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從裝束上可以區分“婆子”、“圈子”或“好女孩兒”。大致說來，“好女孩兒”的服裝多為商店出售，衣肥褲短、鞋不跟腳，兩條辮子一幅瀏海（時稱“屁簾”），沒有“標誌性”；“圈子”則頭發梳成“小刷子”，中式上衣和褲子貼身地顯出線條。偶去江浙的北京男孩兒會吃驚：怎麽滿街都是“圈子”？“婆子”則與“頑主”同一係列：軍裝為主，因為她們的前身也是“老兵兒”。誠然，三類服裝時或“混搭”，“檻外人”不易分辨。到了冬天，特征就突出了，你若看見前麵款款而行的“小蜜”，上身“國綠”下著“藏藍”，左肩右斜軍用挎包，戴著長逾一米、顏色鮮豔的羊毛圍巾，就非“婆子”莫屬了。
“婆子”中，不乏將門虎女、高幹千金，在紅衛兵遺風未泯的那幾年，舉止行為比較大氣。其與“頑主”廝混，不以錢財為目的。更像是填充退出曆史舞台的空虛，消極表達對現實不滿。而直接來自“老兵兒”的“頑主”，則“簡單粗暴軍閥殘餘”，泡妞不靠獻殷勤，而以不羈的言行吸引異性。在尚武的氛圍中，為“嗆婆子”而“茬架”的事時有所聞。被爭奪的“婆子”絕不會像電視劇那樣，奮不顧身地撲向比較弱小的男友，大叫“別打了！別打了！”而是安靜地等在一旁，等著決出勝利者。
某人“會婆子”，時常由一幫“頑主”陪同，去見一個女孩兒。到了地方，男孩子旁若無人地繼續打打鬧鬧、鬥貧嘴，把那女孩兒晾在一邊。女孩子則乖乖地、崇拜地欣賞他們的無聊。 “頑主”的數量無數倍於“婆子”，難得近距離接觸女孩兒，男孩子不免興奮莫名，亂語胡言。偶有單獨約會，女孩子會從小軍挎裏掏出蘋果、巧克力、牡丹煙等給那男孩兒，以示溫柔體貼。出去吃飯，大半也是女方買單。一則，男孩子的一點零花錢僅夠抽煙；再則，女孩子自尊的心理與今天相反，需以節儉下來的區區之數表示“我等與吃男人的‘圈子’不同”。部分少女甚至把這個計較堅持到風氣丕變的文革晚期：某大家女，年逾及笄待字閨中，有人給她介紹對象，約在飯店見麵。她的條件是：第一頓飯得我請。
那時所謂的“門第”，基本隻是概念。文革初期，當官的幾乎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供炫耀；後來雖然有所“拚爹”，也不在經濟層麵。個人身份更加不值一提，男女一律，不是遠在兵團、插隊，就是工廠的學徒。國家分配使然，與個人能力無關，所以沒人在乎彼此的處境。大院子弟交往的基礎是相似的興趣愛好。
少男少女，耳鬢廝磨，能不偷吃禁果？“出事”也是難免的。犯了“天條”，是放回家還是送“強勞”，得看各位家長的道行。文革中，北京發生過陳少敏坐著“紅旗”（部長級高級轎車）到市局要人的事件，鼓舞了多少高幹子弟。陳少敏也者，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八屆中央委員。八屆十二中全會表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時，她是唯一沒有舉手的人。豪傑之舉隻是特例。其他人家的孩子出事，會用各種關係疏通，減刑、脫罪。沒有法的地方理大。理的好處是反正都通、富有彈性。於是，“不能因孩子的問題影響父母的工作”、“給機會、留出路”等說辭可以任選。警察覺悟也不低，孩子進來先問出身。凡是父母到了司局級或者在什麽要害部門上班的，不待“打招呼”，他們自會“酌情處理”。最省事的如送到家長所在單位的“幹校”，在勞動中反省教育等。我就頗曾得見，女知青、小工人都有。“收容”他們，是“五七幹校”起過的唯一正麵作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