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文革是一場殘酷的運動的話，它的熱身賽卻是一場超級大遊戲，一場讓全國青年都躍躍欲試地參與進去的好玩的遊戲，這場遊戲就是——大串聯。現在去問一個五十歲以下的人，“你聽說過串聯嗎？“他一定會雲裏霧裏地完全不知所雲。但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在中學和大學讀書的人，是不會不知道‘革命大串聯’的。
大約是1966年8月份的一天，小姨從學校回來，興衝衝地和姥姥說要和同學一起去北京串聯。開始姥姥不同意，主要是不放心十幾歲的女孩子單獨出那麽遠門，可是姥姥也知道她沒有能力勸住小姨，因為那時候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公開接見紅衛兵的消息已經傳到全國各地，每個年輕人都希望自己能親眼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親耳聆聽毛主席的教導。另外，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學生們也希望能到運動的中心去學習，取得革命經驗。也正是基於讓全國的學生互相交流經驗，使各地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勢能夠均衡地發展的目的，黨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號召學生搞‘革命大串聯’，且串聯的學生吃，住，行均免費。在這種情況下，姥姥怎麽攔得住小姨？最終，姥姥還是拿出5元錢，讓小姨去了。
小姨在火車站遇到了七姨，七姨並不是去串聯的，而是在車站阻勸學生不要串聯，要‘就地鬧革命’的。但沒過幾天，七姨抵擋不住其誘惑，也去了北京。她走的時候連5元錢也沒拿。小姨她們憑著學校開的一張證明信，便免費坐火車到了北京。北京車站上設有‘串聯接待站’，負責安排學生在京期間的食宿。小姨和她的同學被安排在一所高校內，每人發一床被子，晚上就睡在一個教室裏，每天簽名，免費領飯票到食堂吃飯。
由於小姨參加串聯早，幸運地趕上了毛主席接見。據小姨講，聽到第二天有接見的消息，她和同學們頭一天晚上就趕到了天安門，到了那裏才知道，她們並不是早的，已有成千上萬的學生早就到了。小姨她們隻能在距天安門城樓很遠的一個角落裏，興奮不已地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第二天天一亮，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就開始湧動起來。由於無法預知接見的準確時間，也看不清天安門城樓上的情景，小姨她們隻能時時處在緊張的等待中。一會兒，前麵的人說：來了！來了！她們就趕緊掂著腳尖，伸長脖子，拚命往前看。看了一會兒，又有人說：沒來。她們就放鬆一些。過一陣子，前麵又傳來了‘來了’的消息，又掂著腳尖，伸長脖子向前望，還是看不出所以然。如此這般幾次，就有些精疲力竭了。到真正毛主席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時，倒對傳來的消息有些不相信了。不過小姨說，她馬上就感覺到了氣氛的不同：廣場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的聲音震天動地，響徹雲霄。無奈，她們離城樓太遠了，再拚命看，也沒有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小姨隻是模模糊糊地看到城樓上有一個人揮拳頭呼口號，後來聽人說那是周恩來總理。
北京人講，每次接見之後，都看到天安門廣場上清潔工將成堆的鞋子裝卡車清走，那都是學生們在被毛主席接見時擠掉的。
後來小姨在北京遇到了七姨，她們一起進行了一些串聯學生通常進行的革命活動：抄大字報；到北大、清華兩校參加辯論會、批鬥會；參觀中國自行設計、自行製造的轟動一時的‘一萬二千噸水壓機’。同時她們也公私兼顧地作了一些與這場革命無關的事：拜訪北京的親戚；參觀名勝古跡；還用姥姥給的錢買些好吃的。
