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紅衛兵造反、串聯、武鬥，短短兩年把中國搞得 “天翻地覆”。爾後，毛主席為他們安排了去處：“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1968年12月)。於是，1966—1968年積壓的三屆初·高中畢業生400多萬人半年內分散到了各地農村乃至邊疆。雖然國家給每個知識青年發放了280元安家費、0.3立方米木材，但農村不可能馬上給那麽多人蓋房，第一批知青居住條件非常艱苦。姐也在第一批知青的行列，因為跟媽在一起，住到了農民家。同去的知青住在生產小隊的庫房，在那裏我親眼見過大老鼠串來串去。
起初下鄉由學校統一安排，整班集體下放，下去以後學校不再負責，所有責任都交給農村，給農村造成很大負擔。我畢業的前幾年，已經改成到父母單位定點的農村下鄉。即城裏的機關·工廠在農村建立“青年點”，把本單位職工的子弟下放到那裏，並安排一名幹部常住“青年點”，負責教育指導知青的生活，解決知青中出現的問題，不僅減輕了農村的負擔，各單位還能給定點的農村帶去一些實惠，也讓城裏工作的父母安心。
常常覺得媽是一個思路活躍，能量很大的人。當年把我過繼給表姑，就是一個異想天開的舉動。現在為了把我辦回到身邊，又開始了新設想：讓我隨姐的單位下鄉。
姐返城後在石家莊機械局下屬的汽車發動機廠當了工人。一般父母雙亡的人可以跟兄姐單位下鄉，我父母雙全，姐在那裏還是個學徒工，沒有理由到姐單位的青年點下鄉。但是，要辦我回來，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辦法，媽開始攻這條路。
要走這條路，需要打通3個關係：①讓姐的單位同意我作為子弟去他們的青年點；②姐單位的青年點在趙縣，所以要趙縣知青辦蓋章，同意接受遼寧來的知青；③錦州知青辦同意將我的安家費撥到趙縣。
媽弄清門路，沒有征求我和爸的意見就開始行動了。媽在趙縣南柏舍下放時認識了在那裏蹲點的機械局的幹部老張，媽托他去跟姐的單位說情。後來聽老張說，我媽在趙縣的時候動不動就把話題轉到我身上，知道我媽有多麽想念我，他同情我媽，就去找了姐單位的廠長。局裏的人說話了，廠長也就同意了。這一關就這麽輕易地過去了。
第②關，趙縣知青辦同意接受的章。那時都不願意接受外來知青，沒有相當的理由就隻有走後門。趙縣知青辦的秘書是媽的妹夫(住在太原)的妹妹(住在天津)的同事的兒子。這樣繞了一圈找到了一個關係，媽讓姐去辦。因為姐比媽熟悉趙縣，曾經見過那個秘書。姐上“三班倒”怠慢了幾天，媽就向姐下通牒：“新力一天不回來，這個家就一天沒有安寧”。姐到現在還常常向我抱怨媽的這句話。再說那秘書，雖然不解“怎麽有個異姓妹妹”，看在他家長的麵子上還是給蓋了章。
第③關就是錦州知青辦了。錦州市知青辦跟錦州市團市委在一起，離我們學校很近。當時沒有複印機，宣傳材料都是刻鋼板油印，有時幹脆手抄，我常常被叫去幫忙。組織我們抄材料的女同誌正好負責知青的事情，她不僅痛快地答應把我的安家費轉到趙縣，還讓我把去時的車票和托運行李的發票一並寄到錦州市知青辦，給我報銷。
盡管費了很多事，但是下鄉相對容易，回城要比登天難。
如果不接受媽的安排，留在錦州會是什麽樣呢？
爸所在的前五裏營子生產大隊離城裏近，隻種蔬菜，勞動強度比大田作物的農村輕，工分值高，中學畢業生在那裏也能掙出個工廠學徒工的錢。遠鄉姑娘托人找關係要嫁到那裏，但是我不能去。
同樣是城市中學畢業的知識青年，卻有“下鄉知青”和“回鄉知青”之分。兩者雖隻有一字之差，但命運將完全不同。“下鄉知青”是城市戶口的青年到農村去插隊，將來有機會選調回城市。“回鄉青年”原本是農村戶口，在城裏上了學而已，所以被認為“你原本是農村人，就應該回到農村去”，將來不可能有招工機會。前五裏營子的孩子們都在錦州市上中學，但都是“回鄉青年”，盡管我是城市戶口，因爸在那裏務農，我也會被看成回鄉青年，為了將來，前五裏營子條件再好，我也不能去。
