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下過鄉的人，下鄉的年份不同，經曆感受也不一樣。到單位定點的農村下鄉，能感到有人惦記，與城裏還有那麽一絲聯係。
秋收結束了，發動機廠派車來接孩子們回家休息。每年一共接三次：麥收後、秋收後、春節。
要回家啦！要進城啦！汽車下午才來，大家早上起來就換好了幹淨衣服做準備，像要過節一樣。
像農村人給城裏親戚帶農產品作禮物一樣，青年點也給大家預備了山藥(紅薯·地瓜)。青年點的管理員(兼炊事員)把各隊分來的山藥湊在一起，每人分給10斤，當然要掏飯票買。上午大家興奮地圍著山藥堆稱的、挑的、逗嘴的……。
“明生、你傻不傻，挑那麽大的不好煮熟喲”，秋芳罵一個男生。
“你懂麽！大的小的，吃的時候都扔兩個頭兒，塊大的，扔的少”，明生慢條斯理地說著，繼續從山藥堆裏挑畸形的大塊頭兒往自己的口袋裏放。那時聽來的傻小子的怪理論，竟成了我後來挑選瓜果的唯一標準。
五十多人坐在卡車上，滿嘴吃著風帶起的灰塵還不停地說著、笑著。看著自己褪了色的衣服，肩挨著肩擠坐在兩旁的夥伴，竟產生了一股自豪感：我熬過了最艱苦的階段，融入了一個新集體。
10月的天早晚已經顯涼，天也短了，卡車到市裏時天色已暗，中山路（石家莊的繁華街道）兩旁的商店已經點燈了。如果用“華燈初照”來形容當時中山路的景色，會有人站出來罵我浮誇，詞藻貧乏。可是對於在煤油燈下生活過來的人來說，那燈光實在耀眼。
飴房齋(回民小吃店)的糖蜜果 (油炸點心)表麵塗的那層蜜在燈光下泛著亮，看到櫥窗裏擺著的各種油炸甜點，嗓子眼裏好像要伸出手來似的，突然理解了爸為什麽一到雨天就進城去吃甜食了。我跑回家找媽要了糧票二話沒說又跑了出來。看我那麽迫切、那麽專注地咬著糖蜜果，媽很驚訝，因為我從小不喜歡吃甜食。
一個三口人都在家的下午，姐的好友欣來了。進來後到裏屋跟媽和姐小聲說了點什麽便匆匆地走了。媽和姐互相對視，互相用懷疑的語氣說“是真的嗎？”，姐又說“欣的消息不會錯”。
出了什麽事？好像不是家裏的事。
媽猶豫了一下才對我說：葉劍英帶人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給逮起來了。
那時還沒用“四人幫”這麽簡便的詞。文革10年間，最顯赫最碰不得的4個人居然會……，敢保證從小道聽到這個消息的人，起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都會反問一句“真的嗎？”
欣的姐姐嫁給了軍人一家，那裏出來的消息不會有錯，欣也不是愛傳無聊閑話的人。中央的消息總是軍人幹部的順序傳下來，開頭總是對老百姓封鎖，越是這樣越讓人們積極傳遞並喜歡探聽小道消息。
十年來隨著這四個人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躍，自由的空氣越發稀薄，生活越發艱苦。不合常理人理的事情，到了他們那裏就變成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不容懷疑的社會主義理論，共產主義理想。它毀滅了多少有價值的東西，讓中國人受了多少罪。四個人下台了，他們那套荒謬也會跟著被埋葬，真理、自由也就不遠了。
三個人楞了一會兒後突然抱在一起高興得蹦了起來：“哇、這回好了”、“終於完了”、“可盼到頭兒了”。這場景突然讓我想起1967年我家從保定農村返回石家莊後終於拿到了戶口時的情景，那時也是這樣母女三人抱在一起高興過。(見第一章(11)垃圾)
毛主席語錄中有一條叫作“人民大眾高興之日，必是反動派難受之時”，我那麽高興，我算“人民”還是“反動派”，我不知道。消息公布後，不管是“人民”還是“反動派”，不管是“紅”還是“黑”都由衷地高興，由衷地慶祝。都感到曆史正翻過沉重的一頁，都期待翻開自由富裕的一頁。
1976年10月的時候，還沒有人懷疑過“按既定方針辦”的可靠性，也沒有人想過“既定方針”的內容。新中國的政治史是階級鬥爭史、繼續革命史。隻要領導人不變，體製不變，以往的作法就是“既定方針”。
秋假過後，正忙著種冬麥的時候，公社召開公審大會，全公社的社員停工參加大會。南寺莊村是公社的所在地，會場就設在村頭的一塊窪地。大平原上不知為什麽會有這麽個大坑，也許是當初蓋房子的時候人們從這裏取土造成的吧。這個大坑自然成了村裏集會的地方，村子沒有集市，大坑的集會作用也隻有夜間放露天電影時才顯現出來。
