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照耀下(3)人災人禍人無法活

(3)人災人禍人無法活

      60年代的中國,中小城市裏沒有什麽像樣的建築,唯獨讓人感到有點現代氣息的是蘇聯幫助建築的樓房。中蘇關係破裂時,很多樓房剛建到一半。因為蘇聯連人帶圖紙都撤走了,中國人隻好給本該凹凸不平的屋頂通通蓋上了平頂,就象洋人戴上了個西瓜帽。後來這些樓房一時成了中國人民自力更生的活教材。

     雖說城市裏沒有現代的東西,但區劃整齊,不同的路段種著不同的樹:槐樹、白楊、柳樹的枝葉遮擋住不寬的道路,給過路的行人提供陰涼。

    文革爆發後,道路兩旁的牆壁上寫滿了大標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有的是用正規的黑體字寫的,有的簡直就是瞎畫出來的字。

     究竟哪個級別的當權派算得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概無所知。隻要是黨中央的指示,紅衛兵就馬上執行,充分顯示出了“兵”的迅速性。結果除省市地方的各級領導外、各單位的實權派也都被揪了出來。

     當權派頭頂一米多高的紙帽字、胸前掛著寫有姓名、職務、罪名的牌子、兩隻胳膊被擰到背後綁起來,在紅衛兵的推搡下遊街示眾。如果是女的,脖子上還要掛上一串破舊的髒鞋。“破鞋”是罵女人發生過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即便沒有過那樣的事,侮辱女人時也常常拿出來使用。中國人侮辱人時總喜歡用性類語言。

   “遊街”是封建社會的一種處罰辦法,共產黨推翻了封建社會,卻喜歡延用封建製度的手法。

     孩子們沒的玩兒了,就整天到街上去看遊街的。馬路上、便道上到處都是一堆一堆的人,認字的人看胸前的牌子,不認字的孩子們隻看高帽子。

    紅衛兵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同時沒有忘記階級鬥爭。他們闖進派出所,查出所有成份(出身)不好的家庭,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那些家庭。

   “成份”是根據解放時所從事的職業、財產而定的身份狀況,它卻成了血統論的理論依據。那時不僅戶口本上有“成份”欄,各學校單位的登記表上也必須有這欄。“成份”壓製了多少人才、給多少人帶來痛苦、阻擋了多少有情人結為眷屬啊。

    紅衛兵們折騰,街道的大媽們也不甘寂寞。

    “地主某某某、趕快從城市滾出去!”

    “某某、你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滾回農村改造去!”    之類的紙條夜黑人靜的時候塞進門縫,讓一家家人在深夜倍感恐懼。

    爸頂著右派帽子回到石家莊後再也沒有恢複公職。所屬關係轉到了當地派出所,那裏給爸介紹了在市營苗圃侍弄樹苗的工作,臨時工待遇。文革爆發後馬上被解雇了。 派出所負責人告訴爸:正在聯係正定縣的果園,有了結果立即通知你,在那之前千萬躲著紅衛兵。

     爸從水庫工地回來後一直住在奶奶家。為了躲避紅衛兵,爸早早離開家門,天黑以後才回來。

     奶奶家在市體育場旁邊。體育場周圍有很多矮墩墩的樹,正適合孩子們爬著玩兒,也是我最喜歡去的地方。文革開始後聽說有人在那裏上吊自殺,孩子們去的也就少了。

    北方的秋天是一年中最舒適的季節。酷暑的熱氣已去,涼風吹拂,本應是最愜意的時候,空氣中卻布滿了一種說不出的恐怖,讓人惶惶不安。

   爸點著煙坐在一棵樹下,望著暮色朦朧的運動場,眼前看不到一點兒光明。自己什麽地方錯了,要受到如此懲罰?

