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兩大動作：打擊自由派拉攏左派，反對黨內拉幫結派
一個是打擊自由派拉攏左派；一個是把反對黨內拉幫結派作為最重要的政策。
一般的規律，共產黨反對拉幫結派，就說明拉幫結派正在迅速進展，而且威脅到最高當局。現在什麽能使分贓不均的官僚們團結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呢？不是所謂的民主派敵對勢力；不是什麽國際反華聯盟；更不是法輪功、基督教等等信仰團體。
那些威脅還太遠。最近的威脅就是要把這些貪官們送進監獄的王岐山，和他的後台習近平。貪官們不會被共產黨忽悠，他們自己就是忽悠別人的高手。共產黨宣稱的敵人都是假目標，真目標就是他們這幫貪官。而且誰也不知道選擇性反腐的黑名單裏沒有誰。
現在的習近平是騎虎難下，進退兩難。不反腐就會加速失去民心，結果人人都會是陳勝、吳廣。而反腐會失去官心。總有官員比薄熙來、令計劃勇敢，宮廷政變以至於擁兵造反也會不期而至。中國確實已經病入膏肓了。
經濟下滑影響全局
去年中國經濟增長百分之七點四，錄得自九○年以來最低增速；今年一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也跌破百分之一，是近年來的第一次，表明中國通縮嚴重。雖然當局以「新常態」來解釋這種經濟持續下行的狀況，表麵很淡定，但其實內裏有些緊張，這從近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可見一斑。
這次會議有兩個議題，一是討論國務院擬提請全國兩會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稿，二是審議《關於巡視三十一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情況的專題報告》，輿論大多關注後者，突出政治局對反腐的重視，實際上經濟問題才是政治局會議的重點。
腐敗固然關係到亡黨亡國的大問題，但這是就長期效果而言，而不是說減弱反腐程度，中國馬上就會出問題，腐敗積累到目前嚴重程度，也是有個過程的。可經濟不一樣，經濟增速明顯下降，後果就會立即浮現，對社會影響極大，甚至影響政權穩定。縱觀那些政局動盪的國家，背後莫不是經濟出了問題，多數人生活水平下降或陷入貧困。這當然不是說要把經濟抬高到萬能地步，但無可否認，經濟不行確實會導致很多問題。
中國目前的經濟正處於微妙階段。鑑於長達三十年的高增長積累下來的問題沒有得到有效清理，現在正以一種係統性的狀態爆發出來，海外投行對中國經濟早已從前幾年的樂觀轉向悲觀，甚至預測中國經濟不久會崩潰，雖然他們的預測往往聳人聽聞，但也說明中國經濟形勢確實嚴峻。今次政治局會議強調“必須毫不動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把“穩和進相互促進”作為完成今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和任務的關鍵，說明今年經濟工作的重點是穩經濟增長，換言之，經濟不能下降過快。
紅二代和毛左是習近平的兩大支柱
習近平的兩大支柱紅二代和毛左。紅二代和習有曆史淵源；毛左在貧苦大眾裏有廣泛的同情者，拉攏左派目的不過是向中國社會借力，向貪腐集團引入強大社會壓力。習的策略就是靠這兩者來對抗貪官集團，來挽救共產黨。難怪毛左大V國內的袁庾華、海外的王希哲之輩四處串聯，大談左中右聯手反權力腐敗。
但習近平此舉是飲鴆止渴，玩火自焚，即將發生的大事可能就出在此。紅二代人數很多，但有權有錢的也不外是權貴貪官和奸商，能指望他們支持反腐和回歸共產主義理想嗎？時下正在瘋狂上演的圍繞著民生銀行展開的控製權之爭堪稱一幕年度大戲，背後紅二代、太子黨、權貴集團、民營企業等錯綜複雜的各路勢力令人眼花繚亂，矛盾纏繞交織的政治背景更耐人尋味，是中共無法回避的開年第一難題。安邦的順勢接手，是創業者與守成者的對決。盡管民生銀行與安邦保險均是民營身份，卻雲泥有別：毛曉峰們是白手起來的政治創業者；而安邦多見紅二代與紅三代，（創始人和董事長是鄧小平的外孫女婿吳小暉，安邦的“幕後人”包括開國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曾任上汽總經理的胡茂元、前總理朱鎔基之子朱雲來、曾任中國加入世貿首席談判代表的龍永圖、曾任北京首創集團總經理的劉曉光、中石化前董事長陳同海等人 ）有著根深蒂固的產權意識，它暗示了這一輪政經邏輯。
而毛左“扯著虎皮當大旗”，支持毛澤東是假，反對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是真。
就在最高黨報還在不遺餘力為習近平所提“四個全麵”大規模鋪陳和造勢時，一份推翻現政權聯合宣言書開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流竄於坊間。
2015年2月5日至6日，來自全國13個省、市、自治區的毛派共產主義者，在河南洛陽召開會議。主要議題包括三大項：首先是學習馬列毛主義、特別是學習毛澤東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繼續革命的理論；其次是分析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性質、階級關係、社會問題、社會主要矛盾；最後是分析研究共產主義者當前的鬥爭策略。概而言之，要革命、要完全革命、要徹底革命。
“出身論”與“血統論”鬥爭的繼續
曆史是勝利者寫的。文革最後的勝利者是官僚集團，他們漠視百姓的苦難是很自然的。官僚集團決定改什麽，不改什麽，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權。為了維護官僚集團的利益，他們隻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們雖然全麵否定文革，但對造成文革的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卻全盤繼承。還是那個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文革前那個政治體製：一黨專政，高度集權、權力至上。正是靠這些政治遺產，使得官僚集團（包括他們的後代和親友）成為新的權貴。
一位在中國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麽大約500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500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約5000人的核心體係。他們之間還存在著普遍的通婚聯姻的關係。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並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十幾億中國人民，都成了這個小集團的人質。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處遺”在“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宜粗不宜細”的政策下，成了走過場的運動。如廣西“聯指”罪大惡極的殺人凶手隻判了十人死刑，“聯指”派頭頭隻是判了顏景堂等少數幾個為首的決策人物。而對矛頭向下參與鎮壓造反民眾的軍方劊子手，以及保爹保娘的“血統論”“太子黨”紅衛兵，則網開一麵，在法製和道義層麵上遠沒有徹底清算文革罪孽。
比如中信集團董事長孔丹（其父親孔原是原中央調查部部長；母親許明是前總理周恩來的秘書），就是著名的紅衛兵“西糾”（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組織頭目。文革結束後，孔丹向陳雲去信，希望對紅衛兵區別情況，認真處理，不要把一些好人也列入清理對象。陳雲1984年2月27日批示孔丹的信，大意是：孔丹同誌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應被清理的）“三種人”。並批轉政治局常委，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先念等批示同意。難怪八九“六四”鎮壓後，陳雲會說出那句對太子黨影響深遠的名言“還是自己 的孩子（接班）靠得住，不會挖自己的祖墳”——太子黨（紅二代）成為中國大陸政壇、經濟領域一個異常凸顯的利益集團，他們的權力滲透到中國的各個省以至中央政府，當然也包括軍隊、大型國企。並且嚴重地影響到中國政經走向。
尋根溯源，關於紅二代甚至紅三代在投資銀行界遍地開花，從1998年就已經開始。短短數年間，幾乎所有跨國投資銀行的資本市場部門都被太子黨攻占。據媒體早前披露，從主辦新股上市的部門，快速向各個部門蔓延，如今在直接投資部門、交易部門、私人銀行部門，乃至近年最熱門的私募基金部門，都布滿了來自中央與地方、黨與國企領導人的子女們。美國摩根大通被披露的中共高官“子女”計劃，亦即通過可能不恰當地聘用中共官員的子女來贏得業務。這也是中國經濟學家所謂的裙帶經濟學，是紅二代乃至紅三代與生俱來的無形資產。
遇羅克的銅像上雕刻著這樣一句話: “不是憑自己努力得到的權利, 我們一概不承認˳”
難怪今天的人們仍相當普遍地把人民群眾與太子黨的矛盾比作“出身論”與“血統論”鬥爭的繼續。把“血統論”的推行作為今日太子黨在當年文革中一次流產了的掌權的嚐試。
“不信邪”的說夢者
王岐山新近代表中紀委監察部領導層出席紀檢監察係統老幹部新春團拜會時長達15分鍾的內部講話曝光，可以概括為三個基本點：壓力大、不匹配和不信邪。壓力大在於，“麵對這種形勢和任務，我們冷靜清醒地看到，肯定就是鞭策，而新的形勢和任務，隻能說我們再怎麽努力，要把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完成好，壓力也是非常大。”不匹配在於，在各方的配合下，中紀委現在發現問題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但解決問題、處理問題的能力“遠遠還不匹配”。不信邪在於，有人說一黨執政解決不了腐敗問題，習近平豪言“我們中國共產黨人還就不信這個邪，我們應該有這個自信，就是我們發現了自己的問題，我們自己能夠解決。”
