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世事紛紛無窮無盡,而人的記憶極其有限。作家的責任之一,便是將自己的親曆的和別人的經曆,自己的領悟和別人的述說,形諸筆墨,使許多曆史的波濤不至完全湮滅。這波濤或大如海嘯,或如錢江大潮,或如小溪的浪花。有的人經曆了許多,卻未必領悟了多少;或既經曆了又領悟了,又可能拙於筆墨;或也善於筆墨,又忙於生活而無暇寫出。我自以為屬於最後一類,因此時常覺得有責任在年老憶衰之前,寫下一些曾經親曆的故事和感悟,或許能使將來的史學家們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發現一些小小的佐證。】
我生長於重慶,雖離開多年,但時時關心著故鄉之事。因為重慶最近發生的政治事件,使其成了媒體的焦點,唱紅打黑的是非之論,豪強幫閑的利益之爭,遍及網上。更有自以為是地代表重慶人者,借公論而發私情,忘乎所以,似乎已不知今夕是何年。70年後出生的許多年輕人對文革的認識,恐怕連紙上談兵的程度也沒有。所以我今不惜筆墨,以親身之曆,希望給年輕的後生們提供一點關於文革的感性認識。失實或不足之處,還望年長的先生們不吝賜教。
文革初始,我正上小學二年級。因年齡小,所以有幸未能深入卷入其中,但也因年齡不至太小,或許較成年人更能清晰地記下許多事情和心情。文革中的重慶武鬥便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一頁。重慶武鬥的激烈,在文革中居全國之首。重慶人每談及此,似乎還有些驕傲。其激烈的原因之一,是重慶人嫉惡如仇的剛烈性格,原因之二,是重慶有幾個大的兵工廠。我家所在的廠,是生產軍用鋼材的,相鄰的重慶嘉陵廠是生產步槍和子彈的,重慶空壓廠是生產坦克的。小時候常常聽到有規律的、隱約的槍聲,據說是嘉陵廠在測試槍械和子彈。武鬥初期是彈弓、匕首、鋼釺之類,後來主要是手槍、步槍。迫擊炮、高射炮甚至裝甲車都在街上出現過,但好像大多是示威性的,並未用於實戰。
文革後期,重慶人指責尋釁鬧事者有一個口頭禪:“現在又不是七、八月份了,你這麽凶幹嘛?”所謂“七、八月份”,是指重慶武鬥最為慘烈的1967年的七、八月。我家是一幢三層樓的公寓樓房,而周圍全是低矮的平房,所以很容易成為槍擊的目標。記得有一顆子彈,從鄰居家的窗戶而入,穿過一個壁櫥和一堵牆,最後落入炒菜的鍋中。二樓公共陽台的水泥檔板也被打了一個洞。後來這個洞被用來勾住一個鐵環,我們便可以在一樓打籃球了。許多年來,樓房的紅磚牆上留下了不少彈痕,這使我自然聯想到“他老人家”的詩句,“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 那時我們一家和許多人一起,到處避難。我們曾在母親的同事家住過,因為他們的樓房不是孤立的一幢,而且似乎更堅固安全些。在武鬥最慘烈的時候,全家到了母親同事的農村親戚家,躲到鄉下去了。
作為那時的孩子,我們的玩具之一,便是子彈殼或是與子彈相關的東西。記得高射炮彈殼的底部有一顆鋼珠,可以用來安在陀螺的底部。有的彈殼底部還有剩餘的火藥,可以刮下來像焰火一樣的燃燒,也可以用於自製的土槍。能幹的大孩子甚至可以將未用過的子彈的彈頭和彈殼分開,再倒出裏麵的火藥。那時有很多“三忠於四無限”標語,而我家周圍街道旁的這些標語,有很多都是把大大小小的彈殼打入土中,再漆上各種顏色。
子彈經常在空中射來射去,晚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家樓房的外牆全是紅磚,看上去還算堅固,但間隔房間之間的牆是一種所謂“夾壁牆”,外麵是石灰,裏麵是木架和竹片。這樣的牆很容易被子彈擊穿。不知是誰發現棉被其實很能緩衝子彈的衝擊,所以很多家裏都把被子掛在窗戶和床之間的牆或大櫃上。有時聽見槍聲激烈,父親會叫我蹲在公共走廊的柱子後麵。當槍聲就在家的附近時,聲音極其清脆響亮,剛開始能感覺到一種死亡的恐懼,後來便慢慢適應了。
