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讀書”是小學語文課本裏一篇令人記憶深刻的課文的題目，是文革前讓很多少年對萬惡的舊社會產生反感的一篇課文。沒成想卻也成了文革及文革後頭幾年相當一部分中國青年的生活寫照。
從小我就是個愛看書的孩子。父母平時生活節儉，但從我上幼兒園起，家裏就訂有《小朋友》雜誌，再長大些則是《少年文藝》。逢到節假日在親戚家聚會，不管大人們多麽忙碌，也不管表兄弟姐妹們聊天玩鬧得多麽熱鬧，隻要看到一本我還沒看過的書，我就會安安靜靜地坐在房間的角落看書，因此在表兄弟姐妹中得了個稱號“書蠹頭”。那時的社會和學校都是鼓勵孩子多讀書的。記得三年級那年參加少年宮的賽詩會得了一等獎，獎品就是區少兒圖書館的一張借書卡。這張借書卡開啟了一個剛剛十歲的孩子的閱讀之門。我還記得我看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就是從圖書館借的《苦菜花》，並由此一發不可收拾。《迎春花》，《青春之歌》，《野火春風鬥古城》，《林海雪原》，……沒等進入中學，我已經看了很多長篇小說了。進了中學更是如魚得水。因為學校圖書室的管理老師恰好是我要好同學的母親，我由此得了很多方便。比如我想借的書被借走了，等還回來時，她就會給我留著，讓我同學告訴我去借。這時我開始看翻譯小說，當然是蘇聯的革命小說為主啦。《卓婭與舒拉的故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古麗雅的道路》， 《牛虻》……一拿起書我會忘了吃飯睡覺，恨不得馬上看完。最瘋狂的是在暑假裏，我幾乎是每天都去學校，以一天一本的速度把書“吞”進肚子（當時學校圖書室的規定是每次隻能借一本書。）最後發現學校圖書室的長篇小說我幾乎已經全部看過了，有時不得不借已經看過的重複閱讀。
可惜的是“書蠹頭”的快樂生活沒過幾年，文革就開始了。學校圖書室被關閉，大量的書籍被堆在操場上焚燒；區圖書館也被封了，書是否被燒不得而知。抄家的紅衛兵將“牛鬼蛇神”家無數的書籍付之一炬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很多我看過的書受到批判，成了“大毒草”。文革初期全民的亢奮和隨之而來的家庭的落難讓我來不及體會失去書籍陪伴的痛苦，直至我們麵臨上山下鄉的命運。一九六九年初春，在準備去黑龍江插隊落戶的行裝時，看著沒有在抄家時處理掉的中學課本，我突然意識到，也許這就是我們和學校的永別，和書籍的永別。實在無法割舍，我把一本心愛的小說《軍隊的女兒》和數理化課本一起悄悄打入了我的被包。我舍棄了英語課本，因為這是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毒草。可是想想單獨的英語詞匯該不會宣揚資產階級的思想，於是思想鬥爭再三後，撕下課本最後的詞匯表，也打入了被包。當時這隻是一種對逝去的學校生活的依戀和懷念，絕沒想到數年以後恢複高考時，這幾本教科書會幾乎成了寶貝。
下鄉頭幾年的饑餓，勞累，和困頓幾乎完全割斷了我們和書籍的聯係，雖然我們被稱為“知識青年”。沒書，沒報，每天兩小時定時的有線廣播是我們了解村莊以外的世界的唯一消息來源，而這兩小時的廣播，多數時間是在念領袖的指示。直到有一天我們聽到廣播裏說，大學要試點招收工農兵學員了。那是一九七二年。我們生產大隊走了一個知青，到北京上大學去了。這象一顆石子扔進水裏，帶起的漣漪是我們生產大隊的知青辦起了夜校，學起了代數幾何。高中生教初中生，初中生教小學生（六九年畢業的初中生的實際水平隻是小學畢業）。我偷偷帶下鄉的課本有了短暫的“用武之地”。然而好景不長。七三年的招生試行了考試，但一個白卷英雄就把考試再次打入地獄。公社盛傳我們大隊的知青全是大學迷，不願紮根農村。熱乎了幾個月的知青夜校不得不短命夭折。我們和書本，和知識的聯係再次被腰斬了。
