革四十周年研討會，我和其長子廖新軍共同赴會。因我帶去的手稿《廣西" 反共救國團" 冤案始末—— 文革密檔揭密》被酒店同住一屋的中共特務李震偷去（其掩護身份是：匈牙利《歐洲中華時報》總編、全球華人作家協會理事、匈牙利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這是一份根據中共內部機密文件《廣西文革大事記》整理而成，揭露韋國清為首的廣西當局，屠殺十多萬之眾“四.二二”造反派真相的文稿。在5月19日召開的文革四十周年研討會上，被我和幾個老民運組成的“業餘反特小組”一番短兵相接、鬥智鬥勇地與國安“共特”過招，使其當眾曝光，落荒而逃。釀成轟動一時的“5.19 ”柏林“特務門”事件。此是後話，按下不表。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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