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說清楚，“文革”對於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麽。對於中國足球，“文革”同樣是無法承受之重。翻開關於足球曆史的資料，總能找到“‘文革’期間，我國足球運動陷於停頓”的字眼。如果說在前麵戴麟經、胡登輝的故事中，我們講述了“文革”是怎樣傷害足球運動員個體的。那麽本期，我們試圖通過很多人的回憶以及當時遺留下來的文字記錄，拚湊一幅中國足球“文革”歲月的全景圖。也許對於動蕩浩劫的十年歲月來說，文字顯得過於輕描淡寫，但畢竟，我們為這段中國足球曆史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找到了一些記憶碎片。
至今，很多足壇元老回憶起“文革”歲月都會痛心疾首地感歎道:“如果沒有那十年的浩劫，中國足球的發展肯定會好得多。”那是一段漫長而灰暗的日子，尤其是在1967年至1969年的三年間，國字號球隊全部解散，全國找不到一支正規的足球隊，相當一部分運動員甚至受到衝擊和批判，給剛剛有點起色的中國足球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碎片1
年維泗燒鍋爐的歲月
年維泗在1956年紅隊組建後，一直擔任隊長，但是這也未能使他在“文革”期間免遭衝擊，現在回想起當年的情況，年維泗還是覺得那是他人生中非常沉重的一段記憶。當時在國家體委工作的年維泗在一次大會上被打成了“賀龍反動路線的忠實走狗”，會場上“年維泗教練不教人的資反路線必須批判”等口號都喊了起來，然後體委大院裏貼滿了他的大字報。在一次次過關檢查後，年維泗已經被剝奪了繼續執教球隊的資格，體委革委會很快就重新安排了年維泗的工作，到體委鍋爐房燒鍋爐。當時體委的鍋爐房在大門口，每天年維泗就在這個小小的鍋爐房裏燒熱水，成了一名鍋爐工，而同時他還要繼續反省和檢查。
年維泗當時唯一的樂趣就是唱唱樣板戲。年維泗年輕的時候就非常喜歡唱歌，在受審查和批判期間，他隻能通過唱歌來撫慰自己，但是就連這點樂趣也差點被奪走。有一年當時國家體委進行一次革命樣板戲大合唱中，軍宣隊以問題尚未審查清楚為由不讓他參加。年維泗急了，與軍宣隊論理:“我沒有曆史問題，有缺點也是人民內部矛盾，為什麽不讓我唱樣板戲？”最終他在球場鍛煉出來的頑強作風為自己爭來了應有的權利。
碎片2
棉紡廠的天津足球隊
年維泗在“文革”的遭遇是無數足球運動員的縮影，前國家隊主教練戴麟經甚至因為無法忍受批鬥而含恨自盡，多名運動員都受到了批鬥而離開球場。當時根據上級指示，全國從國家體委到地方體委內部都必須成立“人民體育革命委員會”，下設各種部門，但是所有教練幾乎全部都被打倒，體委的工作由“革委會”統一安排，上級領導也由各級體委轉變為各級革委會領導。特別是從1968年開始全國體委係統實行了軍事管製，使得訓練和運動隊正常工作徹底癱瘓。“文革”開始後，各省市的專業隊也都停止了訓練，左樹聲回憶當時那三年間，天津足球隊員必須每天到天津一家棉紡廠去參加勞動，還算好的是，棉紡廠有一個球場，天津隊員參加勞動之餘就可以踢踢球，當時很多其他兄弟球隊八一隊、北京隊的隊員來串聯看到這麽好的球場也上場踢球過癮。但是，很快隨著生產發展，球場“一部分成為原料倉庫，一部分被圈入棉四的領地”，天津隊員們失去了踢球的場地，隻能埋頭工作，當時左樹聲也曾在這塊場地上踢球，受到這些下放勞動的隊員們的影響，最後左家兄弟三人走上了足球之路。
碎片3
球員張路變成解說員
現在北京國安俱樂部副總張路對“文革”的禍害有著切身體會，1964年，他考上了北京先農壇體校足球班，其後，在守門方麵顯露出天賦的他便被北京隊、八一隊等幾支專業足球隊看中。無奈“文革”的到來，讓所有的事情全部停止下來，當時他每天可以到北京四中學習、踢球，但是全國知青開始了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所有球隊都被取消建製，本已嶄露頭角的張路不得不在那三年裏終止了足球生涯，1969年，他來到陝北的延安插隊。
將近四十年後，張路還是很遺憾地說“如果不是“文革”，我還能在專業足球道路上走得更遠”。1971年足球運動剛剛開始複蘇，正在延安插隊的張路在別人的推薦下，幸運地被陝西足球隊選中，但是過去三年裏荒廢了球技，球隊在組建後也沒能係統訓練。兩年後張路考上了北京體育學院足球專業，成為工農兵學員，成了一名足球專家和解說顧問。
碎片4
銀幕上的1974年亞運會
在“文革”期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體育節目組曾一度被撤銷，直到1970年體育節目才重新恢複。當時的廣播都是政治新聞，與體育徹底絕緣，直到七十年代中前期，現場直播體育比賽主要還是通過電台廣播完成的，因為電視尚未普及性地進入百姓家庭。人們通過畫麵看到的體育比賽，主要是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提供的《新聞簡報》等影片，1974年的德黑蘭亞運會就是通過在國內銀幕放映而被國人了解的。當時中國足球隊派隊參加了該屆運動會，當時中國隊員在銀幕上踢球的姿勢讓底下觀眾們感覺振奮，這也是特定曆史時期的產物，而後無論中國足球取得怎樣的成績，再也沒有上過電影紀錄片的大銀幕。