    1948年共產黨還沒有建立政權的時候,爸進了石家莊日報社,為共產黨奔走,為共產黨謳歌。和平時代到來後,爸一直受到報社的器重,有人勸他入黨,可他看到沒有能力,隻憑一張黨票大顯威風的幹部,打心眼裏厭煩。婉言拒絕了入黨的勸誘。 

  “報社是共產黨的宣傳機構,是共產黨的喉舌,不入黨的話,被重用的時間不會很長了”好友忠告爸。

     爸受到啟發向人士部門提出了調動申請。正趕上石家莊幹部學校成立,市組織部調爸到那裏作教員。

     幹校有兩個任務,一是教育農村進城的幹部,幫助他們提高文化水平;二是培養新的幹部人才。

     爸在那裏教古漢語,報社得來的社會見識使本來枯燥的內容變的有聲有色,爸成了受歡迎的教師。在學校領導眼裏也是可以信賴的好教員。人生好像搭上了順風船。

    共產黨的曆史是政治運動的曆史,建國後幾乎沒有不搞運動平安度日的年份。

1957年共產黨開始了“整風運動”,請黨外人士用“大鳴大放大字報”的形式給黨提意見。幹校教員不分晝夜地寫板報幫黨整風的時候,對政治已經冷漠的父親,一直保持著上班來下班走的習慣。

     教員中對黨的整風持兩種態度:一種認為黨敢於向人民群眾聽取意見,了不起。一種認為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幫助黨成為更完善的組織。這種人對黨的缺點和不足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和改正的方向。

      當批評的聲音超過讚揚,批評尖銳到影響政權穩定的時候,共產黨通過《人民日報》社論表態了:有人企圖利用黨的整風攻擊共產黨,顛覆共產黨的政權。這些人是反革命的右派,我們必須給予反擊。於是,整風運動矛頭一轉變成的反右運動。

      整風運動是個人對黨,反右運動是黨對個人,是黨清除不同政見者的運動。

     沉默是金。可當你要閉緊嘴巴時,有人卻硬把它撬開,爸就是被撬開的。

     石家莊正定縣有個天主教會,是在梵蒂岡注冊的。兩位神父精通教義,會說兩種外語,鋼琴彈得也好,很受教徒們尊敬。因為天主教的教義與共產主義思想相抵觸,肅反時兩位神父被送上了斷頭台。為這件事梵蒂岡向中國提出了抗議。

      世上就有“不識時務”的人,幹校的鄭老師就是這麽個人。他師範學院畢業後,棄筆從戎,進了黃埔軍校,解放時已是國民黨的中校。他恃才傲物,單憑這一點反右就夠他喝一壺的,可他卻偏偏在這時大讚兩位已被處刑的神父。

     他說“神父對共產黨的批判很中肯。比如,共產黨貪汙腐化,不顧民眾利益,結黨營私。共產黨幹部犯了錯誤,隻要寫個檢討就行了,而老百姓犯一點兒錯誤要麽重刑、要麽死刑,共產黨沒有法律意識。神父說得太對了,說中了共產黨的本質。”

      反右開始後,鄭某最先受到批判。然而批判他的人都沒有很強的說服力,反而遭到他的嗤笑。這更激怒了幹校的領導。

     秋天,一個周六的下午,市直屬學校的教員集中到幹校禮堂召開批判鄭某的大會。五個發言人都是教育委員會指定的,爸是其中一個,而且是最後一個發言。

     鄭某平時雖然高傲,但總比溜須拍馬的人好,而且他說的不無道理。所以暗地裏讚成他、同情他的人也很多。

     十年前我托爸給我寫反右的情況,爸給我寄來四封厚厚的信。關於那次的批判發言稿寫了很長,在這裏隻簡單的介紹一下。總之,爸在分析了現階段的社會性質後,結尾處引用了毛主席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的“思想性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應該用民主的方法、討論的方法、批判的方法、說服和教育的方法解決,不應該用強製、壓製的方法解決。”還補充說“毛主席為我們提出了處理我國現階段社會矛盾的基準,共產黨並不象我校鄭某說的那樣,是有法律基準的,絕不會無原則地嚴格處罰普通老百姓。”

