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是我母親的同事。
老周沒什麽文化，在工廠裏做工，嗓門很大，有兩兒一女，人顯得很快活。
老周應該是很快活的。沒文化，祖宗三代都是窮光蛋，文革也整不到他頭上；有固定工作，到月領工資，養老婆和三個娃。但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老周為了360元人民幣，將他老婆和兩個孩子下放到了農村。
老周沒什麽文化，在工廠裏做工，嗓門很大，有兩兒一女，人顯得很快活。
老周應該是很快活的。沒文化，祖宗三代都是窮光蛋，文革也整不到他頭上；有固定工作，到月領工資，養老婆和三個娃。但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老周為了360元人民幣，將他老婆和兩個孩子下放到了農村。
老周的老婆和孩子下放，趕的是城市居民下鄉的這班車。我們國家上山下鄉運動的發展，一步一個腳印：從城市社會青年，到知識青年，再是幹部下放，再就是城市遊民，即城市居民中無正式職業者了。
一說要搞城市居民下鄉，從單位到居委會各級組織各個地方聞風而起，插紅旗，貼標語：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市裏還出具了政策：凡城市居民下放農村，在下放的第一年裏，每人每月發放十元錢補貼。
一說要搞城市居民下鄉，從單位到居委會各級組織各個地方聞風而起，插紅旗，貼標語：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市裏還出具了政策：凡城市居民下放農村，在下放的第一年裏，每人每月發放十元錢補貼。
老周盤算：長子正在中學讀書，不能下；老婆可以下，另外兩個孩子尚小，還沒有入學，也可以下。三人一年下來就是360元。反正下得也不遠，一河之隔，除了每人每月的10元錢，還可以掙工分糧。老周隻可惜不能夠下得更多了。
這樣，老周的老婆和兩個孩子的戶口就遷到了農村。但很快他為這事抽自己耳光，他的老婆為這事抽他的耳光，他的老婆為這事抑鬱成癌沒錢診治，老周為這事每天下班之後過河去，到河對岸去照看他家的自留地以及養的豬呀、雞呀什麽的，風雨無阻。因為沒有煤票，老周隻能在街頭掃樹葉煮飯吃……這個時候他說，當初怎麽就沒有人提醒我？！
這樣，老周的老婆和兩個孩子的戶口就遷到了農村。但很快他為這事抽自己耳光，他的老婆為這事抽他的耳光，他的老婆為這事抑鬱成癌沒錢診治，老周為這事每天下班之後過河去，到河對岸去照看他家的自留地以及養的豬呀、雞呀什麽的，風雨無阻。因為沒有煤票，老周隻能在街頭掃樹葉煮飯吃……這個時候他說，當初怎麽就沒有人提醒我？！
不僅買煤要票，計劃供應時代買什麽都要票。沒有城市戶口，就沒有這些票。一個城裏人也許沒有工作，也許家徒四壁，但他依然有農村人所羨慕的，那就是他到月就可以領取煤票糧票油票肉票糖票鹽票堿票豆腐票雞蛋票以及布票棉花票等。為此，農村人深刻地仇視城裏人，說下輩子托生個狗都要托生在城裏。那意思是說城裏人都是狗；罵的同時，又挎上他家那攢得讓他眼睛發綠的雞蛋走街串巷，去換城裏人手裏富裕出來的各種票證。老周的老婆和兩個孩子下鄉之後，五口人兩個家，卻隻有兩個人的票。短缺了這票，老周這才知道，票據其實是城市居民的一筆潛在收入，是那個時代所能提供給人的最大的社會福利保障，但是他竟稀裏糊塗地放棄了。在這個時候，老周說，當初怎麽就沒有人提醒我！
母親對我們說，她當初就看到了老周走的是步臭棋，但她不敢說。甭說她不敢，任何人都不敢。那年頭，誰說誰就是破壞上山下鄉，就是現行反革命。母親是摘帽右派，父親雖然死了，但還是個貨真價實的右派。母親自身難保，縱有一百個心想說，她也不敢。
後來，他老婆患了癌症，住到城裏來了；他的兩個尚未成人的孩子，也隨之住到了城裏。
沒有戶口，沒有煤票。經常看到老周在街頭掃樹葉，用樹葉在家門口圍了個灶煮飯，每煮一頓飯都要用大堆大堆的幹樹葉，每次燒飯時，狼煙四起。屋裏的境況更是狼狽不堪。
再後來他的老婆就死了，死的時候仍然恨老周。
沒有戶口，沒有煤票。經常看到老周在街頭掃樹葉，用樹葉在家門口圍了個灶煮飯，每煮一頓飯都要用大堆大堆的幹樹葉，每次燒飯時，狼煙四起。屋裏的境況更是狼狽不堪。
再後來他的老婆就死了，死的時候仍然恨老周。
待把一兒一女的戶口弄回城裏，老周已是麵目全非，不再大嗓門說笑了。
老周的孩子也好像沒讀多少書。兒子的情況就模糊些，女兒打扮得很時髦，在那一帶混得口碑較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