碎片5
鄧小平兩次複出的足球緣
時間進入1971年，社會各方麵開始有了複蘇，其中鄧小平的起落也成為一個標誌性人物，而巧合的是這名超級球迷複出都與足球有關。在鄧小平三上三下的傳奇經曆中，有兩次複出都是通過足球場發出了信號。
1973年，經周恩來總理努力，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有人發現尚未安排工作的鄧小平出現在先農壇體育場的主席台上看足球，人們知道小平離擔任中央要職的時候不遠了。1975年5月28日，已經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鄧小平，於繁忙工作間隙，前往北京工人體育場觀看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屆運動會足球比賽。1976年4月，鄧小平又被“打倒”。
“文革”結束後，1977年7月17日，北京舉辦了10個國家和地區12支球隊參加的“長城杯”足球邀請賽，這是“文革”後我國首次舉辦的國際足球比賽。同一天，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議》。7月30日晚，剛剛複出的鄧小平出現在北京工人體育場主席台上，出席這次足球邀請賽的閉幕式，並觀看中國青年隊同香港隊的比賽，當播音員念到“出席這次比賽的首長有鄧小平”時，全場掌聲雷動。鄧小平的複出意味著體育運動和足球項目的全麵複蘇。
碎片6
政治特色的行軍拉練
“文革”進入尾聲後，1971年國家體委組建了新一屆的國家隊，名宿張俊秀直到現在還始終認為“中國足球的第二個高潮出現在“文革”後期足球解禁之後”，徐根寶、遲尚斌、戚務生這批人都是“文革”前選拔出來的，70年代恢複訓練之後出現了比較高的水平，而這一批人的身體素質也比50年代的第一批人身體素質更好、技術更全麵。
徐根寶等隊員成為“文革”後首批國家隊隊員。當時政治氣氛還是相當濃厚，中國隊組建後的訓練也具有一定的中國特色，首期集訓在北京集中後，安排的第一個項目就是拉練。全隊每個隊員都背上背包，從北京到保定往返拉練行軍，要求是在一周之內走完全程。當時隊員們的體質並不好，走到第三天就已經走不動了，但是行軍拉練是一項政治任務，在這樣的命令下，隊員們每天能走40公裏，走了5天才走完，才算是完成了北京保定之間的折返。雖然長途行軍能促進體能，但是從科學理論角度，這對足球運動員的爆發力、柔韌性和協調性來說也是一種摧殘，可是當時包括徐根寶在內的所有隊員執行得非常堅決，沒有人說“不”。
碎片7
"假球"盛行的原因
隨著體育運動的重新開展，就連一些國際比賽也帶著一些“場外因素”，年維泗回憶，“文化大革命”後，當時的“假球”又被賦予新的涵義。就連最沒資本的足球也在實行“讓球”。當時請來了一些非洲三流球隊，先打進對方幾個球，再讓對方進幾個，踢球已經變質為“完成政治任務”。
恢複了教練身份的年維泗當時比賽前常常接到上麵的指示是“能不能先讓一個”，結果球“讓”多了，隊員動作走形、心理異常，無法適應大型比賽。到1974年參加德黑蘭亞運會時，隊員們都感到不大適應那種寸土不讓的氣氛，當時亞運會上，對方下腳非常凶狠，鏟球也是力度十足，讓隊員們無法適應，結果在小組預賽中被淘汰。
碎片8
援藏教練金誌揚的遺憾
很多教練都從“文革”後期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其中金誌揚算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了。在“文革”期間，金誌揚作為援藏教練之一趕赴西藏組隊，可是“文革”爆發後，足球聯賽被迫終止，西藏足球隊也停止了正常的訓練，而當時隊中的不少球員，也被迫結束了自己的球員生涯。金誌揚對西藏球員有一定的了解，他認為，當時的西藏隊球員綜合實力並不遜色，“藏族人的耐久力強，而且部分球員也有爆發力，但是“文革”那些年阻礙了他們的足球發展。”本來國家體委也非常重視西藏足球，可是“文革”打亂了計劃，金誌揚回想起來也感慨地說，“如果不是“文革”，西藏足球應該可以進入國內足球的前列。”
碎片9
"文革"末尾誕生的海埂基地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足球地標性的昆明海埂基地卻是“文革”產物。馬克堅是昆明人，現在擔任著國青隊的技術顧問，他介紹，“‘文革’剛剛結束，足球恢複了訓練，所以就開始找集訓的地方。但是沒有找到合適的地方，我是昆明人，最終發現這裏的條件很合適。”
當時由於圍海造田的緣故，那是片農場，沒法耕作農作物，“隻能當足球場”，而且麵積足夠大，可以建設很多場地和場館，馬克堅把想法匯報給當地政府之後，對方立即就同意了。於是，1973年開始動工建基地，1975年投入使用，第二年“文革”終於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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