大坑裏以往架電影屏幕的地方支起了木台子，台子的寬度和長度足夠上演京劇武打。要是看電影，人們早早就搬來凳子占最中間的地方了，開公審大會，人們連往坑裏走都不走，隨便占在坑邊上，女社員們手裏作著針線活，嘴裏嘰咕嘰咕地說個不停，說是全公社參加的大會卻看不到別的村子來人。知青們也是三三兩兩地站在坑邊的高地閑聊。
大會開始了，主持人念一個名字押上來一個犯人，每個犯人都是被兩個身強力壯的男子倒背著胳膊押上來的，上台後是典型的“噴氣式”姿勢。先是鄰村的，後是我們村的，最後一個居然是6隊的六十多歲的老人，押著犯人左胳膊的居然是秋芳。秋芳用典型的紅衛兵姿勢一腳前，一腳後地叉開站著，兩手用力推著老人，上台走得太快用力過猛，老人打了個趔趄。
台上一共站了10個犯人，除了第二個犯人是女性以外，秋芳是台上唯一的女人，也是唯一的知青。“秋芳，你被利用了”，我心裏說著，替她痛心。村裏人瞧不起的隻有“破鞋”和“盜竊”兩種罪，其他罪行農民也知道是政治遊戲。1976年，文革已經10年了，文革的發動者毛主席已經去世了，人們的階級鬥爭意識已經相當淡薄了。村裏有家族勢力，還有舊意識。家族勢力讓村民不敢輕易動手押人，舊意識認讓女人不敢出風頭，更不敢上台推押老人。秋芳這麽勇猛威武地叉腿一站，把她平時的能幹和人緣抹煞掉了大半。
開始宣布台上罪犯的的罪行了。人們既不往台上看，也不聽宣判內容。宣布到第2個女犯的時候，會場略微安靜了一些。女犯是鄰村人20多歲，罪行是不認真參加生產隊勞動，用姿色勾引男人，影響生產，並沒有聽到她破壞別人家庭之類的罪狀。村民想聽到更具體的介紹，遺憾宣判的人隻用了一些術語，然後馬上就宣讀了審判書：勞動教養兩年。
城裏人犯了錯誤送到農村改造，第一次聽說還有把農民送去勞動教養的。那女子體態勻稱眉目端正，有了“勾引男人”的前科，以後在村子裏也難嫁得像樣人家了。年輕女人勾引男人也算罪？最近看到一個總結：“男人忽悠女人叫耍流氓，女人忽悠男人叫勾引，男女互相忽悠叫愛情”，沒有達到互動的都用了貶義詞，聽似笑話，也反應了人們對傳統愛情觀的無奈。如果“勾引”也是罪的話，現今的監獄肯定人滿為患。事實上，那年月就是那麽無情，所以有人說今人之所以如此“放肆”是那些年禁錮得太厲害的後遺症。
宣布6隊老人的罪行了，因為是同一個隊的社員，我伸著脖子豎著耳朵注意聽：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以後，幾個老人在田裏邊勞動邊閑聊，其中一個人說“毛主席走了，江青會改嫁唄？”某某回答說“曆代的皇帝當王八”。他把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比作皇帝，映射毛主席是王八，是對毛主席的惡毒攻擊。宣判：現行反革命罪，有期徒刑1年。
如果不是我親身經曆、親耳聽到了，決不相信會有如此荒唐的罪行、如此荒唐的宣判。那是“四人幫”已經被逮捕，消息還沒有公開時發生的事情。“四人幫”被逮捕的消息公開後，江青成了反黨集團的一員，讓毛主席成了反黨家屬，與那老農的“皇帝王八”哪個更嚴重，荒唐得難以說清。
在6隊勞動的時候隻跟掙高工分的人在一起，沒有跟老人們一起幹過活兒，不知那些人的秉性。農村也有小報告，竟把田間的閑聊匯報上去；那老人為什麽不爭辯“我說的是皇帝，不是新中國的主席”。欲加之罪的時候，拿出身不好的開刀，那老人出身地主，正好撞在毛主席逝世後抓現行反革命的風口上了。
逮捕“四人幫”的消息公布以後，農村沒有什麽反應，也沒見有人給那老人平反。
說到農村的荒唐，還要提一下青年點旁邊住著的壞分子。文革期間的“黑五類”指地富反壞右，壞=壞分子。南寺莊的壞分子多大年紀從他的臉孔上看不出來，因為那裏人缺少蔬菜，很早就掉牙，而且是大門牙。他曾經是一位光榮的解放軍戰士，參軍後分配到鐵道兵。在修築鐵路的時候，他看著來往的火車問身邊的戰友：見過火車跳舞嗎？那戰友說：沒見過。於是他把一顆螺絲放到鐵軌上……。後來他就成了被村裏管製勞動的“壞分子”了。
壞分子身邊有一個還沒上學的小女兒，老婆是死了還是跟人跑了，說不清楚，看到他們父女總聯係到自己和父親在前五裏營子的生活。常常琢磨他讓火車跳舞，是出於無知還是出於壞。1976年時村子裏還沒有汽車通過，聽說幾個姑娘為了體驗一下汽車的感覺，走了好幾裏路到長途汽車站，坐了一站後，再走著回來。對於村民來說，汽車可以付出辛苦去坐一下，火車則是隻聽過沒見過的怪物。
公審公判是文革時的作法。在錦州上學時排著隊參加過好幾次公審大會，隻記住了“不…不足以平民憤”這句術語。南寺莊公審會上的“皇帝王八” 論卻一直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