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八樓
蕭蔚
那年回北京，我順路探訪了東八樓，那是爸爸機關家屬宿舍大院中的一棟樓，是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我兒時居住的地方。那時，樓裏住著十二戶人家，湊巧聚集了一群“牛鬼蛇神”，這些人可憐的人們，共同上演了一出時代的悲劇。
我們家和當年北洋政府大總統徐X X之侄同住一個單元。徐家夫婦一個忠厚老實，一個大大咧咧，因為我們兩家都是天津人，孩子們的年齡又相仿，因此關係比較親近。我哥哥經常和徐家的兒子下圍棋，我則和徐家的女兒一起玩娃娃家，一個當爸爸，一個當媽媽。那時，徐家夫婦剛從美國回來參加建設，帶有十足的洋氣，就連他們家的玩具都是從國外寄來的洋玩藝兒，過娃娃家用的電烤箱、電爐子等實物都是許多年之後我來澳洲時才真正見到和使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困難時期”，我們兩家一起在院子裏開出一小片菜地，徐太太踩著雙紅色高跟鞋，昂首挺胸地到馬路上拾馬糞、澆菜園，十分招眼，出盡洋相。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徐家成為東八樓裏第一個被“破四舊”，抄家的對象。紅衛兵揪著徐家夫婦在東八樓前，各自站在一個小板凳上，審問開始：
坦白交代，徐X X和袁世凱是什麽關係？！
——是結盟兄弟。
說，你知道不知道，袁世凱是個什麽東西？！
——他是個倒行逆施，妄想恢複帝製，做皇帝的壞東西。
那麽徐X X為什麽還和這種人結拜兄弟？！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還小，再說他們結拜的時候，袁世凱還沒有稱帝。
樓前站滿了看熱鬧的人，聽到這裏，大家都笑了起來。
徐家被抄了家，連電烤箱、電爐子、洋娃娃等玩具都給抄走，更不要說徐太太的那雙紅色高跟鞋。
抄家之後，大院裏的孩子開始欺負徐家的兒子，按諧音，給他起了外號叫“希特勒”。他一出門，孩子們就跟在後麵叫道：“希特勒，*****兒多”。他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辱罵，回到家裏哇哇大哭。一天，徐家的兒子放學上樓回家，後邊尾隨著幾個孩子嘻笑叫罵，正逢我哥哥下樓，見狀，把欺負他的那幾個孩子一腳踹到樓下，沒有想到，此舉為我家種下禍根。
我們東八樓裏真是“藏龍臥虎”，慈禧太後重臣李X X的嫡孫也住在這裏。由於國人早已蓋棺定論：“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X X”，李家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家徒四壁，聲名狼藉。紅衛兵來抄家時進門看看，見沒有值得查抄的東西，甩下幾句革命口號走人。大概是因為家族的敗落和這位滿清大臣嫡孫本人的無能，他所娶的老婆是一個其醜無比，庸俗不堪的市井婦人，大家叫她“胖葫蘆”。這個女人好串門，生性好東家長，西家短，兩頭傳閑話，樓裏和院裏的是非不夠她搬弄的，難免遭人之恨。雖然李家躲過了紅衛兵，可卻沒有躲過樓裏十多個孩子。在那個混亂無政府主義狀態的年月裏，孩子們和李家玩過不少的惡作劇：白天，拿個小鏡子在太陽下對著李家的窗戶晃，半夜三更，敲開李家門，再一溜煙逃跑，要不，就點著炮仗扔到李家的大門裏…… 孩子們自然也把李家的獨子當作“小賣國賊”來對待，模仿照片上李X X的樣子，在他嘴周貼上一把白棉花當胡子，又用黑紙糊了一頂清朝官帽，再套上一件黑布大氅，大家玩“鬥爭賣國賊”。“小賣國賊”隻有六、七歲，還不大懂事，看著孩子們哈哈大笑，也跟著傻笑，還不斷地做怪樣逗大家。他晃著大腦袋，拉著眼皮，嘴裏念念有詞：“準大清國再賠洋人四億五千萬兩銀子——”胖葫蘆拉長耳朵聽著，又氣又急，臉憋得像個紫茄子，從屋裏跑出來，一邊罵著“你這個小兔崽子，還不快給我滾回家！”一邊揪著兒子的衣領往回拉，從此，胖葫蘆再也不讓“小賣國賊”出來給大家當笑料。
文革初期有一年學校停課不上學，樓裏的孩子們整天聚在一起玩。夏天，爬大樹，摘桑葉養蠶寶寶，冬天，在院子裏打雪仗，要不就藏貓貓，或在院子裏跳跳繩……唯有劉右派家的兩個孩子不能加入大家的行列。