又一個“人定勝天”“中國夢”的說夢者。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專製一定導致腐敗。江山易改，這些人性的規律難移。
若論斬殺貪官數量，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敢認第二，相信無人敢認第一。出身寒微，深知民間百姓疾苦的明太祖對貪官恨之入骨，屢揭駭人聽聞、層出不窮的貪腐案件後，祭出“惡法”《大誥》，並“依法治國”，各級官吏但凡貪汙六十両銀或以上的，一律剝皮，並將貪官人皮掛在官衙的辦公處或旁邊的土地廟，以儆效尤。但結果呢？明代的貪官不但沒有減少，殺之不絕，反而前赴後繼，變本加厲，正中了清代著名小說家李伯元在其著作《活地獄》中的敬句“千裏為官隻為財”。
其實，習近平與王岐山是有見識的人，多年來，亦數度為官一方，分別管治過福建、浙江、海南和北京等地，既然深知道目前無孔不入的貪腐足以亡黨亡國，同時觀乎古今中外，除了寡民小國，未見過靠“自己監督自己”而能成功遏阻貪腐的案例。那麽，中共又憑甚麽例外呢？
英國十九世紀歴史學家阿克頓勳爵曾說過，“權力令人腐敗，絕對的權力令人絕對的腐敗。”負責監督別人的紀委不斷擴權，那麽又由誰來監察他們呢？難道紀委靠的是自我約束？當各級官員的自我監督被證明普遍失效的時候，紀委憑甚麽認為自己就可以有效監督自己呢？
用旨在限製統治者的權力，同時保障民權的法治、讓人民有效監督的民主製度以及新聞自由，是根除腐敗的不二法門，舍此王道而行邪路，不管主事者信不信邪，最終的結果恐怕隻有一個：失敗收場。
以平頭僑居國丹麥為例，媒體象防賊一樣盯著政府。丹麥並不提倡以嚴厲的懲罰手段來遏製腐敗行為，他們主張以事先教育為主。丹麥政府每年會花大量的人力、資金和物力培訓丹麥企業，讓他們對於何為腐敗，以及如何應對腐敗環境有一個清楚的認識。當反腐意識作為一種公共道德深入人心之後，清廉便不再是一種形式手段，而是人心中不可逾越的一條道德底線，對腐敗零容忍紮根於國民心中。源於透明國際發布的“2010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在這份包括180個國家和地區的榜單上，丹麥、新西蘭和新加坡以9.3分並列第一，（中國僅排在78位）成為全球最清廉的國家。
“太子黨的道德檔案存在瑞士銀行”
習近平豪語言猶在耳，國際調查報道記者聯盟（ICIJ）踢爆中國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曾在瑞士匯豐銀行存有248萬美元，並與5個其他銀行賬戶鏈接。這件事激起的反應從微博上可窺一斑。內地官方網站及微博雖屏蔽相關消息，甚至屏蔽對“李小琳”的搜尋，但始終難掩悠悠之口，更讓人關注中共太子黨究竟有多少人在瑞士的銀行開戶，習近平、王岐山的反貪行動有沒有可能從中挖回更多民脂民膏。
李小琳已不是首次捲入斂財醜聞，僅經由內地財經網站公開辟謠的就包括海南博鰲佔地、插手蘇黎世保險入股新華保險等。更引人矚目的是，2012年，李小琳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案給中國人建道德檔案。新華社當時引述李小琳說：“我覺得應該給每個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檔案，以此來約束大家，每個人都要‘知恥’。”
如今看來，李小琳的道德檔案已存在瑞士的銀行，而且這樣做的太子黨絕非隻有她一個。瑞士《晨報》（Le Matin）去年初曾解構瑞信及瑞銀兩大銀行成功打入中國的秘訣，揭示中國太子黨在其中的作用及斂財情況，還點了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兒子溫雲鬆的名。ICIJ去年中也披露至少有五個現任或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親屬持有離岸公司，以操作瑞士的銀行戶口，被點名的領導人包括習近平、胡錦濤、李鵬、溫家寶等。中共如能追查及公布太子黨在瑞士的銀行的“道德檔案”，有關反貪實為權鬥之說自然雲消霧散。
德國《南德意誌報》2013年1月7日刊登文章稱，過去十年裏，以各種手段、經各種渠道從中國非法流入海外的資金達到驚人的3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8.7萬億元);目前全球每兩個黑色美元中就有一個來自中國。文章指出，一些中國富人為了不受經濟損失，在轉移資金手法上“頗具創意”，多通過銀行理財顧問將錢非法轉移至海外。中國大陸非法轉移至海外的18.7萬億元，是官商勾結的怪胎。
“砸鍋論”與30號文件
他們最中意的敵人幾乎總是屬於中國自由派的成員：那些如今陷入圍剿的學者、新聞工作者和維權人士——他們相信，自由民主及其伴生的公民社會和法治理念，為中國提供了前進的最佳道路。
在習近平執政之前日漸式微的毛派，如今還受到了另一份簡稱為“30號文件”的內部指示的鼓舞。文中進一步強調，要警惕受西方影響的新聞獨立觀念、“普世價值”及對毛澤東的批評威脅到黨的生死存亡。
紐約時報》報道，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又發出在高等院校、文化部門封殺自由思想的指示，中共中央為此發出的30號文件迄今仍高度保密。習發布指示的場合、具體內容還未為外界所知，但有跡可循，內地左派及五毛黨自去年11月開始密集圍攻“砸鍋黨”，中國社科院及一些大學、媒體清退自由派人士，相信是為了落實習近平的封殺令 。
2013年4月，中共曾秘密發出9號文件，即外界後來廣傳的“七不講”（大學不要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共曆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2014年下旬，高瑜涉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被捕，有媒體輿論認為，高瑜被捕可能與這份文件被泄漏有關。9號文件洩密，被視為破壞了習近平的開明形象，中共吸取教訓，對30號文件采取更嚴格的保密。
習近平雙向作戰，自陷腹背受敵的險境
在吆喝軍隊“聽黨話、跟黨走”的同時，習近平當局繼續打壓知識分子，對自由派揮舞專政大棒。除了繼續拘捕自由派，近期，又對高校發指示，要求恢複毛澤東時代的“思想政治工作”；點名批判微博名人，指控他們“反黨”、“抹黑中國”。 習近平正在雙向作戰。在黨內，與政敵作戰，以反腐為名；在黨外，對自由派開戰，以捍衛紅色江山為名。或許可以這樣解讀習近平的“兩手抓、兩手硬”：在以反腐為名大搞權力鬥爭的同時，必須鎮壓自由派，一則堵黨內政敵之口，二則在黨內掙表現。
對習近平而言，對付貪官，清洗政敵，原本可以借助民間力量，比如，那些推動依法治國的自由派，最終，以製度轉型，實現中國的清明政治和長治久安；否則，幹脆回到江澤民、胡錦濤的老路：以腐敗為黏合劑，實現全黨大團結，利益共享，利益均沾。然而，對此，習近平卻已無法回頭，畢竟，開弓沒有回頭箭，或曰，騎虎難下。
雙向作戰，原本是兵家大忌，自陷腹背受敵。但，這就是習近平的選擇，自設險境，自作自受。
“毛之不存，黨將焉附”？
2014年10月，中國社科院旗下官方微博“思想火炬”曾披露，習近平針對意識形態問題發出最新指示：“要在重大問題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絕不允許與黨中央唱反調，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要高度重視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打好主動仗，防患於未然。”這段廣為流傳的“砸鍋論”，可能就是來自30號文件。
2012年7月，國內共識網刊登一份由湘潭大學副教授李開盛主持的網上民意調查報告，題為《中國網民的政治與社會認知》。在“基本政治認知”部分，受訪者最不認同的政治人物前五位依次是希特勒（49.41%）、斯大林（46.54%）、金正日（45.54%）、毛澤東（41.84%）和卡紮菲（24.19%）。毛澤東是好還是壞，中國民眾已經做出了明確的回答。
中共竭力保毛，因為“毛之不存，黨將焉附”？但現在不是中共要不要保毛的問題，而是能不能保得住的問題。本來嘛，明明是一個邪惡、荒淫的惡魔，你卻非要奉之為偉大領袖，對他充滿崇敬，那人民就要回過頭來看看你是個什麽東西。
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很多事情如果跳出中共預設的框子，就會覺得很可笑也很可悲。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是世界公認的二十世紀的三大暴君，如果今天德國有那麽多人一本正經地在唱希特勒的讚歌，極力鼓吹回到希特勒的時代去，人們一定認為這些人瘋了，但這樣的事今天竟然就在中國發生著，為什麽？因為中共出於延續自身統治的需要，必須保毛，盡管他們自己也知道毛是個什麽東西，知道他的為人，並深受其害。但中共保毛卻給自己帶來越來越多的麻煩，因為既然你把毛說得那麽好，你今天搞得這麽糟，一些毛左自然就會懷念過去，希望回到過去。這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在德國，希特勒已被徹底否定，今天誰要歌頌希特勒是一種犯罪行為，要去坐牢，所以就沒有這些荒唐事。俄羅斯今天雖然也有一些人懷念蘇共時代，但很少人懷念斯大林，因為斯大林的罪行也已被蘇共徹底揭露，盡人皆知。唯獨中共還要把毛捧在手上，現在就成了它的陷阱。毛澤東以他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來看，早就應該被徹底否定了，但否定了他，中共也就一起被否定了，所以隻有中共覆滅，毛的陰魂才會徹底在中國消散，鄧小平、韋國清之類的屠夫才會真正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這一天已經不遠了。今天大家在討論中國要不要毛澤東思想，但曆史的發展總是出人意料，中共在中國的曆史舞台上還能呆多久，才是更大的問題。
