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瑣記”，雖然信手寫來，也還是有點順序的，卻隻說了“衣、住、行”，跳過了“食”。不僅因為文革之“食”乏善可陳，且慘到不忍回顧的地步。今天的健壯男、豐滿女，在那個時候算“胖子”；今天的“胖人”放在那會兒則是病人——肥胖病。因為，在新陳代謝正常的情況下，體重超出標準唯一的原因是攝入過多。而那是吃不上喝不上的十年啊。
口糧有定量。以首善之區北京為例，持城市戶口的人，一切票證中最必需的兩種是：糧本和副食本。每個月，拿著糧本到現在已經消失了的“糧店”領糧票。一般職員：男三十一斤半，女三十斤；重體力勞動者，糧票能發到三十五斤，聽說有吃四十五斤定量的，令人豔羨。
可以想見，定量要靠精打細算、合理搭配、一家人中男女老少俱全以求動態平衡，才能果腹。所以，雖然有“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最高指示”，但僅作為運作各級專業運動隊的基礎理論；民間隻在工間操、體育課上念一念。因為人們的體能和熱量亟需保持，而非消耗。
看似黨和政府充分了解民間饑苦，也在想方設法給百姓增加主食配給，可惜辦法有限。這樣的機會每年隻有一次：賣紅薯，一斤糧票買五斤！那時深秋時節，紅薯長成、出土了。解放牌大卡車上摞著沉重的麻袋，開進北京的胡同。豐收啊，糧店放不下了，堆在開闊一點的地方發售。人們接到通知、奔走相告，幾十上百的人排隊購買，笑逐顏開。
然而，吃到飽與食欲被滿足是不同步的。隻要多吃，喝粥也能肚飽，平複食欲則非菜肉副食不辦。體重多半與食欲成正比。“喝涼水都長肉”一語，起自我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之後。配給的糧食按比例分為米、麵和棒子麵；副食則每個月每人隻有兩斤肉（回民不到此數），半斤花生油，每戶兩斤雞蛋雲雲。香油嘛春節會有的，一家一兩，小磨的哦。這些，都已經印在“副食本”的表格上了。
然而，偶遇特殊節點與民同樂的事情也有過。不知道中國與朝鮮誰先發明的，重要日子額外發放高級食品，以示慶祝。1972年初，北京市民出乎意料地吃到一頓對蝦，憑“副食本”每戶兩隻。事緣尼克鬆訪華，意在讓他知道知道：中國人民生活多麽好。這種表達方式頗為費解：怎麽讓美國總統一行知道呢？難道責成周恩來在國宴上，抓住尼克鬆讚美中餐的機會，指著桌上的對蝦告訴美國人：我們老百姓也吃這個，不信你問他。早已在旁伺候的托兒某服務員趕緊湊過來證實：“是啊是啊，昨天我們家是紅燒了吃的。”中央領導真的相信，美國人對中國民眾的生存狀態一無所知嗎？再說了：兩隻對蝦，讓老百姓領誰的情啊？
曾與朋友聚會，卡拉OK放到李春波的“知青歌”。歌中唱道“那時的飯比現在香，那時的水比現在甜。”座中一位沒有經曆過文革、幸運的年輕人道：“鄉下的東西好吃，不用化肥、沒有汙染。”說得我等“老插”一愣。想想也是，一向豐衣足食、挑肥揀瘦的八零後，沒法設想在那清湯寡水的年代，偶打牙祭，舌上的味蕾多麽敏感。如今，我們再也找不到朵頤大快的感覺了。正其如此，用“那時的飯比現在香，那時的水比現在甜”形容上山下鄉、粗茶淡飯的日子，多麽傳神、意味深長。但絕不在普希金所說“那過去的都變為可愛”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