劉右派原來是設計院的工程師，隻因為發表了幾句保護北京舊城牆的言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發落當雜工。據說，他老婆劉瘋子原來有一個非常體麵的家庭，父親曾是北京輔仁大學的教授，她自己原來是美國人辦的八年製協和醫科大學畢業的內科醫生，她理當是一位高尚人家的太太，然而這殘酷的，“從天而降”的事實使她無法接受，於是患上精神分裂症。劉瘋子總是把頭夾在兩個肩膀之間，從不抬頭看人，她上下樓時，一陣輕飄飄，不願引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劉瘋子在東八樓孩子們的心目之中如同陰間的鬼神，哪個孩子淘氣不聽話，大人們最後一招就是說“別鬧了，要不然劉瘋子該來了！”嚇得孩子立即收聲，等到夜晚做惡夢，亂叫嚷。
劉瘋子懷孕時正趕上“反右”和患精神病，樓裏人傳說這種病可以遺傳後代，因此，當女兒剛呱呱落地時，大家就自然地在背地裏喚她“小瘋子”。劉瘋子的兒子長得極像爸爸劉右派，再加上那個年代，人們認為人的劣質秉性也可以遺傳，於是他被稱為“小右派”。
每當“小瘋子”和“小右派”怯生生地過來要求加入我們玩耍的行列時，大家便像是躲避瘟疫一樣，叫著“不加，加減，不乘除”（不多加人，也不減人之意），一哄而散，換個地方再接著玩。於是，他們倆隻好趴在窗戶上，幽靈一樣，露個小腦袋看著我們玩。劉瘋子家裏肯定沒有玩具，這兩個孩子的童年就是這樣，是在看著別的孩子玩耍中度過的。
三樓住著末代皇帝溥儀老師的嫡孫女，按說，她也是舊社會留下來的遺少，然而，她的運氣極佳，總是禍從身邊過，從不進家門。究其原因，有三：一是這位溥儀老師的嫡孫女是個一心撲在學校裏的小學教師，為市教育係統優秀人物，紅衛兵沒敢動她；原因之二，是這家有三個虎頭虎腦的大兒子，為樓裏和大院小孩們的指揮和統帥人物，當然，誰也不會欺負這家人；原因之三，是他們有一個不但全權代理家政，而且管理樓裏雜事的保姆。這可是位人前一套，人後一套，當人說人話，當鬼說鬼話的人物，樓裏人對她是既恨又怕。通常大家稱呼保姆為“阿姨”，可唯獨尊稱她為“王大媽”。
王大媽比胖葫蘆精明之處是會使陰招。比如，分配樓裏人清掃院子時，她總是派給劉瘋子家和徐家最難掃的地方，明明是欺負人，可她卻裝作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對他們說：據群眾反映，這地方是你們家孩子經常玩耍弄髒的，所以就請你們幾位多多代勞吧！然後再嗬，嗬，嗬地幹笑幾聲。不過，那年月，劉瘋子家和徐家除了可以看到王大媽的笑臉，還真看不到別人的。諸如此類，王大媽說話辦事精明得讓你說不出，道不出，找不到什麽毛病，幹受一口窩囊氣。
一九六八年，更加恐怖的年月到來，文化大革命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如同連鎖效應，大院裏不斷發生服安眠藥、熏煤氣、上吊、跳樓等自殺事件。一天，大院裏的積極分子提審樓裏一個寄居在外甥家的孤老頭，說他是反動教徒，證據是一件教袍。這個老頭的確入過什麽教，當他看到大院裏有很多人受到審查，便偷偷地將自己的“贓物”——教袍，撕成一條一條，扔到垃圾箱裏。沒想到這事被王大媽發現，她將教袍又一條一條地撿回來，重新縫製好，交到大院居委員會手裏。王大媽立了功，可是那老頭卻丟了性命——他抵擋不住逼供，也無法澄清事實，又不願意死在外甥家裏，隻好跳樓自殺。那天清晨，樓裏人聽到孤老頭喊了聲“我罪該萬死！”然後就是重重的落地聲。那個年月，大家說你入過什麽教就是“反動分子”，連你自己都覺得確實是有罪，沒臉再活下去。這樣的自殺稱作“畏罪自殺”，家裏人不敢收屍。鮮血四濺的孤老頭隻是招徠眾多的蒼蠅瞻仰遺容，向遺體告別，屍體在樓前擺到下午才被火葬場拉走焚燒。
孤老頭是從三樓的女兒牆上跳下的，樓裏的孩子們也跑到三樓的平台上體驗自殺前的心態。夕陽斜下時，女兒牆上小孩子們的身影在院子當中晃動，樓裏的大人透過窗戶，看得清清楚楚。誰不明白，哪個孩子稍有失足，就會同那孤老頭一樣，摔個粉身碎骨！各家的大人從樓裏跑出來，喊著自己孩子的名字。我姥姥更是急得團團轉，那天我遭到了姥姥前所未有的嚴厲訓斥。
