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鄧小平“通通氣”的“陰謀家”寫真
作者：古明浩
網上一篇《一位老工程師揭示文革期間科學技術快速進步的奧秘》揭露了“文*革期間技術能夠進步”、“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無法具備”的關鍵奧秘：“真正的技術民主”、“徹底地破除了技術私有觀念”及“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樣的高靈敏協調機製”，老工程師且就末項舉了一個實例：
“在衛星項目中間，有一個同步控製問題當時隻能是用機械方式實現，這個就要求四個完全一樣的小彈簧。項目單位反映到主管的聶榮臻元帥那裏，說上海工業力量比較強，希望請上海的同誌幫助解決。聶榮臻給張春橋寫了個小紙條，張春橋給馬天水打了個電話，馬天水連夜召集上海幾十個單位的老工人技師開會，一個校辦工廠的老工人說他能夠實現，回去之後連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彈簧做出來了，合計不到24小時。在這樣的過程中間，沒有任何一個人講條件講價錢，所以幾乎沒有耗費什麽談判時間和交易費用。”
起到以臂使指高靈敏協調作用的關鍵人物馬天水乃當時的上海領導人，2006年17期黨史文苑(學術版)《馬天水投靠“四人幫”的結局》一文對其人有很真切的描述：
"馬天水，1911年出生，河北唐縣人，早年當過小學教員，從青年時代就參加了抗日遊擊戰爭，193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後在晉察冀解放區從事地方工作。全國解放以後，馬天水調到安徽省任省委副書記，分管工業生產和經濟工作。50年代以後，他被調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專管工業。
馬天水高高的身軀，微駝的背，很早就謝了頂，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得多，所以不到50歲就被毛澤東稱為‘馬老’。馬天水穿著很樸素，一身灰藍布中山裝，腳穿長統紗襪和圓口布鞋，不嗜煙酒，是個‘工作狂’。那時上海的一萬多家工廠他去過的少說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個工廠，或是向幹部、工人了解情況，或是直接參加勞動，在煉鋼爐鏟鋼渣，在碼頭上搬運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眾中聲望很高。"
誰想得到這樣一位實幹的好公仆、好共產黨員卻成為一九七八年一月三日《人民日報》上“一個由老幹部墮落為‘四人幫’黨羽的典型”，這種大帽誰戴得起?在同誌相殘中，馬老走入人生悲路：
"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門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馬天水，在關押期間，於1978年患反應性精神病，喪失供述、申辯能力，經司法醫學鑒定屬實，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預審，待病愈後再予追究。’
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醫院。神智清醒的時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要求回到工業戰線。他說：‘讓我出出主意，做做顧問也好。’1988年11月15日，馬天水死於精神病院，時年77歲。"
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幹部最後死於精神病院，這筆帳要怎麽算?在馬天水眼中“到外地視察，在專列上打橋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車，讓別人在牌桌上向他匯報工作”的鄧小平，1983年10月12日在《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中指稱：
“最危險的是‘三種人’。這些人已經清查和處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已經有所改正。但是確有相當一批立場沒有改變而在黨內隱藏了下來，說他們最危險，是因為;一、他們堅持原來的幫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顛覆性的政治主張;二、他們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時會偽裝自己，騙取信任，時機到來，又會煽風點火，製造新的動亂;三、他們轉移、散布和隱蔽在全國許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聯係還沒有完全消滅;四、他們比較年輕，也比較有文化。他們當中有些人早就揚言十年、二十年後見。總之，他們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勢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黨中解決，就會留下禍根，成為定時炸彈。”