廣西是文革的“特區”
廣西在文革可謂一個特殊例外，正如它的政治定義：自治區，而且還是壯族自治區一樣。再加上文革武鬥如火如荼之時,正是越戰打得熱火朝天之際。柳州是湘桂、黔桂、枝柳鐵路的交通樞紐 ，也是援越軍需物資的集散地。穿越廣西南北的鐵路幹線，就成了“越南的戰略大後方”――中國援越的生命線。韋國清就是要在這個中國抗美援越最重要的時間，在關鍵的區域設局下套，謀劃製造大規模武鬥，然後把“挑起武鬥”、“搶劫援越物資”、“破壞鐵路交通”的罪責，強加在廣西“4·22”身上，從而把他們置之於死地。自1968年春夏之交，當韋國清在全廣西實施軍事剿滅“4·22”方針時，就在南寧、柳州、桂林這“三點一線”的湘桂鐵路線，用挑釁的策略，製造事端激化矛盾，挑起所謂的兩大派“武鬥”的時候，就把這條當時國家的神經——抗美援越的鐵路幹線打斷了，然後乘勢把責任強加在“廣西4·22”頭上，軍人集團實現倒逼毛澤東犧牲造反派的戰略意圖，製造出了一個合他們心意的“七·三布告”，取得了大屠殺的合法性。有鑒於此，毛澤東、江青和中央文革在廣西運動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而被他們扶殖起來的“4.22”等造反派也隻能大受其苦了。從目前可以搜尋到的資料看，若按文革通行分類，廣西是全國唯一一個“造反派”從始至終處於權力打擊下的省區。韋國清是全國地方省級領導中屈指可數（另一個是河南的劉建勳）十年不倒，文革後亦未遭整肅，還出任廣東一把手，後升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晚年終於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
因為在各地保守派被打垮後，造反派陣營合乎“規律”地幾近普遍地發生了分裂，不僅全部成立革委會的城市中的造反派分裂成兩派，而且全國幾乎95％地區的造反派也分成兩派。在許多地區演變為殘酷血腥的武鬥。如四川造反派“八.一五”和“反到底”之間，川大“八.二六”和“紅成”（紅衛兵成都部隊）之間的武鬥就十分慘烈。隻有兩廣和江西的造反派沒有分裂。因為這些地方的保守派依然存在並且強大，如廣西的韋國清（後任廣州軍區政委），廣東的黃永勝（廣州軍區司令，後升任總參謀長）等軍頭至始至終支持當地的保守派，造反派依然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故也依然保持著反抗恢複原有秩序的勢態。
廣西是全國文革的重災區。別處都號稱“十年浩劫”，而廣西則長達十八年文革——蓋因1976年10月“宮廷政變”後，廣西不但沒有撥亂反正，還在堅持兩個“凡是”之外，多一個“凡是”，即凡是韋國清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堅持照辦，以喬曉光為首的區黨委提拔重用“聯指”中惡貫滿盈的“三種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致使廣西冤案如山，冤獄遍地。1981年中央覺察了廣西問題的嚴重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勳、宋任窮等的直接領導下，先後派遣調查組和工作組赴廣西“處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下同）和領導班子問題。果斷地調走了堅持三個“凡是”的人，清理了“文革”中混進中共黨內和各級領導班子的“三種人”，平反了數以萬件的冤假錯案，至此（1984年），廣西長達十八年的文革才宣告結束，比全國晚了八年。從這一點說，廣西可謂是文革中獨一無二的特區。
就目前毛左的組成來說，廣西也是有別全國其他省份的特例。全國的毛派都是當年造反派為主體，唯有廣西以保守派“聯指”為主體。
（四）屠殺元凶 惺惺相惜
按韋國清此人，非等閑之輩。雖多行不義，人神共憤，死後受苦主公開屠殺民眾劣跡之報；但生前多謀善變，堅守“以階級鬥爭為綱”，日以督責羅織為能事，曆經毛、鄧時代始終處於得寵不敗之地。
韋國清出身於壯族的一個小豪強家，早年因為和另一大家發生了糾紛失敗，一怒就上山投奔了當時韋拔群的赤衛隊。在百色起義中客串了個紅七軍排長一職，如按山頭劃分的話也算是小平同誌的老跟班了。
無論是土地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還是解放戰爭時期，韋國清都沒有甚麽特別轟動一時的戰績，實際上自從軍政大學任職時起，韋國清在軍隊中就經常以政工幹部的姿態出現。解放前後韋國清擔任了三野十兵團的政委，和葉飛搭檔，這也成了韋國清被授予上將軍銜的依據。而在紅軍時期，韋國清不過是個團級幹部，因此隻得到了二級八一勳章，這在出身於共黨的上將中並不多見。
全軍覆滅的“金門戰役”
韋的吹鼓手津津樂道的是韋國清作為中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參與指揮的越南“奠邊府戰役”大捷，而對三野十兵團“走麥城”的“金門戰役”絕口不提：1949年10月25日至27日，驕橫的葉飛、韋國清部28軍三個半團九千多人隻帶一天的幹糧登陸金門古寧頭（口出狂言在金門縣城吃中餐），被國軍胡璉的十二兵團三萬之眾圍殲，四千人被俘，五千多人陣亡，全軍覆滅。對此，大陸媒體集體“失語”，與“奠邊府大捷”的大肆渲染判若霄壤。
海島作戰，不是殲滅敵人，就是被敵人殲滅。遭此當頭棒喝，陳毅、葉飛、韋國清等解放軍軍頭，終於不得不承認，胡璉就是這麽一頭凶猛的老虎！在台北圓山忠烈祠所列國軍二十四個大捷中，陸軍占了二十一項，其中的石牌、南麻、古寧頭、八二三大捷，都少不了胡璉。古寧頭大捷，令風雨飄搖的中華民國，總算暫時喘了一口氣。並印證了胡璉重建十二兵團時發下的豪言：“有十二兵團就有台灣，有台灣就有中華民國”。
韋能力平平，政績泛善可陳，可玩起官場上溜須拍馬，察言觀色，見風使舵，黨同伐異，落井下石的手腕，可是圓熟自如，遊刃有餘.比如廬山會議，這韋國清的調門也是炮轟張春橋的，不過等毛主席南巡時主席剛把黃永勝，林彪的名一點，韋國清又檢討上了，之後就是下保證，表決心，總之主席深表滿意，說“你和別人不同，你是上了人家的當。”等林彪粉碎了，韋國清不僅毫發未損，還借了別人粉碎的東風坐上火箭到北京當政治局委員了。這一幹就是三屆，從毛澤東華國鋒直到鄧小平，以後還幹了任當橡皮圖章的人大副委員長，和屆當擺設的政協副主席，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以。
等四人幫也粉碎了，韋國清一開始又沒找對方向，效忠信發到華主席那裏去了，最初不同意小平複出的可有他一個，可等小平複出了最早轉舵的也是這位。到該批華主席的兩個凡是了，這解放軍報可一點沒含糊。
說來說去鄧小平也未必就把韋國清真當個心腹，不過那年月誰想坐穩台麵都要抓軍隊，用人之際，別的事就都睜隻眼閉隻眼了。比如你陳雲推薦了老部下韓先楚到軍委，我有個老部下韋國清頂著總政就算不死心踏地也總比別人放心，我再挖出個劍英的死對頭羅瑞卿當軍委秘書長，你葉帥也隻好激流勇退，剩下個海軍蘇振華不等收始自己先氣死了，汪東興區區少將兵都沒帶過，開個組織會一把拿下，於是大局就盡在小平同誌掌握了。就這樣韋上將就幸運的在政治局裏又繼續革命了一屆。
“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的廣西大屠殺
韋國清主導的廣西大屠殺絕不是什麽“路線鬥爭錯誤”，而是貨真價實的“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
二十世紀反人類暴行，如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斯大林的大清洗，紅色高棉的摧毀城市，米絡舍維奇的種族屠殺，都已得到相當清楚的報告，並受到道德的譴責和正義的懲罰，這主要是受難民族長期追討公道的結果。而中國文革暴行沒有在人權、人道層麵受到清算。文革欠下的道義之債遠遠未被觸及，文革中遇難的普通人的名字和蒙難經過，長期被忽略，掩蓋，甚至基本事實都不能描述清楚，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有可能永遠難以追回。
不可否認，在文革問題上，中共始終遭遇動輒得咎的困境。
１９６８年7、8月，韋國清調動軍隊對廣西“四·二二”進行屠城鎮壓。二十一年後的八九“六四”，行將入木的韋國清，仍不忘表態積極擁護鄧小平的北京屠城,鎮壓八九學運。屠殺元凶，惺惺相惜。以下事例透視了鄧小平的殘暴、奸詐的暴君本質。
鄧小平曾是反右運動的“急先鋒”
鄧小平曾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急先鋒”，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對這次牽連數十萬人的政治運動的結論是：“一九五七年的 反右鬥爭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如今仍有如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等近百位“右派分子”未予平反。
中共建製後，用意識形態加工“敵人”的政治運動，當首推1957年大規模構陷、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這場以黨的名義踐踏憲法，侵犯公民人權的運動，是由中共中央毛主席親自發動，並由鄧總書記親自指揮的。而《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的曆史性文件，鐵證如山的印證了毛鄧共同策劃“引蛇出洞”的陽謀。該 報告是鄧小平在1957年9月23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作的，但此前三天，也就是9月20日由毛澤東親手修改並作了如下批語“即送小平同誌：此件很好。 有若幹小的修改，請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發到到會人手裏。”這個報告的發出，由此在全國“加工”了55萬多個右派分子，製造出20多個中央部、省、 市、自治區一級領導幹部的所謂“右派反黨集團”、“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此外，還繼續在全國範圍內“加工”了30餘萬“反社會 主義分子”和“中右分子”，並由此株連了上百萬這些“壞分子”的家庭和子女。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4117人。這些右派有約六萬人死於反右至文革期間種種迫害之下。