小姨在火車站遇到了七姨，七姨並不是去串聯的，而是在車站阻勸學生不要串聯，要‘就地鬧革命’的。但沒過幾天，七姨抵擋不住其誘惑，也去了北京。她走的時候連5元錢也沒拿。小姨她們憑著學校開的一張證明信，便免費坐火車到了北京。北京車站上設有‘串聯接待站’，負責安排學生在京期間的食宿。小姨和她的同學被安排在一所高校內，每人發一床被子，晚上就睡在一個教室裏，每天簽名，免費領飯票到食堂吃飯。
由於小姨參加串聯早，幸運地趕上了毛主席接見。據小姨講，聽到第二天有接見的消息，她和同學們頭一天晚上就趕到了天安門，到了那裏才知道，她們並不是早的，已有成千上萬的學生早就到了。小姨她們隻能在距天安門城樓很遠的一個角落裏，興奮不已地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第二天天一亮，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就開始湧動起來。由於無法預知接見的準確時間，也看不清天安門城樓上的情景，小姨她們隻能時時處在緊張的等待中。一會兒，前麵的人說：來了！來了！她們就趕緊掂著腳尖，伸長脖子，拚命往前看。看了一會兒，又有人說：沒來。她們就放鬆一些。過一陣子，前麵又傳來了‘來了’的消息，又掂著腳尖，伸長脖子向前望，還是看不出所以然。如此這般幾次，就有些精疲力竭了。到真正毛主席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時，倒對傳來的消息有些不相信了。不過小姨說，她馬上就感覺到了氣氛的不同：廣場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的聲音震天動地，響徹雲霄。無奈，她們離城樓太遠了，再拚命看，也沒有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小姨隻是模模糊糊地看到城樓上有一個人揮拳頭呼口號，後來聽人說那是周恩來總理。
北京人講，每次接見之後，都看到天安門廣場上清潔工將成堆的鞋子裝卡車清走，那都是學生們在被毛主席接見時擠掉的。
後來小姨在北京遇到了七姨，她們一起進行了一些串聯學生通常進行的革命活動：抄大字報；到北大、清華兩校參加辯論會、批鬥會；參觀中國自行設計、自行製造的轟動一時的‘一萬二千噸水壓機’。同時她們也公私兼顧地作了一些與這場革命無關的事：拜訪北京的親戚；參觀名勝古跡；還用姥姥給的錢買些好吃的。
天安門的接見活動結束了，小姨，七姨從北京回來，但革命大串聯並沒有結束，而且可以說是剛剛開始。
學生串聯的目的地由原來的北京擴展到全國各地。串聯的理由是很多的：北方的學生要去參觀‘廣州起義’舊址；西北的學生要到上海去取經；廣西的學生要親臨東北看看‘北國風光’的景色；而象‘毛主席故居韶山’，‘革命聖地延安’更是很多學生向往的地方。串聯的學生囊括了除像我這樣年紀太小，實在無法參加串聯的全國各地的所有學生，串聯的目的地更是遍布祖國大江南北每一個角落，交通部門對學生免費開放，各個城市，城鎮，學校都設立了‘串聯學生接待處’，免費招待學生。
小姨、七姨、小舅都毫不猶豫地再次投入‘戰鬥’，不約而同地相繼踏上了南下的列車。小姨，七姨的第一目的地是上海，這一次出去雖然肩上仍負有‘交流經驗，吸取精華’的使命，但心裏不可避免地摻雜了一些‘借機玩一玩’的想法，因此，她們選擇了上海。那時候的年輕人，實在是沒有現在的人會玩，不知道什麽西藏的‘香格裏拉’，敦煌的 ‘莫高窟’，更不知道什麽 ‘新馬泰’，‘歐洲、北美幾日遊’，大概覺得北京第一好玩，上海第二好玩。這一次，她們雖然也聽從‘紅衛兵接待站’的安排參觀了一些高校，但不再像第一次串聯時那樣花大量的時間傻抄大字報，而是花較多的時間在城市裏觀光。
但上海似乎沒有給小姨、七姨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們回來後，我既沒有聽到她們講運動形勢，也沒聽到她們講城市風景，而講的最多的是在黃浦江邊看到岸邊的人一邊在刷馬桶，江上的船民一邊打江水做飯。
