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筆者買到了剛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下稱《年譜》），開始了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的研究。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於1966年5月親自發動的，對文化大革命的議論很多，意見不是很統一。有的人堅持全麵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澤東本人對文化大革命評價很高，認為勝利進行文化大革命是他本人一生中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打倒了蔣介石，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因此，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麽回事？文化大革命會不會重演？這是所有人都非常關心和想知道的事。筆者經過認真的研究和思考，對這個問題有了根本上的新的認識，現簡要概述如下，以便大家批評指正。
1966年5月28日，毛澤東審閱同意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同日，中共中央把這個名單發到縣團級黨委。可見，毛澤東當時認為要發動一場“文化革命”。而在此之前，毛澤東認為中國最偉大的文化革命是“五四”運動。早在1940年1月，毛澤東在他撰寫的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裏就明確提出：“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曆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可見，毛澤東認為沒有“五四”運動這樣的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不可能有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有新中國的建立。因此毛澤東在理論上確信，沒有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就不可能鞏固社會主義製度，就不可能徹底地反對資產階級文化，就不可能徹底地防止資產階級的複辟。所以，毛澤東認為進行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為了區別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革命，後來稱為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須用中國無產階級文化（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徹底反對中國資產階級文化（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即所謂牛鬼蛇神為代表），以防止中國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複辟，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由於“五四”運動是由青年學生（北京大學學生）發起的，隨後發展為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所以毛澤東也從北京大學的學生抓起。當1966年6月1日毛澤東看到康生報送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時，非常高興，立即批示：“康生、伯達同誌：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這張大字報，6月2日在《人民日報》等報發表，《人民日報》還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和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見《年譜》第5卷589頁）。
根據“五四”運動的規律，毛澤東認為先由思想敏銳的青年學生發動文化革命運動，然後進一步發動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包括各級幹部和文化領域的所有工作者），再到發動全國的工農兵進行文化革命。這樣，才算“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可是，劉少奇、鄧小平等絕大多數黨政軍領導人都不可能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為了保證文化大革命在黨的領導下平穩進行，劉少奇、鄧小平等當時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向北京一些高校派出了工作組。而毛澤東認為這些工作組對文化大革命起了阻礙作用，認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是一些人不想革命的表現。毛澤東還認為撤銷工作組是代表廣大群眾的意見（見《年譜》第5卷602-603頁）。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個《決定》主要內容有十六條，其中重點是指明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新階級，革命大方向是正確的，群眾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各級黨的領導要放手發動群眾，不能包辦代替，更不能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文鬥不要武鬥，要抓革命促生產，毛澤東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8月9日，這個《決定》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隨後，中共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百萬人規模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參加大會的主要是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雲、薄一波等領導人參加大會，陳伯達主持大會，並由林彪和周恩來發表大會講話。兩人的講話明確了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剛剛發表的《決定》是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和意義。《決定》的發表和慶祝大會的召開，標誌著中國文化大革命已經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在毛澤東看來，這次運動應該比“五四”運動更加有意義。因為這次文化大革命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親自發動的，各級黨、政、軍的機關和幹部不但沒有權利阻礙，而且還有支持保護的義務，所以應該比“五四”運動更加廣泛，更加徹底，對群眾的思想革命化更加有意義。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情況大大出乎毛澤東的意料，實踐與他的頭腦中的“理論”有較大的出入。毛澤東認為青年學生思想敏銳而單純，頭腦裏幾乎是一張白紙，正好可以通過引導，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造自己，比較容易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來填充青年學生們的大腦，使他們思想革命化，成為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代新人。可是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學生由於單純，沒有經驗，也容易變成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者。