然而，1978年之後，胡耀邦領導平反冤假錯案涉及右派問題時，被視為中共改革派領袖的鄧小平，因為反右運動是他親自指揮的，所以就十分強硬地強 調：“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同誌們可以思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問題是個什麽問題呢？……這個時期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 對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些思潮是不行的。”鄧小平對右派平反大加阻撓，親自為反右運動定性為“正確、必要”，隻是“擴大化了”。
1987年，方勵之等因寫信給當年曾是右派分子的錢偉長，建議召開反右運動30周年討論會，吸取當年反右運動的曆史教訓。但錢偉長竟將方勵之給他的信媚獻 了鄧小平。鄧小平在讚揚了錢偉長之後，將當年有意翻案的右派分子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開除出黨。
沙甸事件就是鄧小平六四鎮壓的預演
鄧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二次複出出任解放軍總參謀長時就主導調部隊血腥鎮壓雲南沙甸回民事件。沙甸事件，亦稱雲南鎮壓暴亂回民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於中國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個舊市雞街公社，沙甸大隊及其附近回族村落的武裝衝突。事件由派係鬥爭引發，並迅速擴大，最終由雲南省請示中央鎮壓，導致逾千人死亡。對於這次武裝事件，官方的說法是：“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官方說法有悖史事，真實的情況是中共高層命令軍隊對此穆斯林割據村莊進行了鎮壓，而這位中共高層正是時任總參謀長的的鄧小平。沙甸事件就是鄧小平六四鎮壓學運的預演。
2011年10月22號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上有一篇題為“鄧小平的遺產”（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鄧小平下令軍隊鎮壓雲南省的一個穆斯林村莊。那次行動導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個兒童。由此可知，14年後的八九“六四”，鄧小平對學生和工人遊行抗議的回應是血腥鎮壓完全合乎他的性格。”（"In 1975 he ordered the army to crack down on a Muslim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an action which resulted in 1,600 deaths including those of 300 children.Deng's response to the student and worker protests 14 years later was hardly out of character."）
七上將上書反對解放軍進城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韋國清在三野時的老搭檔，六四反鎮壓上將葉飛（葉是第三野戰軍十兵團司令，韋是政委）和張愛萍、蕭克、宋時輪、陳再道、楊得誌、李聚奎等七位開國上將上書反對解放軍進城，絕對不能向人民開槍。這七名上將的表態雖然沒有阻止流血事件的發生，但他們“軍隊絕對不能向人民開槍”的理念足以警示後人、名垂青史。
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學生，不僅不要求共產黨下台，而且還禁止任何人喊出這樣的口號，甚至將挑戰暴君的“湖南三君子”押送公安局；理性到不可思議的地步，溫和到難以想象的程度，結果換來的，卻是機槍加坦克的血腥鎮壓。六四開槍，打掉了共產黨革命的曆史合理性，打掉了共產黨執政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礎。人民軍隊的謊言從此完全戳穿。從巴黎公社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也因為六四血案而告終結（隨後的蘇東波事件並非偶然，而是順理成章）。共產黨的烈士鮮血因此全部白流。也許是本能地感覺到了這樣的後果，即便在共產黨內部，也有不少人堅決反對開槍屠城。其實，那些元老權貴未必不明白，這畢竟是在作孽；血案過後，一個個躲得遠遠的，頗有君子遠庖廚的不沾血腥。鄧小平最後獨自一個，出來接見屠城部隊。身高與鎮壓巴黎公社的梯也爾差不多的鄧小平，在由一群政治侏儒組成的元老集團裏，卻鶴立雞群。在政治賭桌上，所謂贏家，有時不過就是敢於擔當的同義詞。
鄧小平接見屠城部隊的亮相，與其說在慶祝勝利，不如說在承擔失敗。不僅是共產黨的失敗，也是鄧小平的失敗：作為人權惡棍的鄧小平，槍殺了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將來的史學家論及這段曆史及其鄧小平，最公允的論斷也隻能如是：他雖然向學生開了槍，畢竟主導了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或者，他雖然主導了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但畢竟屠殺了學生和無辜平民。八九年的鄧小平，以一介屠夫形像，扮演了一個悲劇人物。正如袁世凱一世英名，毀於稱帝鬧劇；鄧小平改革開放，折於六四血案。
另一方麵，當年文革草根造反民眾抗旨造反對當權派的衝擊火力之猛，震撼之烈，使鄧小平心有餘悸，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令鄧對八九學運，杯弓蛇影，反應過度。美國研究文革的著名學者麥克法誇爾（中文雅名馬若德，哈佛大學曆史及政治學講座教授）指出，鄧小平在1989年事件中的思維邏輯和行為邏輯與他的文革親身經驗密切相關，他把學生的抗議看成是當年造反派對當權者發起衝擊的重演，他下令鎮壓學生，出於他恐懼和憎恨造反派的心情。盡管鄧小平把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看成是文革中造反派活動的重演是他的誤判和偏見，但他確實是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決心鎮壓的。據官方媒體報道，6月4日鎮壓之後，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高級軍官的會議上說，參加89年民主運動的人當中，有當年的文革造反派。
共產黨對文革的否定主要是指它在統治中失去了一定的節製，擴大到傷害自己統治的基礎。至於文革裏麵那些製造了無數令人發指的暴行的統治手段，共產黨在以後的統治過程中從來就沒有徹底否定過，它改變過的也隻是技術細節，從來不是原則。在六四之後，它又把它們一件件在高科技的支持下“發揚光大”。
這也可解讀文革後，中共黨內整黨"清查三種人"運動,在廣西隻是法辦了一些罪大惡極的文革既得利益者，清退了一些廣西“聯指”掌權者出黨外。中共慣用的群眾運動變為“運動群眾”，把造反、保守兩派均玩於股掌之中。廣西數十萬群眾和受迫害者家屬上書中央，要求清算韋國清這個雙手沾滿廣西二十餘萬民眾鮮血的元凶劊子手，而韋卻成了政治不倒翁。韋國清不僅豪發未損，還因為他又是鄧小平紅七軍時期的老部下，華國鋒時期他力主鄧小平複出，更是保鄧有功，為鄧小平視為知交，非但被包庇下來，甚至文革後仕途冒升，官拜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在此任上，韋秉承鄧的旨意，百般阻撓粟裕、劉伯承冤案的平反。由此可見鄧的心胸狹隘，小雞肚腸；韋的察言觀色，狗仗人勢）、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1989年6月14日病死於北京（臨死之前“政治賭徒”韋國清還不忘習慣性賭一把——押寶表態支持鄧小平的“六四”鎮壓，真是“生命不息，投機不止”），得以享受所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待遇，壽終正寢，厚葬八寶山，按生前職位排座次，備極哀榮。
對於貌似強大的中共極左勢力我們隻能借用顧炎武在居庸關被破，明朝滅亡時說的一句話：“地非不險，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糧非不足也，國法不行而人心去也”。
冤民及債主都請牢記這句話： 正義通常遲到，但早晚會到！
同理，殺人屠夫鄧小平、韋國清的罪行更不可忘記，不可饒恕，不但不可饒恕，總有一天，人民會清算他們的罪行。
（未完待續）
《觀察》首發
本文節選於小平頭長篇文革密檔揭秘《破解文革柳州驚天大案謎局――“七.三”布告出籠的台前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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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文革大事記》的問題必須澄清 club.kdnet.net/dispbbs.asp