剩下的一條路是隨我戶口所在的街道或區下鄉。我自己對去哪裏都無所謂，爸不同意我留在錦州地區。錦州是爸的出生地，爸卻不適應這裏的氣候和飲食，不喜歡錦州，所以堅決要我回河北。也許媽太了解爸，知道他不會反對，所以沒有和爸商量就自己行動起來了。
我就像一個包袱，從小在爸媽之間傳來傳去，現在又輪到姐來分擔一部分重量。製度上的不公平加緊了親屬間的連帶，拉關係走後門成了對付製度造成的不公的自衛手段。
去向定了，心情反而不安起來。河北趙縣南寺莊公社南寺莊大隊是一個什麽樣的村落？汽車發動機廠的青年點是什麽樣的集體？他們怎樣對待我這個外來戶？……
學校已經不上課也沒有政治學習了，每天到學校老師通知一些事情，剩下的時間就自由了。到不到學校都無所謂了，我們反而更認真地上學了。每天準時到學校是為了跟要好的同學湊在一起，過最後幾天無憂無慮的學生生活。就在這最後一段時間的上學路上，遇到了我一直忘不了的三件事。
(1)一個懂事的男孩
一天放學後，熊燕從後麵追上來說：“新力，到我家去坐坐吧，你還記得小明嗎?” 見我猶豫，她又補充道：“ 小明經常來我家打聽你，他對你一直有好感”。見我不置可否，熊燕接著說“文革開始後不久，他爸爸就自殺了。他幫著媽媽照顧殘疾的弟弟和小妹妹，可懂事啦，我們院子的人都誇他”。
小明是跟熊燕住同院的男孩，跟我們一個年級，不在同一所學校。小學畢業那年冬天，我跟熊燕搭伴坐夜車，小明也跟熊燕搭伴坐了那趟夜車。因為沒有坐位，三人一字排開坐在通道上，我跟熊燕靠在一起，為了不妨礙別人通行，小明坐在另一個坐位的靠背處。
熊燕和小明去北京看奶奶，到北京後他倆走了，我換車去了石家莊。那天始終沒有跟小明講過話，以後也沒有見過麵。
小學4年級以後沒有跟男同學說過話，畢業之際湊到一起的話題肯定是下鄉的事情。也許是因為有很多不安，我特別不願意提及自己的去向。所以那天搖頭拒絕了熊燕的邀請。
可是那以後常常想起“爸爸自殺後，幫著媽媽照顧殘疾弟弟和小妹妹”的話。文革初期，我還要靠姐照顧呢，他已經在照顧弟弟妹妹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知小明是怎樣承受過來的。
(2)和解
提到東北，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寒冷。但是，東北人冬天也吃冰棍，這是我剛到東北時最不能理解的。
賣冰棍，是沒有職業的城市居民的職業，3分錢一支，利潤很小，所以要靠多賣。商店門前總有裝著冰棍箱子的手推車，冰棍箱子裏放著幾個保溫桶。商店關門後，賣冰棍的拎著冰棍桶走街串巷。嚴冬，呼嘯的西北風中夾著“冰～棍兒～”的叫賣聲，聽著有些淒涼。冬天夜長，加之那時沒有什麽可吃的東西，人們還真出來買冰棍打發嘴的寂寞。
小學6年級時寫工作日記，打小報告，最終把我推上了路線分析會的那個“板油”小組長家就是賣冰棍的。她家大概賣的曆史較長，在錦州買賣最好的地方----錦州百貨大樓正門前占有一席之地。我回家去車站時必經她家的冰棍車前，如果遇到她看攤，我就繞道走，避開跟她照麵。
那天沒有注意，快到她家攤位前時發現板油組長站在那裏。上中學後，她在二班，跟我們班不在一個方向，幾乎沒有照麵的機會。開始還能看到她一個人早早地來到學校，後來不見了。隻見她有空就幫家裏賣冰棍，沒見她跟誰一起玩兒過。看著她瘦瘦的兩腮，寂寞地等待客人的神情，突然感到很慚愧，慚愧自己當初不該那麽想著法氣她，也不該在她麵前故弄得意。
她也看到了我，然後馬上前傾上身用左手打開冰棍箱子，右手翻開蓋在冰棍桶上的棉被，又用左手打開冰棍桶，最後用右手拿出一根冰棍，這一係列動作都非常有規則，非常迅速。接著她又用同樣的速度蓋好了冰棍箱子。她伸著胳膊把冰棍遞給我，什麽話都沒有，眼神裏充滿了我心裏正泛起的歉疚之意。我執意要給她錢，她一副“你說什麽呢”的表情。