青年學生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大腦時，由於理解不同，個人接受能力不同，很容易分成兩派甚至多派，而且多個派別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別人的理解是錯誤的，由於爭執不下而導致武鬥不斷升級。工農兵的情形也是大概如此。由於武鬥代替了文鬥，毛澤東心中的理想落空了，“五四”運動的模式已不可能繼續。所以，本來打算學生帶動群眾的文化革命變為工農兵進學校“支持左派”。但是實踐中，很多“理論”上的東西根本無法落實。比如，在“理論”上左派比右派革命，應該“支持左派”。但是學生中幾個派別都說自己才是真正的左派，別人是右派。進入學校的工人和解放軍戰士根本無法判明應該支持誰。還有，黨內走資派是應該打倒的。但是，誰是“走資派”？沒有哪個人承認自己是走資派，也沒有哪個知識分子真心承認自己的思想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所以文化大革命理論上和文件上的目標和綱領是極度不切實際的。文化大革命中有這樣一個真實的例子。1967年1月26日，毛澤東在審閱林彪報送的《中央軍委命令》稿後，批示：“衝擊領導機關問題。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不追究。今後右派衝擊，要抵製，左派衝擊，要歡迎。”（見《年譜》第6卷40頁）。很快，軍隊就反映這個指示根本無法執行，一時間哪能分清誰是左派，誰是右派？1967年1月28日，毛澤東隻好將這條指示改為“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還有一個更加荒謬的例子：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江青等人沒有經過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的同意，隻用兩三個小時就把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的陶鑄給打倒了（見《年譜》第6卷47頁）。由於理論和實際的脫節，造成絕大多數黨政軍領導幹部都說：“原則我都同意，但是一碰到實際問題就犯糊塗了！”
正是利用了文化大革命中這些明顯的錯誤，林彪、江青等人為了實現他們的權力欲望，瘋狂地挑撥青年學生和工農兵起來互相爭鬥。他們趁機打倒了幾乎所有的老幹部和反對他們的各級幹部。通過文化大革命，林彪成為了黨章裏寫明的接班人，他的妻子成為了政治局委員。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選出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林彪及江青兩夥人占據了全部政治局委員的4/7。幸好，毛澤東在1968年下半年以後逐漸認識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錯誤和漏洞，並逐步采取了一些糾正措施。例如起用了一些被打倒的老幹部。毛澤東在1968年10月5日會見阿爾巴爾亞黨政代表團時指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武化大革命，不少人還是要平反的，這一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鬥爭，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比我們過去打仗困難得多。
毛澤東至死都認為文化大革命比打敗蔣介石要困難得多，所以是一件更大的事情。當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非常多的人被錯誤地打倒，甚至死了很多的人。但是毛澤東堅持認為革命是要付出代價的，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成績要比錯誤和代價多一點。
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以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事實上已不複存在。從1969年11月起不再使用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下發文件。
1969年10月，毛澤東從林彪發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起，對林彪有了戒備。後來由於林立果謀害毛澤東的陰謀敗露而乘飛機叛逃，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
1976年10月，在毛澤東逝世後不久，江青等“四人幫”被隔離審查，1977年7月被開除黨籍。1981年1月江青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其中指出：“曆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毛澤東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中共十一屆六中會會還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總結：一方麵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麵指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這是“悲劇所在”。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憑自己的主觀臆造錯誤發動的一場全國性政治運動。它的發起動機是良好而偉大的，希望像“五四”運動一樣成為中國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準備思想及理論基礎、人才基礎和政治基礎。毛澤東這個內心願望最明顯、最真實的表露是在1966年12月26日，他的73歲生日那天晚飯前。他在與江青等人談話時說：“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以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見《年譜》第6卷25頁）。但是，結果是悲慘的，拔苗助長式的文化大革命注定隻能釀成悲劇。實踐證明，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政治、經濟基礎都受到了很大的打擊，特別是經濟和科學技術大大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主義優越性也不能充分顯露出來。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文化領域造成了許多後遺症，直至40年後的今天，還有很大的影響。例如不敢說真話，不敢相信人等等。教訓是慘痛的！
清楚了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麽回事之後，我們最關心的是文化大革命會不會重演？筆者認為以後不可能重演了，再次重演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了。首先，任何人都不希望這樣的悲劇重演。其次，發動文化大革命需要黨和國家領導人有極高的權威，要具備像毛澤東這樣的極高的個人威信和已經取得了極大的成績，這個條件以後很難具備。再次，需要國家的法製建設和權力監督機製基本上喪失掉，同時需要黨的民主集中製也基本失效。再其次，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感覺到自己馬上就要到馬克思那裏去報到了，所以產生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以至於毫不顧及思想工作不能壓服而隻能說服的原則。最後，還需要大多數中國人再次依賴某些人去思考，需要重新建立高度的個人崇拜，完全迷信某些人。
所以，最終的結論是，中國已不可能再次人為地發動一個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們所有中國人都不會因此而感到可惜！
作者郵箱：twq7772@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