終於,“清理階級隊伍”也清到我爸爸頭上，機關來人抄了我家。我爸爸是被他的同學揭發檢舉出來的。在讀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假期他曾經在國民黨機關裏幫忙抄寫文件，打工掙飯錢，於是，他被當作“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揪了出來。
那天我放學回家的時候正趕上抄家，看到東八樓前站滿看熱鬧的人，以為是別人家出事，同往常一樣，也擠在人群裏踮著腳尖看熱鬧。奇怪的是大家都扭過頭來異樣地看著我，可誰也不說一句話。過了一會，劉瘋子悄悄走過來，好心地對我說：先別回家了，他們正在抄你們家呢！真的，我看到機關裏的人整箱整箱地把我家的東西往外搬，最後由兩個工人帶走了我爸爸。
回到家裏，一片狼籍，連我睡覺的小床都給翻個底朝天，我哇地一聲哭起來，屋裏空蕩蕩，居然還響起回音。後來聽媽媽說，他們花很多時間尋找和國民黨有關的證據，實在找不到，就拿走了家中的細軟、爸爸媽媽的書籍和日記本。
如同是一種默契，第二天早晨我出家門去上學，見到樓裏的小朋友，大家像陌生人一樣，沒有人願意理睬我。那些經常到我家來向爸爸請教技術問題的叔叔阿姨也是怪模怪樣，他們縮著脖子，扭著身子，將視線越過肩膀頭，咧一下嘴，勉強地和我點一下頭。真的，風水輪流轉——這回該我家倒黴了！以前，我從來都不和小瘋子、小右派講話，徐家被抄以後，我也不再願意和徐家的女兒玩娃娃家，他們家搬走前，我竟連聲“再見”都沒有和她說一句，有誰願意和壞人、壞孩子同流合汙呢？！可是，就是在一夜之間，我居然也變成一個“小反動派”！
學校裏的同學大多也是機關大院裏的孩子，他們都知道我家被抄，誰都不願意和我講話，同桌的女孩，把課桌拉得好遠，說是要和我“劃清界限”。放學回家的路上，我身後邊尾隨著那幾個曾經被我哥哥從樓上踢到樓下的孩子，報複的時機到了，他們叫著“打倒小國民黨反動派”。
我哭著向姥姥訴說這一切，姥姥摟著我疼愛地說：“騾子大馬大值錢，人大了不值錢！別怕那些孩子，誰都不知道誰會有倒黴的那一天。”
爸爸托付機關裏的同事帶來便條，說是要接受“隔離審查”，很長時間不能回家。機關停發爸爸的工資，存款也被抄走，全家隻靠媽媽一個人的收入維持生活，姥姥不得不用白麵、大米等細糧換回價錢便宜的玉米麵等粗糧。看著家裏生活拮據，我拿出自己過去積攢下來的，僥幸沒有被抄走的十幾元嶄新的紙幣，交給姥姥買菜用。姥姥的眼圈紅了，說我一下變成一個懂事的大姑娘。
冬天來了，桑樹的葉子被西北風吹光了，再也沒有小孩有心思去養蠶寶寶。大院裏堆滿的積雪開始溶化，再也沒有人打雪仗和堆雪人。大孩子都到農村插隊去，樹倒狐孫散，東八樓昔日熱鬧的景象不複存在，剩下的小孩子誰都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戶又要變成大壞蛋。我默默地呆在家裏，聽著收音機和姥姥講故事，拉著心愛的手風琴，孤獨地度過了剩餘的童年……
時移俗易，時變境遷，大家終於熬過那些可怕的日子。東八樓的孩子們長大以後都很有出息，劉瘋子的女兒現在是教授級內科醫生，兒子在設計院任高級工程師。徐家兒女移居美國，一個搞科研，一個開中醫門診。聽說“小賣國賊”念的是政治經濟學，當然，現在他走的是治國，而不是祖爺爺的賣國之路。我哥哥成為一名有實力和資本的企業家，聊起當年把院子裏小孩從樓上踹到樓下的事時他說：真的不知道，我當時哪來那麽大力氣和膽量？給人家孩子踢傷殘了怎麽辦？！我，則來到澳大利亞定居，小時候的經曆，使我對權勢和地位漠然置之，我學會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的處世哲學。
人去樓還在，如今，老住戶全部搬走，粉刷一新的東八樓給我一種“此東八樓不是彼東八樓”的感覺，我記憶中的“東八樓”早已經成為這出悲劇中的一個標誌，成為我所經曆的那個特殊年代的縮寫符號。
吟詠著古人崔顥的詩句：“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複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我告別東八樓，但願這段記憶中的故事永遠隨曆史而去，不再複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