怕擋她生意，我繞到冰棍箱子裏側跟她並排站著。畢竟小學一直是同學，彼此沒有什麽客氣話，隨便聊了幾句以後，我問了一個我一直不解的問題。到中學畢業時，每個班1／3以上的人都加入了共青團。每隔幾個月，學校就紅紙黑字地發表一批新團員的名單，那上麵始終沒有見到她的名字。她是很重視這個榮譽稱號的人，不可能沒有努力。
她好像正想跟誰敘說這件事一樣，聽了我的疑問，開了話匣子：“團組織要想吸收誰入團的時候，先發給他一張油印的表格，然後按照上麵寫的家庭關係進行調查，調查後認為沒有問題了，再發一張像圖畫紙那麽硬的正式表格。我呢，添了那張油印的表格”。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知識。
她歎了口氣接著說：“你知道遼沈戰役吧？”這是個設問句，沒有必要回答。“遼沈戰役結束，國民黨撤逃時，帶走了很多民間做飯的，我爸也在裏麵。我爸跟著走了20多裏路覺著不對頭，就偷偷地溜回來了。就這點兒事，我爸檔案裏居然有‘國民黨逃兵’的紀錄。校團委說我‘隱瞞家庭問題’。我爸一直在小飯館做飯，咋就成了國民黨逃兵了呢。我氣得夠嗆，問我爸是咋回事？我爸說他根本不知道檔案裏有這回事。他都不知道，我咋就知道了？完了，背上‘隱瞞家庭問題’的黑鍋……”
“隱瞞家庭問題”這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政治問題。替她難過，卻找不出安慰她的話。她根紅苗正，一向活得理直氣壯，如果從她那裏奪走了“紅”牌，她就沒有可以自豪的東西了。
我敢保證，經曆了這樣的委屈之後，她再也不會給人打小報告了。那以後，她成了我最惦記的人。
(3)張久玉老師
校辦工廠把電能轉化成熱能，用熱能粘塑料袋。在工廠裏當技術指導的是物理老師張久玉。張老師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寡言少語，但表情總是笑嗬嗬的。我們每學期都在那裏勞動，女生說說笑笑吵吵鬧鬧，他從來不生氣，埋頭作自己的事情，有時會朝我們笑一下。前五裏營子的朋友二鳳常跟我提起張久玉老師，因為他們是親戚。就是說，張老師最了解我的家境。
三路汽車站到學校不到200米，靠學校的一側又幹淨又清靜。那天中午，快走到學校的時候，遇到了張老師，他突然停住腳，笑著對我說：“要畢業了，去的地方定了嗎？”
我最不願人提起這件事，沒想到這位從不多說話的老師第一句就問我這樣的問題。我含糊了一句，張老師又說“張新力，你就作我的孩子跟電機廠下鄉吧”。
張老師如此直截了當讓我吃了一驚。二高中跟電機廠掛鉤，教師的子弟都隨電機廠下鄉。太突然了，我不知說什麽好，隻是搖頭。
後來，張老師找到三姑奶家詢問我的去向，說他放心不下。三姑奶特別感動，誇我在學校一定是太好了，才讓老師這麽惦記的。
應該說是張老師太善良，太知道我的底細才有了這樣的想法的。他不希望我落在前五裏營子永遠當農民，又怕我落到偏遠山村吃苦。電機廠能給農村送去農民最需要的電機，那裏的知青待遇相對好一些。
常常感動他的善良，為一個和自己無親無故的孩子擔心，為那孩子的前途不怕給自己攬麻煩。隨著年齡的增長，越發感到他那份善意的重量，感到他是真正履行“師之道”的老師。
那天含含糊糊地塘塞了張老師以後，再沒有跟他見過麵，至今沒有當麵致謝，是我心中的一塊痼疾。
1976年 7月15 號，我們領到了9年一貫製的高中畢業證，離開了二高中。前幾年才聽說，文革後國家不承認我們那批人的高中文憑，我的同學都邊工作邊回學校補習功課，通過考試的人才重新領了高中畢業證。我沒有參加補習，卻一直自稱高中畢業，謊報高中學曆將近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