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記憶中，文革前的一段日子是祥和和溫馨的。由於父母在外地工作，我從小就跟著姥姥、姥爺，住在姥爺任教的家屬宿舍裏。姥姥家子女多，但那時大多已經成家或獨立了，家裏隻有上大學的小舅、上高中的七姨和上寄宿初中的小姨。當然，還有我。
姥爺的生活似乎是一成不變的，每天備課、講課，並在閑暇時間忙他的研究和文章，但在文革前一年，多年未動的職稱向上晉了一級，工資上調了一大塊，還有了‘紅本’，可以去‘特供店’買一些‘高級的’東西。
姥姥也在逐漸擺脫繁重的家務負擔和經濟負擔，生活得輕鬆和有一點精致起來。家務之餘，也經常走出家門，參加一些居委會的活動，有時那些老太太們還組織個合唱什麽的。偶爾，姥姥和姥爺也一起出去，我記得有幾次他們還坐學校的大客車去劇場看戲。
我呢？成了一名小學生，當上了班長，並光榮地加入了少先隊。除了上學，每天就和院兒裏的孩子瘋玩兒。由於姥姥手頭兒鬆了些，間或也會給我買些小零食，如水果糖什麽的。所以，在我眼裏，那些日子真是很美好的。
但這段日子並不長，很快，文化大革命就來了……
記得在小學一年級的下半學期，也就是1966年的4、5月份，家裏開始有些變化，最明顯的感覺是姥爺忙了起來。
姥爺在大學任教，平時不坐班，除了上課，就隻是每周到教研室開一次例會，每月到係裏領一次工資，及每一、兩個月有一次“民盟”小組活動。除此之外，平時極少出去。但那些天，姥爺幾乎每天下午都要出去，往往到吃飯時還不能下班，回來後，經常顯得很疲憊，“又是去大禮堂了。”姥爺對姥姥說。
大禮堂我是知道的，就離我們家不遠，七姨和小姨經常帶我去那裏看電影。但姥爺去那裏可不是看電影。據姥爺講，每天下午全校師生集中在能裝上千人的大禮堂裏，是進行大鳴、大放、大辯論。辯論主題好像多半與學校的辦學方針和管理有關，主要是一些激進的學生和青年教師給領導提意見。
姥爺是一個古板而不甚關心政治的人，標準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自然不會去參予“辯論”，隻是不得不參加而已，但我能感覺到他的心裏也十分關注著辯論會的動向。
吃飯的時候，姥爺和姥姥說 “這些年輕人，真沒有生活經驗，現在這樣大鳴大放，最後倒黴的還得是他們自己。”
周末，在初中寄宿的小姨，上高中的七姨和上大學的小舅都回到家裏，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著學校的事情，似乎都在開會，辯論一些事情。那一年，小姨正好讀初三，麵臨考高中，本來是很緊張的，現在也把學習放在了一邊，雖未停課，但似乎興趣也轉了向，小舅所在的大學已停課，也搞‘革命大辯論’。姥姥，姥爺隻是默默地聽著他們熱鬧的議論，不怎麽參與意見，但總不忘了提醒一句：在學校不要多講話。
私下裏，姥姥常似自言自語又似對我說：“又要搞運動了”。
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運動’的含義，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們經曆了“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四清”等運動，都對這一名詞有深刻地認識，提起它來，不說談虎變色，也足以使人神經緊張。就連我這樣的的孩子，聽到姥姥的話之後，似乎也總是覺得有什麽事情將要發生，心裏感到沉甸甸的。但是這一次的運動又是什麽樣的呢？
姥爺還是每天開會，有時回來說：這幾天，那些反對領導的學生和教師蔫了，可能有人要挨整，抓右派了。
長輩們都知道，五七年“反右”運動就是以幫助黨整風開始的，但當很多人真誠地，坦率地提出自己對黨的意見後，在運動後期卻被劃成了“右派”。
接下來的幾天，姥爺的口氣變得疑惑了：那些人怎麽又強硬起來了？而且支持他們觀點的人竟越來越多了？再以後，姥爺評論的語氣中便有了憤怒的成份：“他們鬧得也不象話了，矛頭直指校黨委，竟提出‘打倒校黨委’。”