但是，這短暫的對知識的追尋，還是在我們渾渾噩噩的生活中打開了一扇窗。“我要讀書”的呼聲在不少人的心底逐漸響起。七四年，我因病回滬修養，每天早上和幾個朋友在附近的公園打太極拳。有個朋友在家裏的床下發現一個裝滿書的箱子，那是他在出版社工作的父親留存的樣書。從此後，每天的太極拳後就成了我們的“讀書會”。這位朋友每次“偷”幾本書出來大家分讀，讀完再互相交換，同時也交流些讀書心得之類。就在這一段時間，我們讀了很多翻譯小說。與以前的蘇聯革命小說不同，狄更斯，雨果，莫泊桑，托爾斯泰，大小仲馬，……一個個偉大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漸次進入了我們的眼裏，一個陌生而廣闊的新世界展現在我們眼前。我們逐漸領悟到原來除了鬥鬥殺殺的革命之外，人世間還有美妙的愛情，不可捉摸的宿命，致命的哀傷，暢酣淋漓的複仇，以及飛翔在那一切之上的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光輝！可惜的是，這一切都隻能悄悄地進行。萬一不慎讓人家知道我們在看這樣的“毒草”，我們自己倒無所謂，反正已經是被踩在最底層的農民，也無法更進一步地作踐我們，隻是那位朋友的父親也在受衝擊，我們不能連累了他啊。於是我們都成了公園裏從事“地下工作”的接頭人，偷偷摸摸地從背著的包裏拿出一本書，飛快地交給另一個；再接過別人遞過來的書，飛快地裝入包裏。這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啊！讀書竟然成了罪惡，成了必須偷偷摸摸進行的事！
文革結束後順利進入大學，兩年後又跳級參加考試，當上了研究生。白校徽換成了紅校徽，表示研究生在某些方麵可以享受教師的待遇。其中最主要的是可以在教師圖書館借閱書籍。書籍啊書籍！在這百廢待興的年代，在這對知識的渴望達到狂熱的年代，書籍成為很多人苦苦追尋的目標。然而浩劫之後，大學圖書館擁有的書籍寥寥可數，即使是教師圖書館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原來的藏書有被燒掉的，被撕壞的，被偷走的，還有一些雖然幸存卻因多年被封被堆而黴壞的，或者亂了編碼的。總而言之，要借到自己想要的書仍然極其不易。因為學習的專業，我必須閱讀一些國外專家的著作，但原版書早已絕跡，找遍全校幾個圖書館，最後隻在教師的內部閱覽室找到一本翻譯成中文的。因為是“孤本”，按照規定，這書不得帶出閱覽室，隻能在室內閱讀。有天上完早上第一節課後趕到閱覽室，那裏已經坐無虛席，連窗台邊都是靠著看書的人。我實在找不到可以看書的地方，就違規將書帶出閱覽室，到附近一個教師圖書館的分館去看。正看得入神，午休閉館的鈴聲響起，我從那個分館緊趕慢趕趕回到閱覽室，還是過了四分鍾。閱覽室管理員收下書後卻沒有歸還我的借書卡，說因為我違規將書帶出閱覽室，又沒有按時歸還，要把借書卡扣留三天以作懲罰。不管我如何道歉，保證，鐵麵無私的管理員毫無通融的餘地。那時的感覺，扣我三天借書卡似乎比餓我三天更嚴重。無奈之下，我壯膽給校長寫了封信。痛陳借不到書，閱覽室地方太小沒有座位，又沒有通融的辦法可以將書帶到其他圖書館看，午休時必須還書而午飯後再去有可能借不到此書等等的不方便。於我，隻是反映點情況，也是為借書卡被扣發點牢騷，並未指望會得到什麽回音。但沒想到的是，文革後的大學校長確實是為了恢複高校教育親力親為，盡心盡力。信交上去第三天，閱覽室負責人就來找我，不但送還了被扣的借書卡，還告訴我圖書館作了新的規定。那就是所有教師圖書館的書可以在任一分館閱讀；午休時不規定必須還書，可以寄存在借閱台，下午繼續閱讀；還有就是還書也不必趕到原出借的分館，而是可以就地還給閱讀時身處的分館，由分館負責將書送回原出借館。從借書卡被扣到問題的解決正好三天。 借書卡被扣三天換來這麽多方便讀者的新規定，想想真是太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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