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付了錢，我高高興興抱了這個收音機回家。以後的多年中，我們全家經常守著這個收音機前，聽一些新聞什麽的，這個收音機一直伴隨我們家，目睹了我們家在史無前列的浩劫中動蕩。紅衛兵來抄家，有一個紅衛兵仔細地研究這台寶石牌收音機，不是什麽好東西。沒有什麽東西可拿，其中一個以前在爸爸領導下的工作人員，發現了一件爸爸一個朋友送的軍大衣。就宣布這件軍大衣北沒收了，說爸爸是走資派，沒有資格穿軍大衣。我那時不過17歲，和他理論起來，但無奈，他和他的一夥人將門一摔，揚長而去。幾天以後，傻乎乎的我還去了這個造反派的地方，找到了他，向他說明這是私人的東西，他把我趕了出來。後來，造反派來人強占住房。一直放這個小收音機的房間被強占了。直到後來，我們五個狗崽子的四個被發配到農村。還不到15歲的四弟下鄉時，當地的貧下中農看他年小好欺負，讓他出民工。工地上四弟常被分配幹的根本不是孩子應該幹的重活。除了吃飯，四弟每天能掙差不多一元錢，交給生產隊以後，每天還有5~6毛錢。他辛苦幹了一年多，掙了240多元，是我們這些小崽子中掙得最多的。一天，他風塵仆仆，高高興興地回家來看爸爸媽媽。一進門，他大聲喊：“爸爸！媽媽！我回來了。看看我給你們帶的禮物！”說著，神氣地將掙得的錢摔在桌子上。媽媽望著臉上還帶著稚氣的四弟，眼睛裏閃著淚花，說：“我兒子能掙錢了。”四弟說，媽媽，這些錢全是你的。四弟問：“爸爸呢？”媽媽說，還關著呢，不知道什麽時候能放出來。四弟說，我去看看能不能探監。四弟去商店買了兩條當時商店裏最好的煙，給爸爸帶去。到了看管所的門口，問荷槍實彈的士兵能不能探監。守門的衛兵大聲對四弟說，不行。四弟又問，“能給我爸爸帶兩條煙嗎？”衛兵收下了煙，沒有給收條。多年以後，我問爸爸收到四弟的煙沒有。爸爸隻是平淡地搖了一下頭。
失望的四弟回到家以後，告訴媽媽，他得回生產隊幹活掙工分，錢就都留給媽媽。媽媽堅持說，你自己留著用吧。要不，就買一個好一點的收音機，剩的錢去我給你存著。我們那裏沒有電，隻能買用電池的半導體收音機。媽媽帶著我和四弟，去商店買了一台當時最貴的熊貓牌短波半導體收音機，要180多元。媽媽說：“老四兒，你把這個半導體收音機帶回農村去，能多聽些電台。”這台收音機比寶石牌的要好多了，同下圖差不多，還有一個黑皮套。
四弟後來同我並到一個集體戶，我們就用這台半導體收音機，和戶裏的其他同學，聽美國，日本，蘇聯的電台，知道了許多在窮鄉僻壤中絕對聽不到的世界上的事兒。那時，美國人都登上月球了，我們還在日複一日，年複一年鏟地除草，修理地球。農忙時，常常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一天下來隻掙幾毛錢，這在當時還算農村中的上等收入。我對四弟說，中國的大學早晚要恢複。後來大學真的恢複了，我們進了大學，又進了研究生，又半工半讀自費出國留學。這兩台收音機伴隨著我的家人一直到199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