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基本沒有今天意義上的“旅遊”。“中國旅行社”、“國際旅行社”，都是為洋人服務的。“賓館”也是外國人的住處，國人遠足，下榻在簡陋的“旅館、旅店”。那時，許多城市不對外國人開放，一出北京市區，大約不到今天四環路的地方吧，就會看到一塊大牌子“外國人未經允許不得逾越”雲雲。所以，來華觀光的洋人寥寥無幾，既然不能出城，他們就無緣見識中國的名山大川。其實，既使讓去，他們也未必有那個勇氣-----旅遊服務設施多數不像樣子。我們雖然能去登五嶽、上黃山，則有錢有閑之外，還得能吃苦。
首先是交通，讀上文可以想見，火車出行無論多遠，隻能困頓“硬座”。因為臥鋪要用車票換鋪位牌，完全不可能“蹭”。到了某地，根本沒有旅遊大中小巴、幾日遊等服務，都是打聽去哪兒哪兒哪兒的長途汽車站在什麽地方。比如，1972年初，我等“一上廬山”。坐的就是九江到牯嶺的長途汽車。沿途不知停了多少站，浪費寶貴時間。山上碰到一個同是去幹校探親回京的小夥子，愣是從“好漢坡”爬上來的。
又一年，遊嶽陽樓，上對麵的小島君山，也是乘漁民的渡船。一條木船，擠滿攜帶生產生活用具乃至豬崽、羊羔、雞兔竹籠的漁民。木船又窄又短，人畜器物塞滿其間，吃水很深，左右輕搖。船幫不能坐人，所有的人都呆站在中間，漂過洞庭萬頃波濤。
國內旅遊主要是爬山。山則非峻即險，那時隻有破敗的台階，“纜車”還從未與聞。登台階上下山非常不合算：每一步都要小心地看好腳落何處，不停下來是欣賞不了風景的。就這樣，有限的一點時間，大半用在走台階上，一次去不了幾個地方、看不到多少錦繡河山。想方設法出去走走，不僅因為沒有比較，不知道有更好的旅遊方式。還因那時沒有電視，電影全是黑白，沒人會拍風光片；牆上的招貼畫倒是彩色，不外樣版戲和毛主席像。連“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驚”的風景畫都算“封資修”情調。吃點小苦、受點小累，得見真山真水，心裏其實是很滿意的。
隻有一件事與後來相仿：攝影留念。回想起來已不知做何感想了。我等沒有照相機，即使有，也不外黑白底片、一寸見方的“135”或3寸見方的“120”；鏡頭小、技術差，拍照多半是留念“到此一遊”。
畫麵“黃金分割位置”站著表情刻板的你我他，背後一片模糊、景深平麵。及今翻開老相冊，隻有感歎：可惜了大好的山水，可惜了年輕的容顏。
畫麵“黃金分割位置”站著表情刻板的你我他，背後一片模糊、景深平麵。及今翻開老相冊，隻有感歎：可惜了大好的山水，可惜了年輕的容顏。
那是一個“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時代。社會結構、經濟體製、生活方式都沒給遊山玩水預留空隙。除去出差公幹，等閑之人無從取得全國糧票，無法在外省市買糧吃飯；隻有工作證、學生證，沒有單位介紹信也住不了旅館；旅館經常夜查“流動人口”，“旅遊”也者，相當於“無故出行，或以行跡可疑論，帶去“收容所”
住幾天等候調查結果，也未可知；投親靠友，則留宿者要持“正當理由”為你到當地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雲雲。就假期而言，隻有我等這樣被生產隊疏於管教的插隊知青，可以借故出行。普通行業職工，根本不知“長假”為何物。如此這般，旅客有之，遊客就很稀罕了。
住幾天等候調查結果，也未可知；投親靠友，則留宿者要持“正當理由”為你到當地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雲雲。就假期而言，隻有我等這樣被生產隊疏於管教的插隊知青，可以借故出行。普通行業職工，根本不知“長假”為何物。如此這般，旅客有之，遊客就很稀罕了。
所以，旅遊成為“無煙工業”之前，景點基本上是不予維護的。那是個“抓革命、促生產”的時代，沒有市場何談“創收”。再則，“天下名山僧占多”。水邊山上的人文景觀，多數是廟宇道場。早在文革之前就被棄置，文革再次犁庭掃穴、僧尼還俗。泰山，從岱宗坊到南天門，一路上的娘娘廟、老君堂等等，全部毀壞；山海關旁邊的薑女廟，在辦“批林批孔展覽”；廬山後麵的白鹿洞書院也不開放。景區當然也就不必印製什麽介紹、指南。害得我等知識青年因隻看過毛澤東的七絕《為李進同誌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上了廬山直趨仙人洞，當天往還；下了山才知道還有：含鄱口、龍首岩、五老峰、三疊泉諸多景致。
然而，在不時興遊玩的時代旅遊，竟有現今一切齊備卻無可比擬的好處，遊人稀少！記得蘇州除了虎丘塔下有些人氣，城裏的獅子林、拙政園、*****、西園，靜悄悄；中山陵寬闊的台階，空蕩蕩；上泰山，路上碰到個人，都要搭搭話、聊幾句。而八十年代中期去青島，用山上的望遠鏡往海邊一看，整個沙灘人肉鋪滿，雌雄莫辨。何如1976年的北戴河，寬闊的沙灘了無一人；偌大的天津起士林西餐廳分店，僅我們和一桌洋鬼子。一處圈起來供洋人享用的海濱浴場，碧海藍天、白色沙灘上，隻有兩個金發洋妞：穿著比基尼，一個橫陳躺椅，一個佇立一旁。那是什麽年月，畫裏都沒有見過啊。四下無人，我等獨享了這幅美景。
