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姨，七姨，小舅去參加革命大串 時候，家裏受到運動以來的第一次直接‘衝擊’。
一天傍晚，我正和院子裏的其他小孩一起跳皮筋，忽然看到有一群帶著紅袖標的人直奔我們而來。他們中有的人手裏拿著報紙，有的人拎著漿糊桶徑直走到姥姥家的門口，沒有一句話，就‘呼’地一下在門旁邊粘了一張寫滿黑字的大報紙。我看著那張大字報嚇呆了，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隻覺得那張牙舞爪的字一個一個地好像要出來抓人，不由的要躲。還沒等我完全反應過來，那些人又奔向隔壁的程姥姥家，在她家門口也貼了一張，不到5分鍾，我們那棟住了六家人家的小樓有五家被貼了大字報。之後，那些人揚長而去。
看到被貼大字報的並不是我們一家，稍稍感覺好一些，止住了瑟瑟地抖，心還在怦怦亂跳，忙跑回家去告訴姥姥。
姥姥聽到有大字報的事，臉‘刷’地一下就白了。
那是一張‘勒令搬家’的大字報，大致內容為：
勒令×××於×年×月×日前將樓下房子騰出，如不按此辦理，群專小組將對你采取革命行動。
下麵落款為‘群專組’。
原來，在學校的行政、黨政體製在運動中被破壞了之後，各種組織便相應地發展起來。多數組織由學生牽頭，是要幹大事的，要鬥爭‘走資派’，要批判‘修正主義’，而學校裏的一些教職員工便組織了‘群眾專政小組’，在被‘專政’了的學校裏管一些學生組織不大管，或不屑於管的事，同時，也承擔一些日常事務性管理。此次調整住房即是‘群專小組’‘專政’的一個內容。
姥姥家住的家屬宿舍區由幾十棟樓房組成。該宿舍區西鄰城市的一條主要的大街，東麵緊靠一大片已荒蕪的公園，南邊與學校校園隔路相望，是幾片宿舍區中最好的一處。
解放初，姥爺攜一家老小從北平來到這所大學任教，便住在這裏。聽姥姥講，那是1950年，那時候，城市的人口很少，最熱鬧的大街上也零零落落沒有幾個人，有軌電車經常在馬路上空跑，未載一人。所以家屬宿舍的房子多的很，隨便挑，隨便住。姥姥家那時人口較多，就找了一個有四個住人間的房子，後來隨著像媽媽這樣的較大的孩子畢業離家，家中人口不太多了，姥姥為了省一點房費，就自動放棄了原來的房子，搬到現在這裏來，也就是‘120號’，我的童年就是在這裏度過的。
‘120號’是整棟房子中的一個門號。這是一棟日式樓房，說得好聽一點，它很像北美的townhouse。小樓一共有六個門，住著六戶人家。房子與前麵的大路有20米左右的距離，每家門前都有一條磚甬道通向大路，另外還有一條橫向的磚甬道把每一家連接起來，使六戶人家既不顯得過分靠近，又可以很方便地來往。夏天，各家都在路邊和門前種一些花草，逢開花季節，姹紫嫣紅，煞是好看。也有些人家栽些葡萄，或其它蔓類的植物，將門前搭起了一個綠色涼蓬，在下麵乘涼、喝茶、聊天。而在離房子較遠的地方多種些蔬菜，既貼補了家用，又是消遣的營生。
房內是典型的日式結構，進門便上高台階，一律木地板。樓下有一個大房間，其餘的是廚房，廁所和儲藏室。廚房內有一個後門通向後院，夏天時前後門一打開，屋裏很涼快。一個窄窄的木樓梯通向樓上，樓上有兩個房間，一個大些，一個小些。樓上的大房間，姥爺用來做書房兼臥室，小姨七姨住小房間，姥姥則帶著我住樓下。有時爸爸和媽媽帶著妹妹休假回來，或其他舅舅，姨探親回來住在樓下，姥姥便上樓去住。
那個房子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有煤氣和暖氣，自來水當然更不用說，這就是所謂的‘兩氣一水’。在那個年代，能用上這‘兩氣一水’的實在不是太多。而事實上，這片住宅區在建造時就已將這些設施規劃、建造好，因此這片宿舍從1號到130多號的住房全部享有‘兩氣一水’供應。
但也不是所有住在這裏的人都享受到了‘兩氣一水’，在宿舍區的後半部也就是1號之後還有一些建築，好像是俄式的。這些房子結構也不錯，房間普遍較大，天花頂高，寬敞、亮堂，但房子與房子之間的距離很小，單位麵積居住的人多。這一片房子就沒有煤氣，暖氣設施。不知道當時的學校領導出於何種考慮，住在這裏的幾乎全部是學校的工人。這樣，宿舍院區無形中就分為兩個區域，前麵的一部分住的主要是學校的教師和各級領導，後麵住的是工人。
這一次‘勒令搬家’事件便是由這些原因引起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各級領導已全部‘靠邊站’了，而那些教師，特別是那些從解放前過來的老教師沒有幾個自身是‘幹淨’的，都趕緊躲在角落裏盡量不出聲響。於是，參加‘群專小組’的大多都是出身好的工人。這種住房分配的不合理當然早就看在他們的眼裏了，以前一直沒有辦法改善，現在自己掌權了，便迅速重新製定了住房分配方案，並在一天之間將‘勒令搬家’的大字報貼到了院內百分之九十的人家的門前。
家裏的主要‘勞動力’都沒在家，姥姥、姥爺和我（當然主要還是姥姥），匆匆將家裏重新安排布置一下，將樓下的東西清理出來，該扔的扔了，該留的搬到樓上，讓出樓下的大屋，並騰出了一個儲藏室給另一家作廚房。好在那個年代裏，每家的用具，家具，擺設都很簡單，沒有花費很大的的功夫，便在大字報規定的時間內，將房子交了出去。
樓下搬進了關姨一家，家裏人口也少，一直和姥姥一家和睦相處，直至二年後各自離開‘120號’，離開這座城市，到農村插隊落戶。
宿舍區裏大部分住房都作了調整，隔壁的程姥姥家樓下也搬進了另一戶，再隔一個門的顧姥姥家搬走了，不知道被‘勒令’到什麽地方去了，搬進了一家有9個孩子的人家。而且並不是所有人家都像姥姥家這樣幸運。自從開了兩家甚至三家合住一個單元房的先例後，鄰裏吵架便成了很多人家的家常便飯。倒也不是人們太愛計較小事，幾家人擠在一個小小的空間內，沒有隱私而言，且大家公用廚房，廁所，不光是不方便，還要分攤煤氣，水，電的費用，難免不產生矛盾。
就這樣，繼學校的秩序和平衡被破壞之後，生活中的秩序和平衡也開始被打破。
那張‘勒令搬家’的大字報像一帖難看的膏藥一樣，一直貼在門口，至到風將它吹得零七八落，也沒有人敢將它揭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