顯然馬天水就是被整黨解決的危險禍根。回想1975年6月12日鄧小平陪外賓至上海時曾借機拉攏馬天水：“我們都是老同誌了，有些情況應該跟你通通氣。”、“以後你到北京，可以找他們(指李先念、餘秋裏)，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談嘛!” 不意二年半後就變成了“一個極其凶惡殘忍的出賣原則，出賣靈魂的野心家、陰謀家”(同前《人民日報》語)，讓人見識到何謂“偽裝自己，騙取信任”的“狡猾的政治手腕”。在“讓我出出主意，做做顧問也好”的呼喊中，我們不坊就來聽聽精神病患一段精彩的“胡言亂語”：
"一個寒冷的冬天，華北平原上最後一批莊稼已收割完畢，西風殘照，衰草淒迷。一個孤獨的老人毫無目的地踽踽獨行，時而狂笑，時而號叫——他就是當年上海灘上不可一世的市委書記馬天水。
1982年，上海司法機關審判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餘黨徐景賢、王秀珍等罪犯時，鑒於馬天水患有反應性精神病，決定暫不提起公訴，取保候審。後來，由馬天水的弟弟馬登坡作保，把他領回原籍養病。馬天水返回老家以後，病情時發，經常離家外出，在外胡言亂語。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關部門提出報告，要求解除擔保，由政府處理。有關部門出於人道主義，決定派人前往唐縣，帶回馬天水，替他治病。
1983年4月初，一行人來到河北省唐縣一個村莊。沒有料到，馬天水一見到吉普車，就像一匹受了驚的馬，一味朝野外狂奔，不一會兒就消失在密密的樹叢中。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尋找，最後在一條水溝裏找到了馬天水。隻見他趴在溝沿上，腦袋鑽進了草叢，隻剩一個屁股撅在外麵。顯然，他的精神病又發作了。在醫生的幫助下，公安人員好不容易才把馬天水弄上車。
吉普車在華北原野上奔馳。馬天水安靜下來了。他環顧著這熟悉的原野，向坐在身邊的醫務人員念叨起來：“我們在這個土坡上打過日本鬼子一個伏擊，那兒原來有日本鬼子一個炮樓，後來被我們遊擊隊炸飛了……” 從對抗日戰爭那段曆史的明晰回憶中，看起來馬天水的神誌是正常的。可是，一接觸到“文化*大革命”，他就喪失了理智，一派胡言亂語，叫嚷“安排工作” 、“恢複黨籍”。一聽到“改革開放”、“商品經濟”這些字眼，他就會朝厚重的大門撞去，口裏哇哇亂叫：“快把廣播砸了，裏麵全是騙人的把戲呀!” (引自顧保孜著《中南海人物春秋》)
是呀！這三十年來騙人的商品或改革還會少嗎？
“在衛星項目中間，有一個同步控製問題當時隻能是用機械方式實現，這個就要求四個完全一樣的小彈簧。項目單位反映到主管的聶榮臻元帥那裏，說上海工業力量比較強，希望請上海的同誌幫助解決。聶榮臻給張春橋寫了個小紙條，張春橋給馬天水打了個電話，馬天水連夜召集上海幾十個單位的老工人技師開會，一個校辦工廠的老工人說他能夠實現，回去之後連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彈簧做出來了，合計不到24小時。在這樣的過程中間，沒有任何一個人講條件講價錢，所以幾乎沒有耗費什麽談判時間和交易費用。”
起到以臂使指高靈敏協調作用的關鍵人物馬天水乃當時的上海領導人，2006年17期黨史文苑(學術版)《馬天水投靠“四人幫”的結局》一文對其人有很真切的描述：
"馬天水，1911年出生，河北唐縣人，早年當過小學教員，從青年時代就參加了抗日遊擊戰爭，193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後在晉察冀解放區從事地方工作。全國解放以後，馬天水調到安徽省任省委副書記，分管工業生產和經濟工作。50年代以後，他被調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專管工業。
馬天水高高的身軀，微駝的背，很早就謝了頂，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得多，所以不到50歲就被毛澤東稱為‘馬老’。馬天水穿著很樸素，一身灰藍布中山裝，腳穿長統紗襪和圓口布鞋，不嗜煙酒，是個‘工作狂’。那時上海的一萬多家工廠他去過的少說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個工廠，或是向幹部、工人了解情況，或是直接參加勞動，在煉鋼爐鏟鋼渣，在碼頭上搬運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眾中聲望很高。"
誰想得到這樣一位實幹的好公仆、好共產黨員卻成為一九七八年一月三日《人民日報》上“一個由老幹部墮落為‘四人幫’黨羽的典型”，這種大帽誰戴得起?在同誌相殘中，馬老走入人生悲路：