從上海出來，小姨、七姨她們又乘火車去了一些其他地方，這時候，已經不能用‘踏’上火車這個詞了，而隻能說是‘擠’上火車，或‘扒’上火車。據小姨講，她們經常是站在某站的月台上，無目標地等待著。一旦火車進站，便拚命往上擠，有時一個人上去了，便從窗戶拉其她同伴，讓其她人從窗戶爬上去。上了火車之後，就開始互相打聽這趟車是到那裏的，什麽時間開。對她們來說，上車是最重要的，到那裏去並不是很重要，因為，第一，到哪裏都可以‘鬧革命’。第二，如果這趟列車的方向實在是與她們要去的地方南轅北轍的話，也沒有關係，在某一個大一點的車站下來就是了。待座位上，過道上，甚至行李架上，坐位底下都擠滿了人，車廂象一個實實在在的沙丁魚罐頭似的再也沒有任何空間容許任何人扒進來時，裏麵的人鬆了一口氣，等待開車。開車的鍾點是沒有固定的，在哪個站停多長時間也是沒有固定的，有時可能在某一個站停上一天，當然，如果等得不耐煩了，可以再拚命擠下車。
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火車上不僅正常的送水送飯的服務會受到影響，可能上廁所都成問題。在小說和一些記實文學上，我曾看到過一些解決‘方便’的辦法，但沒聽到小姨，七姨講過。小姨，七姨在外麵轉了一大圈回來了。小舅則走的更遠，他不僅去了上海，江浙，還去了廣東，廣西，甚至海南島。
終於，中央發出了停止串聯的號召，學生們不再能夠享受免費乘車的優惠，大串聯進入尾聲。 之所以說是進入‘尾聲’，而不是‘結束’是因為雖然乘車串聯被禁止了，但還有一些其他形勢的串聯，如步行串聯！
不知道是誰最先想出的徒步串聯，可能是受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啟發吧，但有了先例，馬上就有很多人相應，那時候人們的熱情和精力都極為旺盛，渴望作任何事情。
我曾和一個朋友講，在1966年，我爸爸和他的一些學生徒步走1200多公裏，花了一個月的時間，走到北京，途中沒有借助任何交通工具。這個朋友不相信，以為我在編故事。但這實在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爸爸是一個中學老師，他們的串聯隊伍是由十幾個人組成的，除爸爸等三個人是老師外，其餘的全是初中三年級的學生。我不記得他們是否像行軍的戰士那樣每人背一個行李，但有兩樣東西是必帶的，一個是‘紅寶書’（紅色封皮的《毛主席語錄》），另一個是一麵紅旗。‘紅寶書’是每人一本，紅旗則一個隊伍有一麵。行進時，通常由一個走在前麵的人打著。我想，這個任務大概要由隊裏的男同學輪流完成，因為對持續行進的人來說，這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徒步串聯的人不用擔心吃飯和睡覺問題，那時候各個地方的人熱情都高，民風也古樸，隻要不選擇荒蕪人煙的路線，沿途的村莊都會有人幫他們安排吃住。爸爸他們拿著地圖，沿著公路走，中午趕到哪個村莊，就在哪裏打尖，晚上的落腳地點通常要計劃一下，因為如果日落之前不能趕到一個可以歇息的村莊是很麻煩的，一般一天走60華裏左右。就這樣每天日出而行，日落而息，四十幾天之後，他們到達了目的地－－首都北京。
我看到過一張小小的黑白照片，是用120膠片照的，上麵有十幾個人，前排人蹲著，後排人站著，每個人都穿著臃腫的棉衣，手裏拿著一本紅寶書，背景是北京天安門。這張照片就是爸爸他們徒步串聯到北京之後，在天安門前的留影。
學生串聯的目的地由原來的北京擴展到全國各地。串聯的理由是很多的：北方的學生要去參觀‘廣州起義’舊址；西北的學生要到上海去取經；廣西的學生要親臨東北看看‘北國風光’的景色；而象‘毛主席故居韶山’，‘革命聖地延安’更是很多學生向往的地方。串聯的學生囊括了除像我這樣年紀太小，實在無法參加串聯的全國各地的所有學生，串聯的目的地更是遍布祖國大江南北每一個角落，交通部門對學生免費開放，各個城市，城鎮，學校都設立了‘串聯學生接待處’，免費招待學生。
小姨、七姨、小舅都毫不猶豫地再次投入‘戰鬥’，不約而同地相繼踏上了南下的列車。小姨，七姨的第一目的地是上海，這一次出去雖然肩上仍負有‘交流經驗，吸取精華’的使命，但心裏不可避免地摻雜了一些‘借機玩一玩’的想法，因此，她們選擇了上海。那時候的年輕人，實在是沒有現在的人會玩，不知道什麽西藏的‘香格裏拉’，敦煌的 ‘莫高窟’，更不知道什麽 ‘新馬泰’，‘歐洲、北美幾日遊’，大概覺得北京第一好玩，上海第二好玩。這一次，她們雖然也聽從‘紅衛兵接待站’的安排參觀了一些高校，但不再像第一次串聯時那樣花大量的時間傻抄大字報，而是花較多的時間在城市裏觀光。