一個是打擊自由派拉攏左派；一個是把反對黨內拉幫結派作為最重要的政策。
一般的規律，共產黨反對拉幫結派，就說明拉幫結派正在迅速進展，而且威脅到最高當局。現在什麽能使分贓不均的官僚們團結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呢？不是所謂的民主派敵對勢力；不是什麽國際反華聯盟；更不是法輪功、基督教等等信仰團體。
那些威脅還太遠。最近的威脅就是要把這些貪官們送進監獄的王岐山，和他的後台習近平。貪官們不會被共產黨忽悠，他們自己就是忽悠別人的高手。共產黨宣稱的敵人都是假目標，真目標就是他們這幫貪官。而且誰也不知道選擇性反腐的黑名單裏沒有誰。
現在的習近平是騎虎難下，進退兩難。不反腐就會加速失去民心，結果人人都會是陳勝、吳廣。而反腐會失去官心。總有官員比薄熙來、令計劃勇敢，宮廷政變以至於擁兵造反也會不期而至。中國確實已經病入膏肓了。
經濟下滑影響全局
去年中國經濟增長百分之七點四，錄得自九○年以來最低增速；今年一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也跌破百分之一，是近年來的第一次，表明中國通縮嚴重。雖然當局以「新常態」來解釋這種經濟持續下行的狀況，表麵很淡定，但其實內裏有些緊張，這從近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可見一斑。
這次會議有兩個議題，一是討論國務院擬提請全國兩會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稿，二是審議《關於巡視三十一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情況的專題報告》，輿論大多關注後者，突出政治局對反腐的重視，實際上經濟問題才是政治局會議的重點。
腐敗固然關係到亡黨亡國的大問題，但這是就長期效果而言，而不是說減弱反腐程度，中國馬上就會出問題，腐敗積累到目前嚴重程度，也是有個過程的。可經濟不一樣，經濟增速明顯下降，後果就會立即浮現，對社會影響極大，甚至影響政權穩定。縱觀那些政局動盪的國家，背後莫不是經濟出了問題，多數人生活水平下降或陷入貧困。這當然不是說要把經濟抬高到萬能地步，但無可否認，經濟不行確實會導致很多問題。
中國目前的經濟正處於微妙階段。鑑於長達三十年的高增長積累下來的問題沒有得到有效清理，現在正以一種係統性的狀態爆發出來，海外投行對中國經濟早已從前幾年的樂觀轉向悲觀，甚至預測中國經濟不久會崩潰，雖然他們的預測往往聳人聽聞，但也說明中國經濟形勢確實嚴峻。今次政治局會議強調“必須毫不動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把“穩和進相互促進”作為完成今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和任務的關鍵，說明今年經濟工作的重點是穩經濟增長，換言之，經濟不能下降過快。
紅二代和毛左是習近平的兩大支柱
習近平的兩大支柱紅二代和毛左。紅二代和習有曆史淵源；毛左在貧苦大眾裏有廣泛的同情者，拉攏左派目的不過是向中國社會借力，向貪腐集團引入強大社會壓力。習的策略就是靠這兩者來對抗貪官集團，來挽救共產黨。難怪毛左大V國內的袁庾華、海外的王希哲之輩四處串聯，大談左中右聯手反權力腐敗。
但習近平此舉是飲鴆止渴，玩火自焚，即將發生的大事可能就出在此。紅二代人數很多，但有權有錢的也不外是權貴貪官和奸商，能指望他們支持反腐和回歸共產主義理想嗎？時下正在瘋狂上演的圍繞著民生銀行展開的控製權之爭堪稱一幕年度大戲，背後紅二代、太子黨、權貴集團、民營企業等錯綜複雜的各路勢力令人眼花繚亂，矛盾纏繞交織的政治背景更耐人尋味，是中共無法回避的開年第一難題。安邦的順勢接手，是創業者與守成者的對決。盡管民生銀行與安邦保險均是民營身份，卻雲泥有別：毛曉峰們是白手起來的政治創業者；而安邦多見紅二代與紅三代，（創始人和董事長是鄧小平的外孫女婿吳小暉，安邦的“幕後人”包括開國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曾任上汽總經理的胡茂元、前總理朱鎔基之子朱雲來、曾任中國加入世貿首席談判代表的龍永圖、曾任北京首創集團總經理的劉曉光、中石化前董事長陳同海等人 ）有著根深蒂固的產權意識，它暗示了這一輪政經邏輯。
而毛左“扯著虎皮當大旗”，支持毛澤東是假，反對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是真。
就在最高黨報還在不遺餘力為習近平所提“四個全麵”大規模鋪陳和造勢時，一份推翻現政權聯合宣言書開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流竄於坊間。
2015年2月5日至6日，來自全國13個省、市、自治區的毛派共產主義者，在河南洛陽召開會議。主要議題包括三大項：首先是學習馬列毛主義、特別是學習毛澤東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繼續革命的理論；其次是分析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性質、階級關係、社會問題、社會主要矛盾；最後是分析研究共產主義者當前的鬥爭策略。概而言之，要革命、要完全革命、要徹底革命。
“出身論”與“血統論”鬥爭的繼續
曆史是勝利者寫的。文革最後的勝利者是官僚集團，他們漠視百姓的苦難是很自然的。官僚集團決定改什麽，不改什麽，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權。為了維護官僚集團的利益，他們隻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們雖然全麵否定文革，但對造成文革的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卻全盤繼承。還是那個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文革前那個政治體製：一黨專政，高度集權、權力至上。正是靠這些政治遺產，使得官僚集團（包括他們的後代和親友）成為新的權貴。
一位在中國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麽大約500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500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約5000人的核心體係。他們之間還存在著普遍的通婚聯姻的關係。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並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十幾億中國人民，都成了這個小集團的人質。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處遺”在“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宜粗不宜細”的政策下，成了走過場的運動。如廣西“聯指”罪大惡極的殺人凶手隻判了十人死刑，“聯指”派頭頭隻是判了顏景堂等少數幾個為首的決策人物。而對矛頭向下參與鎮壓造反民眾的軍方劊子手，以及保爹保娘的“血統論”“太子黨”紅衛兵，則網開一麵，在法製和道義層麵上遠沒有徹底清算文革罪孽。
比如中信集團董事長孔丹（其父親孔原是原中央調查部部長；母親許明是前總理周恩來的秘書），就是著名的紅衛兵“西糾”（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組織頭目。文革結束後，孔丹向陳雲去信，希望對紅衛兵區別情況，認真處理，不要把一些好人也列入清理對象。陳雲1984年2月27日批示孔丹的信，大意是：孔丹同誌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應被清理的）“三種人”。並批轉政治局常委，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先念等批示同意。難怪八九“六四”鎮壓後，陳雲會說出那句對太子黨影響深遠的名言“還是自己 的孩子（接班）靠得住，不會挖自己的祖墳”——太子黨（紅二代）成為中國大陸政壇、經濟領域一個異常凸顯的利益集團，他們的權力滲透到中國的各個省以至中央政府，當然也包括軍隊、大型國企。並且嚴重地影響到中國政經走向。
尋根溯源，關於紅二代甚至紅三代在投資銀行界遍地開花，從1998年就已經開始。短短數年間，幾乎所有跨國投資銀行的資本市場部門都被太子黨攻占。據媒體早前披露，從主辦新股上市的部門，快速向各個部門蔓延，如今在直接投資部門、交易部門、私人銀行部門，乃至近年最熱門的私募基金部門，都布滿了來自中央與地方、黨與國企領導人的子女們。美國摩根大通被披露的中共高官“子女”計劃，亦即通過可能不恰當地聘用中共官員的子女來贏得業務。這也是中國經濟學家所謂的裙帶經濟學，是紅二代乃至紅三代與生俱來的無形資產。
遇羅克的銅像上雕刻著這樣一句話: “不是憑自己努力得到的權利, 我們一概不承認˳”
難怪今天的人們仍相當普遍地把人民群眾與太子黨的矛盾比作“出身論”與“血統論”鬥爭的繼續。把“血統論”的推行作為今日太子黨在當年文革中一次流產了的掌權的嚐試。
“不信邪”的說夢者
王岐山新近代表中紀委監察部領導層出席紀檢監察係統老幹部新春團拜會時長達15分鍾的內部講話曝光，可以概括為三個基本點：壓力大、不匹配和不信邪。壓力大在於，“麵對這種形勢和任務，我們冷靜清醒地看到，肯定就是鞭策，而新的形勢和任務，隻能說我們再怎麽努力，要把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完成好，壓力也是非常大。”不匹配在於，在各方的配合下，中紀委現在發現問題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但解決問題、處理問題的能力“遠遠還不匹配”。不信邪在於，有人說一黨執政解決不了腐敗問題，習近平豪言“我們中國共產黨人還就不信這個邪，我們應該有這個自信，就是我們發現了自己的問題，我們自己能夠解決。”
