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曆史:不到一百年,三次淪陷首都。
最近的一次是1937年12月的南京淪陷。我常常聽到老百姓中有一種說法,要求日本為侵略中國和南京大屠殺道歉,我有點不以為然。如果把注意力引到了有沒有南京大屠殺上,就更是可恥的。
這樣的血海深仇,道歉是不夠的。日本侵略中國,是毫無道理的。他們一直以來的理由都是這樣的:就是要搶中國的財物資源,就是要強奸中國婦女,就是要殺中國男人。
不相信的話,你們可以去研究,日本還有沒有別的借口。
這就是世界,我們這個時代所處的世界。
毛澤東他們那一代人從那裏走來,比我們這一代人更有切膚之痛。所以有一個說法:沒有褲子穿也要有根打狗棍!
這一句話裏麵,含有多少血,多少委屈,多少骨氣,多少尊嚴啊,是多少錢也買不來的。
文革期間,美蘇之間的冷戰和越南戰爭都在進行中。身處風口浪尖的中國,不可能做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即使別人可以,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是不可以的。
美國這個國家,是過一段時間就要打仗的,誰趕上誰倒黴。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和政治是分不開的,越南戰爭其實就是冷戰的一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西方列強的封鎖。造成這種局麵,可能與拿破侖的獅子論有關係,那可是最早的中國威脅論了。如果這個獅子真的醒了,他們就沒有任意蹂躪的機會了,這個損失對西方來講,是太大了,不能接受的。
在這種情況下,加上當時的國際大氣候,所以冷戰開始的時候,中國是與蘇聯在同一戰壕的。由於蘇聯在二戰中是英美的盟國,所以西方是防範,而不是封鎖。後來,赫魯曉夫在蘇聯搞經濟改革(蘇聯不用開放,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被封鎖),等於是為了經濟的目的,與美國和平共處,對西方眉來眼去了。與中國交惡,就成了蘇聯獻給西方的投名狀。赫魯曉夫在蘇聯搞改革,對蘇聯是有好處的,而對中國確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所以,中國無論從那個角度,都要批赫魯曉夫,把赫魯曉夫視為洪水猛獸。
這個時候,中國是很難的。西方的封鎖,一個明顯標誌就是聯合國的席位問題,一直是蔣介石的台灣代表中國。所以中國沒法開放,單提改革顯然也隻是閉門造車,毫無意義。我以為,毛澤東他們,並不是沒有想到改革開放,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中國那個時候猛批赫魯曉夫,也是向西方表明一個態度:和蘇聯決裂,為向西方開放表明誠意。
“改革在自己,開放則在別人。”這是我大哥說的。
“乒乓外交”,開放有望,改革自然就順理成章了,改革開放的條件就快要有了。
1971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得到聯合國合法席位,1973年初,鄧小平複出。
走到這一步真的不容易!
而能夠走到這一步,文革是關鍵的因素。
文革大概可以算是從1966年到1976年。這一段時間,正是越戰的時間(1959年開始,1960年到1963年第一次大的升級,1963年到1969年第二次大的升級,1975年4月30日結束)。
這裏麵的玄機,就是解開中國開放時機問題的鑰匙。
越南戰爭,美國人有多少報韓戰一箭之仇的意思我不知道,但打越南,看中蘇的策略,確是顯而易見的。
是否跨過17線,就看形勢的變化了。
凡事都是看實力,永遠沒有錯的。
麵對南麵美國,北麵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的威脅,中國應該怎麽辦呢?
所以我大哥告訴我:文革期間的中國,是一個處於準戰爭時期的國家。
一個處於準戰爭時期的國家應該怎麽作為呢?如果萎靡不振,戰爭就真的來了。日本侵略中國就是這麽來的。一個士氣高昂全民皆兵的國家,誰又敢來碰呢?
當然,維持準戰爭狀態是有代價的,無論是人民還是國家,這也是現在人們指責文革之所在了。
明白人應該理解一點:談判桌上的籌碼,是戰場上打出來的;中國開放的籌碼,是文革中折騰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