但上海似乎沒有給小姨、七姨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們回來後，我既沒有聽到她們講運動形勢，也沒聽到她們講城市風景，而講的最多的是在黃浦江邊看到岸邊的人一邊在刷馬桶，江上的船民一邊打江水做飯。
從上海出來，小姨、七姨她們又乘火車去了一些其他地方，這時候，已經不能用‘踏’上火車這個詞了，而隻能說是‘擠’上火車，或‘扒’上火車。據小姨講，她們經常是站在某站的月台上，無目標地等待著。一旦火車進站，便拚命往上擠，有時一個人上去了，便從窗戶拉其她同伴，讓其她人從窗戶爬上去。上了火車之後，就開始互相打聽這趟車是到那裏的，什麽時間開。對她們來說，上車是最重要的，到那裏去並不是很重要，因為，第一，到哪裏都可以‘鬧革命’。第二，如果這趟列車的方向實在是與她們要去的地方南轅北轍的話，也沒有關係，在某一個大一點的車站下來就是了。待座位上，過道上，甚至行李架上，坐位底下都擠滿了人，車廂象一個實實在在的沙丁魚罐頭似的再也沒有任何空間容許任何人扒進來時，裏麵的人鬆了一口氣，等待開車。開車的鍾點是沒有固定的，在哪個站停多長時間也是沒有固定的，有時可能在某一個站停上一天，當然，如果等得不耐煩了，可以再拚命擠下車。
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火車上不僅正常的送水送飯的服務會受到影響，可能上廁所都成問題。在小說和一些記實文學上，我曾看到過一些解決‘方便’的辦法，但沒聽到小姨，七姨講過。小姨，七姨在外麵轉了一大圈回來了。小舅則走的更遠，他不僅去了上海，江浙，還去了廣東，廣西，甚至海南島。
終於，中央發出了停止串聯的號召，學生們不再能夠享受免費乘車的優惠，大串聯進入尾聲。 之所以說是進入‘尾聲’，而不是‘結束’是因為雖然乘車串聯被禁止了，但還有一些其他形勢的串聯，如步行串聯！
不知道是誰最先想出的徒步串聯，可能是受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啟發吧，但有了先例，馬上就有很多人相應，那時候人們的熱情和精力都極為旺盛，渴望作任何事情。
我曾和一個朋友講，在1966年，我爸爸和他的一些學生徒步走1200多公裏，花了一個月的時間，走到北京，途中沒有借助任何交通工具。這個朋友不相信，以為我在編故事。但這實在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爸爸是一個中學老師，他們的串聯隊伍是由十幾個人組成的，除爸爸等三個人是老師外，其餘的全是初中三年級的學生。我不記得他們是否像行軍的戰士那樣每人背一個行李，但有兩樣東西是必帶的，一個是‘紅寶書’（紅色封皮的《毛主席語錄》），另一個是一麵紅旗。‘紅寶書’是每人一本，紅旗則一個隊伍有一麵。行進時，通常由一個走在前麵的人打著。我想，這個任務大概要由隊裏的男同學輪流完成，因為對持續行進的人來說，這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徒步串聯的人不用擔心吃飯和睡覺問題，那時候各個地方的人熱情都高，民風也古樸，隻要不選擇荒蕪人煙的路線，沿途的村莊都會有人幫他們安排吃住。爸爸他們拿著地圖，沿著公路走，中午趕到哪個村莊，就在哪裏打尖，晚上的落腳地點通常要計劃一下，因為如果日落之前不能趕到一個可以歇息的村莊是很麻煩的，一般一天走60華裏左右。就這樣每天日出而行，日落而息，四十幾天之後，他們到達了目的地－－首都北京。
我看到過一張小小的黑白照片，是用120膠片照的，上麵有十幾個人，前排人蹲著，後排人站著，每個人都穿著臃腫的棉衣，手裏拿著一本紅寶書，背景是北京天安門。這張照片就是爸爸他們徒步串聯到北京之後，在天安門前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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