一天半夜,我突然在夢中驚醒,隻見窗外火光衝天,是對麵不遠山坡上的一幢宿舍大樓起火,好像燒了一晚上,聽說死了一些人。到了第二天白天,與其他夥伴上山去看燒過的宿舍,見斷牆殘壁上掛著一些長長的黑東西,讓我聯想到人的腸子。還有一次,離家稍遠處但可望見的一幢樓房,遭到了另一個造反派的攻擊。那時還是武鬥初期,尚未用槍的階段。戰鬥是投擲磚塊,也有自製的大型彈弓。進攻一方最後出動了消防車,使用高壓水槍衝擊樓頂上的守衛者。不時有雙方的喇叭對叫。聽說守衛方的廣播員戰鬥到了最後,和衝上來的進攻者一起抱著從樓上摔了下去。
死人的事常常在身邊發生。二樓的一位頗為開朗的鄰居,以前常常聽見他打開窗戶唱歌,文革開始後不久就自殺了。據說他的妻子是以前資本家的小妾,一位我看上去很和藹端莊的阿姨。他的死好像是因為他妻子的身份而使他受到了侮辱。有一位同班女同學,住在我家樓下的平房裏,她的母親在外納涼時被流彈打死。此後她便再也沒在班上出現。我們再次見麵是我來美國後有一次回國參加同學聚會,這已經是三十多年過去了。另外一位同班女同學,他的哥哥被人殺死,而凶手正是另一位同班男同學的哥哥。那時公檢法已被砸爛,殺人者並未受任何法律製裁。這位女同學也從此從班上消失,我再未見過。
那時的社會完全是無政府狀態,大街上常有群毆的事發生,“天棒”成了英雄。所謂“天棒”就是打架不要命的年青人。父親為了我們的安全,盡量不讓我們上街,尤其是不讓去看露天電影,那種場合幾乎沒有不打架流血的。但我們有時會到遠離廠區的山上去揀山螺螄來喂鴨子。記得有一次在山上,遇上幾個持槍的大人盤問我們,我們遞上手中的鐵罐,告訴他們我們是揀山螺螄的。其中一位說,你們的螺螄我們都要了。這時一位夥伴不知哪來的膽子,居然說了一句,“可是我們也好不容易。”頓時,一位持槍者將槍栓拉得嘩嘩作響,然後端槍對著我們說道,“你們想找死嗎?”我隻覺得當時空氣都凝固了。當時我們三個孩子站在高處,持槍者處於下麵的石板小路上。這時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革命烈士就義的情景,心想馬上就要壯烈犧牲了。不過很快,那幾個人笑了起來,說是跟我們小孩開玩笑而已。
1968年,“他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後,城裏的混亂減輕了不少。再到後來的1969年,聽到廣播裏頒布723布告和828命令,是政府關於製止武鬥的文件。然後是廠裏發布了統一的收繳槍支的命令及其期限。那時廠裏已經有軍管會,其辦公樓就在我的小學附近。記得交槍那日,許多人坐著卡車,帶著自己的槍支,向軍管會開去,一路上大家朝天放槍,槍聲響徹天空和街巷。因為上學要路過軍管會的大門,我可以看見裏麵的操場上推滿了各種槍支。後來看見這些槍械被碼成幾個很高的方垛,然後被點火燃燒。過了幾天,我們居然有機會溜了進去,在燒過而變形的槍堆裏玩耍。
我大學畢業後在北京某高校任教。一日晚間,宿舍外的操場上喧鬧吵嚷。有同事告訴我,有兩個班的學生正在相互對峙,似乎要群毆。我立即衝出到操場上,置身於對峙的兩群學生之間,義正言辭地叫雙方各派一代表與我談,很快將或可發生的群毆製止。事後有同事問我,“爾一向文弱,何以如此膽大?”我曰,“此小菜爾,重慶武鬥期間所見類似群毆多矣。”重慶人嫉惡如仇的性格,很容易被人利用,所以文革武鬥為甚,大家都自以為在為正義而戰。但文革結束後,重慶人也是反思文革、反對文革、倡導改革的激進城市,正所謂“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我相信凡想利用重慶人的性格而為己謀私利者,必終將為重慶人所唾棄而自食其果。
(後文革時代“傷痕藝術”創始人高小華的油畫作品欣賞:《為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