又一個“人定勝天”“中國夢”的說夢者。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專製一定導致腐敗。江山易改，這些人性的規律難移。
若論斬殺貪官數量，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敢認第二，相信無人敢認第一。出身寒微，深知民間百姓疾苦的明太祖對貪官恨之入骨，屢揭駭人聽聞、層出不窮的貪腐案件後，祭出“惡法”《大誥》，並“依法治國”，各級官吏但凡貪汙六十両銀或以上的，一律剝皮，並將貪官人皮掛在官衙的辦公處或旁邊的土地廟，以儆效尤。但結果呢？明代的貪官不但沒有減少，殺之不絕，反而前赴後繼，變本加厲，正中了清代著名小說家李伯元在其著作《活地獄》中的敬句“千裏為官隻為財”。
其實，習近平與王岐山是有見識的人，多年來，亦數度為官一方，分別管治過福建、浙江、海南和北京等地，既然深知道目前無孔不入的貪腐足以亡黨亡國，同時觀乎古今中外，除了寡民小國，未見過靠“自己監督自己”而能成功遏阻貪腐的案例。那麽，中共又憑甚麽例外呢？
英國十九世紀歴史學家阿克頓勳爵曾說過，“權力令人腐敗，絕對的權力令人絕對的腐敗。”負責監督別人的紀委不斷擴權，那麽又由誰來監察他們呢？難道紀委靠的是自我約束？當各級官員的自我監督被證明普遍失效的時候，紀委憑甚麽認為自己就可以有效監督自己呢？
用旨在限製統治者的權力，同時保障民權的法治、讓人民有效監督的民主製度以及新聞自由，是根除腐敗的不二法門，舍此王道而行邪路，不管主事者信不信邪，最終的結果恐怕隻有一個：失敗收場。
以平頭僑居國丹麥為例，媒體象防賊一樣盯著政府。丹麥並不提倡以嚴厲的懲罰手段來遏製腐敗行為，他們主張以事先教育為主。丹麥政府每年會花大量的人力、資金和物力培訓丹麥企業，讓他們對於何為腐敗，以及如何應對腐敗環境有一個清楚的認識。當反腐意識作為一種公共道德深入人心之後，清廉便不再是一種形式手段，而是人心中不可逾越的一條道德底線，對腐敗零容忍紮根於國民心中。源於透明國際發布的“2010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在這份包括180個國家和地區的榜單上，丹麥、新西蘭和新加坡以9.3分並列第一，（中國僅排在78位）成為全球最清廉的國家。
“太子黨的道德檔案存在瑞士銀行”
習近平豪語言猶在耳，國際調查報道記者聯盟（ICIJ）踢爆中國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曾在瑞士匯豐銀行存有248萬美元，並與5個其他銀行賬戶鏈接。這件事激起的反應從微博上可窺一斑。內地官方網站及微博雖屏蔽相關消息，甚至屏蔽對“李小琳”的搜尋，但始終難掩悠悠之口，更讓人關注中共太子黨究竟有多少人在瑞士的銀行開戶，習近平、王岐山的反貪行動有沒有可能從中挖回更多民脂民膏。
李小琳已不是首次捲入斂財醜聞，僅經由內地財經網站公開辟謠的就包括海南博鰲佔地、插手蘇黎世保險入股新華保險等。更引人矚目的是，2012年，李小琳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案給中國人建道德檔案。新華社當時引述李小琳說：“我覺得應該給每個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檔案，以此來約束大家，每個人都要‘知恥’。”
如今看來，李小琳的道德檔案已存在瑞士的銀行，而且這樣做的太子黨絕非隻有她一個。瑞士《晨報》（Le Matin）去年初曾解構瑞信及瑞銀兩大銀行成功打入中國的秘訣，揭示中國太子黨在其中的作用及斂財情況，還點了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兒子溫雲鬆的名。ICIJ去年中也披露至少有五個現任或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親屬持有離岸公司，以操作瑞士的銀行戶口，被點名的領導人包括習近平、胡錦濤、李鵬、溫家寶等。中共如能追查及公布太子黨在瑞士的銀行的“道德檔案”，有關反貪實為權鬥之說自然雲消霧散。
德國《南德意誌報》2013年1月7日刊登文章稱，過去十年裏，以各種手段、經各種渠道從中國非法流入海外的資金達到驚人的3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8.7萬億元);目前全球每兩個黑色美元中就有一個來自中國。文章指出，一些中國富人為了不受經濟損失，在轉移資金手法上“頗具創意”，多通過銀行理財顧問將錢非法轉移至海外。中國大陸非法轉移至海外的18.7萬億元，是官商勾結的怪胎。
“砸鍋論”與30號文件
他們最中意的敵人幾乎總是屬於中國自由派的成員：那些如今陷入圍剿的學者、新聞工作者和維權人士——他們相信，自由民主及其伴生的公民社會和法治理念，為中國提供了前進的最佳道路。
在習近平執政之前日漸式微的毛派，如今還受到了另一份簡稱為“30號文件”的內部指示的鼓舞。文中進一步強調，要警惕受西方影響的新聞獨立觀念、“普世價值”及對毛澤東的批評威脅到黨的生死存亡。
紐約時報》報道，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又發出在高等院校、文化部門封殺自由思想的指示，中共中央為此發出的30號文件迄今仍高度保密。習發布指示的場合、具體內容還未為外界所知，但有跡可循，內地左派及五毛黨自去年11月開始密集圍攻“砸鍋黨”，中國社科院及一些大學、媒體清退自由派人士，相信是為了落實習近平的封殺令 。
2013年4月，中共曾秘密發出9號文件，即外界後來廣傳的“七不講”（大學不要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共曆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2014年下旬，高瑜涉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被捕，有媒體輿論認為，高瑜被捕可能與這份文件被泄漏有關。9號文件洩密，被視為破壞了習近平的開明形象，中共吸取教訓，對30號文件采取更嚴格的保密。
習近平雙向作戰，自陷腹背受敵的險境
在吆喝軍隊“聽黨話、跟黨走”的同時，習近平當局繼續打壓知識分子，對自由派揮舞專政大棒。除了繼續拘捕自由派，近期，又對高校發指示，要求恢複毛澤東時代的“思想政治工作”；點名批判微博名人，指控他們“反黨”、“抹黑中國”。 習近平正在雙向作戰。在黨內，與政敵作戰，以反腐為名；在黨外，對自由派開戰，以捍衛紅色江山為名。或許可以這樣解讀習近平的“兩手抓、兩手硬”：在以反腐為名大搞權力鬥爭的同時，必須鎮壓自由派，一則堵黨內政敵之口，二則在黨內掙表現。
對習近平而言，對付貪官，清洗政敵，原本可以借助民間力量，比如，那些推動依法治國的自由派，最終，以製度轉型，實現中國的清明政治和長治久安；否則，幹脆回到江澤民、胡錦濤的老路：以腐敗為黏合劑，實現全黨大團結，利益共享，利益均沾。然而，對此，習近平卻已無法回頭，畢竟，開弓沒有回頭箭，或曰，騎虎難下。
雙向作戰，原本是兵家大忌，自陷腹背受敵。但，這就是習近平的選擇，自設險境，自作自受。
“毛之不存，黨將焉附”？
2014年10月，中國社科院旗下官方微博“思想火炬”曾披露，習近平針對意識形態問題發出最新指示：“要在重大問題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絕不允許與黨中央唱反調，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要高度重視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打好主動仗，防患於未然。”這段廣為流傳的“砸鍋論”，可能就是來自30號文件。
2012年7月，國內共識網刊登一份由湘潭大學副教授李開盛主持的網上民意調查報告，題為《中國網民的政治與社會認知》。在“基本政治認知”部分，受訪者最不認同的政治人物前五位依次是希特勒（49.41%）、斯大林（46.54%）、金正日（45.54%）、毛澤東（41.84%）和卡紮菲（24.19%）。毛澤東是好還是壞，中國民眾已經做出了明確的回答。
中共竭力保毛，因為“毛之不存，黨將焉附”？但現在不是中共要不要保毛的問題，而是能不能保得住的問題。本來嘛，明明是一個邪惡、荒淫的惡魔，你卻非要奉之為偉大領袖，對他充滿崇敬，那人民就要回過頭來看看你是個什麽東西。
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很多事情如果跳出中共預設的框子，就會覺得很可笑也很可悲。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是世界公認的二十世紀的三大暴君，如果今天德國有那麽多人一本正經地在唱希特勒的讚歌，極力鼓吹回到希特勒的時代去，人們一定認為這些人瘋了，但這樣的事今天竟然就在中國發生著，為什麽？因為中共出於延續自身統治的需要，必須保毛，盡管他們自己也知道毛是個什麽東西，知道他的為人，並深受其害。但中共保毛卻給自己帶來越來越多的麻煩，因為既然你把毛說得那麽好，你今天搞得這麽糟，一些毛左自然就會懷念過去，希望回到過去。這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在德國，希特勒已被徹底否定，今天誰要歌頌希特勒是一種犯罪行為，要去坐牢，所以就沒有這些荒唐事。俄羅斯今天雖然也有一些人懷念蘇共時代，但很少人懷念斯大林，因為斯大林的罪行也已被蘇共徹底揭露，盡人皆知。唯獨中共還要把毛捧在手上，現在就成了它的陷阱。毛澤東以他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來看，早就應該被徹底否定了，但否定了他，中共也就一起被否定了，所以隻有中共覆滅，毛的陰魂才會徹底在中國消散，鄧小平、韋國清之類的屠夫才會真正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這一天已經不遠了。今天大家在討論中國要不要毛澤東思想，但曆史的發展總是出人意料，中共在中國的曆史舞台上還能呆多久，才是更大的問題。