像很多從舊中國走過來的知識分子一樣，姥爺經曆過戰亂、饑荒、日本人的侵略和國共內戰，對共產黨還是有感情的。認為是共產黨使國家統一，免於戰爭的災難，人們能夠安居樂業。同時，也對共產黨廉政政策非常擁護，他們對國民黨統治時期政府的腐敗記憶猶新，並深惡痛覺。所以，盡管姥爺不懂政治，對‘大辯論’的內容並不真正關心，但看到校黨委受到運動的衝擊時還是震動不小，他認為黨委是共產黨在基層的代表，反對黨委就是反對共產黨，內心自然便會產生反感和憤怒。
但是運動自然不會按照像姥爺的思路發展的。事實上，按當時的話來說，此時的群眾運動已‘如火如荼地蓬勃地開展起來了’。那些在運動初期‘跳’出來給校領導，係領導提意見的‘一小撮’人已發展成為一些組織，並以毛主席引用過的的話‘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為宗旨，形成了造反派。他們的口號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而且，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傾向他們，並加入他們的組織。
從小姨，七姨，小舅他們的談論中感到，其他學校的情況也差不多，大學和中學都已全麵停課，叫作‘停課鬧革命’。過了一陣子，又傳來了初中，高中三年級應屆畢業生不畢業，大學五年級學生不分配，‘留校鬧革命’的消息。聽到這個消息，小姨高興地要跳起來，她不用為考高中而複習功課了。
繼大辯論之後，大字報便應運而生。所謂‘大字報’就是把自己的意見寫在一張大紙上，貼到一個公共場所，就象一封公開信一樣，使大家都能看到。那時候人們的生活水平還不是很高，物資也不是很豐富，所以通常人們把大字報寫在舊報紙上。用毛筆，而且字要足夠大。
大字報還有一特點就是極少署真實名字，一般都是署‘革命群眾’。(有了‘紅衛兵’的名詞之後，大部分就署名紅衛兵了)。這一特征對於運動初期的發動群眾是很有利的。畢竟，敢於公開站出來，申訴自己的觀點，參加辯論的人數有限，但自己琢磨清楚了，在家裏是先寫好了，（悄悄地）張貼出來就容易得多了。
我不知道第一張大字報是何時出現在學校校園的，隻記得當我們小孩聽說校園裏有大字報，去看熱鬧的時候，大字報已經鋪天蓋地到處都是了。
開始時，大字報是規規矩矩地貼在學校主幹道兩邊的布告欄上的，後來便到處都是了：建築物牆上、教學樓走廊內、圍牆上、甚至家屬宿舍院裏。
大字報內容也是變化很大的。開始的大字報比較含蓄，不提名字，隻是說一些事情，多半都是與政治和學校政策有關的事。後來就具體化了。大字報越來越多，內容也五花八門，有些是長篇大論講述政治觀點的，很像一篇論文，既有思想性又有文學性，有些則是揭露一些私事，象XXX多吃多占了；XXX搞破鞋了等等。還有一些是公報私仇，泄憤的。大字報涉及的人也越來越廣，常常有些人去看熱鬧，結果在大字報中發現了自己的名字，悄悄地麵紅而去。有個別的人發現了自己的大字報後不甘心，白天不敢仔細看，晚上夜深人靜時溜出去，仔細研究其內容和措詞，揣摩是誰寫的，有可能的話，連夜寫大字報反擊，或揭露對方的問題。當然，敢於這樣作的都是自認為自身問題不大的。
隨著大字報的增多，揀廢紙的人多了起來。大字報一批又一批，新的來，舊的去，或被風撕壞、刮走，常常是碎紙滿街。於是那些家庭生活比較困難的人便讓家裏的老人或小孩出去揀這些廢紙賣錢，以貼補家用。揀著揀著，就有人找起竅門來了：半夜起來去到大字報多的地方撕大字報，於是學生們就組織起來，輪流值班，看守‘大字報’，並抓撕大字報的人，抓住了以‘破壞運動’論處。好在去揀大字報，特別是去撕大字報的人大都是出身好的，即使被抓住了，也就被喝斥一頓，倒沒聽說有人為此鬧出大事。
我上中學的時候，曾學過一篇語文課文，題目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那是毛主席的大字報，是在1966年8月5日寫的。當然，與其說那是一張大字報，不如說是一個運動的綱領性文件。
這場運動就這樣開展了起來，這時候它有了名字，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化大革命’。至於把它稱為‘文革’那時運動結束以後的事情了。在運動中是沒有人這樣稱呼的，這似乎有些不恭敬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