   爸的發言強調鄭某隻是思想上的問題,提醒參加大會的人們不要把他往敵對矛盾上推。發言內容與批判大會的宗旨完全唱反調,辜負了校領導對這位曾經的報社寫手的期望。

   爸的努力推遲了給鄭某定罪的時間,自己也陷入了危險的境地。那以後半年多的時間裏,上麵下麵都沒有人敢接近他。在受冷遇的日子裏,爸仔細觀察了反右期間的眾生相。

   認識“蠱”這個字吧。把很多毒蟲放到一個器皿裏,讓它們互相咬殺,最後活下來的那條毒蟲叫“蠱”。

   反右運動,就是讓政治上有前科的(即有政治問題的)和沒有前科的坐在一起互相咬,人們都要努力活下來,不咬死別人怎能當上“蠱”?

   黨中央向各地下達通知:知識分子的7--8%應定為右派。為了達到這個指標,很多人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定為右派分子。幹校五十多名教員,有二十幾人被定為右派,超額完成了任務。通過反右運動,政治骨幹們排除了平時與自己合不來的同事和競爭對手;淨化了組織;向黨表了忠心;對“蠱”來說真可謂一舉三得。

   在排除異己的政治運動中,多數是從家庭出身入手的。幹校的二十餘名右派中多出身於中小學教師、律師、舊政府的工作人員。

   不光出身,人緣性格也是攻擊的對象。幹校的孫老師是從北京某高校調來的。“溫厚·中庸·與人為善”是他的座右銘,他待人穩重寬厚,不比人超前,也不比人落後,大家都很尊重他。但在學術研討會上,他對年輕教師的研究發表總是直率地提出批評意見。他認為這是與人為善的表現之一。他的“善”的表達方式引來了年輕教師的不滿,說他“狡猾”、“革命態度不鮮明”,就這一點就被定為右派分子了。

     趙老師原是一所名門女子高中的語文老師,他畫得一手好畫兒,加之豪放大度,很有人氣。一天他看爸手裏搖著把白紙扇,便說“多沒情趣,拿來,我給你畫點兒什麽”。

     第二天,白紙扇變得象個能拍賣出高價的古玩回來了。一麵畫了棵水靈鮮嫩的白菜,上麵爬著個蟋蟀。淺綠的白菜配上深綠的蟋蟀,給扇子添加了涼意。另一麵用骨骼清晰的隸書寫了“咬得牙根,吃的菜心”。

    這點兒詩情畫意給他帶來了滅頂之災。檢舉揭發會上,一個青年教師用手敲著他的禿頂質問:“你說、咬得牙根是什麽意思?是不是對現政權不滿?把國家比作白菜,自己當蟋蟀,現在忍耐,等待時機顛覆我們國家。你這個野心家!”

     同事之間的一個玩笑,日常的一個普通交往都會牽強到政治高度。凡是被掛到政治高度審視的人和事都沒有逃出厄運的。

    望著寂靜的運動場,爸的腦海裏再次浮現出魯迅那句話“沉默、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發,就是在沉默中消失。”

     已經沉默十年了,隻要能過上安穩的日子就這麽沉默下去也忍了。生活已經降到了最低水平,就這最低限度的生存條件也將被鋪天蓋地的人災衝毀。

    單位範圍進行的反右運動給那麽多人帶來災難,眼下這場發動初中生、高中生的政治運動將帶來怎樣的惡運不堪設想。反右還需要個牽強附會的理由,文化大革命連那點兒理由都不需要了,隻要看你的出身就可以定奪生殺。文化大革命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血統性的社會淨化運動。

    生路已經沒有了,消失的時刻到了。爸站起身往前走。突然前麵的平衡木上,一個小姑娘在練後空翻。

       “新羽,危險!”爸想喊出來,又怕嚇著孩子,終於沒敢發出聲來。

姐一直在少年體校受訓,文革開始後老師不來了,器具還都在。

       爸很想拉著女兒的手一起回家,但又怕孩子知道爸爸的窘狀,看了一會兒輕輕地走開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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