廣西是文革的“特區”
廣西在文革可謂一個特殊例外，正如它的政治定義：自治區，而且還是壯族自治區一樣。再加上文革武鬥如火如荼之時,正是越戰打得熱火朝天之際。柳州是湘桂、黔桂、枝柳鐵路的交通樞紐 ，也是援越軍需物資的集散地。穿越廣西南北的鐵路幹線，就成了“越南的戰略大後方”――中國援越的生命線。韋國清就是要在這個中國抗美援越最重要的時間，在關鍵的區域設局下套，謀劃製造大規模武鬥，然後把“挑起武鬥”、“搶劫援越物資”、“破壞鐵路交通”的罪責，強加在廣西“4·22”身上，從而把他們置之於死地。自1968年春夏之交，當韋國清在全廣西實施軍事剿滅“4·22”方針時，就在南寧、柳州、桂林這“三點一線”的湘桂鐵路線，用挑釁的策略，製造事端激化矛盾，挑起所謂的兩大派“武鬥”的時候，就把這條當時國家的神經——抗美援越的鐵路幹線打斷了，然後乘勢把責任強加在“廣西4·22”頭上，軍人集團實現倒逼毛澤東犧牲造反派的戰略意圖，製造出了一個合他們心意的“七·三布告”，取得了大屠殺的合法性。有鑒於此，毛澤東、江青和中央文革在廣西運動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而被他們扶殖起來的“4.22”等造反派也隻能大受其苦了。從目前可以搜尋到的資料看，若按文革通行分類，廣西是全國唯一一個“造反派”從始至終處於權力打擊下的省區。韋國清是全國地方省級領導中屈指可數（另一個是河南的劉建勳）十年不倒，文革後亦未遭整肅，還出任廣東一把手，後升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晚年終於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
因為在各地保守派被打垮後，造反派陣營合乎“規律”地幾近普遍地發生了分裂，不僅全部成立革委會的城市中的造反派分裂成兩派，而且全國幾乎95％地區的造反派也分成兩派。在許多地區演變為殘酷血腥的武鬥。如四川造反派“八.一五”和“反到底”之間，川大“八.二六”和“紅成”（紅衛兵成都部隊）之間的武鬥就十分慘烈。隻有兩廣和江西的造反派沒有分裂。因為這些地方的保守派依然存在並且強大，如廣西的韋國清（後任廣州軍區政委），廣東的黃永勝（廣州軍區司令，後升任總參謀長）等軍頭至始至終支持當地的保守派，造反派依然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故也依然保持著反抗恢複原有秩序的勢態。
廣西是全國文革的重災區。別處都號稱“十年浩劫”，而廣西則長達十八年文革——蓋因1976年10月“宮廷政變”後，廣西不但沒有撥亂反正，還在堅持兩個“凡是”之外，多一個“凡是”，即凡是韋國清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堅持照辦，以喬曉光為首的區黨委提拔重用“聯指”中惡貫滿盈的“三種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致使廣西冤案如山，冤獄遍地。1981年中央覺察了廣西問題的嚴重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勳、宋任窮等的直接領導下，先後派遣調查組和工作組赴廣西“處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下同）和領導班子問題。果斷地調走了堅持三個“凡是”的人，清理了“文革”中混進中共黨內和各級領導班子的“三種人”，平反了數以萬件的冤假錯案，至此（1984年），廣西長達十八年的文革才宣告結束，比全國晚了八年。從這一點說，廣西可謂是文革中獨一無二的特區。
就目前毛左的組成來說，廣西也是有別全國其他省份的特例。全國的毛派都是當年造反派為主體，唯有廣西以保守派“聯指”為主體。
（四）屠殺元凶 惺惺相惜
按韋國清此人，非等閑之輩。雖多行不義，人神共憤，死後受苦主公開屠殺民眾劣跡之報；但生前多謀善變，堅守“以階級鬥爭為綱”，日以督責羅織為能事，曆經毛、鄧時代始終處於得寵不敗之地。
韋國清出身於壯族的一個小豪強家，早年因為和另一大家發生了糾紛失敗，一怒就上山投奔了當時韋拔群的赤衛隊。在百色起義中客串了個紅七軍排長一職，如按山頭劃分的話也算是小平同誌的老跟班了。
無論是土地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還是解放戰爭時期，韋國清都沒有甚麽特別轟動一時的戰績，實際上自從軍政大學任職時起，韋國清在軍隊中就經常以政工幹部的姿態出現。解放前後韋國清擔任了三野十兵團的政委，和葉飛搭檔，這也成了韋國清被授予上將軍銜的依據。而在紅軍時期，韋國清不過是個團級幹部，因此隻得到了二級八一勳章，這在出身於共黨的上將中並不多見。
全軍覆滅的“金門戰役”
韋的吹鼓手津津樂道的是韋國清作為中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參與指揮的越南“奠邊府戰役”大捷，而對三野十兵團“走麥城”的“金門戰役”絕口不提：1949年10月25日至27日，驕橫的葉飛、韋國清部28軍三個半團九千多人隻帶一天的幹糧登陸金門古寧頭（口出狂言在金門縣城吃中餐），被國軍胡璉的十二兵團三萬之眾圍殲，四千人被俘，五千多人陣亡，全軍覆滅。對此，大陸媒體集體“失語”，與“奠邊府大捷”的大肆渲染判若霄壤。
海島作戰，不是殲滅敵人，就是被敵人殲滅。遭此當頭棒喝，陳毅、葉飛、韋國清等解放軍軍頭，終於不得不承認，胡璉就是這麽一頭凶猛的老虎！在台北圓山忠烈祠所列國軍二十四個大捷中，陸軍占了二十一項，其中的石牌、南麻、古寧頭、八二三大捷，都少不了胡璉。古寧頭大捷，令風雨飄搖的中華民國，總算暫時喘了一口氣。並印證了胡璉重建十二兵團時發下的豪言：“有十二兵團就有台灣，有台灣就有中華民國”。
韋能力平平，政績泛善可陳，可玩起官場上溜須拍馬，察言觀色，見風使舵，黨同伐異，落井下石的手腕，可是圓熟自如，遊刃有餘.比如廬山會議，這韋國清的調門也是炮轟張春橋的，不過等毛主席南巡時主席剛把黃永勝，林彪的名一點，韋國清又檢討上了，之後就是下保證，表決心，總之主席深表滿意，說“你和別人不同，你是上了人家的當。”等林彪粉碎了，韋國清不僅毫發未損，還借了別人粉碎的東風坐上火箭到北京當政治局委員了。這一幹就是三屆，從毛澤東華國鋒直到鄧小平，以後還幹了任當橡皮圖章的人大副委員長，和屆當擺設的政協副主席，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以。
等四人幫也粉碎了，韋國清一開始又沒找對方向，效忠信發到華主席那裏去了，最初不同意小平複出的可有他一個，可等小平複出了最早轉舵的也是這位。到該批華主席的兩個凡是了，這解放軍報可一點沒含糊。
說來說去鄧小平也未必就把韋國清真當個心腹，不過那年月誰想坐穩台麵都要抓軍隊，用人之際，別的事就都睜隻眼閉隻眼了。比如你陳雲推薦了老部下韓先楚到軍委，我有個老部下韋國清頂著總政就算不死心踏地也總比別人放心，我再挖出個劍英的死對頭羅瑞卿當軍委秘書長，你葉帥也隻好激流勇退，剩下個海軍蘇振華不等收始自己先氣死了，汪東興區區少將兵都沒帶過，開個組織會一把拿下，於是大局就盡在小平同誌掌握了。就這樣韋上將就幸運的在政治局裏又繼續革命了一屆。
“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的廣西大屠殺
韋國清主導的廣西大屠殺絕不是什麽“路線鬥爭錯誤”，而是貨真價實的“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
二十世紀反人類暴行，如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斯大林的大清洗，紅色高棉的摧毀城市，米絡舍維奇的種族屠殺，都已得到相當清楚的報告，並受到道德的譴責和正義的懲罰，這主要是受難民族長期追討公道的結果。而中國文革暴行沒有在人權、人道層麵受到清算。文革欠下的道義之債遠遠未被觸及，文革中遇難的普通人的名字和蒙難經過，長期被忽略，掩蓋，甚至基本事實都不能描述清楚，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有可能永遠難以追回。
不可否認，在文革問題上，中共始終遭遇動輒得咎的困境。
１９６８年7、8月，韋國清調動軍隊對廣西“四·二二”進行屠城鎮壓。二十一年後的八九“六四”，行將入木的韋國清，仍不忘表態積極擁護鄧小平的北京屠城,鎮壓八九學運。屠殺元凶，惺惺相惜。以下事例透視了鄧小平的殘暴、奸詐的暴君本質。
鄧小平曾是反右運動的“急先鋒”
鄧小平曾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急先鋒”，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對這次牽連數十萬人的政治運動的結論是：“一九五七年的 反右鬥爭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如今仍有如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等近百位“右派分子”未予平反。
中共建製後，用意識形態加工“敵人”的政治運動，當首推1957年大規模構陷、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這場以黨的名義踐踏憲法，侵犯公民人權的運動，是由中共中央毛主席親自發動，並由鄧總書記親自指揮的。而《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的曆史性文件，鐵證如山的印證了毛鄧共同策劃“引蛇出洞”的陽謀。該 報告是鄧小平在1957年9月23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作的，但此前三天，也就是9月20日由毛澤東親手修改並作了如下批語“即送小平同誌：此件很好。 有若幹小的修改，請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發到到會人手裏。”這個報告的發出，由此在全國“加工”了55萬多個右派分子，製造出20多個中央部、省、 市、自治區一級領導幹部的所謂“右派反黨集團”、“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此外，還繼續在全國範圍內“加工”了30餘萬“反社會 主義分子”和“中右分子”，並由此株連了上百萬這些“壞分子”的家庭和子女。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4117人。這些右派有約六萬人死於反右至文革期間種種迫害之下。