"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門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馬天水，在關押期間，於1978年患反應性精神病，喪失供述、申辯能力，經司法醫學鑒定屬實，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預審，待病愈後再予追究。’
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醫院。神智清醒的時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要求回到工業戰線。他說：‘讓我出出主意，做做顧問也好。’1988年11月15日，馬天水死於精神病院，時年77歲。"
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幹部最後死於精神病院，這筆帳要怎麽算?在馬天水眼中“到外地視察，在專列上打橋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車，讓別人在牌桌上向他匯報工作”的鄧小平，1983年10月12日在《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中指稱：
“最危險的是‘三種人’。這些人已經清查和處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已經有所改正。但是確有相當一批立場沒有改變而在黨內隱藏了下來，說他們最危險，是因為;一、他們堅持原來的幫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顛覆性的政治主張;二、他們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時會偽裝自己，騙取信任，時機到來，又會煽風點火，製造新的動亂;三、他們轉移、散布和隱蔽在全國許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聯係還沒有完全消滅;四、他們比較年輕，也比較有文化。他們當中有些人早就揚言十年、二十年後見。總之，他們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勢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黨中解決，就會留下禍根，成為定時炸彈。”
顯然馬天水就是被整黨解決的危險禍根。回想1975年6月12日鄧小平陪外賓至上海時曾借機拉攏馬天水：“我們都是老同誌了，有些情況應該跟你通通氣。”、“以後你到北京，可以找他們(指李先念、餘秋裏)，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談嘛!” 不意二年半後就變成了“一個極其凶惡殘忍的出賣原則，出賣靈魂的野心家、陰謀家”(同前《人民日報》語)，讓人見識到何謂“偽裝自己，騙取信任”的“狡猾的政治手腕”。在“讓我出出主意，做做顧問也好”的呼喊中，我們不坊就來聽聽精神病患一段精彩的“胡言亂語”：
"一個寒冷的冬天，華北平原上最後一批莊稼已收割完畢，西風殘照，衰草淒迷。一個孤獨的老人毫無目的地踽踽獨行，時而狂笑，時而號叫——他就是當年上海灘上不可一世的市委書記馬天水。
1982年，上海司法機關審判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餘黨徐景賢、王秀珍等罪犯時，鑒於馬天水患有反應性精神病，決定暫不提起公訴，取保候審。後來，由馬天水的弟弟馬登坡作保，把他領回原籍養病。馬天水返回老家以後，病情時發，經常離家外出，在外胡言亂語。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關部門提出報告，要求解除擔保，由政府處理。有關部門出於人道主義，決定派人前往唐縣，帶回馬天水，替他治病。
1983年4月初，一行人來到河北省唐縣一個村莊。沒有料到，馬天水一見到吉普車，就像一匹受了驚的馬，一味朝野外狂奔，不一會兒就消失在密密的樹叢中。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尋找，最後在一條水溝裏找到了馬天水。隻見他趴在溝沿上，腦袋鑽進了草叢，隻剩一個屁股撅在外麵。顯然，他的精神病又發作了。在醫生的幫助下，公安人員好不容易才把馬天水弄上車。
吉普車在華北原野上奔馳。馬天水安靜下來了。他環顧著這熟悉的原野，向坐在身邊的醫務人員念叨起來：“我們在這個土坡上打過日本鬼子一個伏擊，那兒原來有日本鬼子一個炮樓，後來被我們遊擊隊炸飛了……” 從對抗日戰爭那段曆史的明晰回憶中，看起來馬天水的神誌是正常的。可是，一接觸到“文化*大革命”，他就喪失了理智，一派胡言亂語，叫嚷“安排工作” 、“恢複黨籍”。一聽到“改革開放”、“商品經濟”這些字眼，他就會朝厚重的大門撞去，口裏哇哇亂叫：“快把廣播砸了，裏麵全是騙人的把戲呀!” (引自顧保孜著《中南海人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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