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父親被揪出來，家裏被抄家後，我就成了“狗腿子的狗崽子”。被班裏紅衛兵勒令往教室的黑板上寫了自己家裏哪天被抄，是誰抄的，以及抄出些什麽東西，是謂“自我示眾”。正在度日如年戰戰兢兢地等待下一步的“處理”時，一張新的紅衛兵通告貼了出來。通告上說，紅衛兵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進行全國大串連，還要到北京去見毛主席。警告班裏的狗崽子們不許亂說亂動，要老老實實地下鄉參加三秋勞動改造自己，不得到紅衛兵的準許不得回學校。而我的名字理所當然地就在狗崽子的行列之中！
文革以前，上海的中學生經常在郊區農忙時下鄉勞動。那可是少年們不可多得的節日！離開了父母的監督，和同齡人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裏過集體化的生活。擠睡在鬆軟的稻柴鋪上，吃著大灶鐵鍋燒出的噴香的蠶豆菜飯，摘棉花，割稻，收菜籽，有時還幫著拔稻秧（當然插秧是輪不到我們的）。幹得好了，生產隊還會送些炒瓜子，炒黃豆，或者豆沙湯團之類的慰勞我們。這對於缺少零食解饞的城市少年，又是另一種誘惑。更有趣的可能是偶爾的扳櫓搖船，挑燈摸蟹之類的活動。所以這十來天的下鄉可是大家心向往之的。但是這次不同了！這次不再是大家共同的節日。下鄉成了對“狗崽子”們的懲罰，而不下鄉則成了“紅五類”們的特權！（到底是誰把農民和農村看得低人一等的？！）對下鄉的向往也就因此變成了對自己卑微地位表麵的屈從，和深藏心底的不服。
我們十多個“狗崽子”是在兩個紅衛兵的押送下坐長途汽車到郊區的生產隊的。那兩個紅衛兵連行李都沒帶，當晚就返回了城裏。臨走警告我們：隻許好好勞動，不許擅自回城，更不許外出串連。誰要敢自己回城，紅衛兵就會到他/她家抄家！抄家的警告如緊箍咒套在我們頭上，讓我們不敢越雷池一步。幾個星期的勞動中，有兩個紅衛兵來檢查過一次，點算了人數後就走了，也不說什麽時候我們可以回城裏去。三秋近了尾聲，地裏已經沒有我們可以幹的活了，可是紅衛兵似乎把我們忘了，既沒有人來，也沒有準許我們回城裏的通知傳來。而我們，因著那個抄家的威脅，依然不敢擅自行動。進入十一月了，天氣冷了。有的農民都已經穿上棉襖了，我們卻還穿著單衣。老鄉們常常問我們怎麽還不走，可我們又怎麽敢告訴他們，其實我們都是“狗崽子”，是沒有自行回城的自由的。
終於我們中間膽大的曉芬忍不住了。她說為什麽紅衛兵可以去見毛主席我們不可以去？我們不要串連，我們就要上北京去見毛主席。那是對我們鬥私批修改造自己的最好激勵。我們住在同一家老鄉家的六個女孩都同意這個說法，因為隻有這樣才能給我們接下去的行動找到“革命”的理由啊。於是六個女孩偷偷地準備起了我們的“勝利大逃亡”。我們白天照常出工（其實也就剩下在收割後的地裏撿稻穗，或者坐在倉庫剝僵棉桃的輕活了），晚上則悄悄計劃著哪天走，怎麽躲過其他人的眼睛背著行李走到長途汽車站去，以及回到學校後怎麽想辦法弄到去北京的介紹信，等等。因為有了六個人的“團體”，大家都把抄家的威脅放在了腦後，大有一種“隨它去吧”的氣概 — 大不了六家一起再抄一遍！商量的結果是，我們不可能在白天堂而皇之地走，隻能乘著月黑風高悄然離去。好在下鄉時天氣還暖和，帶的行李衣服都不重，估摸著可以背著堅持到車站，因為來時就是這麽走來的。
逃亡的日子到了！我們六個女孩半夜起床，把行李收拾好之後餓著肚子走上了田間小道。有著半月的天不算太黑，水稻已經收了，也不怕跌入水田，隻是時不時響起的狗叫聲讓我們神經緊張。怕狗衝出來咬我們，更怕狗叫引來懷疑，讓我們逃亡的行動前功盡棄。終於有驚無險，在天亮時分我們到了長途汽車站，趕上了第一班到上海的汽車。直到這時我們才發現盡管天這麽冷，我們穿得這麽少，汗水還是濕透了我們的內衣。按照計劃，回到學校的當天我們就要去找校紅衛兵總部開介紹信，並且當晚就要離開上海。這麽做的原因是要讓班裏的紅衛兵來不及得到我們逃亡的信息而出手攔截（好在那時沒有手機）。到紅衛兵總部開介紹信的任務落到我的頭上。校紅衛兵總部的頭不認識我，加之我穿的是我父親的正宗的黃軍裝，很容易讓人以為我真的是紅五類子弟，所以介紹信很快就開了出來。按照約定，夜裏九點我們六個在上海北站集合。我們的目標：搭上火車到北京去見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