然而，1978年之後，胡耀邦領導平反冤假錯案涉及右派問題時，被視為中共改革派領袖的鄧小平，因為反右運動是他親自指揮的，所以就十分強硬地強 調：“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同誌們可以思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問題是個什麽問題呢？……這個時期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 對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些思潮是不行的。”鄧小平對右派平反大加阻撓，親自為反右運動定性為“正確、必要”，隻是“擴大化了”。
1987年，方勵之等因寫信給當年曾是右派分子的錢偉長，建議召開反右運動30周年討論會，吸取當年反右運動的曆史教訓。但錢偉長竟將方勵之給他的信媚獻 了鄧小平。鄧小平在讚揚了錢偉長之後，將當年有意翻案的右派分子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開除出黨。
沙甸事件就是鄧小平六四鎮壓的預演
鄧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二次複出出任解放軍總參謀長時就主導調部隊血腥鎮壓雲南沙甸回民事件。沙甸事件，亦稱雲南鎮壓暴亂回民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於中國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個舊市雞街公社，沙甸大隊及其附近回族村落的武裝衝突。事件由派係鬥爭引發，並迅速擴大，最終由雲南省請示中央鎮壓，導致逾千人死亡。對於這次武裝事件，官方的說法是：“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官方說法有悖史事，真實的情況是中共高層命令軍隊對此穆斯林割據村莊進行了鎮壓，而這位中共高層正是時任總參謀長的的鄧小平。沙甸事件就是鄧小平六四鎮壓學運的預演。
2011年10月22號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上有一篇題為“鄧小平的遺產”（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鄧小平下令軍隊鎮壓雲南省的一個穆斯林村莊。那次行動導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個兒童。由此可知，14年後的八九“六四”，鄧小平對學生和工人遊行抗議的回應是血腥鎮壓完全合乎他的性格。”（"In 1975 he ordered the army to crack down on a Muslim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an action which resulted in 1,600 deaths including those of 300 children.Deng's response to the student and worker protests 14 years later was hardly out of character."）
七上將上書反對解放軍進城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韋國清在三野時的老搭檔，六四反鎮壓上將葉飛（葉是第三野戰軍十兵團司令，韋是政委）和張愛萍、蕭克、宋時輪、陳再道、楊得誌、李聚奎等七位開國上將上書反對解放軍進城，絕對不能向人民開槍。這七名上將的表態雖然沒有阻止流血事件的發生，但他們“軍隊絕對不能向人民開槍”的理念足以警示後人、名垂青史。
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學生，不僅不要求共產黨下台，而且還禁止任何人喊出這樣的口號，甚至將挑戰暴君的“湖南三君子”押送公安局；理性到不可思議的地步，溫和到難以想象的程度，結果換來的，卻是機槍加坦克的血腥鎮壓。六四開槍，打掉了共產黨革命的曆史合理性，打掉了共產黨執政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礎。人民軍隊的謊言從此完全戳穿。從巴黎公社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也因為六四血案而告終結（隨後的蘇東波事件並非偶然，而是順理成章）。共產黨的烈士鮮血因此全部白流。也許是本能地感覺到了這樣的後果，即便在共產黨內部，也有不少人堅決反對開槍屠城。其實，那些元老權貴未必不明白，這畢竟是在作孽；血案過後，一個個躲得遠遠的，頗有君子遠庖廚的不沾血腥。鄧小平最後獨自一個，出來接見屠城部隊。身高與鎮壓巴黎公社的梯也爾差不多的鄧小平，在由一群政治侏儒組成的元老集團裏，卻鶴立雞群。在政治賭桌上，所謂贏家，有時不過就是敢於擔當的同義詞。
鄧小平接見屠城部隊的亮相，與其說在慶祝勝利，不如說在承擔失敗。不僅是共產黨的失敗，也是鄧小平的失敗：作為人權惡棍的鄧小平，槍殺了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將來的史學家論及這段曆史及其鄧小平，最公允的論斷也隻能如是：他雖然向學生開了槍，畢竟主導了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或者，他雖然主導了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但畢竟屠殺了學生和無辜平民。八九年的鄧小平，以一介屠夫形像，扮演了一個悲劇人物。正如袁世凱一世英名，毀於稱帝鬧劇；鄧小平改革開放，折於六四血案。
另一方麵，當年文革草根造反民眾抗旨造反對當權派的衝擊火力之猛，震撼之烈，使鄧小平心有餘悸，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令鄧對八九學運，杯弓蛇影，反應過度。美國研究文革的著名學者麥克法誇爾（中文雅名馬若德，哈佛大學曆史及政治學講座教授）指出，鄧小平在1989年事件中的思維邏輯和行為邏輯與他的文革親身經驗密切相關，他把學生的抗議看成是當年造反派對當權者發起衝擊的重演，他下令鎮壓學生，出於他恐懼和憎恨造反派的心情。盡管鄧小平把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看成是文革中造反派活動的重演是他的誤判和偏見，但他確實是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決心鎮壓的。據官方媒體報道，6月4日鎮壓之後，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高級軍官的會議上說，參加89年民主運動的人當中，有當年的文革造反派。
共產黨對文革的否定主要是指它在統治中失去了一定的節製，擴大到傷害自己統治的基礎。至於文革裏麵那些製造了無數令人發指的暴行的統治手段，共產黨在以後的統治過程中從來就沒有徹底否定過，它改變過的也隻是技術細節，從來不是原則。在六四之後，它又把它們一件件在高科技的支持下“發揚光大”。
這也可解讀文革後，中共黨內整黨"清查三種人"運動,在廣西隻是法辦了一些罪大惡極的文革既得利益者，清退了一些廣西“聯指”掌權者出黨外。中共慣用的群眾運動變為“運動群眾”，把造反、保守兩派均玩於股掌之中。廣西數十萬群眾和受迫害者家屬上書中央，要求清算韋國清這個雙手沾滿廣西二十餘萬民眾鮮血的元凶劊子手，而韋卻成了政治不倒翁。韋國清不僅豪發未損，還因為他又是鄧小平紅七軍時期的老部下，華國鋒時期他力主鄧小平複出，更是保鄧有功，為鄧小平視為知交，非但被包庇下來，甚至文革後仕途冒升，官拜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在此任上，韋秉承鄧的旨意，百般阻撓粟裕、劉伯承冤案的平反。由此可見鄧的心胸狹隘，小雞肚腸；韋的察言觀色，狗仗人勢）、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1989年6月14日病死於北京（臨死之前“政治賭徒”韋國清還不忘習慣性賭一把——押寶表態支持鄧小平的“六四”鎮壓，真是“生命不息，投機不止”），得以享受所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待遇，壽終正寢，厚葬八寶山，按生前職位排座次，備極哀榮。
對於貌似強大的中共極左勢力我們隻能借用顧炎武在居庸關被破，明朝滅亡時說的一句話：“地非不險，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糧非不足也，國法不行而人心去也”。
冤民及債主都請牢記這句話： 正義通常遲到，但早晚會到！
同理，殺人屠夫鄧小平、韋國清的罪行更不可忘記，不可饒恕，不但不可饒恕，總有一天，人民會清算他們的罪行。
（未完待續）
《觀察》首發
本文節選於小平頭長篇文革密檔揭秘《破解文革柳州驚天大案謎局――“七.三”布告出籠的台前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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